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可以说不是一门学问，也不是一种艺术，只是一种服务。从前外国人来到中国观光，不通中国语，常雇用一名略通洋泾浜英语的人权充舌人，俗称之为“马路翻译”。做马路翻译也不容易，除了会说几句似通非通的句法不完整的蹩脚英语之外，还要略通洋人心理，拣一些洋人感兴趣的事物译给他听。为了赚几个钱糊口，在马路上奔波。这也算是一种服务。
较高级的舌人，亦即古时所谓的通译官，“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也”。南方曰象，北方曰译。象胥即是司译事的官吏。如今我们也还有翻译官，政府招待外国贵宾的时候，居间总有一位翻译官。外国人讲演，有时候也有人担任翻译。这种口头翻译殊非易事，尤其是事前若未看过底稿，更难达成准确迅速的通译的任务，必其人头脑非常灵活，两种语言都有把握才成。
学术著作与文艺作品的翻译属于另一阶层，做此种翻译，无须跑马路，无须立即达成任务，可以从容推敲。虽然也是服务，但是很不轻松。有些作品在文字方面并不容易了解，或是文字古老，或是典故太多，或是涉及方言，或是意义晦涩，都足以使译者绕室彷徨，搔首踟蹰。译者不一定有学问，但是要了解原著的一字一句，不能不在落笔之前多多少少做一点探讨的功夫。有时候遇到版本问题，发现异文异义，需要细心校勘，当机立断。所以译者不是学者，而有时被情势所迫，不得不接近于学者治学态度的边缘。否则便不是良好的服务。凡是艺术皆贵创造，翻译不是创造。翻译是把别人的东西，咀嚼过后，以另一种文字再度发表出来，也可说是改头换面的复制品。然而在复制过程之中，译者也需善于运用相当优美的文字来表达原著的内容与精神，这就也像是创造了，虽然是依据别人的创造作为固定的创造素材。所以说翻译不是艺术，而也饶有一些艺术的风味。
在文化演进中，翻译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因为翻译帮助弘扬本国的文化，扩展思想的范围，同时引进外国的思潮和外国的文艺，刺激本国的作家学者。我们中国古时有一项伟大的翻译运动，佛经的翻译，其规模之大无与伦比。由于一些西域的高僧东来传教，兼做翻译，如汉明帝时之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与迦叶摩腾合译《四十二章经》，又自译《佛本生经》第五部十三卷，是为翻译之始。西晋竺法护译经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多为大乘佛典。而后秦的鸠摩罗什，南北朝之真谛，与唐之玄奘合称为中国佛教之三大翻译家，以玄奘之功绩最为艰苦卓绝。玄奘发愿学佛，间关万里，归国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译笔谨严，蔚为大观。佛经翻译不仅弘扬了佛法，对一般知识文艺阶层亦发生很大影响。其所以发生这样效果，固由于译者之宗教热忱，政府之奖掖辅助亦为主要因素。佛经的翻译一向被视为神圣的事业。每译一经，有人主译，有人襄助。直到晚近，仍带有浓厚庄严的宗教色彩。抗战时期，我曾游四川北碚缙云山，山上有缙云寺，寺中有太虚法师住持之汉藏理学院，殿堂内有钟罄声，僧众跪蒲团上，红衣黄衣喇嘛三数辈穿梭其间，烛光荧然。余甚异之，询诸知客僧法舫，始知众僧正在开始翻译工作，从藏文佛典译为汉文。那种虔诚慎重的态度实在令人敬佩。因思唐人所撰“一切经音义”所表现对于佛经译事之认真的态度，也是不可及的。
晚清西学东渐，翻译乃成为波澜壮阔的一个运动。当时翻译名家以严几道与林琴南为巨擘。严几道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书共九种，虽然对于国家社会的进步究竟有多少具体贡献很难论定，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不容否认的。（胡适先生就是引“适者生存”之意而命名的。）他又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直到如今还有不少人奉为圭臬。可惜的是，他用文言翻译，而又力求精简，不类翻译，反似大作其古文，例如“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以这样的句子来说明“天演”，文字非不简洁，声调非不铿锵，但是要一般读者通晓其义恐非易事。西洋社会科学的名著，大多本非简明易晓之作，句法细腻，子句特多，译为中文，很费心思，如果再要加上古文格调，难上加难。严氏从事翻译，选材甚精，大部分皆西洋之近代名著，译事进行亦极严肃，但是严氏译作如今恐怕只好束之高阁，供少数学者偶尔作为研究参考之用。林琴南的贡献是在小说翻译方面。所译欧美小说达一百七十余种之多。以数量言，无有出其右者。他的最大短处是他自己不清外文，全凭舌人口述随意笔写，所谓“耳受手追，声已笔止”。这样的译法，如何能铢两悉称地表达原作的面貌与精神？再则他自己不懂外国文学，所译小说常为二三流以下之作品。殊少翻译之价值。他的文言文，固是不错，鼓起国人对小说之兴趣，其功亦不在小。
