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意识的自主性
由于特里讲座（Terry Lecture）的创办似乎意在让科学、哲学和其他人类知识领域的代表能够共同就永恒的宗教问题展开讨论，同时也由于耶鲁大学给了我极大的荣誉，让我来作1937年的这一届演讲，我认为我的任务将是阐明心理学——或说由我代表的医学心理学的那一特殊分支在宗教问题上究竟不得不做些什么和说些什么。既然宗教无疑是人类心灵一个最早和最具普遍性的表达方式，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任何触及个人心理结构的心理学都不可避免地会注意到一个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宗教不仅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同时，对相当数量的人来说，它也是某种极受个人关注的东西。
尽管我往往被说成是哲学家，但实际上我始终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并且始终像一个经验主义者那样恪守着现象学的立场。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偶尔也在经验的积累和分类之外作一些思考，那么这并不与他科学的经验主义原则相冲突。而我甚至相信，没有思考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经验，因为“经验”乃是一个吸收和同化的过程，没有这一过程，就不可能有理解。正如我所表明的那样，我对心理现象的研究是站在科学的立场而非哲学的立场上。而既然宗教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心理学侧面，我对它的考察当然就采取了纯经验的角度。这就是说，我把自己限制在现象的观察上，而回避了任何形而上的或哲学的考虑。我并不否认这些考虑的实在性和有效性，但我不能声称自己有能力正确地运用它们。
我知道许多人都相信自己完全掌握了心理学，因为他们认为心理学并非别的什么，而就是他们对自己的认识。然而在我看来，心理学恐怕远不止是那么一点点东西。尽管它与哲学并没有多少交道，但却涉及大量的经验事实，而这些事实多半是一般人无法接触到的。我准备让你们多少看一看实用心理学处理宗教问题的方式。不言而喻，这一问题之大，所需要的远远不止是三次演讲，因为对具体细节作必要的交代必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更多的解释。因此，我在第一讲中将对实用心理学和宗教问题作一介绍；在第二讲中则介绍一些足以证明无意识中存在着可靠的宗教功能的心理事实；第三讲则对涉及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宗教象征作出解释。
由于我将提供的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讨论，因此我不能假定我的听众对我所代表的心理学派别的方法和立场已十分熟悉。我要说明的是：这一立场完全是现象学的，也就是说，它所涉及的是现象、事件和经验。一句话，它涉及的仅仅是事实。它的真，是事实的真而不是判断的真。例如，当心理学谈到童贞女生育这一母题时，它所涉及的仅仅是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而并不涉及这一观念在任何其他意义上的真伪。这一观念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心理的真实性。一种观念如果仅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它的心理学上的存在乃是主观的。但如果它为一个社会所共有，它也就是客观的。
这种观点与自然科学的观点完全一样。心理学与观念和其他精神现象打交道的方式，就像动物学和不同的动物种类打交道一样。大象之所以“真”，是由于它存在。大象既不是一个推论也不是一个陈述，更不是某个创造者的主观判断，它是一种现象。然而，我们却总是习惯于认为心理事件是主观任性的产物，甚至是某个发明者的发明，这样我们便几乎不可能摆脱把心理和心理内容视为自己的武断发明，视为想象和判断的虚幻产物的偏见。然而事实却是：某些观念存在于一切时代和所有地方，而且甚至还能不依赖任何迁徙和任何传统，就自发地把自己创造出来。它们不是个人蓄意造成的，而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甚至是把自己强加给个人的意识。这并不是柏拉图哲学，而是经验的心理学。
在谈到宗教的时候，我必须一开始就讲明我使用这个词的意思。宗教，正像这个拉丁词所指明的那样，是对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恰当地名之为“圣秘”（the numinosum）的那种东西所作的细致观察，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作用或效果，这种作用或效果不是由武断的意志行为所引发，相反，倒是它抓住并控制了人的主体。人往往只是它的牺牲品而不是它的创造者。无论其原因是什么，“圣秘”乃是主体在自己意志之外获得的一种体验。在任何情况下，宗教的教谕都总是把这种经验解释为由外在于个人的原因所引起。“圣秘”或者是某种可见之物的性质，或者是某种虽然不可见，但却在意识中引起了特殊改变的东西的影响。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一般的法则。
然而，当涉及宗教实践或宗教仪式的时候，却存在着一些例外的情形。许多仪式的举行仅仅是出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借助某些具有魔法性质的方式如祈祷（invocation）、念咒（incantation）、献祭（sacrifce）、坐禅（meditation）——或其他一些瑜伽实践，以及各种各样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惩罚，来制造一种“圣秘”的效果。不过，对客观外在的神圣之因的信仰却总是先于任何这样的演出。例如，天主教教会主持的种种圣事（sacraments）就是为了把圣灵的祝福赐给信徒。但既然这一行动近似于以一种魔法的方式强使神圣的恩典显现，人们也就合乎逻辑地会认为：没有人能够在圣事仪式中迫使神恩显现，但既然它仍然出现了，那就说明圣礼是一种神圣的制度，如果不是得到上帝的支持，它也就根本不会由上帝使它成为这样。
在我看来，宗教是一种特殊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符合于religio一词的原始用法。religio意味着对某些充满活力的要素的细致而小心的体察。这些要素被想象为各种“力”（powers）——灵气、魔鬼、神祇、法则、观念、理想等。无论人以什么名称去称呼这些要素，它们在人眼中始终是一些强大、危险，有益得足以对之仔细体察的东西，或者始终是一些伟大、美丽，有意义得足以对之虔心崇拜和爱戴的东西。在日常的口头语言中，人们往往说那些热情专注于某一追求的人对自己的事业几乎是一种“宗教式的献身”。例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就曾经说，通常，科学家并没有任何教义，但他们却具有“虔敬的气质”。
