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道

巡道工冯谆穿着干净的橘黄色工作服,戴着一顶新的黄色安全帽,肩上扛着长长的锤子,锤柄上挂着一个蓝色皮袋,里面装满了扳手、道钉、螺丝。他顺着自己负责的铁道线往前走,身后跟着个年轻记者。

“冯老师,别动!”老冯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在说话,他愣了一下。“冯老师,别走了,给您拍张背影。”突然反应过来是那个记者在叫他呢。他49岁了,从“小冯”到“老冯”,从“矮哥”(因为身材矮小而得的绰号)到“冯师傅”都有人叫,就是没人叫过他“冯老师”,他也从来没想过会有人叫他“冯老师”。

还得从上个月说起。娄底市娄星区摄影爱好者协会举办了一次业余摄影比赛,两百多人寄来的照片中,评委把老冯的作品评了个一等奖,当地电视台的编导听说后,觉得一个巡道工能有这样的爱好和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件值得提倡的好事,便在“都市播报”栏目里专门给他做了期节目。节目播出时,老冯想这节目最好让周部长看一下,便拨通了单位宣传部长家的电话:

“周部长,我是编组车间的巡道工冯谆,跟您汇报一个事情,娄星电视台正在播一个关于我的节目,您要有空就看看呵。”

“行,这就看。”周部长虽是部长,可也就二十来岁,新婚不久。当时,他正搂着老婆躺在沙发上看中央台的“非常6+1”,听到单位职工上了电视,二话没说就转了台。看完节目,周部长心里很是高兴,有这样的职工,自己这个做宣传部长的,面子倒也光彩。

周部长把刚才老冯拨过来的电话又拨了回去:

“冯师傅,感谢啊,感谢你为我们工务段赢得了荣誉……冯师傅,我能拜你为师,跟你学学摄影吗?”

老冯高兴地回答:“好啊!好啊!”

就这样,老冯成了周部长的老师。

又过了几天,老冯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以010开头的号码,老冯还没来得及想是哪儿打来的就按下了接听键。

“喂,冯谆先生吗?我是北京《生活》杂志的记者,我们在做一个关于铁路的专题,有人推荐说巡道工是个很奇特的职业,一个人孤独地工作,却又责任重大,我在网上搜了搜,发现了您,想过来跟您聊聊,方便吗?”

“方便的,方便的……不过……我得跟单位上汇报一下,5分钟后,您再打过来好吗?”老冯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双颊停止了咀嚼槟榔,拨通了“徒弟”的手机。

“周部长忙啥呢?一直等您拍照片又没您消息。”

“哦,是师傅啊,最近应酬太多,年底的职工代表大会要开了,抽不出身啊……”

“啊,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时间。是这样,跟您汇报一个事情,刚才有个北京的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在网上看到了我获奖的消息,想过来采访一下,我想单位是有新闻纪律的,所以先跟您请示一下。”

铁路巡道工/晏礼中

“好事啊,北京媒体采访完,你就是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典型了,多好的事啊,看来网上那个消息我没白放上去。”

“周部长把我获奖的消息放到网上了呀,我还不知道呢,真是谢谢了。”老冯说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记者是坐火车来的,周部长带上老冯,又请了两个工务段的领导借了辆奔驰牌面包车去车站接。

记者姓晏,小个子大眼睛,穿了件蓝色羽绒服、绿色迷彩裤,背着个黄色的背包,戴了副滑稽的小圆眼镜。吃饭时,周部长发现这个记者既不说客套话,也不喝酒。只是一个劲儿地缠着老冯问东问西,有种不经世事的幼稚。周部长心想,怎么一点也不像从北京来的记者啊,把领导晾在一边,真没礼貌。