白话文运动勃发以后，翻译亦颇盛行。唯嫌凌乱，殊少有计划的翻译，亦少态度谨严的翻译。许多俄、法文等欧洲小说是从英、日文转译的。翻译本来对于原著多少有稀释作用，把原文的意义和风味冲淡不少，如今再从日文、英文转译，其结果如何不难想象。鲁迅先生所编译之“文艺政策”等一系列的“硬译”，更无论矣。
四十几年来值得一提的翻译工作的努力应该是胡适先生领导的“翻译委员会”，隶属于“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有胡先生的领导，有基金会的后盾。所以这个委员会做了一些工作，所译作品偏重哲学与文学，例如培根的《新工具》《哈代小说全集》《莎士比亚全集》《希腊戏剧》等凡数十种。惜自抗战军兴，其事中辍。
“国立编译馆”，顾名思义，应该兼顾编与译，但事实上所谓编，目前仅是编教科用书，所谓译，则自始即是于编译科学名词外偶有点缀。既无专人司其事，亦无专款可拨用。徒负虚名，未彰实绩。抗战期间，“编译馆”设“翻译委员会”，然亦仅七八人常工作于其间，如蒙森之《罗马史》、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萨克雷之《纽卡姆一家》等之英译中，及《资治通鉴》之中译英。《资治通鉴》之英译为一伟大计划，缘大规模的中国历史（编年体）尚无英译本，此编之译实乃空前巨作。由杨宪益先生及其夫人戴乃迭（英籍）主其事，夫妇合作，相得益彰，胜利时已完成约三分之一，此后不知是否赓续进行。唯知杨宪益夫妇在大陆仍在从事翻译工作，曾有友人得其所译之《儒林外史》见贻。“编译馆”来台后，人手不足，经费短细，除做若干宣传性之翻译以外，贡献不多。偶然获得资助，则临时筹划译事。我记得曾有一次得到联合国文教组织一笔捐助，指明翻译古典作品，咨询于余，乃代为筹划译书四五种，记得其中有吴奚真译的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此书是根据英国名家诺尔兹的英译本，此英译本对英国十六世纪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在英国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吴奚真先生译笔老练，惜仅成两卷，中华书局印行，未能终篇。近年来有齐邦媛女士主持的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两卷，亦一大贡献。
翻译，若认真做，是苦事。逐字逐句，矻矻穷年，其中无急功近利之可图。但是苦中亦有乐。翻译不同创作，一篇创作完成有如自己生育一个孩子，而翻译作品虽然不是自己亲生，至少也像是收养很久的一个孩子，有如亲生的一般，会视如己出。翻译又像是进入一座名园，饱览其中的奇花异木，亭榭楼阁，循着路线周游一遭而出，耳目一新，心情怡然。总之，一篇译作杀青，会使译者有成就感，得到满足。
翻译，可以说是舞文弄墨的勾当。不舞弄，如何选出恰当的文字来配合原著？有时候，恰当的文字得来全不费工夫，俨如天造地设，这时节恍如他乡遇故人，有说不出的快感。例如，莎士比亚剧中有“a pissing while”一语（见《二绅士》四幕一景二十七行），我顿时想到我们北方粗俗的一句话“撒泡尿的工夫”，形容为时之短。又例如，莎士比亚的一句话：“You three-inch fool”（见《驯悍妇》四幕一景二十七行）正好译成我们《水浒传》里的“三寸丁”。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许多，但是可遇不可求的。
翻译是为了人看的，但也是为己。昔人有言，阅书不如背诵书，背诵书不如抄书。把书抄写一遍，费时费力，但于抄写过程之中仔细品味书的内容，最能体会其中的意义。我们如今可以再补一句，抄书不如译书。把书译一遍费时费力更多，然而在一字不苟地字斟句酌之余必能更深入了解作者之所用心。一个人译一本书，想必是十分喜爱那一本书，花时间精力去译它，是值得的。译成一部书，获益最多的，不是读者，是译者。
