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讲最后一个片断。一篇日记：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尽管我从不记日记。斯蒂芬则有写日记的习惯。
夜间酷热，比纽约还糟。D(他们家的一个朋友)来接我，我们四十五分钟后到达劳登街。唉，我多么熟悉这幢楼的楼层和地下室啊！娜塔莎的第一句话：“在所有人当中他最不该死去。”我不能想象她这四天是怎么过的，今天夜里她又该怎么过。一切都写在她的眼睛里。两个孩子——马修和丽琪——也是一样。巴里(丽琪的丈夫)拿来一瓶威士忌，给我倒了一大杯。大家全都面色沉重。我们不知为何谈到了南斯拉夫。我之前在飞机上吃不下东西，这时依然吃不下。又喝了杯威士忌，又谈了谈南斯拉夫，此时他们这里已是深夜。马修和丽琪建议我或是在斯蒂芬的书房过夜，或是去丽琪和巴里的阁楼。可M已为我订好旅店，他们送我去那里，只相隔几个街区。
一大早，D开车送我们大家去帕丁顿绿地中央的圣玛丽教堂。考虑到我的俄国习惯，娜塔莎让人敞开斯蒂芬灵柩的盖，使我能再见他一面。他看上去神情严肃，已准备好去迎接前方的任何事情。我吻了吻他的额头，说道：“谢谢你所做的一切。请向温斯坦和我的父母问好。永别了。”我记得他的双腿，在医院里，从病号服里伸出老长，腿上青筋纵横，与我父亲的腿一模一样，我父亲比斯蒂芬大六岁。不，我飞来伦敦的原因并非是他离世时我不在场。虽然这也是个最好不过的理由。不，并非因为这一点。实际上，在敞开的灵柩中看到斯蒂芬之后，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或许，这个风俗具有某种治疗效果。我忽然之间意识到，这似乎是一个温斯坦式的想法。如果他能来，他此刻一定也在这里[34]。因此倒不如还是我来吧。尽管我无法安慰娜塔莎和孩子们。我只能起到一种分散他们注意力的作用。马修此时拧紧了棺盖上的螺钉。他在与眼泪斗争，但后者占了上风。没人能帮他，我认为也不必去帮他。这是一个儿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