我希望说明的是：当我使用“宗教”这个词的时候，指的并不是宗教的教条。不过，任何宗教教条，最初却的确一方面建立在对“圣秘”的体验上，另一方面则建立在对лLσΤLS的体验上——也就是说，建立在对某种具有圣秘性质的体验及其在意识中引起的变化的忠诚、信赖和相信之上。保罗改信基督教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因此我们不妨说，“宗教”这个词是指已被“圣秘”体验改变了的意识的一种特有态度。
宗教教条是原初宗教体验的法典化的和教条化的形式，宗教体验的内容则已经在严格的和往往十分精致的思想结构中圣化和凝固。原初宗教体验的实践和重复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和一种不可改变的制度。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仪式和制度已经是僵化的、无生命的东西。恰恰相反，在几千年的时间中，对数以千万的人来说，在没有产生任何生机勃勃的需要来改变它们的情况下，它们很可能仍然是宗教体验的一种有效形式。尽管天主教教会往往被攻击为特别刻板和僵化，它仍然承认：教义是活生生的东西，它的形式因此也是能够改变和发展的。甚至教义的数目也并没有限定，而是可以随时间的进展而增加。宗教仪式的情况也同样如此。然而，所有的变化和发展却只能按照最初被体验到的那些事实并在此框架之内来决定，这就建立起一种特殊的教义内容和情感价值。新教显然使自己从传统的教义和法典化的仪式中获得了几乎是无限的解放，并且因此而分裂为不下400个教派。但即使是新教，也注定了仍然是基督教，并且只能在上帝在受难的基督身上给人以启示这样一种信仰框架内表现自己。这是一个有着确定内容的确定框架，它不可能与佛教或伊斯兰教的思想感情结合在一起，也不可能被它们所补充。然而无可置疑的是：不仅佛陀、穆罕默德、孔子、琐罗亚斯德是一种宗教现象，密特拉（Mithras）、阿提斯（Attis）、赛比利（Cybele）、摩尼（Mani）、赫尔墨斯（Hermes）以及许多别的外邦崇拜中的神祇也是一种宗教现象。如果心理学家采取的是科学的立场，他就不得不置每一种宗教教条要求把自己当成唯一永恒真理的做法于不顾。他不得不着眼于宗教问题的人性方面，因为他关注的乃是原初的宗教体验，而不是宗教教条从这些原初体验中制造出来的东西。
我是一个医生和一个精神疾患方面的专家，我的出发点不是宗教教条而是宗教的人（homo religiosus）——这种人关注并仔细观察那影响他和他的一般处境的种种因素。根据历史传统或人种学的知识来命名和定义这些因素是容易的，但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做到这一点，不啻是一项异常艰辛的工作。我能为宗教问题作出的贡献完全来自我的实践经验——既是对我的病人的经验也是对那些我们所说的正常人的经验。由于我们对人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和他们一起做的事情，我认为最好的介绍乃是首先至少让你们对我在我的职业工作中遵循的路线有一个一般的概念。
由于每一种神经症都关联着人最内在、最隐秘的生活，当一个病人不得不对最初使他陷入某种病态状况中去的所有那些环境因素和复杂条件作出完整的说明时，他便总是会出现某种迟疑和犹豫。但为什么他不能自由地谈论呢？为什么他会或者害怕，或者羞怯，或者拘谨呢？其原因就在于他在“仔细地观察”某些外部因素，正是这些外部因素共同构成了人们所说的公众意见或公认的受尊敬的东西。哪怕他完全信任他的医生并且不再在他面前感到害羞，他也不情愿（或甚至是害怕）向自己承认某些事情，就仿佛让自己意识到这些事情乃是一桩危险似的。人们通常感到害怕的事情都似乎十分强大，但在人身上有什么东西比他自己更强大呢？我们不应该忘记，每一种神经症都产生了一定数量的非道德化倾向。如果某人是神经症，他就已经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神经症是一种屈辱的失败，那些并非全然意识不到自己心理的人也是这样感觉的。但这种失败却是被某种“不真实”的东西所打败。医生也许早就向病人保证过他身上并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并没有患上真正的心脏病或真正的癌症，他的种种症状都是想象出来的。但病人越是相信自己患的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病”，自卑感就越是渗透他整个的人格。他会说：“如果我的症状是想象出来的，那么我是从哪里弄来这些混乱想象的呢？为什么我就应该忍受这些讨厌的东西呢？”当一个有理性的人几乎是哀求似地向你保证说他确实患了肠癌，而与此同时又以一种失望语气宣称他当然知道他的癌症完全是一种想象时，那种景象的确是可悲的。
关于心理的唯物主义概念在神经症案例中对我们恐怕无所助益。可惜灵魂并没有被赋予一个精致的躯体，因为那样的话，人们至少可以说，这个会呼吸的躯体患上了一种虽然并不是真正的癌症但却仍然十分真实的疾病，其患病的情形就像那粗笨的物质躯体患上癌症时的方式一样。可惜，灵魂并不具备一个精致的躯体。因此医学对任何心理性质的东西产生了强烈的厌恶——要么躯体有病，要么根本没有任何病。如果医生不能证明躯体确实患了病，那只是由于目前的诊断技术还不能保证医生能够发现那无疑是器质性病变的真实性质之所在。
但实际上心理究竟是什么呢？唯物主义的意见把它说成纯粹是大脑中有机过程的副现象或副产物，任何心理的困扰因此也就一定是由于器官的、生理的失调。这些失调之所以没有被发现仅仅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诊断方法还不充分。心理和大脑之间无可否认的联系确实增加了这种说法的分量，但却并不足以使之成为不可动摇的真理。在神经症病例中，我们并不知道在大脑的机体过程中是否出现了真正的干扰，而即使那里确实存在着内分泌障碍，也很难说那就是原因而不是结果。
另一方面，神经症的真正原因却无疑是心理的。不久之前，人们还很难想象机体的失调和生理的障碍能够在十分简单的心理学手段下获得缓解，但近年来医学却已经认识到存在着整整一类心身失调的疾病，在这些疾病中，病人的心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的读者也许并不熟悉这些医学上的事实，那就让我举出一个癔病性发热的病例吧。这个病人的体温高达华氏102度，但通过心理病因的吐露，其发热在几分钟之内就被治愈。另一个病人的牛皮癣扩展到几乎遍布全身的地步，我告诉他，我认为自己并无能力治疗他的皮肤病，但我将全力关注他太多的心理冲突。在对他的心理困境作了6周的紧张分析和讨论之后，就像是未曾料到的附带结果一样，他的皮肤病几乎完全消失了。在另一病例中，病人刚刚由于结肠胀气做了一次手术，切除了40厘米的结肠，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再次明显地胀气。病人不顾一切地要求再做手术，外科医生虽然认为那是必要的，却拒绝再为他做第二次手术。可是，随着某些内在心理事实的发现，病人的结肠恢复了正常功能。
