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精神问题与我们生活的时代有着如此紧密的关联，以致我们竟难以从适当的角度去对它进行考察。现代人还是一个崭新的现象，现代问题则刚刚才开始出现，其答案还深藏在未来之中。因此，在谈及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时，我们最多只能勾画出问题的大致轮廓，或许还只能极不相同地勾画这一轮廓，因为我们对于未来只有极为朦胧的认识。更何况，这个问题既十分模糊，又具有某种普遍性，显然任何个人均难以把握。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用最大的谨慎态度来考察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公开承认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我深知，这样一个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容易诱引我们去使用响亮而空洞的豪言壮语，同时也因为我本人不得不说的某些话本身就可能显得不够小心谨慎，甚至还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在此之前，许多人不是已经受害于我们自己的夸夸其谈了吗？
要立刻举例说明这种显然的缺乏谨慎，我就不得不指出：我们所说的现代人是那些对此时此刻有着清醒意识的人，这些人绝不是普普通通的平常人。毋宁说，现代人不是站在险峰绝顶之上，就是立足于世界的边缘；他们面对着未来的深渊，头上是浩瀚的苍穹，脚下是整个人类及其一直淌隐到原始迷雾中去的全部历史。现代人，或者，让我们重说一遍，那真正生活在此时此刻的人，实际上是寥寥无几的，因为他必须具有最高的意识。既然完完全全地生活在现代，就意味着必须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人的存在，他也就需要有最紧张最广阔的意识，需要将无意识缩小到最低限度。我们必须清醒地懂得：仅仅生活在现在并不能使人变得现代，因为如果那样，那就每一个现在活在世上的人都是现代的了。显然，只有那充分意识到现在的人才可以称之为现代人。
自觉意识到现在的人是命中注定的孤独者，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因为朝着充分的自我意识每前进一步，人也就更远地远离了他原来那种充满生机和野性的对人类群体的“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远离了那种湮没于普遍而共同的无意识中的命运。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意味着使自己同人群生活于其中的无意识母体相脱离。即使在文明社会里，那些在心理上处于最低阶层的人，也仍然生活在与原始人相差无几的无意识状态中。稍高的一个等级虽然生活在意识的层面上，但那仅仅相当于人类文明的发轫。只有心理上处于最高等级的人，他们的意识才反映了最近几个世纪的生活——在这一意义上，只有我们所说的现代人才生活在现在，只有他才具有真正现在的意识，只有他才发现从前的生活方式已经令他生厌，而过去时代的价值追求，除了从历史的角度看，已经不再能够吸引他的兴趣。这样一来，他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成了“非历史的”，并使自己与那些完全生活在传统范围之内的人群相疏离。的确，只有当一个人已经走到了世界的边缘，他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他将一切过时的东西抛在身后，承认自己正站在彻底的虚无面前，而从这彻底的虚无中可以生长出所有的一切。
这些话的调子高得使人怀疑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伪装出一种现代意识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事实上，一大帮没有价值的人正是这样一下子跳过各种发展阶段，抹去这些阶段所代表的人生任务，并由此而赋予自己一副虚假的现代气概的。他们猛然出现在真正的现代人身旁，但实际却是一些身如飘蓬、无处生根的吸血鬼和寄生虫；他们的空虚给真正的现代人那不值得羡慕的寂寞投上了一道可疑的色彩。于是，那真正的、为数极少的现代人，便只能被这帮幽灵的阴云所遮蔽，而在缺乏辨别力的大众眼中，与这些伪现代派混在一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代”人总是遭到诘难，遭到怀疑，这在所有时代都是如此，从苏格拉底和耶稣的时代就已经开始。
真正的现代性意味着自愿宣告破产，重新承担起贫穷和坚贞的誓言，并且抛弃历史赐予的神圣荣耀——而这是一桩极其痛苦的事情。成为“非历史的”人是一种普罗米修斯似的罪孽，在这一意义上现代人确实生活于罪孽之中。具有高度的意识犹如背负着罪疚的重担。但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只有当一个人超越了过去的意识阶段，广泛地完成了他的世界指定给他的各种职责后，他才可能获得充分的现代意识。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头脑健全、技艺精湛——他必须是一个获得了同其他人一样多，甚至比其他人还要多的成就的人。正是这些品质，保证了他能够达到此后获得的最高意识境界。
我知道，技艺精湛这一点在伪现代人听来尤其觉得刺耳，因为这使他们想到了自己的欺骗行为，但这并不应阻止我们把它当作衡量现代人的标准。我们甚至不得不确立这样的标准。因为，除非具有精湛的技艺，否则一个自诩的现代人就不过是一个骗子。现代人必须在最高的程度上做到艺精业熟，如果他不能靠他的创造力来补偿他与传统的决裂，他就仅仅是背叛和遗弃了过去。为了获得对现在的意识就对过去予以否定根本是徒劳无益的事情。“今天”之所以有意义，仅仅因为它处在“昨天”和“明天”之间。正是这一过渡和转换的过程构成了过去与未来的联系。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意识到现在，才可以把自己说成是现代人。