记者从背包里抽出一本又厚又大的杂志递给老冯。

“冯老师,这就是我们《生活》杂志,您的报道会发在上面。据说您拍了一些照片,我们也想选一些发在上面。”记者说。

老冯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杂志,里面还夹了张CD。记者说是谭盾做的。

“谭盾是谁?”老冯问。

“也是你们湖南人,得过奥斯卡最佳音乐奖,现在在国际上可红了。”

老冯有点后悔自己的多嘴,但还是很高兴。只是参加了一个业余摄影比赛,可是忽然间……在电视剧里常常可以遇到这个“可是忽然间”。导演们是对的:生活里充满了多少意外的事情啊!可是忽然间,他老冯——一个从不曾被领导器重过的铁路巡道工就这样出名了。没准还会像他的老乡谭盾一样,在国际上出名呢。

“晏记者,你看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工作?”周部长问。

“什么都不用,今晚能让我跟老冯一起巡道就行。”记者说。

火车头拉响汽笛,放气的时候,老冯带着北京记者巡道去了。

老冯嘴里嚼着槟榔,一会儿用钉锤把被火车震松了的道钉敲回枕木,一会儿蹲下来在受伤夹板上标小三角。对于巡道工来说,敲道钉是简单业务,只要巡过,冒头的家伙总难逃脱被敲回去的命运。不过,发现连接在两条铁轨间那些断裂的夹板则需要些本事,它们常常被油泥盖住,年轻的巡道工懒得弯腰,也就发现不了,可对老冯来说,在自己巡护的路段里,每一块夹板他似乎都是熟悉的,哪块是新换的,哪块有轻伤,哪块有重伤,他都清清楚楚。

他始终记得第一天巡道时,铁道兵出身的父亲对他的告诫:干活时想着出事,休息时才不会有事。

娄底是一个大山坳中的城市,铁道线也就顺着山谷延伸。以25分钟走1公里的速度,从娄底车站往北走6公里,然后折返,在铁道上敲道钉、查夹板,这便是老冯的工作。

“老冯,喜欢自己的工作吗?”

“我们的工作就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越是刮风下雨,我们越要提高警惕,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了,不说这个了。”记者突然打断了老冯的回答,“说说你自己吧!”“我从来不去歌厅舞厅,也从不去打麻将赌钱,在单位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利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进行摄影创作,巡道时见到一些美丽的景色,下班后,就背着摄影包回来拍。有时候,为了创作一张能反映我们铁路工人精神面貌的好作品,我能等上好几天。拍出了好作品,我就把它放到枕头下,睡到半夜都拿出来看看。嗯,有时候,几天几夜都兴奋得睡不着觉。晏记者,你能不能采访一下我们领导,因为我的成绩和他们的关心是分不开的。上一次,我……”

“老冯,咱们能不能像朋友一样聊聊巡道时的孤独、乐趣、酸甜苦辣什么的吗?”记者又一次打断了老冯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我不太会讲,还是你问吧……”老冯实在不喜欢说话被打断的感觉。他觉得这个北京的记者有点怪。说不好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他先前准备好的,也就是那些在娄底电视台上说过的话,这北京的记者似乎一点也不关心,甚至连听他说完的耐心都没有。

“老冯,那就先讲讲你的身世好了。”记者想了一会儿说。

“我是1956年出生的,长身体时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身体就没发育好。我爸原来是铁道兵,小时候唯一的记忆就是像蚂蚁一样不停地搬家,铁路修到哪儿,我们就搬到哪儿。白天,我在铁路上玩,到了晚上,一家人就在帐篷里守着煤油灯说话。铁道兵解散时,我爸在娄底车站当上了财务室主任。知青返城时,因为父亲的关系我进了铁路系统,开始是在编组车间当调车员,给货车编组。1990年,工务段宣传部成立电影队,我就背着机器和拷贝到各个小站上去放电影。1993年,电影队取消,我回机关烧锅炉。1997年工务段电机维修厂需要工人,我又去当了三年钳工。2000年工厂改组,需要的是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工人,而我才干了三年,你知道,在工务段里最底层的就是下工区进行巡道和维修。有门路的人都不会下工区,我爸虽然是财务室主任,是搞了三十多年财务没有任何污点的会计师,可这时他已经退休了,没人买他的账,我就只能下工区,成了一线的‘铁路农民’。”

“你看那边那条街。”老冯突然回过身指了指左边。顺着老冯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了一条山坡上不宽的街道,街道两旁是一些破旧的房屋,“那条街叫‘万福街’,20世纪90年代是娄底最有名的红灯区,那时候,山坡上站满了穿得特少的姑娘。”

“现在呢?”

