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一九五七年三月的某一天,联邦调查局特工在纽约布鲁克林逮捕了一名苏联间谍。在一间摆满照相设备的房间里,在堆满缩微胶片的地板上,站着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他眼若鼠目,鼻似鹰钩,前额光秃,他的喉头在上下蠕动,因为他刚刚吞下一个包含某些绝密信息的纸团。除此之外,这个人并未进行任何抵抗。相反,他骄傲地宣称:“我是红军上校鲁道夫·阿贝尔[14],我要求你们按照《日内瓦条约》对待我。”不消说,全美和世界各地的报纸均为之疯狂。这位上校受到审判,被判了一个很长的刑期,如果我没记错,是被关进了新新监狱[15]。他在狱中的主要消遣是打台球。六十年代初,在柏林的查理边检站,他被用来交换加里·鲍威尔斯[16],后者是被俘的美国U2飞机飞行员——这位倒霉蛋数年前最后一次成为头条新闻,原因是他再度折戟,地点在洛杉矶附近,当时他驾驶的是直升机,这一次未能幸免于难。鲁道夫·阿贝尔回到了莫斯科;他退休了,并未制造头条新闻,只有一点除外,即他成了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区一位最令人生畏的台球高手。他死于1971年,被葬于莫斯科新处女墓地,是缩微版的军人葬礼。没有发行过他的肖像邮票。或许有过一张?我可能没看到。或许是那份出身不光彩的英国文学报纸没有看到。或许是他没能挣到一张邮票,因为与一生的记录相比,新新监狱的四年又算得了什么呢?此外,他也不是外国人,而只是一名侨居的同胞。不管怎样,鲁道夫·阿贝尔没能弄到一张邮票,而仅获一座墓碑。[17]

《悲伤与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