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我们各自的母语外，将我们分隔开来的还有他长我的三十余年时光，还有温斯坦和斯蒂芬的超高智慧，以及他们两人的私人生活——温斯坦的私生活要多一些，斯蒂芬的则少些。这听上去似乎是在说他们韵事不断，其实不然。在我遇见他们的时候，我并不清楚他们程度不同的多情特质；再说，他俩当时已年逾六十。我当时、现在乃至到死都清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们非同寻常的智慧，我从未见过能在这一方面与他俩匹敌的人。这自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打消我智力上的不安全感，尽管并不能填平这道鸿沟。至于他们的私生活，我认为，这一点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恰恰因为他们拥有被人们公认的超高智慧。直白地说，因为他们在三十年代曾是左派，斯彭德还做过几天共产党员。在集权国家中由秘密警察进行的那些事，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则大致由一个人的反对者或批评者来完成。但反过来，若将一个人的成就归结为他的性取向，这或许更加愚蠢。总体而言，将一个人断然定义为一种性的生物，这是一种可怕的简化行为。即便这仅仅是因为，一个人从事性生活的时间要远远少于他做其他事情，比如说挣钱养家，驾驶汽车，即便他年少体壮。从理论上讲，诗人享有更多的时间，但考虑到诗歌并不巧妙的赚钱方式，诗人的私生活并不配获得如此之多的关注。尤其在他用诸如英语这样一种漠视性别的语言写作的情况下。如果这门语言对这件事漠不关心，使用语言的人又为何要关注有加呢？不过，他们的关注也可能恰恰源于语言的不关注。言归正传，我的确感觉我与他们之间的同远大于异。我唯一无法跨越的鸿沟就是年龄。至于智慧方面的差异，我在最好的状态下会让自己相信，我正在逐渐接近他们的水准。还有一道鸿沟即语言，我一直在竭尽所能地试图跨越它，尽管这需要散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