这些经验使人难以相信心理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人们很难再继续否认想象中的事实也是真正的事实。只不过，这些事实确实不在视野狭隘的人希望找到它们的地方。它们存在，但并不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认为存在只能是物质的存在是一种荒谬的偏见。事实上，我们能够当即认识到的唯一存在乃是心理的存在。反过来，我们完全可以说，物质的存在纯粹是推论，因为我们对物质的感知仅仅是知觉到以感官为媒介的种种心理表象而已。
当我们忘了这一简单然而基本的事实时，我们无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甚至当一种神经症除了想象之外再无任何别的原因时，它也仍然是非常真实的东西。如果某人把我想象成他的大敌而杀了我，我将仅仅由于想象的缘故便死于非命，想象的存在是确实的，它很可能和物质的存在同样真实，同样有害，同样危险。我甚至相信心理的干扰比流行病和地震更为危险。中世纪的流行病如黑死病和天花，病死的人并没有1914年的意见分歧和俄国的某些政治“理想”杀死的人多。
心理尽管由于缺少一个外在的阿基米德点而不能领悟自己的存在形式，但它却仍然存在。实际上，它不仅确实存在，而且是唯一的存在。
那么，我们对患了想象的癌症的病人该说些什么呢？我将告诉他：“是的，朋友，你确实患了一种癌症式的病，你让一种致命的邪恶驻留在了自己身上。不过，它不会让你的躯体死亡，因为他只是你的想象。但它最后却会让你的灵魂死亡。它已经破坏和毒害了你与他人的关系，破坏和毒害了你的个人幸福，它还会继续长大，直到最后吞噬你的整个精神，使你最终不再是人，而仅仅是一个恶性的破坏性肿瘤。”
我们的病人显然知道他并不是他那病态想象的创作者，尽管理论上他会同意他是他自己那些想象的所有者。如果某人患了真正的癌症，他绝不会认为自己应该对这种疾病负责，尽管事实上那癌确实长在他自己身上。然而一旦涉及的是心理，我们立刻就会感觉到一种责任，就仿佛我们是我们心理状况的制造者一样。这一偏见是最近才产生的。并非很久以前，甚至那些高度文明化的人也相信精神性的实体可以影响我们的头脑和情感。那时，精灵与鬼魂、男巫与女巫、魔鬼与天使，甚至还有诸神，都可以在人身上制造出某些心理的变化。从前的时代，一个认为自己患了癌症的人可能会对自己的这一想法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他可能会感到某人对他施了魔咒，或者，他是被魔鬼附体。他绝不会认为自己是这种幻想的制造者。
作为一种事实，我把这位病人的癌症视为一种自发性的生长，它起源于心理中并不等同于意识的那一部分。它仿佛是一种强行闯入意识中的自主形式。人们可以说意识是我们的心理存在，然而癌症却有独立于我们之外的它自己的存在。这一表述似乎完全概括了那些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如果我们对这一案例作语词联想实验，会立刻发现他并不是自己房子的主人，他的反应会延迟，会改变，会受到压抑或被自动闯入的东西所取代。有许多“刺激词”得不到来自自觉意图的回答。对之作出回答的将是某些自主的心理内容，而这些心理内容甚至是他自己也意识不到的。在我们这个案例中，我们肯定会发现这样一些回答，这些回答来自癌症这一想法的最深的情结。每当一个刺激词触及与这一潜在情结相关联的东西时，自觉的自我（the conscious ego）作出的反应就会受到来自这一情结的回答的干扰，或甚至被这一回答所取代。仿佛这情结是一个自主的存在，能够对自我意图进行干扰似的。的确，所有这些情结都表现得就像一些拥有自己精神生活的继发人格或局部人格似的。
许多情结所以脱离于自觉意识，是因为自觉意识宁可通过压抑作用来摆脱它们，但是也有一些情结此前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意识，因而也绝不可能受到武断的压抑。它们在意识之外成长，最终凭借其不可思议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与冲动闯入到意识中来。我们的病人即属于后一范畴。尽管他有文化、有头脑，他还是孤立无援地成了占有和主宰他的东西的牺牲品。面对自己这一病态想法的不可抗拒的魔力，他没有任何办法来帮助自己。这一病态的想法就像癌细胞一样在他体内增生，直到有一天终于显现出来并且从此以后就始终不可动摇。的确，只有在极少的间歇期他才能暂时摆脱这一想法。
这些病例的存在，有助于说明人为什么害怕意识到自己。帷幕之后也许真有什么东西——这一点谁也不可能知道——因此人宁可“认真地考虑和观察”处在自己意识之外的种种因素。大多数人对可能存在的无意识内容都有一种原始的“惊恐”。在所有天生的羞怯、耻辱和精明之下，存在着对“灵魂中未知的危险”的隐秘恐惧。人当然不愿意承认这一荒唐的恐惧，但他却应该意识到这种恐惧并不是没有正当理由的。相反，根据和理由可谓过于充分。我们永远也不能确定一种新思想会不会抓住我们或抓住我们的邻人。我们从现代和古代的历史中知道，这些思想往往是如此陌生，而且的确是如此古怪，以致简直就是对理性的侮辱和挑衅。从总是与这些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中产生出一种狂热的沉迷，这种沉迷导致的结果是：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不管他们是多么用心良苦和通情达理，都要么被活活烧死，要么被砍去头颅，要么以更为现代的方式用机关枪成群地杀死。我们甚至不能安慰自己说这些事仅仅属于遥远的过去，因为不幸的是，它们不仅属于现在，而且似乎特别属于将来。“Homo homini lupus”（他人即狼）是悲哀而永恒的真言。人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害怕那潜伏在无意识中的非个人力量。我们幸而意识不到这些力量，因为它们从未——或几乎是从未——出现在我们的个人关系和日常环境中。然而如果人们群集在一起成为民众，那一直潜伏和沉睡在每个人身上的兽性和魔鬼就会被释放出来。作为民众，人不知不觉便降低了自己的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准——这一水准一直处于意识阈限之下，一旦被民众形式赋予活力，就随时随地都会爆发出来。
在我看来，把人的心理视为纯个人的事情从而完全从个人的角度去对之作出解释，乃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样一种解释只能运用到个人的日常兴趣和人际关系中去，而一旦出现某些微小的麻烦，一旦出现某些未曾料到和异乎寻常的事件，本能中完全陌生的和不同寻常的力量就立刻会召唤出来。我们不可能继续用个人动机来解释这些力量，毋宁说，它们倒更可以与某些原始事件如日食时发生的恐慌之类相比拟。把今天在俄国爆发出来的杀戮冲动解释为个人的父亲情结，这在我看来是极不充分的。
由集体力量的汹涌所导致的性格变化是令人惊奇的。一个温和而通情达理的人可以变成一个疯狂而野蛮的野兽。人们往往容易把这归咎于外部环境，然而任何从我们身上爆发出来的东西，都不可能事先并不存在于我们身上。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火山的边缘，而且，就我所知，并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保护我们，使我们不致被随时可能的火山爆发所毁灭。向理性和常识发出呼吁的确是一件好事，然而如果你只有一所精神病院来接纳发了疯的民众，你又能做些什么呢？疯子和暴民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他们都是被非个人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所驱使。
