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神甫或牧师治疗灵魂，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并不容易回答，因为，它们关注的基本上是不同的事情。教士或牧师对灵魂的治疗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告白基础上的宗教影响，精神分析却是一种医疗上的干预，一种旨在揭示和显露无意识心理内容，并将它们整合到自觉意识中去的心理技巧。不过，精神分析的这一定义仅仅适用于弗洛伊德的方法和我所使用的方法。在此意义上，阿德勒的方法并不是精神分析的方法，他的目标也并不是上面说到的目标。以意图而言，阿德勒的方法基本上是教育学的方法，它直接作用于自觉意识，而对无意识则几乎不加考虑。这实际是进一步发展了法国的“意志再教育”和杜波依斯（Dubois）的“心理矫形术”。阿德勒的教育学旨在使个人心理正常化进而能适应于集体心理，这与神甫或牧师对灵魂的治疗——其目标是灵魂的救赎和灵魂脱离世俗世界的尘网——在追求的目标上是截然不同的。在某些情况下，心理的正常化和对集体心理的适应在目标上甚至与基督教的理想处于相反的两极，因为基督教的目标恰恰是脱离这个世界、恭顺于上帝的意志和使个人获得拯救。阿德勒的方法与神甫或牧师对灵魂的治疗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作用于人的自觉意识，并在这样做的时候，诉诸个人的意志和个人对自己的洞察。
然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开始却既不诉诸个人的意志，也不诉诸个人对自己的洞察，而只是试图把无意识心理内容引导到表面，使之进入自觉意识，并藉此摧毁种种纷扰、种种症状的心理根源。因此，弗洛伊德不是试图通过对自觉意识的治疗，而是试图通过对症状的釜底抽薪来消除它们对外部适应的干扰。这就是精神分析技术的目标所在。
我和弗洛伊德的分歧始于对无意识内容的不同解释。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不根据某种程度的领悟或洞察，你就不可能把任何无意识的东西整合到意识中去。为了使无意识心理内容能够被意识理解和吸收，弗洛伊德提出了他著名的性欲理论，这种理论把分析中敞露出来的无意识心理内容设想为基本上是一些不能见容于自觉意识的性欲倾向（或别的不道德的欲望）。弗洛伊德这一观点建立在理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他的著作《一个幻觉的未来》为此提供了显而易见的证据。这种科学观在十九世纪后期特别流行。凭借这样的观点，不必花太大的力气就可以建立起对人类动物天性的影响深远的观点，因为道德的冲突与公众意见的冲突或与刑事法典的冲突都可以轻易避免。与此同时，弗洛伊德提到了“升华作用”，他把它理解为里比多在非性欲化形式中的运用。这里，我不可能对这一极其精致的提法展开批评；我将仅仅指出，并非一切来自无意识的东西都可以得到“升华”。
对任何一个或者由于脾性，或者由于哲学或宗教的原因而不能接受这一科学唯物主义观点的人来说，无意识内容在自觉意识中的实现始终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所幸的是，一种本能的抵抗保护了我们，使我们不致陷入这个会使我们走得太远的意识。正是由于这种本能的抵抗，人才往往能够满足于一种温和而有节制的意识拓展。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见于单纯而不复杂的神经症之中，或毋宁说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那些性格比较单纯的人身上。而与此同时，那些心气很高的人所感受的痛苦却主要来自对知识的渴望——这种渴望的强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本能产生的抵抗。他们希望看见，希望知道，希望理解。对于他们而言，弗洛伊德的解释所提供的答案就不能令人满意。而教会恩典的方式，特别是信托给天主教神甫的方式，就可能对他们的理解有所助益，因为这些形式和意义在创立之初便与无意识心理内容相适宜。这也就是为什么神父不仅要听信徒的告白，还要向他们提问的缘故。的确，向他们提问是他的一项职责。更进一步讲，他可以向他们询问那些本来只能讲给医生听的事情。考虑到由他来行使的恩典方式，教士的干预不能认为是超越了他的资格或能力，因为他同样也被授予了平息他引起风暴的权力。
