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一次直接与斯蒂芬谈起他的作品是在他的《庙宇》一书出版时[25]。那个时候，我得承认，长篇小说已不再是我热衷的阅读对象，如果他的这本书不是献给伟大的德国摄影家赫伯特·李斯特[26]的，而我又爱过这位摄影家的侄女，我或许完全不会与他谈起这部小说。看到书前的题词，我立马捧着书跑去见他(我想是在伦敦)，凯旋般地对他说道：“瞧，我们是亲戚！”他略微一笑，说世界真小，欧洲更小。是的，我说，世界真小，而且无人能将它扩大。他补充说，而且也不会扩大，或是诸如此类的话，然后他问我是否真的喜欢这本书。我对他说，我始终觉得自传体小说是个矛盾概念，它遮掩的东西要超出它道明的东西，即便读者爱不释手。无论如何，对于我来说，作者似乎更像是书中的次要角色而非主人公。他回答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精神氛围，也部分受制于书刊审查制，他或许会重新改写全书。我对此表示反对，说遮掩就是文学之母，而书刊审查制甚至可以说是文学之父；当普鲁斯特的传记作者们花费大量笔墨来证明阿尔伯蒂娜实际上就是阿尔伯特[27]时，再没有什么比他们的所作所为更糟的了。是的，他说；那些人的笔的运动方向是与作者完全相反的，他们是在消解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