事实上，只要患上任何一种神经症，就立刻可以咒语般地召唤出不能以理性手段去对付的力量。我们的癌症病例清楚地显示，人的理性和智力在对付最为明显的无稽之谈时是多么无能为力。我总是告诫我的病人，把这种明显荒谬却又不可战胜的无稽之谈视为他们尚未理解的力量和意义的表现。经验使我明白：认真对待这些事情并为它们寻得适当的解释，乃是更为有效的方式。然而，一种解释只有当它能够制造出一种与病态效果相伯仲的假说时才是有效的。实际上，我们的病人面对的力量和暗示已经超过了他的自觉意识能够拿来与之抗衡的东西。在这一危险的情境中，让他相信他以某种不可理解的方式站在他的症状的后台隐秘地制造和支撑着他的症状，就只能是一个错误的策略。这样的暗示立刻就会使他的战斗精神瘫痪，而他也就会失去道德意识和道德力量。更好的办法倒是使他懂得：他的情结是与他的意识人格相对抗的自发力量。何况，这种解释与将其还原为个人动机的解释相比，也更符合实际的情况。个人动机的确存在，但并不是由他的意志所造成，而仅仅是外来地发生在他的身上。
在古代巴比伦史诗中，当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傲慢和自负导致他对诸神的蔑视时，诸神便创造出一个其力量可以与吉尔伽美什匹敌的人来检验这位英雄的抱负。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病人身上：他是一位思想家，总是靠智力和理性来对世界作出安排。他的野心至少铸造了他个人的命运。他把一切都强行置于理性不可动摇的法则之下，而自然却不知在什么地方逃脱了他的掌控，并且带着复仇的愿望卷土重来，使他蒙受无法予以打击的无稽之谈，使他产生患了癌症的致命想法。这正是无意识的聪明手法，它用这种手法使他感觉到自己仍是他的主人。这是最坏的打击，是他所有的理性主义理想和他全能的意志力量最难以应付的打击。这样一种情形只能发生在由于自己的自负而惯于滥用其理性和智力的人身上。
然而，吉尔伽美什逃脱了诸神的报复。他做了一些梦，这些梦向他发出警告，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梦向他显示，他如何才能战胜自己的敌人。而我们的病人，生活在一个诸神早已被消灭得干干净净或至少是变得声名狼藉的时代，虽然同样也有这样的梦，却不会去聆听它给我们的启示。毕竟，一个有头脑有教养的人，怎么能迷信到把梦如此当真的地步呢？当然，对梦的普遍偏见不过是一种症状，在这种症状后面，对人的心理的低估实际上更为严重。科学与技术的惊人发展，也使人变得惊人的缺乏智慧和内省。不错，我们的宗教说到过灵魂的不朽，但对于人的心理却几乎没有说过什么好话；如果没有神圣的恩典，那么人心注定了只能沦入永恒的诅咒和朽坏。这两个重要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对心理受到的普遍低估负责，但事情当然并不完全如此，远比这更为古老的是原始人对任何与无意识毗邻的东西的恐惧和厌恶。
意识在其发端之初必定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在较为原始的社会中我们至今仍能看到意识是多么容易得而复失。“灵魂的危险”之一就是灵魂的丧失。当心理的一部分重新沦为无意识时，所发生的情形就是如此。另一个例子是“发狂”（running amok），它相当于德国英雄神话中的“发疯”（going berserk）。这或多或少都属于失神状态（trance—state），往往伴随着破坏性的社会效果。甚至一种相当普遍的情绪也可以导致意识的丧失。原始人因此培养出种种精致的礼貌，如：压低了声音说话、放下手中的武器、四肢匍匐于地、磕头、出示手掌。甚至我们今天的礼节方式也仍然显示出对心理中可能存在的危险的“宗教式”考虑。我们巫术般地彼此祝愿，以便向命运讨好。我们相信与人握手时，左手不应该放在衣袋里或放在身后。如果你希望特别地讨好别人，你总是用双手与人握手。在极有权势的人面前，我们总是摘掉帽子，露出头来向他鞠躬。我们把我们的头不受保护地交出来是为了讨好那拥有权势的人，因为他很可能突然被无意识中不可驾驭的暴力倾向俘获而突然失去理智。例如，在战争舞中，原始人就甚至可以兴奋到流血的地步。
原始人的生活充满了对潜伏在心理中的危险的不断关注，用来减少这种危险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禁地的建立是这一事实的外在表现，而无数的“特布”（taboo）则标划出异常谨慎和细心观察到的心理领域。有一次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那时我正和生活在东非埃尔贡山南坡的一个部落在一起。我想询问我在树林中经常发现的“鬼屋”（ghost—houses）的情况，闲谈中，我提到了selelteni（“鬼”）这个词，立刻，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并且表现出痛苦和惶恐。他们的目光都从我脸上移开，因为我大声说出了那个只能低声说出的词，因而有可能招来最危险的后果。我不得不转换话题使这次谈话能够继续下去。这些人向我保证说他们从来不做梦，做梦是酋长和巫医的特权。于是那位巫医向我承认说，他也已经不再做梦了，因为他们现在有了地区长官。“自从英国人来到这个国家，我们就再也没有什么梦了。”他对我说，“地区长官知道所有与战争和疾病有关的事情，他也知道我们应该去什么地方生活。”这一奇怪的说法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从前，梦是最高的政治向导，它是Mungu（上帝）的声音。因此，普通人要是说自己做了梦，就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情。
梦是那位“未知者”的声音，它总是以新的阴谋、新的危险、新的牺牲和战争以及别的麻烦事情来发出恫吓。一个非洲黑人有一次梦见他的敌人俘虏了他，把他放在火里烧。第二天，他召集他的亲戚，要求他们把他放在火里烧。他们同意了他的要求，而且如此尽心尽力地把他的双脚捆在一起放进火中。他的脚当然残废了，但他却逃脱了他的敌人可能给他带来的灾祸。376
有一些巫术仪式，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建立起一个屏障，以防范无意识中那突如其来的危险倾向。梦被视为神圣的声音，视为神派来传达消息的信使，同时又被视为种种麻烦层出不穷的渊薮——这一奇怪的事实，丝毫也没有使原始人变得心神不宁。从希伯来先知的心理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原始思维的残余。当然，在倾听这些声音的时候他们往往有所迟疑，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对一个像何西阿这样虔诚的人来说，为了服从上帝的命令就必须娶一个淫妇，这确实也是颇为艰难的事情。377378人文曙光出现以来，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通过确定的形式和律法来限制这一武断的、势力强大的影响。这一过程持续和贯穿了整个历史，表现为层出不穷的仪式、制度和信仰。在最近两千年中，基督教教会接管了这一功能，开始在这种影响和人之间起媒介和保护作用。人们并不否认，在中世纪教会的著作中，神圣的启示可能发生在梦中，然而这一观点却并没有受到鼓励，教会始终保留着决定某种启示是否应视为真实的权力。尽管教会也承认某些梦是上帝送来的，它们可能含有某种直接的启示，但总地说来教会并不倾向对梦作认真关注，甚至还反对这样做。因此，至少从这种观点看，最近几百年来精神态度的改变，并不是完全不受教会欢迎的，因为这种改变确实有效地阻挡了早期的内省心态，不赞成对梦和内心体验作严肃认真的考虑。
