九妹

“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

贵州省紫云县火花乡的人们总是在这嘀嘀声中醒来。每天早上六点，开往紫云县城的中巴车都会准时出现在乡政府门口的场坝上，恼人的喇叭声会在寂静的山坳里持续响起，催促那些要去县城的人。

不去县城的人讨厌这嘀嘀声。

九妹从不去县城，可她喜欢这声音。

九妹的屋子里没钟没表，嘀嘀声能告诉她已经六点了，能帮她把身边这些赖床的孩子们叫醒。

当然，喇叭声并不能完全起作用，小孩子贪睡，他们似乎习惯了这声音，所以眼睛都不睁，只是打个哈欠，翻个身，继续享受这最后几分钟的美梦。

“勉——虎——艳——行——吕——井——英——赛——”

九妹开始呼唤他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并把他们摇起来。

五个女孩，三个男孩，一共八个，来自四个家庭，都姓韦，都是九妹的亲戚。九妹姓王，排行老九，爹就给她取名叫王九妹。八个孩子中有她女儿的小孩，有她叔伯侄子的小孩，所以，有的叫她婆婆，有的叫她奶奶。

小孩子的父母都外出打工了，具体的地方九妹记不住，只知道不是广东就是浙江。火花乡的人只去这两个地方。七八年前，紫云县城就有了发往这两地的直达长途客车。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每天都有人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亲戚或是邻居，让他们成为山外人所说的“留守儿童”。

英穿衣服很快，不用九妹催。每天早上，英总是第一个离开这不到十平方米，摆了三张床挤了九个人的“卧室”。英会从外屋墙角的柴堆里挑几根细柴，再把小火炉搬到屋外，开始生火给弟弟妹妹做早饭。英14岁，是八个孩子里最大的，在农村，这是可以分担家务的年龄。早饭是粥，很稀的粥，用昨晚的剩饭熬的。每天九妹做晚饭时，都会比中午多加两把米，这样英就能做粥了。

4岁的勉是孩子中最小的，衣服一定要九妹帮她穿。勉是九妹女儿的女儿，给她穿衣服总是最花时间，因为她总是不停地撒娇。勉有些咳嗽，九妹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再在枕头下摸出一板白色药片，抠出两颗：

“勉，把这药吃了就不咳了。”

勉不说话，只是摇头，她不喜欢那种苦苦的味道。

“勉，不苦的，一喝水就下去，5毛钱一板，贵着呢。”九妹对待勉总是很有耐心，她总是对别人说，勉跟她妈实在太像了。

其他小孩陆陆续续地自己穿好了衣服出来，从斜拉过屋中的绳子上取下自己的洗脸帕，向屋门口的洗脸盆围去。洗脸水是英从水缸里舀好的，天气凉了，水有些冷，但这不算什么。喝口热腾腾的粥当早饭已经不错了。他们早就习惯了即使冬天也洗冷水脸。烧热水是过年才有的事，柴火不好捡。

外屋的墙上有一排钉子，每颗钉子上都挂着九妹自己缝的布口袋，那是孩子们的书包。

洗完脸，喝完粥，孩子们从各自的钉子上取下书包去上学。8岁的吕坐在小板凳上不动。九妹说：

“吕，快走了，大家都走了，迟到老师要骂的。”

“我饿。”吕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着，手不停地扯着自己的布书包。

九妹知道他又在耍赖。吕嘴巴馋，看到班上其他同学买零食吃，他也要买。每到周四场坝上赶集，九妹都花1元钱买两斤地瓜给小孩们分，吕总是会哭着闹着再多要一个。

九妹掏出两角钱，说：“快走了，别跟同学打架。”

吕抓上钱，飞一般地出了门。九妹想，好在就他一个是这样。

有时候，九妹会觉得自己的运气还算不错。爹妈走了的小孩听不听话，没人知道。派出所时常把那些父母外出打工的小孩抓去，因为他们偷菜、偷鸡、偷鸡蛋。她时常听那些跟自己同样情形的人对警察说：“你们多骂一点喽，我们这么大年纪，哪里管得了？”

