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有一个朋友，开了许多年的宝马。但他最近打算换车了，理由不是宝马的性能欠佳外貌难看，而是因为宝马在内地的形象太糟了。这也难怪，我们总是听说宝马撞人，车主扬长而去。甚至还要下车再痛打一顿贫苦受害者的新闻，似乎但凡开宝马的都没什么良心。
那么他该换什么车才好呢？Benz还是Lexus？细想下来都不对劲。因为这全是有钱人开的车子，而在今天的中国，一部昂贵的名车除了惹人艳羡之外，还要招人厌恨。我的朋友罪不在车，而在有钱。根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8月做的一项民意调查，3990个受访者里头有66.75％的人认为中国富人的整体质量“很差”，觉得富人质量“好”或“较好”的则只占3.95％(这3.95％的受访者本身会不会就是富人．或者自以为是富人呢？)。这项调查后来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仇富讨论，战火还涉及一向为人敬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因为一向关心贫穷问题的茅老居然要“为富人说说话”。
且让我避开富人的形象何以会这么糟这个大问题，把它留给更敏锐的社会学家去解决。我更替富人们担心的是实际的问题。也就是他们该做些什么去补救自己低落的形象呢？于是我们就不能不谈到贵族了。
翻开任何一本时尚杂志，我保证你在每一期里都准能发现“贵族”这个词出现一次以上。可见这些杂志的对象，那些有消费能力而且追求品位的读者们，应该都很关心贵族到底怎么过日子。其实这不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大规模地对贵族感到好奇了。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当欧洲资产阶级的财势渐渐超出贵族阶级，他们就开始学习贵族般的生活品位了。直到法国大革命，贵族统治正式被推垮，资产阶级的忧虑与自卑仍然无法消除。虽然他们开始掌握政权，虽然他们比贵族有钱。但是他们依然觉得出身与那蓝色的血液很令人敬畏，而一个人的出身与据说是与生俱来的气质，主要就展现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品味之中。
于是我们熟知的法式美食才有了出台的机会。一般资产阶级不容易像贵族般拥有明星级的家厨，而原来替伯爵亲王打工的名厨又纷纷下海开起了餐馆，所以上馆子吃饭就成了时尚。在资产阶级力求攀比甚至超越贵族的欲望推动下，用餐的程序和方法变得非常仪式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刀叉在在考究着食客的礼节和知识。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成就之一，使饮食变成可以区分人群等级高下的艺术。
18世纪的资产阶级明明财雄势大，但硬是心里觉得不踏实。这正好反映出在资本主义开始大获全胜的年代要想彻底取代贵族，靠的不能只是股票现金等硬资本．也不能只是豪宅珠宝等用公钱可以堆砌回来的身外物；还要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化软资本。照已故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说法，文化资本正是一个人用以区别彼此、取得象征权力、使得自己能够宰制其他阶层和群体的重要资源。为了证明自己也很有文化，所有过去由贵族包办的事，新兴的资本家也得跟着做。其中一件最有文化的事莫过于赞助文化艺术了。从前，巴赫要替大公管理乐队谱奏新曲；如今，银行家也不吝啬资助管弦乐团。最起码，也得请个落魄书生或者尚未为人所识的年轻画家来当家庭教师。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他近代史三部曲之一的《资本的年代》中曾戏谑地说：“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他最适合的命运就是生为银行家之子，就像卢卡奇(George Lukacs)一样。德国知识界的一大光荣，便是他们的私人学者(Private Literate)，即不受聘雇但靠自家财产做研究的学者。”穷相毕露的犹太学者应娶当地最大富商的千金为妻，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个尊重学问的社群，如果只对其学术杰出之士给予一些赞美之词，而不拿出一些实质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
由此可见，赞助文化学术乃是资产阶级应尽的义务，而培育子女让他们成为学者和艺术家就更是了不起了。说回今天的中国富人，除了学“贵族”打高尔夫球甚至买下酒庄田产之外，他们有没有这种文化资本上的紧张呢？他们有没有大规模地投入文化活动呢？他们有没有像古根海姆家族一样留下一座繁荣了整个城市艺术景观的艺术馆，或者像摩根图书馆那般足以傲世的珍本收藏呢？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面，新兴企业家很不喜欢“暴发户”这个称号，所以再暴发的地产商也要赶紧学懂欣赏歌剧的门径，因为最后能证实你果然上流的不是你开什么车，而是你有没有文化素养。