新教运动推倒了教会精心建立的众多壁垒，但它很快就体会到个人启示可能产生的分裂效果。教条的樊篱一旦被拆除，仪式一旦失去其权威性，人就直接面对自己的内心体验而得不到教义和仪式的保护与指引，而这种保护与指引却不仅是基督教的精髓，同时也是异教宗教经验的精髓。新教基本上失去了传统基督教所拥有的庇护，如：圣祭、忏悔，很大一部分礼拜仪文以及祭司职掌的代赎功能等等。
我必须指出，以上说法并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也并不打算成为这样的判断。我所陈述的仅仅是事实。不管怎样，新教强化了《圣经》的权威并用它取代了教会的权威。然而正像历史业已表明的那样，人们是可以用多种方式诠释一段特定的圣经经文的。同样，对《新约》所作的科学批评也并不有助于增加人们对神圣经典的信仰。在所谓科学启蒙的影响下，大量受过教育的人要么离开了教会，要么对它漠不关心。如果这些人全都是索然无味的理性主义者或神经质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损失倒并不值得遗憾。然而他们中许多人却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只是不能同意现行的信仰方式而已。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很难解释布克曼运动379对或多或少受过教育的新教阶层产生的可观影响。那些背弃了教会的天主教教徒往往或隐或显地向无神论者倾斜，而新教徒则一有可能便成为教派分裂运动的追随者。天主教教会的绝对主义倾向似乎产生出一种同样绝对的否定精神，而新教的相对主义倾向却能容忍信仰的多样性。
人们也许会认为我离题太远地谈起了基督教的历史，而本来目的却只是为了说明一般人对梦和内心体验所存的偏见。其实，我所说的这一切，乃是我与我的癌症病人的谈话的一部分。我告诉他，最好认真地对待他的强迫观念而不要把它贬斥为病态的无稽之谈。不过，要认真对待它，就意味着要承认这样一种诊断，即在那确实存在的心理中，出现了一种类似癌肿的问题。我的病人肯定会问：“那么这正在生长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而我也确实不知道。尽管正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它无疑是某种不自觉的补偿，但对于它的内容、性质和特征，我们却全然无知。它是无意识的自发显现，而这所说的无意识却建立在意识无法发现的那些心理内容上。
我的病人于是好奇地想要知道我将借助什么方式到达那成为病根的心理内容。冒着使他大受惊吓的危险，我告诉他，他的梦将为我们提供所有那些必要的消息。我们将把这些消息看成是出自一个有头脑、有目的、有人格的来源。这当然是一个大胆的假说，同时也当然是一种冒险，因为我们是在把极度的信任放在一个不受信任的东西即放在心理之上，而它的存在却至今仍受到不少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的否认。当我向一位知名的人类学家说明我的方法时，他的评论颇为典型：“这一切确实非常有趣，然而却十分危险。”是的，我承认这很危险，其危险程度并不亚于神经症。如果你想治疗神经症，你就不得不冒某种危险。去做某种事情却又无须冒险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对此我们知道得相当清楚：对癌肿做外科手术同样是一种冒险，然而这样的手术还是得做。为了更便于理解，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要病人把心理想象为一个微妙精致的肉体，在这个肉体中是可以长出肿瘤来的。普遍的偏见要么把心理视为无法想象的、比空气还要虚无缥缈的东西，要么认为它或多或少是一个由逻辑和概念组成的知识体系。这种偏见是如此巨大，以致今天人们如果意识不到一定的心理内容，就会认为这些心理内容根本不存在。人们不相信在意识之外还有某种心理功能，他们把梦视为荒谬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的建议只能引起广泛质疑，而我也的确听闻过世上所有用来反对梦这一影影绰绰的幽灵的说法。
然而，在没有进行深入分析的情况下，我们从梦中发现的同一些冲突和情结，却在联想测验中证明了它们的存在。更有甚者，这些情结还构成了确实存在的神经症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梦至少能像联想测验一样为我们提供有关神经症内容的信息。事实上，它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比联想测验提供的还要多。神经症症状就像冒出地面的芽，然而植物的主要部分却是在地下发展的块茎。这地下的块茎就是神经症的内容，它是情结、症状和梦的母体。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梦恰恰反映了这一隐蔽的心理过程。如果我们到达了那里，我们也就到达了神经症的病“根”。
既然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这里深入说明神经症的心理病理，我就建议用另一个病例来说明梦怎样揭示了心理中未知的事实，以及这些事实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做梦的人也是一位知识分子，既有学识又有头脑，他患了神经症并打算从我这里寻求帮助，因为他感到他的神经症已变得具有巨大的力量，正缓慢而无疑地从下面破坏着他的元气。幸好，他的知识结构还没有遭到破坏，他还能自由地运用他很高的智力，因此我给他安排的任务是观察和记录他做过的梦。我并没有对这些梦作出解释，只是在此后很久，我们才开始着手分析它们。因此我将要叙述的这些梦并没有受到任何篡改，它们再现了心理事件那未受任何影响的自然序列。病人从未读过任何心理学读物，更不用说任何分析心理学方面的著作。
由于这一连续的系列共由400多个梦组成，我当然不可能在这里传达所有这些材料给人造成的印象；不过，我在别处却发表了从中选择出来的74个包含着特定宗教关注母题的梦。380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梦者只是所受的教育是天主教教育，自己却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宗教问题也并不感兴趣。他属于那种具有科学头脑的知识分子，如果有谁把任何种类的宗教观点强加给他，他只会感到惊诧和迷惘。一个这样的个案也许是极有价值的，只要我们确实没有弄错某些梦所具有的宗教性质。如果谁仅仅强调自觉意识，并不相信无意识的独立存在，那么弄清这些梦究竟是否从自觉意识的内容中获得了自己材料，也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而如果事实确实支持无意识假说，那么也就可以把梦作为可能的资料用来说明无意识中的宗教倾向。