九妹的八个娃娃崽从来不做进派出所的事。

派出所有时候也会过来跟她聊聊天，帮她把粗大一点的柴劈了。九妹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年纪大了，已经没力气举斧子劈开大柴了。派出所的人一边劈柴一边说：年轻人出去打工好啊，剩下的人都没力气打架，我们也就清闲了。

小孩子们上学的时候，九妹就在窗下织布。织布机是借来的，里屋的三张床也是借来的，它们的主人都外出打工了。

实际上，这两间房子也不是九妹的，是跟公家租来的。乡政府场坝周围的一圈房子都是公家的。邮政所、工商所、税务所一应俱全，可后来全都搬走了，说是业务收入不够负担人员编制。于是，公家把房子租给了私人。九妹租了两间工商所的屋子，一年600元钱。

九妹的家在两座山后面的达帮村。那是个更为偏僻的布依族寨子，沿着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要走三个小时。八个韦家小孩的家都在达帮村，五年前，当他们的父母决定出去打工时，对已经64岁的九妹商量说：

“九婆，娃儿们可怜，您能帮忙带一下不？等我们赚了钱回来，一定会孝敬您老的。”

九妹只有一个独女，无儿防老是多年来令她伤心的事，带带这些后辈亲戚的小孩，将来他们该是会知恩图报给她养老送终的……九妹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

外出打工的人是一拨拨走的。九妹记得最早的时候，县城念中专的后生们回来说，学校以后不包分配，要自主择业了，于是就去了很远的外地。过年回家时中专生们发达了。初中文化的人跟着去了外地，回来过年时荷包也鼓鼓的了。再后来，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也大着胆子走了，他们回来时说，外面的钱不好挣，但比山里还是要好些。最后，目不识丁的人也要去山外了，但这些不识字的人打来的电话让人难过，他们说，卖苦力挣不到钱啊，饭都吃不饱，今年过年没路费回家了。

向九妹托付儿女的亲戚们就是最后这种情况。

梭子在九妹的左右手之间有节奏地扔来扔去。线是别人给的，九妹负责把它织成布，一匹布要织一个多月，九妹能挣50元钱。

腿脚已经不像两年前那么好了。前两年九妹还可以去帮别人种种玉米，插插秧，一天下来，能挣10元钱。可现在，腰弯一会儿就开始疼，只能织织布，或是在周围逛逛，看看能不能捡些纸壳或是塑料瓶什么的回来卖钱。小孩们家里的地也都租给别人种了，每年分粮食收成的三分之一。小孩的米倒也够吃了，但每个周末都得回去背，于是，每到星期五下午，九妹就会带着她的八个小孩翻山越岭地回家背米，三个小时的山路是重要的，因为他们要在中途的林子里捡“青杠子”，这是一种中药。男孩爬到树上，用力摇树枝，“青杠子”就掉下来，女孩再把它们捡起来放进九妹的布口袋里，攒着卖给那些来收药的人。

周日的下午，九妹又会带着孩子们再走三小时回乡上，途中他们会再捡一遍“青杠子”，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得一路捡些柴火回来。乡里的人做饭都用煤和电，可九妹不能用，因为她买不起，她只能捡柴火，没有柴火，饭就吃不成。但碰上下雨，柴火也是捡不成，捡不到柴火的时候，孩子们就只能去各自的老师或是同学家蹭一两顿。这时候，九妹心里总是特别难受，去多了是害羞的。

所以，九妹最怕下雨。

中午的时候，小孩们喊着饿回来了。每天的饭菜都是一样的，一锅米饭，一锅素白菜，偶尔里面会有洋芋，布织好了的时候也许能发现豆腐。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孩子们从不挑食，一会儿就能把一大锅饭菜吃得干干净净，只有勉需要九妹喂。

