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所私立小学院。几座英国式的灰楼，横七竖八排列在深绿色的山坡上。天气一热，男女学生们端着托盘，走出后门，干脆坐在草地上。姑娘们裸着脚，光着大腿，晒得发红的面孔和脖子，朝着午后的阳光。总有一两个男孩，披着长发，嘴边刻意留出稚嫩的胡须，上面沾了碎面包屑，手舞足蹈，夸夸其谈，不时引发众人的欢笑甚至尖叫。在去美国之前，我曾苦学许国璋《英语》不下6年。但是，这伊甸园式的青春对话录，我能听明白的不及一半。相比之下，萨缪尔森、宏观经济学这些词汇只相当于小学二年级。
那是30年前。我拖着两口破箱子，涉过积雪尚未融化的草坪。一路上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格外友好地给我指路。到了宿舍，我顺着走廊，寻找写着我名字的房间。两个穿着睡衣的姑娘跑来，笑容灿烂，伸手向我致意。矮个子的姑娘名叫蕾贝卡，这双微笑的眼睛，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里，给了我无尽的遐想。
二
我遐想过的美妙事情，在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月、第一个学期，甚至第二年、第三年，都没有发生。大约是到了第三个星期，我开始隐约感觉不对头。第一学期期末，我开始痛苦地意识到，虽然是名校，虽然我撞狗运拿到了奖学金，但是我的四年本科生涯，很可能极其孤独、憋闷、压抑。尽管每到周末，校园里到处是摇滚乐声和狂叫声，而我交到一个小女朋友的机会将极其渺茫。何至于如此呢？看看那个大食堂就明白了。
学院几千人，每个学生各自为政，自由选课。同选一门课的同学，互相叫什么名字都搞不清楚，乃是常有的事。因此，除了球队和剧团，大食堂三间大小不同的就餐室成了建立和确定各人社交圈的唯一场所，也是确立学生等级关系的战略要地。很可能是这样：你是功课全A的某个发展中国家来的优等生，你的家庭甚至也不见得比其他美国同学的家庭更差，但你在学院里待到第三年，极有可能混得在食堂里还是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吃饭。
并不是人们不友好。我自己也很快习惯了向陌生姑娘微笑，说声“Hi！”。空泛的热情，跟着漫不经心，顾左右而言他，眼神和注意力快速转移。我工作以后很多年，逐渐领悟到，即使是一个崇尚民主和平等的移民国家，仍然需要确立等级。既然不存在源远流长的贵族——平民的身份界定，就需要有一套特殊机制。美国社会的分级从青少年阶段开始，有着极其隐蔽且无情的竞争过程。每个孩子都得加入游戏，而划分成败的指标，绝不限于一目了然的所谓学习成绩或家庭财富。最重要的指标，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成长的孩子极难适应或理解的两项——酷和性感！
三
要充分说明这个小学院食堂里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我必须为大家列一个单词表。在我上学的时候，这几个词在任何版本的英汉词典里都找不到相应的解释。然而，对它们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是勉强融入美国青少年群体生活的最低要求，至少可以保证自己不用承受太过无辜的心理伤害：
NERD：词根不详，最恰当音译当为“努耳朵”。泛指书虫，呆瓜。衣着老土，讲话咬文嚼字，胸前插了五颜六色数支圆珠笔的怪异男孩；戴深度近视眼镜，爱好自然科学的女孩。
GEEK：或曰“极客”，比“努耳朵”略胜一筹。在偏执特异的外表后面，夹杂着些许朦胧的原创力和聪颖。或许其中十万分之一日后有成为新版比尔·盖茨的潜力。
JOCK：“乔克”是也。红脸，金发，身材壮硕，爱好运动，疏于功课，爱喝啤酒，蔑视诗歌、艺术等一切娘娘腔的东西。
FRATBROTHERS：“联谊会弟兄”。“FRAT”乃“男同学联谊会”（FRATERNITIES）的简称，其名称一般冠以希腊字母。在一些昂贵的私立学校，联谊会体系更是大量富家子弟日后进入社会上层不可或缺的原始关系网。前总统小布什一度所属的耶鲁骷髅会，便是其中一例。申请加入联谊会，必须通过严苛的入门仪式，比如：灌几大桶啤酒；冬天裸身跳进混杂着啤酒和屎尿的大坑；在若干个小时内征集到三个以上的女生在屁股或生殖器上的亲笔签名等。
SLUT：“骚逼”。顾名思义。
DYKEBITCH：“黛珂狗逼”。怀抱性挫败感的小男生对某些女生的贬称。特指那些行为着装过分男性化、言谈举止偏离经典女性范式的女孩。
四
在我们的大食堂里，最大的一间餐室为“乔克”，是“联谊会弟兄”和追着他们跑的“骚逼”姑娘们的专有领地。中间的餐室多为犹太孩子，是学医、学法或政治态度偏左的有钱孩子。他们有较重的“极客”色彩，又不至于完全置身于大屋子所代表的主流之外。跟他们混的女孩，介于“骚逼”和“黛珂狗逼”之间。你若贸然去了你不该去的屋子，当然没人会轰你走；但所有人的眼神和坐姿中，会有某种信息流出来，把你团团裹住，让你坐立不安。你会自知，下回还是不来为好。