我们不能期待梦用我们知道的方式来言说宗教。然而400个梦中，却有两个梦明显地涉及宗教。我把梦者本人的记录公布在下面：
所有的房子都有某种剧场的气氛，都有舞台场面和布景。有人提到过萧伯纳的名字。演出被设想为发生在遥远的未来。背景上有一个用英文和德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公告：
尽管这里引用的梦在那篇文章中已经提到，然而对它们的考察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梦有许多不同的侧面，因而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
这是宇宙的天主教教堂。
这是主的教堂。
所有感到自己是主的工具的人可以进来。
在这下面又用较小的字体印着：“此教会由耶稣和保罗创建。”就像商业公司宣传其悠久历史的广告。我对我的朋友说：“过来呀，过来看看这个。”他回答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当人们感到自己有宗教感的时候，就非得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我回答说：“作为新教徒，你永远也不会理解。”一位妇女点头表示赞同。然后我看见教堂墙上有一个宣言似的东西。上面写道：
信徒们！
当你们感到自己是在全能的主之中时，不
要直接向他说话。主是言词所不能达到的。我们也郑重告诫你们不要沉溺于任何有关主的性质的讨论。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一切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言传的。
（署名）教皇×××（名字很难读）
于是我们走了进去。里面类似于清真寺，又特别像圣索菲亚大堂381——没有座位，空间感很强；没有圣像，只有框在墙上作装饰的经文，就像圣索菲亚大堂里的《古兰经》文本那样。其中一段经文写道：“不要谄谀你的恩人。”刚才点头赞同的女人流着泪哭着说：“那就什么也不剩了！”我回答说：“我认为这完全正确！”但她消逝不见了。一开始，我面对柱子站着，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改变了位置，看见很多人挤在一起。我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独自站在一边。然而他们非常清晰，因此我看得见他们的脸。他们众口一词地说：“我们承认我们是在主的力量里。天国就在我们心中。”他们极其庄严地重复了三遍。后来风琴开始伴奏，他们齐声唱起巴赫的一首赋格曲。但原来的曲谱被遗忘了，许多地方他们只是花腔式地唱着，后来却不断重复着这样的歌词：“此外的一切都不过是纸。”（这意味着它不会我给留下生动的印象。）合唱渐渐消逝，仪式中温暖舒适的那一部分开始了。它极像学生们的晚会。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平易可亲。我们到处走动，彼此交谈，彼此问候，不断有人给我们供应酒（它来自一所教会学院）和其他使人兴奋的东西。教会的健康标准是喝醉，仿佛为了表示每个人在这种不断高涨的成员情谊中的愉快，喇叭响亮地奏起了反复重叠的爵士旋律“查尔斯也和我们在一起”。一位神职人员向我解释说：“这些显得有点粗俗的娱乐是受到官方赞同和允许的。我们必须稍微适应一下美国方式。和庞大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时这种情形是难免的。然而我们决定性的反禁欲倾向，却使我们在原则上不同于美国的各个教派。”这时我在一种极大的轻松感中醒了过来。
正像你们知道的那样，有许多著作都对梦这种现象作过论述，然而却几乎都没有涉及梦的心理。这显然由于对梦作心理学的解释是极其棘手和冒险的事情。弗洛伊德作了大胆的尝试，试图凭借他从心理病理领域中获得的观点对错综复杂的梦心理予以阐明。我虽然佩服他的勇气，却既不能同意他的方法，也不能同意他的结论。他把梦说成纯然是一个面具，在这一面具的后面，有某种东西被精心地隐藏着。毫无疑问，神经症确实隐藏着某些不受欢迎的东西，正像正常人也同样有某种隐藏一样。然而这一点是否适用于梦这种普遍的、世界范围的现象，却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我怀疑我们究竟能否假定梦是另一种东西而并非它显现给我们的那样。我宁愿引用另一犹太权威《塔木德》382的话说：“梦即其解释。”也就是说，我把梦看做它本来的样子。梦是如此复杂和难以理解，我不敢贸然对它那可能的诡诈作出任何假定。梦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是一种想把我们引入歧途的人为伎俩。梦的发生是在意识和意志都极大地停止了它们功能的时候；它似乎是自然的产物，可以同样发生在那些没有患神经症的人身上。何况，我们对梦的心理过程所知甚少，因而在把完全不同于梦本身的种种因素用来解释梦的时候，就必须格外地小心谨慎。
尽管有这些理由，我还是认为我们的梦确实是宗教性的言说并且意欲成为这样的言说。梦具有连贯的、精心设计出来的结构，它揭示出某种逻辑、某种意图，也就是说，它具有一种有意义的动机，这种动机直接地表现为梦的内容。
此梦的第一部分是一个颇受天主教教会欢迎的陈述。新教的某些观点——宗教仅仅是个人的体验——在梦中是不受鼓励的。梦的第二部分较为怪诞，它说到教会对决定性的世界性立场的适应，结尾则是赞成反禁欲倾向的陈述，而这种倾向是不可能从真正的教会那里得到支持的。尽管如此，梦中那位反禁欲主义的牧师却把这作为一种原则。灵性化与精神的升华是基督教的基本原则，对任何与之相反的原则的坚持，都不啻是渎神的异端邪说。基督教从来就不是世界性的，它也从来没有赞同地看待过美酒美食。更可怀疑的是，把爵士乐引进礼拜仪式真的有特别的可取之处吗？那些“兴高采烈、平易可亲”的人以一种多少有些伊壁鸠鲁主义的风格在那里逍遥自在地彼此交谈，倒使人们想起那颇不合当代基督徒口味的古代哲学理想。而在第一和第二部分，人群和民众都受到了强调。
因此，在梦中，天主教教会尽管受到极高的推崇，却表现为与陌生的异教观点结合在一起，而这种异教的观点是与基本的基督教态度互不调和的。这种不可调和性并没有出现在梦中，它被“温暖舒适”的气氛掩盖了。在这种气氛中，危险的对立被弄得模糊而含混。新教关于个人与上帝关系的思想，被淹没在了群众性组织和与之相应的集体宗教感中。对群众性场面的坚持和对异教理想的暗示值得注意地与今天实际发生在欧洲的事情相对应。人们都对现代德国的异教倾向感到吃惊，因为没有人知道应如何解释尼采的狄俄尼索斯体验。尼采不过是千百万那时尚未出世的德国人中的一个，从这些德国人的无意识中，狄俄尼索斯的条顿兄弟——沃丁（Wotan）——最终在世界大战中诞生出来。我从我那时治疗过的德国病人的梦中，便清楚地看到沃丁式的革命即将来临。在发表与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我指出过这种从德国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新的趋势。383这些德国人压根儿不是那些研究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人，而且显然，这些复活了异教用羊作献祭牺牲的年轻人，也根本不知道尼采的任何体验。这也就是他们何以把他们的上帝叫做沃丁而不是狄俄尼索斯的缘故。在尼采的传记中你会发现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按照他最初的意思上帝就是沃丁。然而，作为语言学家和由于生活在19世纪70和80年代，他把他叫做了狄俄尼索斯。从比较的观点看，这两位神祇的确有许多共同之处。