人人都知道翻译重要，但很少人肯致力于翻译事业的奖助。文学艺术都有公私的奖，不包括翻译在内。好像翻译不是在文艺范围以内。学术资格的审查也不收翻译作品，不论其翻译具有何等分量。好像翻译也不在学术领域之内。其实翻译也有轻重优劣之分，和研究创作一样未可一概而论。近年的翻译颇有杰出之作，例如林文月教授所译之《源氏物语》，其所表现的功力及文字上的造诣，实早已超过一般的创作与某些博士论文。潜心翻译的人，并不介意奖励之有无。但如有机关团体肯于奖助，翻译事业会更蓬勃。
翻译没有什么一定的方法可说，译者凭借他的语文修养，斟酌字句，使原著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在另一种文字中出现而已。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
什么才是好的翻译？有人说，翻译作品而能让人读起来不像是翻译，才是好的翻译。这是外行的说法，至少是夸张语。翻译就是翻译，怎能不像翻译？犹之乎牛肉就是牛肉，怎能嚼起来不像牛肉而像豆腐？牛肉有老有嫩，绝不会像豆腐。
意大利有一句俗话：“翻译像是一个女人——貌美则不忠贞，忠贞则其貌不美。”这句话简直是污辱女性。美而不贞者固曾有之，貌美而又忠贞者则如恒河沙数。译者为了忠于原文，行文不免受到限制，因而减少了流畅，这是毋庸讳言的事。不过所谓忠，不是生吞活剥地逐字直译之谓，那种译法乃是“硬译”、“死译”。意译直译均有分际，不能引为拙劣的翻译的借口。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和玄奘译的《金刚经》，一为直译，一为意译，二者并存，各有千秋。
译品之优劣有时与原著之难易有关。辜鸿铭先生为一代翻译大师，其所译之英国文学作品以《疯汉骑马歌》及《古舟子咏》二诗最为脍炙人口，确实是既忠实又流利。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两首诗都是歌谣体的叙事诗，虽然里面也有抒情的成分。其文字则极浅显易晓，其章节的形式与节奏则极简单。以辜氏中英文字造诣之深，译此简明之作，当然游刃有余。设使转而翻译弥尔顿之《失乐园》，其得失如何恐怕很难预测了。
关于翻译我还有几点拙见：
一、无论是机关主持的，或私人进行的翻译，对于原著的选择宜加审慎。愚以为有学术性者，有永久价值者，为第一优先。有时代需要者，当然亦不可尽废。唯尝见一些优秀的翻译人才做一些时髦应世的翻译，实乃时间精力的浪费。西方所谓畅销书，能禁得时间淘汰者为数不多。即以使世俗震惊的诺贝尔文学奖而言，得奖的作品有很多是实至名归，但亦有浪得虚名不孚众望者，全部予以翻译，似不值得。
二、译者不宜为讨好读者而力求提高文字之可读性，甚至对于原著不惜加以割裂。好多年前，我曾受委托审查一部名家的译稿——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是一部大书，为史学文学的杰作。翻阅了几页，深喜其译笔之流畅，迨与原文对照乃大吃一惊。原文之细密描写部分大量地被删割了，于其删割之处巧为搭截，天衣无缝。译者没有权利做这样的事。又曾读过另一位译者所译十六世纪英国戏剧数部，显然的，他对于十六世纪英文了解不深。英文字常有一字数义，例如flag译为“旗”。似是不误，殊不知此字另有一义为“菖蒲”。这种疏误犹可原谅，其大量的删节原作，动辄一二百行则是大胆不负责任的行为，徒以其文字浅显为一些人所赞许。
三、中西文法不同，文句之结构自异。西文多子句，形容词的子句，副词的子句，即吉本。所在多是，若一律照样翻译成中文，则累赘不堪，形成为人诟病的欧化文。我想译为中文不妨以原文的句为单位，细心体会其意义，加以咀嚼消化，然后以中文的固有方式表达出来。直译、意译之益或可兼而有之。西文句通常有主词，中文句常无主词，此又一不同之例。被动语态，中文里也宜比较少用。
四、翻译人才需要培养，应由大学国文英语学系及研究所担任重要角色。不要开翻译课，不要开训练班，因为翻译人才不能速成，没有方法可教，抑且没有人能教。在可能范围之内，师生都该投入这一行业。重要的是改正以往的观念，莫再把翻译一概摒斥在学术研究与文艺活动之外。对于翻译的要求可以严格，但不宜轻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