“现在她们都转移到娄底的各处去了。”

“那时候,她们和你们说话吗?”

“说啊,怎么不说?我们从车站走出去巡道,她们也开始出来拉客,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没什么客人,她们就挥着手绢说:‘上来玩会儿啊,铁路哥哥’。”

“那你们上去吗?”

“不上,我还骂她们道德败坏呢!我说我们铁路工人的人格就像铁轨一样坚硬笔直。”

“哦?真的吗?”记者眼神中闪过一丝怀疑的目光,“巡道工就真的一点七情六欲都没有?”

“嗯……其实也是有的,有人碰到招手绢的会说:‘我没钱,要是免费,我就上来玩玩’,于是,山上姑娘说,来呀来呀……”

“那他们会上去吗?”那记者睁大了眼睛。

“当然不会,巡道工那黄背心往上一走,全车站的人都看见了,所以,他们也就说,‘下回,下回’,过过嘴瘾罢了。”

绿色的车厢被夕阳照红的时候,老冯和记者走出了车站。

“老冯,巡道时你最怕什么?”记者冷不丁地问了一句。

“路过轧死人的地方……不,最怕猫……不,最怕活人……”

“到底最怕什么?”记者问,微笑中带着兴奋。

“活人!”老冯语气坚定地说。

一轮明月缓缓地浮游,差不多看不出它在动。它把亮光倾泻在铁轨上,旷野上,洒向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铁道两侧,四周恬静而安宁。再往前走100米,就到那个女人卧轨的地方了。

老冯清晰地记得那女人出事的夜晚。他刚刚离开车站附近那些昏暗的灯火,进入像墨汁一样黑色的夜。一列火车迎面而来,黑夜下一长串明亮的窗户处于柔和的咔嚓声中,火车减速向车站驶去时,他甚至可以瞥见人们坐在灯火通明的包厢里聊天。夜晚巡道是相对轻松的,不必像白天那样检查这儿检查那儿。老冯继续心情畅快地往前走,直到他手电筒的光亮照到了一个身体,一个没有头的身体,横卧在铁轨上。突然间,老张觉得四下里一阵阵潮湿的风刮了过来,战栗从他的后脑壳一直传到脚后跟,他后脑壳上仿佛有一个窟窿,从中撒出许多细小的铅砂,顺着他赤裸的肉体滚下去似的。老冯拖着颤颤巍巍的双腿跑回了车站,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了车站派出所,不久,民警们抬走了那人的尸体,捡走了那人滚落于路基下草丛里的脑袋。后来,有人说,那人是个女的。

每逢经过那地方,老冯都会大声唱歌来给自己壮胆。老冯总想忘记那地方轧死过人。他觉得这女人真是讨厌,活得好好的,干吗非要寻死呢?但他转念一想:如果能活得好好的,该是不会寻死的。老冯觉得这女人很笨,一时活不好,不代表一辈子活不好啊。不过,无论如何,这女人都不应该死在自己巡护的路段里,那么长的铁道线,卧哪儿不好,非卧这儿?