在我的病人的梦中，显然并没有对集体情感、群众性宗教和随处可见的异教倾向的反对，唯一的例外是那位新教朋友，但他却很快就归于沉默。一个值得注意的奇怪事件是那位不认识的女性，她一开始是支持对天主教的颂扬的，后来却突然流着泪说：“这样一来就什么也不剩了。”此后便一去不返地消逝了。
这女人是谁？对梦者来说，她是一个模糊不清、素不相识的人，然而在梦者做这个梦的时候，她作为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已经和梦者十分熟悉，并且频繁地出现在他此前做过的梦中。
由于这个形象在男人的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被冠以了一个技术上的名称——“阿尼玛”（anima），其所涉及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遥远而无法记忆的时代起，人类就在自己的神话中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男人和女人是共存于同一躯体中的。这样一种心理直觉往往以神圣对称的形式，或以创造者身上具有雌雄同体性这一观念形式外射出来。爱德华·麦特兰（Edward Maitland），安娜·金斯福德（Anna Kingsford）的传记作者，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也讲述了对神的双性性质的内在体验。此外还有赫耳墨斯哲学（Hermetic philosophy）中所说的双性人，即那位“尽管显现为男性，却始终内在地携带着隐于体内的夏娃或妻子”的the homo Adamicus（亚当式的人）。
阿尼玛可以假定为男人体内少量的女性基因的心理表象，这之所以显得可能，是因为在女性的无意识中就找不到同样的形象。不过，那里也有一个相应的形象在扮演着同等的角色，但这却不是一个女人的形象而是一个男人的形象。女人心中的这一男性形象被称之为“阿尼姆斯”，这两个形象最典型的外在显现之一，就是那很久以来就被称之为animosity（憎怨）的东西。阿尼玛导致种种混乱的心情，阿尼姆斯则产生出恼怒的絮叨和不可理喻的见解。两者都是频繁出现的梦中形象。它们总是把无意识予以人格化并赋予它不能取得一致和容易形成冲突的性格。无意识本身并没有这样的否定性特征。这些否定性特征的出现，只是当无意识被这些形象人格化了的时候，只是当它们开始对意识发生影响的时候。由于仅仅是一些局部的人格，它们具有的性格便要么是一个低劣的女人的性格，要么是一个低劣的男人的性格——由此便形成它们那令人恼怒的影响。一个体验到这种影响的男人会处在一些无法估计的心情中，而一个体验到这种影响的女人则会喋喋不休地制造出毫不切题的争执。
阿尼玛的否定性反应出现在教堂梦中，显示出梦者女性的一面——他的无意识——与他的自觉态度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开始于墙上的经文：“不要谄谀你的恩人。”梦者是同意这种说法的。经文的意思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因此人们不明白那女人何以会对它感到如此绝望。由于没有对这一秘密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我们目前只能满足于这样一种说法：在这个梦里有一种冲突，一个非常重要的少数派在作了给人印象深刻的抗议后离开了舞台，不再对所发生的一切予以关注。
于是，我们从这个梦中得悉：梦者心灵中的无意识功能在天主教和异教的“纵情欢乐”之间制造出了一种相当平庸的妥协。外在地看，这一不自觉的产物并不是在表达一种凝固的观点或一种明确的意见，毋宁说，它只是一种反思活动的戏剧性展示。我们或许可以对它作下面这样的表述：“现在这种宗教怎么样？你是一个天主教徒，难道不是吗？那不是挺好的吗？但是禁欲主义——好吧，好吧，甚至教会也不得不稍微适应一点电影、收音机、精神上的午茶以及所有那些东西——为什么就不能来点儿教会的酒，来点儿快乐的朋友？”然而，由于某种隐秘的理由，这个难以相处的神秘女人——她在先前的许多梦中已经频频出现——却似乎对此深感失望并弃而不顾。
我必须承认，我发现自己与这位阿尼玛有同样的感觉。这样的调和显然太廉价太肤浅了，然而这却正是梦者的特点——同样也是许多人的特点。对这些人来说，宗教并不特别重要。就我的病人而言，宗教并不是他特别关注的东西，而他也从未想过它会以任何方式引起他的关注。然而他却因为一种非常惊扰的体验而到我这里来寻求帮助。作为一个高度理性的知识分子，他发现，在与他所患的神经症及其具有的非道德化力量遭遇时，他的自觉心态和他的哲学完全背叛了他。他从自己的世界观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他，使他对自己有足够的控制和驾驭的力量。他因而深深陷入这样一种处境，就像一个人迄今以来一直珍爱着某些信念和理想，而现在却遭到这些信念和理想的抛弃时那样。一个人要是处在这样的境遇中，那么他试图返回自己童年时代接受的宗教，并希望从中发现某些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在我看来就丝毫不是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然而，这种试图重新复活其早年宗教信仰的做法却并不是出自自觉的决定，病人仅仅是梦见了它，也就是说，是他的无意识对他的宗教作了一种奇特的表述。这就仿佛是灵与肉——这基督教意识中的两大永恒敌人——在这样一种奇特的形式中彼此达成了和解。属灵性和世俗性共同结合成这一未曾料想到的和睦，其效果多少有一些怪诞并具有一定的喜剧性。灵性不可通融的严厉似乎被散发着美酒和玫瑰香味的古代欢乐所破坏。在所有的事件中，梦都描绘出这样一种精神和世俗的气氛，这种气氛钝化了道德冲突的尖锐，在遗忘中淹没了所有的精神痛苦。
如果这就是愿望的实现，那么它无疑是自觉意识到的愿望实现，病人正是在这里做得过了头。而他也并不是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因为酒一直是他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然而另一方面，这梦却对病人的精神状况作了不偏不倚的表述。它描绘出一种被世俗性和民众本能败坏了的宗教。这里有着宗教的滥情，却没有来自圣秘体验的神圣。这正是一个失去了生命力和神秘性的宗教所固有的特征。完全可以理解，这样一种宗教既不能给人以帮助，也不具有任何的道德效力。