当然，很多人会说现在的中国社会仍有很多现实问题：文化学术此等“长远软实力”实在太软，咱们只争朝夕，有钱还不如捐助医院和基础教育。说得也对，西方历史一直流传着各种乐善好施的好男爵(good baron)的传说，即资产阶级也极力避免给人一种只求私利不顾公益的印象，因此从事慈善事业绝对是大资本家的天职。
过去十多年来。全球最值得关注的两种看似矛盾的趋势就是：一、随着反全球化声浪的提高，有一轮新左翼回潮的现象，无数青年投入了反对大企业的运动，视国际财团及其CEO为人类大敌；二、与此同时，全球富豪的慈善捐款数字却节节上升，大者如“股神”巴菲特更是破纪录地把总数四百三十五亿美金的大部分财产全部捐出。其实今天的大企业都知道自己的样子的不好看，所以“血汗工厂”闻名的球鞋公司成立人权基金，石油公司要投资再生能源的开发。你可以说这是伪善，但令人不解的是，即使是伪善，中国商界也不见大规模的企业责任运动，偏偏中国正是一个急需倡导这类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度。
近年有一批“创投慈善家”(venture philanthropist)兴起，其代表者当为专注第三世界健康问题的盖茨夫妇，与e-bay创办人欧米迪耶(Pierre Omidyar)设立的“欧米迪耶网络”。这类新型慈善家的最大特点是以企业家的精神和能力营运自己的基金会和公益活动，他们不愿意只是捐钱。而且还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最困扰自己的社会问题，从“第二部门”的大亨一下子变身成为“第三部门”的活跃分子。这种做法当然比“有钱出钱”的境界高了一层，因为他们更能证明自己不光是富有，并且极具良知，有自己特定的关怀对象。就算没有，也不是问题。
最近英国有一特殊的组织，专门为富人开设工作坊，带他们参观苏丹的难民营和亚马逊丛林里头几近灭绝的印第安部落。如此实地考察一番，自然对现实世界的悲剧深有体会，不难找到最令自己动心的救助对象(听说有参加者还会在回程的私人喷射机上哭得死去活来)。
然后再逐步指导他们成立基金或者加入有关机构的方法，鼓励他们彼此认识形成沟通互助的慈善富豪大联盟。顺带一句，加入这类联谊会，讨论全球暖化与粮食短缺的话题，已经变得比加入私人会所探讨来年波尔多红酒质量问题更“潮”更酷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苛评巴菲特与盖茨此等人类史上最大的慈善家，觉得他们再怎样捐钱也掩盖不了这笔财产取之不义的罪恶。情形就像19世纪的头号富翁卡耐基，虽然全副身家丢进了基金会，可是工运领袖还是批判他，与其多盖几座音乐厅还不如把压榨工人的还给工人(大家当记得卡耐基与美国史上最惨烈的镇压工运事件的关系)。这就牵涉到另一个大问题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凭什么拥有财富。正好这也是当前中国仇富心理的思想背景。
最近十多二十年．有些学者把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的形象更正为道德哲学家，反映的就是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的紧张从未远去。著名的经济学家麦考洛斯基(Deirdre N.McCloskey，也就是那位因变性而引起争论的经济学家)，去年才推出一部巨构《布尔乔亚美德》(TheBourgeois Virtues)回应这个难题，极力主张市场经济不只不损及道德，反而是美德的温床；而富人不只不可恨，甚至还应该是传统善人的合法子嗣。我不打算在此论辩她的说法站不站得住脚，更不能开展可以上溯至韦伯“新教伦理”等知名观点的复杂学术讨论。我只想借着这堆庞大论述和史料提出一点简单的观察：从资本主义诞生的一天开始，资产阶级就不能摆脱一种心理困扰，那就是要谨慎对财富(根据麦考洛斯基，“谨慎”乃是布尔乔亚的头号美德)。
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节俭克制是一种对财富使用要谨慎的表现，“美国梦”神话中老实工作的普通人形象则是一种获取财富的手段要谨慎的表现。谨慎是明智切实的判断能力，也是不夸张不过分的性情，最后它还是种令人钦佩的荣誉。使得资产阶段终于可以在道德上胜过贵族的，不是繁复的文化仪式，而是这种凭借个人能力与勤劳致富的谨慎态度，是这种懂得恰当使用财富的谨慎品格。
我们明白在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时期，有太多人的第一桶金是有问题的。不过，正如某些学者所言，逝者已矣，英雄未必要问出处，最起码你现在要学懂谨慎。
原题为“從貴族到資本家”，刊于《am730》
>22008年01月09日、10日、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