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文学节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
我一直以为新加坡离中国很近，如同我的家乡中原乡村的两户友好邻居，彼此和睦，隔墙相望。我在中国咳嗽一声，新加坡的人走在葱绿美丽的大街上，一定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我在中国的某个山坡上招一下手，新加坡的人只要站在大海的边上，就一定可以看到我招手的胳膊伸展没有。可是，直到我踏上飞机，我才知道我们彼此竟有那么遥远的距离，飞机要在天空飞行6个小时。不用说，我在中国如何大声地咳嗽和向你们招手，你们都是听不到也看不到的了一一这是两国间地理的距离，也是彼此文学的距离。正因为这样的距离，我们才要走到一起，讨论文学，交流写作，以求彼此文学创作的共同提高。
我一直以为，新加坡有两种官方语言，即英文和中文，可是，到了现在一开会之前，我才知道，新加坡除了英文、中文，还有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一个有3000万人口的岛国，官方语言就有4种，这一下让我感到了新加坡文化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说到底，对于文学而言，一切的文化，都需要语言的再现；一切的语言，又都是文学的必然。所以，当我知道我们这个文学节的小说评奖活动，其实是有4种语言在同时进行参赛评比时，我们这个大厅中，不到200人，其实坐有4种语言写作的不同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是什么力量把我们大家组织在了一起？是什么让我们都对文学情有独钟？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又有哪些差异与共性？换句话说，不同语言背景下的文学共通性到底是什么？
我想，简单理解，把我们组织在一起的当然是文学节和文学节组委会的那些辛勤的工作者。但是，从深层意义去说，把我们组织在一起的不是他们，而是文学本身，是文学的美，是文学内在、强大的吸引力；是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那些文学中共同相通的东西，把我们彼此联结在了一起。
首先，无论何种语言的写作，作家都有文字语言表达的精神渴望。这是我们大家走到一起的一种语言表达的吸引力。人类的语言千差万别，但就语言本身去说，世界性的英语，并不比只有少数人可以运用的某个小的语种更高贵。它可以便利，但不可以高贵。正是这样，我们都有了用自己的母语写作的追求，都有用母语深切表达自己和本民族文化的理想。用本土语言写作，我不认为是一个人不懂外语、无法用具有世界性语言延伸个人与民族文化记忆的无奈。恰恰相反，用本民族文字语言写作的本身，就在证明着在语言与语言之间，没有贵贱之分，没有高低之分。英语、法语、德语都被我们称为大语种，具有一定的世界性。单是西班牙语，就有20多个国家在共同使用。尤其是英语，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几乎使世界各国的作家，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的通病和误区，认为英语出版的成功，才是最大的成功。可是，中国的《红楼梦》几乎没有一种外语能真正地翻译成功——没有得到国外哪个国家读者的真正广泛的认同，在英语中亦是如此，但又有谁能说《红楼梦》不是伟大的作品呢？今天我们在这个文学大厅内讨论文学，其实正是在证明着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同英文、中文一样的尊贵。中文并不可以说在世界上有13亿人口在使用就高人一等，一如英文被世界各国通用却并不证明它比中国的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更为高贵一样。我们大家共同坐在这儿，共同被文学创作联结在一起，其实，这首先是在证明着每个作家用的母语写作的母语的尊贵和伟大、与其他语种相比的平等与尊严。为了证明这种平等与尊严，文学创作，则是最能加以证明的证据。因而，我说文学不仅是文学，它首先是语言平等尊贵的证明。因为这一点，因为我们在不同语言背景下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这种共同、共通的对语言尊严的认识，它成为我们所有各种语言与作者的共有，是我们今天一同坐在这个大厅的基础。
第二，不同语言背景下文学对人性共同、共通的见证性。谈到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点，我们往往会说文学要关心人类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比如环保、饥饿、战争和因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灾害等。当然，文学能够关注这些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困境自然很好，可我不认为这就是不同语言背景下文学最为共同、相通的东西。比如说环境污染，这确实是人类共同的问题，而且几乎是人人所面临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生活的人们，其复杂性和深刻性有没有达到普遍人性内部的感知和体验？它给人类的人性带来了哪些变化？至少目前还没有那么清晰和明白。文学直接关心环境，真的不如政治家直接去关心环保。《阿凡达》在全世界的影响，就环保而言，其实不如美国总统对环保政策的一次摇头或点头。但一个总统成百上千次的对人性的点头或摇头、批文和讲话，都不如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对人性的描写和见证。