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大约一九四八年）偶然在一本《读者文摘》上看到一段补白：“每日清晨对你自己说：‘我将要遇到好管闲事的人，忘恩负义的人，狂妄无礼的人，欺骗的人，嫉妒的人，骄傲的人。他们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们不能分辨善与恶。”这几句话很使我感动。这是引自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这一位一千八百多年前的罗马皇帝与哲人，至今仍存在于许多人心里，就是因为他这一部《沉思录》含有许多深刻的教训，虽不一定是字字珠玑，大部分却是可以发人深省。英国批评家阿诺德写过一篇评论，介绍这一位哲人的思想，收在他的批评文集里，语焉不详，难窥全貌。我最近才得机会读其全书，并且适译一遍，衷心喜悦之余，愿为简单介绍。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生于公元一百二十一年，卒于一百八十年，是罗马贵族。父、祖父俱为显宦。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主要的是斯多葛派（Stoic）哲学，自幼即学习着过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习惯于吃苦耐劳，锻炼筋骨。他体质孱弱，但勇气过人。狩猎时擒杀野猪毫无惧色，但对于骄侈逸荡之事则避之唯恐若浼。当时罗马最时髦的娱乐是赛车竞技，每逢竞赛之日，朝野轰动，甚至观众激动，各依好恶演成门户，因仇恨而厮杀打斗。对于此种放肆过分之行为马可独不以为然。他轻易不到竞技场去，有时为环境所迫不能免俗，他往往借故对于竞技不加正视，因此而备受讥评。
马可于四十岁时即帝位。内忧外患相继而来，战云首先起自东方，北方边境亦复不靖，罗马本土亦遭洪水泛滥，疠疫饥馑，民穷财尽，局势日非。马可出售私人所藏珠宝，筹款赈灾。其对外作战最能彪炳史册的一役是一百七十四年与Quadi族作战时几濒于危，赖雷雨大作而使敌人惊散转败为胜，史称其军为“雷霆军团”。后东部总督误信马可病死之讯叛变称帝。马可不欲引起内战，表示愿逊位以谢，叛军因是纷纷倒戈，叛军领袖被刺死。马可巡抚东方，叛军献领袖头颅，马可怒，不予接受，并拒见其使者，说：“我甚遗憾竟无宽恕他的机会。”赦免其遗族不究，宽宏大量，有如是者。屡次亲征，所向皆克，体力已不能支，一百八十年逝于多瑙河之滨，享年五十九岁。
作为一个军人，马可是干练的，武功赫赫，可为佐证。作为一个政治家，马可是实际的。他虽然醉心于哲学，并不怀有任何改造世界的雄图，他承先人余烈，尽力守成，防止腐化。在统治期间权力稍过于集中，但为政力求持平，用法律保护弱者，改善奴隶生活，蔼然仁者之所用心。在他任内，普建慈善机关，救护灾苦民众，深得人民爱戴。论者尝以压迫基督教一事短之，其实此乃不容讳言之事，在那一时代，以他的地位，压迫异教是正常事，正无须曲予解脱。
《沉思录》（Meditations）是马可的一部札记，分为十二卷，共四百八十七则，除了第一卷像是有计划地后添上去的之外，都没有系统，而且重复不少，有的很简单只占一两行，有的多至数十行。原来这部书本不是为了出版给人看的，这是作者和他自己心灵的谈话的记录，也是作者“日三省吾身”的记录，所以其内容深刻而诚恳。这部书怎样流传下来的已不甚可考，现只存有抄本数种。不过译本很多，曾译成拉丁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挪威文、俄文、捷克文、波兰文、波斯文等。在英国一处，十七世纪刊行二十六种版本，十八世纪五十八种，十九世纪八十一种，二十世纪截至一九〇八年已有三十种。这部书可以说是对全世界有巨大影响的少数几部书之一，可以称得起是爱默生所谓的“世界的书”。
马可的《沉思录》是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最后一部重要典籍。斯多葛派哲学的始祖是希腊的季诺，大概是生存于公元前三百五十年至公元前二百五十年之际。他生于塞浦路斯岛，此岛位于东西交通线上，也可说是一个东西文化的接触点。东方的热情，西方的理智，无形中会集于他一身。他在雅典市场的画廊（stoa）设帐教学，故称为斯多葛派哲学之鼻祖。Seneca（按：即塞内加）、Epictetus（按；即埃皮克提图）与马可是这一派哲学最杰出的三个人。这一派哲学特别适合于罗马人的性格，因为罗马人是特别注重实践的，而且性格坚强，崇尚理性。斯多葛派的基本的宇宙观是唯物主义加上泛神论，与柏拉图之以理性概念为唯一的真实存在的看法正相反。斯多葛派哲学家认为只有物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在物质的宇宙之中遍存着一股精神力量，此力量以不同形式而出现，如火，如气，如精神，如灵魂，如理性，如主宰一切的法则，皆是。宇宙是神，人民所崇拜的神祗只是神的显示。神话传说皆是寓言。人的灵魂也是从神那里放射出来的，而且早晚还要回到那里去。