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倾注浓郁的感情去做一件事，肯定能做好，因为发自真心，会竭尽所能。但如果出于感情而做很多事，就未必每件事都能做好。做慈善的时间久了，我才对这段话印象深刻起来。
多年来，政府对西藏的教育问题一直很重视，在内地也设立了专门招收藏族孩子的学校，山东济南西藏中学就是这样的学校之一。藏地的孩子如果能到内地来学习，那是让孩子们倍感荣耀的事，并且对他们的发展很有益处。
遗憾的是，西藏的孩子千里迢迢来到济南读书，寒暑假是不能回家的。交通受限，家庭经济条件受限，从走出阿里的那天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要独立在外地生活4年，毕业才能返回西藏。
4年，对一个不能和父母相见的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为了圆他们每年都能和父母相见的梦，I Do基金制定了这样一个慈善计划：假期送西藏的孩子们回家！
这件事想起来完美，可做起来才发现很难。有一年暑假，基金同事们开车送一个叫平措旺姆的孩子回家。平措旺姆的家在扎达县香孜乡西谢村，离扎达县还有9个小时的路程，接近边境。可是从扎达县去她家的路被洪水冲断了，由于其家乡偏僻，信号又不好，根本无法联系上他的父母，面对这种情况，I Do基金同事们只好望“路”兴叹。这个走了5100公里，离家只有120公里的孩子，只能泪眼婆娑地看着家的方向，哽咽着絮叨：“只要不下雨，还是可以开进去的……”
这还算是幸运的。还有一次，I Do基金的同事在护送藏族孩子回家的路上，遇到泥石流，一辆车翻了。万幸的是，车里的藏族孩子和同事都没事。可我后怕的要命，本来是做好事，如果真出了人命，那可就成了人命关天大坏事，这责任是任何人都负不起的啊！
我终于从感情的热潮中冷静下来，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做慈善要有理性，不是什么慈善之举都要去做，要挑选我们最擅长的事。
其实当你做过慈善后，你会慢慢变得 “冷血”，或者说，不再感性。这话乍一听令人难以置信，实际上却是事实。我还记得汶川地震时，我和慈善总会的朋友们在医院，许多工作人员对那些受伤的孩子很“冷酷”，一脸严肃，“机械性”地检查着孩子们的受伤情况，然后把他们推到各个房间，这种分发是按受伤轻重来的。
我当时看到他们的动作很不能理解，特别是他们的神情。面对这些受伤的孩子，难道他们心里没有触动吗？
但后来有人告诉我，如果你真的是个慈善者，就应该敬业地工作，按规范去做好每件事，而不是放肆地流露感情，那样于事无补。
到今天（2014年），做了六年的基金，我对慈善的认识已逐渐理性：不要在你的能力范围所不及之处去设定过多的理想主义目标。比如，从企业客观条件来讲，经过1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企业允许我拿出一部分精力来做这样一个基金。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今年拿2000万去做这事，明年拿4000万去做那事，一年要做20件、40件事。我设定的目标是，在我们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从专业的角度去做规划，做一些长期的有目标的事情。哪怕开始的第一年，我们只对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这样30年后，我们基金对社会的价值，也将会是巨大的。
在我的规划中，基金的发展是一个哑铃型的成长模式。在基金刚成立的时候，因为经验和规模的不成熟，我们需要不断地去尝试适合我们的项目，做得会比较多，跨度范围也比较广。随着基金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团队逐步成熟，经验逐步丰富，就需要把有把限的精力放在有限的几个项目上，用最好的资源把它们做透做深。等基金发展成熟后，作为一个平台能调动更多的资源和社会力量时，我们又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运作更多的项目。
基金目前还处在一个摸索阶段，与社会上更多成熟的公益组织或机构比较，我们确实不足费再多笔墨。不过，慈善本就不是一个拼资金的事情，我们可以不是最大规模的，最多资源的，但我想做到的是，我们一定是最用心的。
所以我一直坚持两个观点：一是勿以善小而不为，而且要亲力亲为。在我们早期的慈善公益行为中，很多项目并不成体系，但只要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定会去做。包括去西藏做慈善这件事，很多人认为完全不用这么艰苦的做法，亲自运送物资，与孩子们游戏互动，耗费的人力物力太多，不如直接捐些款项过去。可慈善真的不是汇款邮寄包裹。如果不是亲自去，怎能知道当地人真正需要的帮助是什么？对福利院的孩子来说，对那些缺乏亲情见谁都叫“妈妈”的孩子来说，真正需要的可能并不是物质上的捐助，而是关怀与温暖。
第二个观点是可持续慈善。有一次，一个国际上的捐助团队到学校做慈善。学校老师把孩子召集过来，集合，准备发东西。谁知，被老外制止了。他们认为，这种毫无付出就能获取的事情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对孩子将来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于是，他们召集孩子一起劳动，劳动的报酬便是捐助的物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慈善不是单纯的“给予”，成熟的公益行为，应该是更多地帮助求助者自救，培养他们一种技能，通过有原则地帮扶去激发他们自我发展的能力。这就是可持续慈善，真正长久的公益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