剩下的小屋子，就是所谓“努耳朵”或“黛珂”们龟缩用餐之处了。每个沦落到小屋子里吃饭的人，都曾经在各个战略制高点之间转来转去，总也找不到组织接纳，在相似的弱势群体里寻到基本的安全和温暖。敝人在多次挣扎、寻求上位无疾而终后，终于混迹于一大群印度东南亚学工程或经济的孩子们中间。十来个男孩，几乎没有一个女孩。若是还不甘心，拒绝这最后的群体，那就只好总一个人吃饭了。
我后来还碰到过几回蕾贝卡，她总偎依在某个大个子运动员怀里。她仍然对我露出灿烂而且清澈的笑。“Hi!”她说。但她始终没叫对我的名字。
整个大学二年级，对我来说，不堪回首。每个周末，每个假日，看着别人两口子亲亲热热，背着包去小火车站，我心中的煎熬和愤怒就无以言表。我开始喜欢一个人坐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读战争史，读毛泽东的书，并因之热血沸腾。我给北京的老朋友们写信，不知该讲什么才好。我对美国的敌意渐渐浓厚，同我记忆中的北京，矛盾纠缠，破裂而残缺。
五
几乎所有在美国长大的男女青少年，都必须承受这么一段格外无情的考验。关键年龄段：12岁到20岁之间；考验的场所：东、西海岸公立或私立的中学（在特定情况下，也包括大学本科的头两年）。这场是酷还是不酷的凶险竞技里的胜出者，小小年纪，便可翻云覆雨，一呼百应，享受众星拱月的明星般待遇。而那些被淘汰出局者，被众人视为“不酷”的孩子们，他们咋办呢？一句话：没人睬你，自己上角落待着去。苦海无边，四顾无岸。
一般而言，亚裔的男孩，在美国青春文化潜规则隐性等级的排列里，向来排名较低；或者说，通常是最低。一句话：女孩子不待见他们。那些男孩子通常学习刻苦，为人和善，可能也多了一些羞涩和腼腆。这些都不是缺点。然而，在美国特定的青少年生活大版图内，在性感竞争和酷竞争的大博弈中，这种男孩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恐怕也还是无可争辩的弱势群体。
本科第三年暑假，我去纽约实习。我挤在期货交易室那群咬着雪茄、高声叫骂的犹太人中间，眼睛紧盯着面前七八个荧屏，做全神贯注状。时不时跑步去替他们买杯咖啡，或影印半张文件。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又学会了一大堆字典里查不到的词汇，涉及荧屏上虚拟的数字，还有犹太人闪烁的眼睛。
六
那年夏天，我住在和皮箱差不多大的小屋子里。工作忙，但是增长了无法解释清楚的自信。我在旧书店里发现两本书，爱不释手，买下，时时翻阅。一本是三岛由纪夫生平画册。45岁切腹自杀前的三岛依旧肌肉发达，双目炯炯有神，手握锋利的武士刀，头上裹着写有“七生报国”的细带子，充溢峻烈阳刚的杀气。另一本发黄的旧书是《我的奋斗》。书中老战犯的两句话，给我留下永难磨灭的印象，大意是：资产阶级强调理性；但是，资产阶级的情妇和女儿们，永远渴望暴烈意志对她们的侵犯和强奸；因为资产阶级灵魂的本质是虚伪和自我压抑。
临走之前，上司找我谈话。他秃头，驼背，戴深度近视眼镜，讲话时两手在空气中乱挥，像是伍迪·艾伦的华尔街翻版。这人是我的校友。他说，公司要并购投行，有个项目招人，只要工商管理硕士。不过，去他奶奶的，我给他们讲一声，你也去试试吧。我唯唯退出，脊背发凉，难以抑制颤抖地狂喜。
回学院后，我给自己设计了全新的形象。昂贵的西装上衣，却弄得脏兮兮的。领子翻起，袖管卷上，一双朋克歌手穿的黑皮靴。头上扎一根深蓝色细带子，学三岛。再去食堂，远远躲开“努耳朵”们、左派环保人士们、“黛珂”女同性恋者，以及童男子亚裔工程师、经济学家们。与任何人说话都客气，冷漠，目光锐利，不置可否。
有一天，我百无聊赖，重回久违的小餐室。因为去得早，四周无人。忽然，一个小个子女孩，迈着大步朝我走来，她的眼里溢出清凉的笑。发型变了，换成纽约街头白领妞考究的发式。她是蕾贝卡。
两年多没见，她的脸像从前一样清澈、饱满。我很想伸手摸一摸。但是，根据新的自我形象，应该保持矜持和冷漠。她显得局促，犹豫了好久，最后说，毕业后她要去纽约工作。什么样的公司呢？广告，品牌设计，她说。那好啊，我点头。然后凝视窗外，数了四秒钟，感觉火候已到。我转过头，表情不变，但换上温柔的语调：我们可以见面，一起去玩。沉默一秒，再补充，我也要去纽约上班。她两眼露出欣喜，轻轻地点头。看来游戏变了，我想。我把一张揉皱了的餐纸推向她，给了她炙热的一笑。“给我你的电话。”我提出要求，不容置疑。
七
学院的最后一年，我成绩很差，差点没拿到文凭。但我过得开心，悟到并成功实践了一个真理：这是一个原子化且虚矫做作的大众社会。每人都必须从小学会为自己设计一个不断更新的包装和品牌，否则，便被边缘，被淹没。何谓酷？酷，即是装逼。装到气势压倒别人。装到忘了自己是谁。忘了，亦未必就一定是坏事。我也结识过不少愤怒的亚裔男青年，很想说一句，兄弟，我了解您的痛苦！生气没用，规则就是如此。不过，别拉着一个国家的父老乡亲为自己的心理挫折感埋单，不够男子汉，也不够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