又花了很长时间,老冯才克服了那具无头女尸给自己带来的地域性恐惧。但是,从黑夜里窜出,拖着毛骨悚然的叫声在他面前嗖地穿过的野猫们仍能不时地让他头发一根根直竖起来。每次都是这样,不管他唱不唱歌。而且,那些发春的野猫恐吓完老冯之后,甚至让自己的呻吟声在四野里公开散漫,像是在彰显它们的快乐,又像是在嘲笑老冯的胆小。而老冯除了骂上一句“该死的野猫”,也别无他法。

……

还有一个晚上,老冯结束了自己的路段巡查,往车站方向返回。走着走着,突然听到后面传来清晰的脚步声。一种不祥的预感让老冯的头皮开始阵阵发麻。抢东西的他倒不怕,上夜班的巡道工身上也就是一盒烟,几颗槟榔,准备天亮过早的几元钱,谁要抢便给他好了。他加快脚步,那脚步声也在加快;他放慢,那脚步声也在放慢。借着月光,老冯回头瞥了一眼,一个人影,好像还有一根木棍……

老冯顺着铁道的路基撒腿就跑。他跳过枕木,脚底绊着铁轨,一溜烟往车站那边跑去。

“八成是个疯子,疯子晚上出来伤人的事也是时有发生的,他手上那根木棍……可真不细啊!”老冯飞跑着,暗想。

他跑了一段,停住脚想歇口气,可是这时候那脚步声又响了。他回头瞧见那个人影,带着棍子的阴影奔过来。他吓得魂飞天外,就又举步往前跑,一直跑回车站。

“喂……你……你是干吗的?”借着站台上还算明亮的灯光,老冯问那个气喘吁吁追赶上来的人。从衣着上看,这人似乎是个农民,而不太像疯子,他用一根长棍挑了个布包袱。

“我……我赶火车的……”那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伴随着土地妖媚而放荡地起伏,列车呼啸而过时气流在枕木上的颤动,夜幕降临了。

“这误会也够恐怖的,那你晚上就没有让自己放松,好玩的事吗?”记者问。

于是,老冯给他讲了个“老鼠奔跑”的故事。

“过去我在区间巡道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经过一座高三四十米的铁路桥。我的目标就是千方百计地把附近的老鼠赶上桥,只要上了桥,这老鼠就必死无疑了。”

“因为,只要我跺着脚追它,它就会拼命往前跑,然后自作聪明地突然拐弯,黑灯瞎火的,它又看不见桥外面是什么,就‘嗖’的一声冲出桥外,‘砰’的一声摔死了。”

“这是老鼠‘折向逃生’的本性。”老冯用动物学家的口气说道。

“还是挺恐怖的,要是刚好桥下有人走,突然天上掉下只老鼠摔死在面前,还不把人吓死了?”记者讲话时,身体似乎有些发抖。

第二天下午,记者又跟老冯出来巡道了。

记者瞧着老冯,带着行家的神情仔细端详他。

“老冯,怎么喜欢上搞摄影的呢?”

“电影队解散时喜欢上的,也许是怀念放电影的日子吧。到小站去放电影的时候,人们都欢迎你,尊重你,把你当成电影工作者。当时,我就想,人的生活怎么就这么像电影呢?充满这么多意外的事情,我当了农民,当了工人,现在又放上了电影……后来,电影队解散了,安排我去烧锅炉,我心里就特难过,特别怀念胶片上的那些迷人的光影,就存了半年钱,买了第一台海鸥120相机,开始玩摄影了……后来,我当钳工,干巡道工,都坚持玩摄影,我会一直玩到玩不动为止,因为镜头里总能等到一些美的东西……我用打道钉的双手按快门,所以,你来采访我,呵呵,真是像电影啊……”

“老冯,你这头型是自己设计的吗?前面和鬓角都这么短,后面那么长。”听了老冯的话,记者似乎心里有些难受,于是又转移了话题。

“已经留很多年了,原来前面后面都长,我想搞摄影也是搞艺术的嘛,搞艺术的不是都留长头发吗?我也就留了。刚开始,领导要我注意仪表,我那时强,跟领导顶嘴,说什么‘穿衣戴帽,个人爱好’,结果,无论我文艺方面多努力多有才华,也从来没人答理我,我只能每天出来巡道……不过,我现在学乖了,你看,前面这么短,不注意也看不见我后面是长发,不是吗?”

