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这一代人是战前和战后这些梦工场产品的最忠实观众。我们中的某些人一度成为痴心影迷,但他们迷上电影的原因却或许与我们的西方同龄人有所不同。对于我们而言,电影是我们看到西方的唯一机会。我们对情节本身毫不在意,却关注每个镜头中出现在一条街道或一套房间中的实物,男主角汽车里的仪表盘或女主角身着的服装,以及他们活动其间的空间和场景。我们中的一些人已完全可以确定影片的拍摄地点,有时,仅凭两三幢建筑我们便能区分热那亚和那不勒斯,至少能区分巴黎和罗马。我们把那些城市的地图装进脑海,时常会因让娜·莫罗在这部影片中的地址或让·马莱在另一部影片中的住处而争得不可开交。

不过,如我之前所述,这一切均发生于稍后的六十年代末。再后来,我们对电影的兴趣便开始逐渐降低,因为这时我们意识到那些电影导演与我们年龄相仿,他们能告诉给我们的东西也越来越少。此时,我们已成为成熟的图书读者,成为《外国文学》杂志的订阅者,我们去电影院的兴致越来越低,我们意识到,去了解你永远也不可能居住的那些地方是毫无意义的。我再重复一遍,这一切是后来才发生的,当时我们已三十出头。

《悲伤与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