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挪威文学周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
挪威对我是个神秘的地方，一如我梦中看到的天堂风光。倘若这儿不是易卜生的故乡，倘若易卜生的戏剧我没有真正看过，或我根本不知道易卜生的伟大存在，那么，我将无法相信挪威的存在。整齐的街道、茂密的森林、湛蓝的天空、碧蓝透亮的海水，还有彬彬有礼的人们——这，在我的故乡、在我深爱的国度，只能是梦中的可能。所以，当我踏上这块美丽的土地，不免会有种亦真亦幻的感觉。好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学活动，坐在这儿的热爱文学、热爱艺术的同人，这儿的茶杯、桌子、椅子和大家的呼吸，都在证明着一种真实的存在。
挪威透亮的天空，让我想到了我的祖国的天空长年累月被环境污染的雾霭笼罩。如你们所简单了解的中国的境况一样，我必须以最诚实的态度，去谈论我的国家和我的祖国的文学。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变化、中国的人心之改变、中国急于融入世界并希望各方面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世界前列的态度，如此等等，我作为一个作家，无法像数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报告给你们一串准确的数字。但我作为一个作家，可以告诉你们数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无法告诉你们的人的精神的改变和人的精神的恍惚。是的，人的精神的恍惚，就如睡眠不足而突然醒来，或睡眠过足而在醒来后浑身慵懒的那种状态。今天，我以为我的那些同胞父老和兄弟姐妹们，就在这种恍惚的精神之中。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一如他生活的天空，总是布满尘灰一样布满了雾霭——金钱、房子、车子、地位等，成了很多人生活的目的，取代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种高尚的理想。这是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精神和物质追求的唯一目标，是大家的精神恍惚之所在。钱，成了中国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几乎是唯一的价值体现。具体到文学创作、具体到作家的写作，也和这种无数中国人所面临的精神与物质的尘灰雾霭一样，每个作家都必须面临两种雾霭的笼罩：一是天空中雾霭的笼罩；二是作家内心被雾霭笼罩。
我想，我之所以还配被人称为一个作家，不仅是因为我写了许多作品，更是因为我的内心还有诚实的存在。诚实，要求一个作家、要求我必须坦然实在地告诉那些还不了解中国的人们，在中国的写作，今天，既不像你们中间有的人想的那样，一个作家完全没有写作和演说的自由，完全如30年前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违背了那些，就会蹲监改造、入狱判刑；但也不是像有的宣传说的那样，因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一切都开放、解放了，一切都随意自由了。关于写作，我们的管理方式是：“写作有自由，出版有纪律。”没有人不让你写，但写完之后，出版和不被出版，却有纪律、条文和规定的约束。换句话说，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这在出版部门都有明确的条文——这就是我说的一个作家天空上的雾霭，无论他承认与否，无论这种雾霭或浓或淡，或时有阴云密布，或时有裂缝日照，每个作家都必须在这种天空下生活、生存和写作。但我个人认为，今天的中国，毕竟不是30年前的中国，你的写作，一旦违背了政策规定，超越了权力的规范和容忍，你就有可能蹲监改造，招来杀身之祸。而真正影响作家写作的，不是那些可以看得到的规定和政策，而是作家内心中自己给自己设立的和在长期写作中无意识形成的防设与政策，是那种看不见的“自设政策”和“自我审査”。自设政策和不自觉的自我审查，远比国家的政策限制对写作的伤害更大、更严重，一如看不见的敌人要比看得见的敌人更可怕。换言之，我们天空中的雾霭虽然浓重、幽暗，影响我们的视力和健康，但个人头脑中的雾霭，则更有可能影响人的身体和心灵的明净，更有可能使人的灵魂恍惚和迷乱，使人的精神污染和肮脏。