然而对新教牧师来说，问题却并非这么简单。除了普通的祈祷和圣餐，他自己并不主持任何仪式，于是他不得不立足于道德，这就使从无意识中涌出的本能力量再一次面临受压抑的危险。任何圣事，不管其形式如何，其作用的发挥都像是一个用来接收无意识内容的容器。清教运动的仪式简化恰好剥夺了新教对无意识发生影响的手段，不管怎样，它使牧师不再具有天主教神甫具有的中保374性质，而这却正是灵魂所需要的。新教让个人自己对自己负起责任，让个人孤独地面对上帝，这既是新教的好处，又是它的危险所在。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内在的躁动和不安，这种躁动不安在几百年中产生了不下四百个新教支派——这一症状无可置疑地显示了个人主义的泛滥。
精神分析对无意识的敞露无疑具有极大的效果。与此同样，天主教告白的效果也是巨大的——尤其当它并不只是被动地听，同时也主动地进行干预的时候更是如此。有鉴于此，新教教会很久以来一直没设法恢复告白制度并使之成为牧者和羊群之间的教牧关系，这种做法就确实有些令人吃惊。不过，对新教牧师来说，并不存在返回这种原始天主教形式的必要——而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种返回是如此尖锐地与新教的性质相冲突。新教牧师在治疗灵魂的过程中正确地看到了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于是很自然就开始寻找一种新的、能够使他进入教区信徒灵魂（而不是仅仅进入耳朵）的方式。在他们看来，分析心理学似乎提供了这把钥匙，因为他圣职的意义和目的并不完成于礼拜日的说教，这些说教虽然传到了听者的耳中，却很少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更难得触及他们的灵魂——触及这所有隐秘中最大的隐秘。灵魂的治疗只能在相互交谈的宁谧中进行，只能在无保留的信任这样一种健康的气氛中进行。灵魂必须作用于灵魂，通向最为内在的圣所之门必须设法打开。精神分析就拥有打开本来紧闭的心灵之门的钥匙。
然而，心灵之门的开启往往就像做一次外科手术。此时，手持手术刀的医生必须做好一切准备，才能对付切口切开那一瞬间发生的任何事情。同样，精神分析也会发现种种未曾料到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例如潜在的心理病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确是令人不愉快的。尽管这些东西往往完全自动就冒了出来，那些因为自己的干预，在条件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就提前把它们释放出来的分析者却仍然会受到指责。事实上，只有具有渊博的精神病学知识及其特殊的技巧，从事心理分析的人，才不至于犯这样一种愚蠢的错误——因此，初入道的分析者最好经常与一位医生合作。
所幸的是，我刚才提到的意外事件实际上很少发生。然而精神分析敞露出来的问题却很难对付。它迫使病人不得不正视自己的人生，并由此而直面某些终极的、严峻的，迄今以来一直予以回避的问题。由于人的天性远非天真质朴，那暴露出来的事实通常便足以解释病人为什么要竭力回避：因为他本能地感到他不可能就这些问题获得一个满意的答案。这样他当然就期望从分析者那里获得答案。而分析者此时却完全有权使某些重大问题得不到解答——这也是为了对病人有利。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病人都不会期望从医生那里获得比医学帮助更多的帮助，然而他们却期望着从神职人员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也就是说，期望获得宗教问题的解决。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天主教教会手中拥有这样一些方式和手段，这些方式和手段从古老的时代起，就发挥着把心理中较为低下的本能力量吸收到宗教象征之中，并以这种方式将它们整合到精神的圣秩等级（hierarchy）中去的作用。新教牧师缺乏这些手段，因而当面对人性中那些不能用训诫、内省、良好意愿和英勇的自我惩罚等予以制服的心理事实时，他们便往往左右为难、束手无策。在新教中，善与恶是彼此对立、不可调和的。这里没有看得见的宽恕，遭到抛弃的个人孤独地留在他的罪中。而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上帝仅仅宽恕我们自己已经战胜了的罪恶。这正是新教牧师在心理学意义上必然遇到的重大困难：他没有用来抓住心理生活中那些低下本能的方式。这也恰恰是精神分析敞露出来并需要获得解决的无意识冲突的难题。然而，立足于科学唯物主义的基础，医生是能以医学上的审慎来对待这一难题的。也就是说，他可以把病人身上的伦理问题视为他——作为一个医生——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他有充分的理由以此作为退却的遁辞：“很抱歉，对此你必须自己尽力而为。”然而新教牧师却不能以这种方式推卸其责任。他必须始终陪伴那在黑暗旅程中给他信任的灵魂。这里，精神分析的还原论立场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此时的任何进展都只能是一种建设而不是一种破坏。在严重的情况下，善意的建议和道德的劝诫也几乎没有什么裨益，因为它们只会驱散黎明前的黑暗。正像东方一句智慧的格言所说的那样：为善胜于避恶。真正的智者也会扮演起乞丐、国王、罪犯的角色并对众神加以留意和思索。
