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更晚些时候,斯蒂芬·斯彭德,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人,和我一同去BBC电视台做一档晚间节目的现场采访。二十三年之前,像我这样一个人抵达伦敦还被视为一条新闻。整个采访持续两小时,包括乘出租车往返的时间在内。在这两小时内,尤其是坐出租车时,我的着迷劲儿开始有所减弱,因为我们谈起了实事。谈电视采访,谈第二天就要开幕的国际诗歌节,谈我在英国的逗留问题。谈话突然变得轻松起来,因为我们就是两个在就事论事的男人。我有些奇怪:面对这位我之前从未谋面的身高六英尺、蓝眼睛白头发的老人,我竟然没有任何局促感,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很有可能,让我产生安全感的是他的高个儿和高龄,更不用说他的牛津口音了。除此之外,在他绅士般的、近乎笨拙的矜持举止以及略带歉意的笑容里我感觉到,他在身边的每一种现实里都觉察到了某种转瞬即逝、有些荒诞的本质。我本人对于这样的态度并不陌生,因为这种感觉并非源于人们的心理或性格,而是源于人们所从事的职业。一些人不太愿意展示这种感受,而另一些人则展示得多一些。还有一些人,他们完全不善于藏匿这种感受。我觉得他和我均属于最后一种人。

《悲伤与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