“老冯,还是白天出来巡道的感觉好。”记者又转移了话题。

“是啊,白天好玩的事挺多的,有时候,会有蛇卧在枕木上,我就用脚踩住它的尾巴,伸手捏住它的七寸子,捉回家来,让我老婆去买只鸡来清炖……

“有时候,能捡到从旁边池塘里爬上岸来喘气的甲鱼。

“有时候,会碰见兔子,我就一边追,一边使出吃奶的劲儿把钉锤扔过去,可惜,从来都没砸中过,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

“有时候,列车来时,我手持红旗,面向列车站好,亲眼看着那些跟火车比速度快的兔子啊,斑鸠啊,狗啊什么的,在面前被撞成了我的猎物……呵呵,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老冯,你觉得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幸福吗?”这个记者总是喜欢突然转移话题。

“有两段,你问哪一段?”

“两段都问。”

老冯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幸福。那女人虽然好看,但却性格古怪,任意胡闹,从不安宁。年轻时,她多少对老冯有些爱意,起码说因为他的能说会道有一阵没一阵地爱过他。但后来,她发现这个巡道工挣得不多,还迷恋花费巨大的摄影,她便带着儿子离开了。老冯好面子,也曾放着鞭炮把那女人接回来,可没过多久,她又带着儿子跑了,还搬走了冰箱、彩电。这让老冯痛恨得要死。之后很长的日子里,老冯都一个人过着邋遢而清静的单身汉生活,这段时光按他的话说,“就像从牢狱中放出来一样轻松”。直到1991年,35岁的他和一个比自己小16岁的姑娘结婚时,他才又为自己在与命运较量时占到的上风而感到由衷满意。

“我和现在的老婆相处得挺美满,又生了个儿子。不过,原来她爸爸骂她:‘你嫁不出去了?要找这种离过婚的老头!’人们也都跟着在背后嚼舌根讲闲话,后来,我喝了半斤白酒,壮着胆子去找她爸谈判。她爸说,‘我女儿用了你多少钱,你给她买了多少东西,我们都还你,你不要跟她来往了’。我说,‘就算好不成,这些东西就当是朋友送的好了’。然后跟他解释,当初是如何因为搞摄影离的婚,现在不会了,因为相机这些设备都有了,花不了什么钱,还跟她爸说,我是真心喜欢他女儿,会对她好的。我是哭着说的,说到后来,她爸就同意了。他爸觉得摄影这爱好不坏,而且她爸也是巡道工。”

“你们果然是北京的记者,总能把人弄哭了。”讲着讲着,老冯开始抹起眼泪来。

记者要走的那天,老冯决定带他回趟家。他说要到家里挑几张老冯拍的照片带回北京去。

老冯很高兴。一路上,每碰到熟人,他就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袋槟榔,说:“吃槟榔,吃槟榔。”然后指着旁边的记者说,“这是北京《生活》杂志的记者,专门来采访我的,跟我好几天了。”

这时候,大家都会毫无例外地称赞:“老冯,你现在好有名啊,电台、电视台里都有你,连北京的记者都来了”。

老冯则提高了嗓门:“哪里,哪里”。

“老冯,你现在出名了,还想干巡道工吗?”记者问。

“不干巡道工,我干啥?”

“比如去当摄影师啊,按按快门,挣钱又快又多。”

“这事我早就想过,有时候,也有人找我拍点片子,挣点小钱。可爱好是一回事,饭碗则是另一回事。我还有老婆孩子,不能冒这个风险啊。”

“哦……”

晚上,老冯躺在床上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困。他把胳膊穿过妻子的脖颈,轻轻地抚摸着她瘦小的肩头。

“老婆,再过十年,等我退休了,我就可以把我的爱好变成饭碗了……”

《别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