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五或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坐在一幢巨大的住宅楼围成的院落里,在用铁钉封装一只装满各种地质仪器的木箱,这箱子将被运往(苏联)远东,我自己随后也将去往那里,加入在那里的一支勘察队伍。这是五月初,但天气很热,我汗流满面,感到十分苦闷。突然,顶楼一扇敞开的窗户里传出一阵歌声,“Atisker, atasker”,是艾拉·菲兹杰拉德的声音。这是在一九五五年或是一九五六年,地点是俄国列宁格勒郊外肮脏的工业区。我记得,我当时想到:天哪,他们需要出产多少唱片,才能让其中的一张抵达这里,抵达这片砖石混凝土的穷乡僻壤,置身于烟熏火燎的床单和紫色的短裤之间!我对自己说,这便是资本主义之实质,即借助过剩、借助过分来战胜一切。不是借助中央计划,而是借助霰弹。

《悲伤与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