主宰一切的原则即是使一切事物为了全体的利益而合作。人的至善的理想即是有意识地为了共同利益而与天神合作。除了上述的基本形而上学之外，马可最感兴趣的是伦理观念。时至今日，他的那样粗浅的古老的形而上学是很难令人折服的。但是他的伦理观念却有很大部分依然非常清新而且可以接受。据他看，人生最高理想即是按照宇宙自然之道去生活。所谓“自然”，不是任性放肆之谓，而是上面所说的“宇宙自然”。人生中除了美德便无所谓善，除了罪恶之外便无所谓恶。所谓美德，主要有四：一是智慧，所以辨善恶；二是公道，以便应付人事悉合分际；三是勇敢，借以终止苦痛；四是节制，不为物欲所役。外界之事物，如健康与疾病，财富与贫穷，快乐与苦痛，全是些无关轻重之事，全是些供人发挥美德的场合。凡事有属于吾人能力控制范围之内者，有属于吾人不能加以控制者，例如爱憎之类即属于前者，富贵尊荣即属于后者。总之，在可能范围之内需要克制自己。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对宇宙整体负有义务，应随时不忘自己的本分，致力于整体的利益。有时自杀也是正当的，如果生存下去无法尽到做人的责任。
马可并不曾努力建立哲学体系，所以在《沉思录》里我们也不能寻得一套完整的哲学。但是其中的警句极多，可供我们玩味。例如关于生死问题，马可反复叮咛，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他说：
你的每一桩行为，每一句话，每一个念头，都要像是一个立刻就要离开人生的人所发出来的。
莫以为你还有一万年可活。你的命在须臾了。趁你还在活着，还来得及，要好好做人。
全都是朝生暮死的，记忆者与被记忆者都是一样。
你的命在须臾，不久便要烧成灰，或是几根骨头，也许只剩下一个名字，也许连名字都留不下来。
不要蔑视死，要欢迎它，因为这是自然之道所决定的事物之一。
对于视及时而死为乐事的人，死不能带来任何恐怖。他服从理性做事，多做一点，或少做一点，对于他是一样的。这世界多看几天或少看几天，也没有关系。
马可经常地谈到死。他甚至教人不但别怕死，而且欢迎死。他慰藉人的方法之一是教人想想这世界之可留恋处是如何的少。一切宗教皆以“了生死”为一大事。在罗马，宗教是非常简陋而世俗的，人们有所祈求则陈设牺牲匍匐祷祝，神喜则降福，神怒则为祸殃。真正的宗教信仰与热情，应求之于哲学。马可的哲学的一部分实在即是宗教。他教人对死坦然视之，这是自然之道。凡是自然的皆是对的。“我按照自然之道进行，等到有一天我便要倒下去做长久的休息，把最后的一口气吐向我天天所从吸气的空中去，倒在父亲所从获得谷类，母亲所从获得血液，乳妈所从获得乳汁的大地上……”这说得多么自然，多么肃穆，多么雍容！
人在没有死以前是要努力做人的。人是要去做的。做人的道理在于克己。早晨是否黎明即起，是否贪睡懒觉。事情虽小，其意义所关甚巨。这是每天生活斗争中之第一个回合。马可说：“在天亮的时候，如果你懒得起床，要随时做如是想：‘我要起来，去做一个人的工作。’我生来即是为做那工作的，我来到世间就是为做那工作的，那么现在就去做又有何可怨的呢？我是为了这工作而生的，应该蜷卧在被窝里取暖吗？‘被窝里较为舒适呀！’那么你是生来为了享乐的吗？”马可的卧房极冷，两手几乎不敢伸出被外，但是他清晨三点或五点即起身，马可要人克制自己，但并不主张对人冷酷，相反的，他对人类有深厚的爱，他主张爱人，合作。他最不赞成发怒，他说：“脸上的怒容是极其不自然的，怒容若是常常出现，则一切的美便立刻消失，其结果是美貌全灭而不可复燃。”他主张宽恕。他说：“别人的错误行为应该由他自己去处理。”“如果他做错事，是他作孽。也许他没有做错呢？”“你因为一个人的无耻而愤怒的时候，要这样地问你自己：‘那个无耻的人能不在这世界存在吗？’那是不能的，不可能的事不必要求。”“别人的错误行为使得你震惊吗？回想一下你自己有无同样的错误。”“你如果对任何事情迁怒，那是你忘了这一点，一切事物都是按照宇宙自然之道而发生的；一个人的错误行为不干你的事；还有，一切发生之事，过去如此，将来亦如此，目前到处亦皆如此。”
马可克己苦修，但不赞同退隐。他关心的乃是如何做与公共利益相符合的事，他的生活态度是积极入世的。修养在于内心，与环境没有多大关系。他说：“一般人隐居在乡间、在海边、在山上，你也曾最向往这样的生活。但这乃是最为庸俗的事，因为你随时可以退隐到你自己心里去。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清静——尤其是如果他心中自有丘壑，只消凝神一顾，立刻便可获得宁静。”还真是得道之语。他又说：“过一种独居自返的生活。理性的特征便是面对自己的正当行为及其所产生的宁静和平而怡然自得。”这就是“明心见性”之谓。马可和我们隔有十八个世纪之久，但是因为他的诚挚严肃的呼声，开卷辄觉其音容宛在，栩栩如生。法国大儒Renan（按：即勒南）在一八八一年说：“我们人人心中为马可·奥勒留之死而悲戚，好像他是昨天才死一般。”一个苦修的哲学家是一个最可爱的人，至于他曾经做过皇帝一事，那倒无关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