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夏。八月。时间至少是确切的。伊丽莎白·泰勒打算第八次步入婚姻殿堂,这一次是手挽一位波兰血统的蓝领小伙子。一位有食人欲的连环杀手在密尔沃基被捕,警察在他的冰箱里找到三颗煮熟的头颅。那位伟大的俄国乞丐在伦敦喋喋不休,记者们的镜头照例对准了他那只空空如也的讨饭盆。变化愈多,一成不变的东西也就愈多,比如气候。愈是想一成不变,变化也就愈多,比如脸庞。根据“气候”来判断,这很像是一八九一年。就整体而言,地理(其中包括欧洲的地理)并未给历史留下太多选项。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只有两种选项。要么强大,要么虚弱。图例一:俄国。图例二:德国。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前者一直试图强大起来(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如今它却在走向虚弱,到二年前,它又将回到一九年的状态,其边界也大致相同。后者,即德国,亦将如此。(沃丹[3]的后代们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用债务驯服邻居们是一种更为稳定、更少代价的占领方式。)变化愈多,一成不变的东西也就愈多。尽管如此,你无法根据气候来确定时间。脸庞要好一些,因为一个人愈想一成不变,他的脸庞就愈多变化。图例一:泰勒小姐。图例二:你自己的脸庞。就这样,一九九一年夏,八月。一个人该如何区分镜子和报纸呢?

《悲伤与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