此梦的整个外观无疑是不受欢迎的，尽管其中仍隐然可见某些正面的价值。事实上梦很少有完全积极的或完全消极的。我们从任何梦中都能同时既发现其积极的一面又发现其消极的一面，不过通常其中一面总比另一面强。这个梦显然给心理学家提供了足够的材料来提出宗教态度的问题。当然，如果此梦只是我们手中唯一的一梦，我们就几乎不能指望阐发其内在的意义，但在病人的系列梦中，许多梦都明显地指向了宗教问题。通常，只要可能，我从不对单个的梦做出解释。梦总是处在一个序列之中。既然意识的连续性并不因为不断插入的睡眠而中断，那么无意识过程也很可能有它的连续性——这连续性甚至有可能超过意识事件的连续性。无论如何，我的经验是支持这种可能性的：在无意识事件的链条上，梦是其可见的环节。如果我们希望揭示此梦更深的原因，我们就必须回到整个系列，看看它在400个梦组成的长链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发现，这个梦插在两个不可思议的梦之间。前一个梦告诉我们有许多人在那里集会并举行了一个奇怪的仪式，这仪式显然具有巫术性质，其目的则是为了“重建长臂猿”。后一个梦也涉及同样的主题——从动物到人的奇妙转变。
这两个梦都是我的病人难以接受和深感惊讶的。如果说教堂梦浮动于表面，所表达的意见是一种在其他场合也可以自觉予以思考的意见，那么，这两个梦在性质上却显得陌生而遥远，而其情绪上的效果则使病人有避之唯恐不及之感。事实上，第二个梦在文字上有这样的话：“如果一种东西跑掉了，所有的东西也就失去了。”奇怪的是，这句话与那个不认识的女人说的话“那就什么也不剩了”是一致的。由这些话可以得出的推论是：教堂梦是一种企图，它旨在逃避梦中其他有更深含义的思想——这些思想出现在此梦前面和后面的梦中。
二、教义和自然象征
这些梦中的第一个——教堂梦之前的那个——说到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中，人们准备重建一个猿猴。要充分解释这一点需要许多细节，因此我不得不限制自己，仅仅指出梦中的“猿猴”涉及梦者的本能人格，而这个本能人格此前却由于病人纯粹智性的人生态度而完全地遭到忽视。其结果，本能的力量便压倒了他，并且随时以不可控制的方式爆发出来。猿猴的重建意味着在意识的等级秩序中重建本能人格。这样一种重建只有当它伴随着意识态度的重大改变时才是可能的。病人自然很害怕无意识中的种种倾向，因为迄今以来它们总是以最不受欢迎的形式显现出来。随之而来的教堂梦则代表着这样一种企图，即企图摆脱恐惧，在教会式的宗教庇荫下获得保护。第三个梦在说到“动物转变为人”时，显然是在继续第一个梦的主题，也就是说，猿的重建仅仅是为了此后再转变成人。换句话说，病人不得不重新整合自己迄今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本能，使自己经受重大的改变，然后再被造成新人。现代人的头脑已经忘却了那些古老的真理，但正是这些真理讲述着旧人的死亡和新人的再造，讲述着精神上的再生和与此类似的“神秘荒谬”。然而我的病人，作为一位现代科学家，却不只一次地意识到他被这样一种思想牢牢抓住。他因此而感到恐慌，他担心他快要疯了，而两千年前的人却欢迎这样的梦，并因为有望获得神奇的再生和生命的更新而兴高采烈。我们的现代态度傲慢地回顾迷信的阴翳，鄙视中世纪和原始时代的盲信，完全忘记了我们至今仍在我们理性意识的摩天大厦底层，保留着我们的全部活生生的过去。没有这样的底层，我们的意识便悬浮在半空中——无怪乎它要变得神经兮兮。意识的真正历史并不保存在知识性的书卷中，而是保存在每个人活生生的心理有机体中。
然而，我必须承认，由于这种更新的观念采取了这样一个容易使现代人感到震惊的外形，因而即使并非不可能，人们也确实很难将我们所理解的“再生”与这些梦描绘过的方式联系起来。然而在我们讨论那奇怪的和出乎意料的转变之前。我们应该先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我此前曾提及的其他宗教梦。
相对说来，教堂梦在整个漫长的序列中出现较早，而下面这个梦则属于稍后一个阶段。其文字记录如下：
我来到一个奇怪而庄严的大厅——那种“凝神大厅”。背景上有许多点燃的蜡烛排列成四个点向上的奇怪图形。外面，在大厅的门口站着一个老人。人们正从那里走进来。他们什么话也不说，一动不动地站着集中心神。站在门口的那人说那些走进大厅的人是：“当他们出来时，便干净了。”我自己走进了大厅，发现自己完全能够集中心神。这时有一个声音说：“你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危险的。宗教并不是为了让你们能够摆脱那个女人的形象而不得不交纳的税金，这形象是不可能摆脱的。那用宗教来代替心灵生活中另外一面的人有祸了，他们这样做是错的，将要受到诅咒。宗教并不是代用品，它将作为最后的完成加在灵魂的其他活动之上。从你生命的丰盈中，你将产生出你自己的宗教；只有在这时你才会受到祝福！”在最后这句话还在以钟一般的声调说着的时候，我听见了遥远的音乐，那种单纯的和弦使我想起了瓦格纳的《火曲》（Fire Music）。当我离开大厅的时候我看见了熊熊燃烧的山并且感觉到：“那些并不向外倾泻的火是神圣的火。”（萧伯纳：《圣女贞德》）
这个梦给病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是他那些庄严而有力的体验中的一个，在他的人生态度中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不难看出，这个梦与教堂梦形成了对应，只是在这个梦中，教堂变成了庄严的、人们在那里自我凝神的大厅。这里没有任何外在的仪式，没有天主教教堂中那些熟悉的东西，唯一的例外是点燃的蜡烛，它们排列成一种象征——这象征很可能来自天主教的礼拜仪式。这些蜡烛形成四个金字塔形或四个向上的点，它们很可能预示着最后出现的火焰山幻觉。不过，数字四在病人的梦中却具有反复出现的特征，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病人自己观察到的那样，圣火涉及萧伯纳的《圣女贞德》。另一方面，不灭的火却是众所周知的神的属性——不仅在《旧约》中是这样，而且在不合教规的箴言录中也曾作为过基督的譬喻。奥利金（Origen）的《讲道书》中就引用过这样的话：Ait ipse salvator：qui iuxta me est, iuxta ignem est, qui longe est a me, longe est a regno.（“救世主本人说：那靠近我的人是靠近火焰；那远离我的人是远离天国。”）从赫拉克利特的时代起，生命就被想象成永不熄灭的火，而当基督称自己是“生命”的时候，伪箴言录的说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代表生命的火恰恰适合此梦的框架，因为此梦强调“生命的丰盈”是宗教唯一合法的泉源。因此四个火焰所起的作用，几乎就像圣像那样表示着上帝（或一个与之同等的存在）的在场。在巴比洛—诺斯（Barbelo—Gnosis）体系中，theAutogenes（自生者、非被造物）的四周便围着四盏灯。这一奇怪的形象可能与科普提克诺斯（Coptic Gnosis）中的the Monogenes（单生者）是一致的——布鲁西亚法典（Codex Brucianus）提到过它。在那里，“单生者”的特征也是一个四位一体的象征。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数字四在这些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往往暗指一种与毕达哥拉斯所说的“tetraktys”类似的思想。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