如何在写作中突破、冲破这笼罩在作家的头脑的和天空中的尘灰雾霭，我想，一是要求作家要有诚实的人格；二是作家面对真实、现实要有良知和承担的精神；三是作家要有足够的艺术才华和能力。
关于一个作家在写作中诚实的态度，这在其他地方也许是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的常识，但在中国，却是一个作家的人格理想。中国自清朝灭亡、辛亥革命之后，近百年来都处在动荡和不间断的革命与运动之中。无数次的革命运动，教会了我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教会了一些作家面对权力献媚地写作，面对金钱庸俗地写作，面对名利贪婪地写作；教会了中国一些作家在写作中虚伪、逃避和哗众取宠，迎合所需。虚伪、两面性和指东说西，不仅是一些中国人的生存需要，也是一些作家写作的作品品性。我想，一个作家如果做不到在日常生活中的完全的诚实和不说假话，那么，他在写作中应该可以做到，也必须做到。否则，别人称他为作家时，他会有一种汗颜的感觉。真实——这是艺术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学的最高标准，是建立在人格诚实基础上的文学递进和攀登。只有做人的诚实，才能决定作文的真实。否则，每个作家面对自己笔下的文字，都会认为自己是真实的，而别人是不够真实的。
文学的奇妙，就在于作者无论是面对真实的社会现实，还是逃避这种尖锐的社会现实，都可以写出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来。这是因为即便逃避社会现实，也可能会有优秀的文字和意境留下来，如中国古代伟大的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但面对真实这个艺术准则时，你必须写出人的“理想的真实”和“灵魂的真实”来。我在这儿说的真实，则更多的是说作家面对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不回避、不逃离，更不粉饰和假话连篇、自欺欺人。在这个真实的基础上，努力写出人的灵魂的真实，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当时尖锐的家庭和社会矛盾中，写出娜拉最真实的人生、人性和娜拉作为“人”的光辉的灵魂。
诚实和真实，对生活中的人来说，是人的基本品性。但作为文学，就是一种艺术的理想。要实现这种理想，绝不是简单地说，需要一个作家面对现实和特殊复杂的社会限制表现出一种勇气、良知和承担的精神，而更需要的是，这种良知和承担中艺术的才华，需要一种天赋的艺术承担能力。要坚信，在特殊的如中国那样的写作环境中写作，主动承担的勇气，其本身就是一种才华，而不是我们日常说的胆量。否则，文学将不成为文学，诗将不成为诗，小说也将不再是以审美和思考并存的伟大的小说。作家必须在这种天赋异禀的能力和才华中树立诚实、真实的立场与态度；必须把艺术的诚实与真实作为高尚的理想建立、树立在人格中、头脑中，并以最充分的可能，体现在自己的作品里。让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灵魂，闪烁出耀眼的光芒；让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和小说的精神，闪烁出人类普遍意义的灵魂的光芒。如易卜生的所有戏剧中共同体现的人和人类的理想之光，穿越一个作家头脑中所缠绕的金钱、权力、名利等欲望的雾霭，穿透现实与社会天空中所云集密布的灰暗和雾霭，使其人的灵魂的光芒，在艺术的天空中，照亮人类和现实中的黑暗，给每一个读者，在精神雾霭的困惑和恍惚中，带来一线、一片理想、圣洁与明亮的光照。
文学不会像权力一样可以在一瞬间摧毁一切，改变一切。但真正的文学，却可以在权力、专制和幽暗中发出久远的光芒，一点一滴地剥离、驱散我们头脑和天空中的尘灰与雾霭，让我们看到光明，存有希望和理想——这就是文学的力量、美和伟大之所在。
昨天，陆续翻译出版我的小说的FONT FORLAG出版社的总编辑把早已绝版的200年前的易卜生先生的挪威版第二版的《人民公敌》一书作为纪念的礼品送给我。我想，他不是送给我一本古老、罕见的易卜生的书，而是送给我一束努力穿越头脑与天空的迷雾的伟大的灵魂之光。
2010年6月4日于奥斯陆文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