下午，九妹会到旁边乡政府门口挑水。乡上的水是政府从山上引下来蓄在一个池子里，再引到各家去的，所以用水得交钱。九妹的情况乡政府知道，所以从不向她收水钱。

接水的时候，九妹会和场坝上的人聊天，九妹性格好，从不跟谁闹别扭，大家都喜欢跟她聊天。大家觉得她一个带八个不容易，也时常关心她。谁家打了粑粑会送来一些，谁家请客吃饭菜剩多了也会送过来。所以，九妹喜欢住在乡上，她觉得乡上的生活比村里好多了。

乡上唯一让九妹觉得不好的是狗太多。场坝周围每天都有四处闲逛的狗，没人知道哪只是疯的，哪只是不疯的。狗实在太多了。不过，村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家的狗在外面咬了人，谁家就得带去打狂犬疫苗，得花190元钱。

虎被狗咬过。九妹记得那天她在屋里准备洗衣服，就听到了虎的哭声，她放下洗衣粉走出来时，虎站在门口，一只手抬着自己的另一只手，哭个不停。

“奶奶，狗咬我了。”

“咬哪儿了，怎么咬的？”

“咬胳膊了，我到后面山坡上的厕所尿尿，狗就跑过来咬我了。”

“谁家的狗？”九妹心里怦怦直跳，被狗咬就得去打狂犬疫苗，就得花190元钱，可她知道自己的兜里只有11元5角钱，多一分都没有。

“刘二宝家的。”虎嘟噜着说。

九妹扭着小脚拉着虎去后面山坡上的刘家。

“我家狗在院子里拴得好好的，怎么会跑去厕所那边咬人？”刘二宝他爸问道。

虎突然低头一声不吭了。

“二宝，到底怎么回事？”九妹感觉有些不对，转过头去问二宝。

“韦虎跑来我家看电视，进院子时没注意才被咬的。”

九妹脑袋嗡的一下。190元钱！虎是自找的，刘家人不会出这钱。

钱是九妹回达帮弄来的。山里的人家不挨家挨户，从一家走到另一家得翻山爬坡。好在消息传得快，人们看到九妹走过来，就把准备好的米往她的口袋里一倒说：

“九婆，就这么多了，你拿回去换钱吧。”

“谢谢了，等娃儿们的爹妈打工回来就还。”

谁家10斤，谁家5斤，九妹都记在心里。整整借了200斤，卖了184元钱。

九妹爱干净，晚饭煮上后，九妹会搬脏衣服到门口洗。小孩子衣服脏得快，九妹省吃俭用买来洗衣粉，她常对小孩们说：“娃儿崽呀，爸妈不在身边，就更得干干净净的，别让人家把你们看成野孩子。山里人笑脏不笑补啊……”

农村学校的作业不多，孩子们放学后，都能在场坝上玩到吃饭，虎和吕都喜欢弹玻璃珠，他们有一塑料瓶的玻璃珠，那是让很多男生羡慕的东西。井和行不喜欢玻璃珠，他们喜欢乒乓球，九妹给他们买过一副拍子，花了4元5角钱，那是他们唯一的玩具。他们有空就玩，没多久就打坏了，后来就再没好意思要。场坝边上有一个水泥球台，现在，他们只是在旁边看别人打，别人打累了，也会让他俩玩一会儿。女孩子则帮九妹洗白菜，今天她们没洗到土豆，有些失望。英有家庭作业，她把一块不大的三合板放在膝盖上，开始专心地写作业。板子是九妹捡回来的，那是所有小孩的桌子。“桌子”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英发现有人在板子上写话骂她，怀疑是吕，就去说给九妹听。九妹说：你是姐姐，就让着弟弟吧。

吃过晚饭，孩子们就不跟九妹在一起了。他们三三两两去各自的同学家看电视。九妹没电视，也不爱看。达帮村直到2005年才通上电，也就是说，在九妹的大半辈子里，电视跟她是没关系的，她汉语不好，听不懂电视里的人在说些什么，也不想听懂。小孩们都跑去找电视的时候，老姐妹就来了。大家喜欢在九妹家聊天。她们跟她一样，也帮那些外出打工的后辈带小孩，也不喜欢看电视。她们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搬张板凳坐在大人身边，听大人聊天或是听那些熟悉的布依族的传说。为什么现在这些小孩一到晚上就抱着电视看，她们也不知道。