对天主教神甫来说，运用精神分析中的某些要素要比新教牧师更为容易。后者面对的是更为艰难的任务。天主教教士不仅确实在历史上形成的告白、惩罚、赦免形式中拥有现成的教牧技巧，同时也还拥有大量显而易见的仪式化象征——这些象征充分满足了那些心地较为单纯、头脑较为简单的人的需要和他们那模模糊糊的激情。由于缺乏所有重要的仪式方式，新教牧师在更大的程度上需要一套心理学技术。我因此认为心理学兴趣在新教神职人员方面是完全合法甚至是完全必要的。他们可能侵犯了医学的领地，但这种侵犯却在医学对宗教和哲学的入侵中得到了平衡甚至不只是平衡。医生们的天真使他们相信他们有资格涉足哲学和宗教——就像他们以性症状和童年期愿望性幻想等名义对宗教过程作出的解释所证明的那样。在分析心理学中，医生和神职人员无疑是相互撞车，然而这一碰撞应该导向的却是相互之间的合作而非敌视。
由于缺乏仪式的方式，新教对灵魂的治疗（作为与天主教相反的治疗方式）便在一种“我—你”关系中发展为个人之间的讨论。它不可能像天主教能够做到的那样将移情（transference）这一基本问题转变为某种非个人的东西，相反却必须抱有信心地把它作为个人经验来作出应对。与无意识的任何深层接触都必然导致移情现象的发生，因此无论何时，只要新教牧师对无意识背景深入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必然会不仅在女性身上，同时也在男性身上引发出移情现象。这当然就以个人的方式涉及了自己，何况，他不可能像天主教教士能够做到或说必须做到的那样来转移这种感情，因为他并不拥有那种能够用来代替他自己的仪式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发现自己为了教民的精神福祉而陷入最具个人特色的参与之中。这种参与甚至比心理分析者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对心理分析者来说，病人灵魂的特殊拯救并不一定就是一件紧迫而重要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可以退缩到颇为合理的借口和遁辞中去。而新教牧师——虽然有一些紧张和尴尬——却出于更高的理由而放弃了这样的借口和托辞。由于这一缘故，他便置身于使自己卷入严重心理冲突的危险之中。而这种冲突，说得温和一点，却并不是牧师宁静偏狭的头脑所能感受到的。这一危险非同小可，但它却具有极大的好处，可以把有责任心的牧师拖入现实生活，并且与此同时，使他置身于早期教会体验过的苦难和忧患之中（参看保罗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并予以反驳的种种流言蜚语）。
牧师必须自己决定，他的社会身份、他的薪水和他对自己家庭的考虑，应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他去执行治疗灵魂的危险使命。德尔图良（Tertullian）曾告诫他的学生，应该主动地去见识一下斗兽场——即使新教牧师认为这一忠告不值得听取，我也不会因此而看不起他们。须知真正建立在现代心理学基础上的教牧工作，可以轻而易举便使神职人员成为公众误解的牺牲品。社会身份的考虑和家庭方面的考虑虽然属于世俗的考虑，但却提醒牧师们应该更为明智——因为众所周知，世俗的孩子永远比天国的孩子更为明智。然而尽管如此，灵魂之眼却总是充满渴望地转向不考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得失，并且总是能够为了某种更高更好的东西而置一切于不顾的人。的确，孩子似的热情成就不了任何事情，只有凭借勇气——那从未离开过现实和可能的坚实大地的勇气——才能成就任何有更大价值的事情。
正是因为新教牧师仪式手段上的欠缺，才使得他与世界难以进一步接触。然而也是同一原因，才驱使他去做更大的冒险——驱使他直奔火线。我希望新教牧师不会在这一任务面前显出胆怯。
所有有头脑的心理治疗者都会因为自己的努力能从神职人员的工作中得到支持和补充而感到高兴。的确，人的灵魂中的种种问题，如果由神职人员和医生从对立的立场去处理，无疑给双方都会带来可想而知的困难。然而也正是从这种相遇之中，双方都可望获得最能结出丰硕果实的挑战和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