说到底，文学最应该关心的是人们心灵中的问题，而不是心灵以外的问题。而心灵问题的生活表现和社会表现，都是以人性的方式呈现或表演的。文学必须要弄清楚，哪些问题是文学的，哪些问题是政治家的、社会学家的、哲学家的和思想家的。不是说文学不可以关心政治、哲学、思想与环境，而是说，文学去关心这些时，最好是透过人性、透过人的心灵去关注和关心。文学之所以伟大和具有不可替代性，正是别的任何学科，都无法如同文学一样去见证复杂的人性、情感和人的内心世界——心灵。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为什么那么伟大？与其说是因为它们有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们有一大批那个时代最复杂的人性的文学见证家。我们说20世纪的美国文学光辉灿烂，其实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大批美国作家以不同于19世纪的文学样式见证了不同于19世纪的复杂而深刻的人性。福克纳、海明威、亨利•米勒、约瑟夫•海勒、艾伦•金斯堡、杰克•克鲁亚克、索尔•贝娄、托马斯•品钦、库特•冯尼格、菲茨杰拉德，还有从俄罗斯移居美国用英语写作的纳博科夫等，他们都以自己最特有的方式见证了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最不同的人性。作家以个人独有的方式去发现和见证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完全不同的人性，这是世界上各种语言的文学中最为共同、相通的一点，是各种文学最能让各种语言的读者共同理解和接受的一点。
第三，在我们讨论不同语言背景下的文学的共同和相通之处时，有个共同的悖论是存在的。就是我们阅读的经典资源几乎是一致的，而写作的样式是完全不同的。比如，面对文学的经典，无论是新加坡的作家还是中国的作家，无论是欧洲的作家还是美国的作家，再或是拉美的作家，几乎大家都共同拥有古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堂吉诃德》、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但丁和19世纪星光灿烂的俄罗斯作家群，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福楼拜、司汤达和莫泊桑等。到了20世纪，文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各种各样的文学经典，虽然不再可以如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那样一统天下，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被所有国家的作者和读者一致叫好，连与他的写作风格完全不一样的马尔克斯也倍加称赞——但那些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却仍然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中找到自己最忠诚的知音。如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他比起写出《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和引起20世纪文学巨大变化的卡夫卡来说，应该是“小众”作家，但在新加坡这里，他也仍然有为他痴迷的读者，他们认为世界文学中有了博尔赫斯的写作，也就有了他认为的文学的纯净和崇高、丰富和独特。这就说明，我们阅读经典的资源其实是相当一致的、共同的、相通的。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共有、一致、相通的阅读背景下，呈现的是作家表达的完全不一样的个性和独立性。只有最具个性的表达，才是最有普遍意义的写作。以20世纪文学为例，一部《变形记》和《城堡》，还可以再加上《审判》，卡夫卡的这三部奇作杰作，成为20世纪许多大作家共有的写作资源。加缪喜欢卡夫卡，但我们从加缪独具个性的写作中，只可以看到加缪，而很少可以找到卡夫卡。博尔赫斯喜欢卡夫卡，但博尔赫斯的写作风格和卡夫卡的写作风格南辕北辙。马尔克斯最初的写作深受卡夫卡之影响，但最终取得成就的马尔克斯却和卡夫卡一样独具其艺术个性和文学的世界光辉。纳博科夫喜欢卡夫卡，但《洛丽塔》和卡夫卡的任何小说都没有瓜葛和丝连。我举这样一些例子，是说明面对共同的经典阅读、共同的文学资源，一个成熟作家的努力方向是摆脱它；一个不成熟的作家才会学习它、模仿它。在拥有共同的文学经典资源的背景下，写作必须是摆脱共有，寻找独有。博尔赫斯在新加坡有其知音般的读者和作家，这是因为博尔赫斯的写作有其最具特色的个性才有了世界意义的普遍性。脱离普遍性，创造独特性；因其独特性，方具普遍性。这是被无数作家写作证明过的一条规律。所以，在我们讨论不同语言背景下写作的共同性、共通性时，恰恰不可忽略的是不同语言背景下的最独特的个人表达。
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以最具个性的母语方式去见证不同时代和文化环境中人性最大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这是我今天发言的一句总结，如同中国成语中的一个词汇叫“画龙点睛”的诠释。意思是，一个画家百笔千彩、辛辛苦苦地把一条龙画成了，但那条龙是活的还是死的，就看最后用笔点画龙的眼珠的那一点的成败。现在，在我的演讲中，是龙也没有画好，点睛更为失败，白白浪费了大家许多时间。非常抱歉，务请原谅！
2010年11月1日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