别人家的家长催自己小孩上床睡觉的时候，九妹的那些娃娃就陆续回来了，除了赛。赛看电视的那个同学家，父母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一个管不了孙子的爷爷。

“赛，回来洗脚睡觉喽……”老姐妹离开的时候，九妹就出来站在场坝上喊。

赛是哼着歌回来的。九妹问：“赛啊，你唱的是什么呀？”

赛说：“是潘玮柏的歌。奶奶，好听不好听？”

九妹嗯了一声。她不知道潘玮柏是谁。年轻时九妹也是喜欢唱歌，唱那种悠扬的布依山歌。那时候，不会唱山歌的人找不到对象。每逢赶集天，未婚的男男女女总是爬到场坝附近的山坡上，东一堆，西一堆，谁看上谁，就唱两句过去，对方若有兴趣，就唱两句回来。你两句，我两句，旁人起点哄，不用多久，小伙子就可以找媒人去姑娘家提亲了。九妹那时候也算火花乡的漂亮妹子，歌声远近闻名。无数小伙子都用歌声赞美过她，可她心高气傲，唱回去的总是讽刺歌。

九妹的婚姻也是在歌声中找到的。

李冬星的歌声飘过来时，九妹的脸就红了。当时唱了些什么，九妹不记得了，她只记得没过多久，冬星家提亲的人就来了。冬星当时是达帮村聪明能干的村支书，九妹自然也没拒绝。婚后一年，九妹生了个女儿。当她准备给冬星生儿子时，冬星说：“咱们就要一个吧？”

“为什么？我们又不是城里人，你不想要儿子？”九妹觉得冬星的提议有些奇怪。

“我是党员干部，如果我们家能生两个生一个，也不坚持生男孩，我们村的计划生育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那以后老了，女儿嫁了，我靠谁去？”

“靠我呀！”冬星说。

九妹每当想起冬星笑嘻嘻地说“靠我呀”，心里都有着说不出的难过，因为冬星没靠多久就病了，身上的皮肤开始像旱灾的土地，变得一块块的，疼得要命，还丧失了劳动能力。脸上也是。九妹既害怕又难过。乡里的医生不知道是什么病，县里的医生说最好去贵阳看，贵阳的医生说，这种病叫“硬皮病”，南京有家医院能治，但要花十几万元。

冬星没去南京。十几万元对山区的农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冬星的脸看着让人害怕，大家都躲着他。一开始，他躲在家里，没过多久，就跑了出去，到处乱窜，一会儿有人说在葫芦口看到他，一会儿有人说在半坡树看到他，大家都认得他，因为他曾经是达帮村的村支书。而他现在，已经精神失常了。有一年冬天，冬星曾跑到了乡上，那是周末，九妹带着孩子们回去了，乡上的人就把他安排在九妹租的屋子里住，半夜也许是太冷了，他就把胶桶点燃了取暖，刺鼻的气味熏醒了邻居，破门进去才救了他一条命。而现在，已经几年了，没人知道他把自己藏在哪里。

每当有不知情的人问：“九婆，你在这儿带小孩，老伴怎么办？”

九妹的眼泪就会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每当有不认识的人问：“九婆，你的儿子呢？”

九妹的眼泪也会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九妹的心也会冷起来。已经有几年了，她听到对面供销社老板喊，九婆，你家的电话。她就兴高采烈地跑过去。一阵嘘寒问暖之后，电话那边的后辈会对她说：“九婆啊，不识字的苦力真挣不到钱啊，就算过年能回来，也买不起东西，再出来还得借钱当路费。孩子们今年跟您过年了，等挣到钱我们再回来孝敬你老人家……”

“明年的房租呢？”九妹问。

“我们会想办法凑钱回来的……”

每当这时候，九妹总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春种时没雨愁，秋收时有雨也愁；不出去打工愁，出去打工也愁。小孩又要跟着她过年了，冬星又不知道要在哪里过年了。命这个东西不能想，一想就想哭，没人打你，你都想哭。好在娃娃们是好打发的，只要许他们个来年的愿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