许多人都自诩为现代人——尤其是那些伪现代人。由于这一缘故，我们发现真正的现代人往往反倒喜欢以那些称自己为老古董的人自居。他们这样做，首先是为了通过更多地强调过去，来平衡其与传统决裂的负罪感，其次是为了避免被别人视为伪现代人。每一种好的品质都有其坏的一面，没有任何一种善会来到这个世界而不立刻产生出相应的恶。正是这一痛苦的事实消解了那种通常随现代意识而来的陶醉感，即觉得自己是人类全部历史的顶峰，是无数世代的最后结晶。其实这最多只能是骄傲地宣示自己的贫乏，因为我们同样也面临无数世代以来种种希望和期待的破灭。想一想近两千年来的基督教理想吧，尾随这理想而来的不是救世主的到来和天国的千年至福，而是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世界性大战以及集中营和毒瓦斯——这是怎样一场天国和人间的大浩劫啊！
面对这一景象，我们最好还是重新变得谦卑。不错，现代人是一个顶峰，但他却注定要被明天超越。他的确是无数世代的发展的产物，但他同时又是人类一切希望所遭到的最大失败。现代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看到了科学、技术和组织有着怎样的好处，同时也看见了它们可能成为怎样的灾难。他同时也看见了：本着“和平时期备战”的原则，所有用心良苦的政府是怎样为和平铺平了道路，以致整个欧洲几乎陷于灭顶之灾。至于理想，则无论是基督教会和人类的兄弟情谊，还是国际间的社会民主和经济利益的休戚相关，都没有能够经受住现实的苛刻检验。战后15年的今天，我们再次看见同样的乐观主义、同样的大型组织、同样的政治热情和同样的标语口号又开始流行起来，我们怎么能不恐惧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引领我们走向进一步的浩劫和灾难？的确，禁止战争的种种协议留给我们的仅仅是怀疑，尽管我们同时又希望它们能够取得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成功。在内心深处，人们总是对每一个这样的缓和措施持一种痛苦的怀疑。当我说现代人在精神上遭到了一种致命的打击并因此而陷入到深刻的动摇和惶惑中时，我相信我并没有夸张地过甚其辞。
上面这些话已足以表明我的观点带有职业的色彩和偏见。医生总是诊断出疾病，而我却不能不继续做一个医生。不过，医生技艺中最重要一点的是：他不应该在没有疾病的地方发现疾病。因此，我不会断言说西方人尤其是白种人已经病入膏肓，整个西方世界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我根本没有资格去作出这样的判断。
任何时候，当听见有人在谈论文化问题或甚至是人类问题时，你们绝不要忘了追问这个说话者究竟是谁。谈话者谈论的问题越是大而无当，他就越是会把他自己最个人的精神问题偷偷塞入他对该问题的陈述中。这无疑会导致不可容忍的歪曲，导致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错误结论。另一方面，当一个大而无当的问题整个地抓住和同化了一个说话者的时候，又恰恰足以表明这个说话者确实亲身体验到了这一问题，甚至很可能从他所受的痛苦中获得了某种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以他个人的生活帮助我们思考了这一问题并为我们揭示出某种真相。但倘若他把自己的心理问题投射到他的思考中，他就用他自己的个人偏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虚假的东西，并且在表面上显得客观的情况下，极大地歪曲了这一问题，以致不仅没有揭示出任何真相，反倒制造了虚假的骗局。
当然，我之所以知道现代人的精神问题，仅仅是根据我与他人的接触和我自身的体会。我从成千上万有教养的患者和健康人那里获悉了他们隐秘的内心生活，这些人来自文明的白人世界的各个角落。正是在这样的经验上我形成了我的看法。无疑，我只能勾画一幅片面的图画，因为我观察到的所有这一切都隐藏在心底——它们完全是“内在的”。这里我需要立刻补充的是：这一点本身就值得注意，因为心理生活并非总是只能从“内在的”方面去发现。在有些民族和有些时代，心理生活是见之于“外部”的，这些民族和时代完全是非心理学的。我们可以以任何古代文明作为例证，特别是古埃及文明，它不仅具有不可磨灭的客观性，而且总是对未曾犯下的罪孽作天真而素朴的忏悔。正像从巴赫的音乐后面一样，我们从金字塔和萨卡拉的阿皮斯陵墓（the Apis tombs of Saqqara）后面也不会感觉到心理问题的存在。
任何时候，只要存在着某些外部形式，不管这些形式是理想的还是仪式的，只要它们充分表达了灵魂的憧憬和渴望，就像在一个仍然具有生气和活力的宗教中那样，这时我们就可以说心理是外在的，这里完全不存在心理问题，不存在我们所说的无意识。与这一事实相一致——心理学的发现完全是近几十年的事，虽然在此之前很久，人们就有了足够的内省力和理解力并藉此而认识到那些后来成为心理学课题的事实。技术知识的情形也是如此。罗马人熟悉一切机械原理和物理事实，这些知识足以使他们制造出蒸汽机来，然而从所有这些知识中产生的，却不过是由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511制造出来的玩具。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紧迫需要。这种需要直到19世纪才伴随巨大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而产生。同样，精神的需要也只是在我们的时代才产生出心理学的“发现”。当然，心理事实此前也仍然存在，但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都没有注意到它们，没有它人们照样生活。然而今天，如果再不对它们予以关注，我们就不能再继续生活下去了。
最先知道这一点的是医生。因为对牧师来说，人的心理不过是那种只有引导到已知的信仰形式或信仰体系之中才能不受干扰地行使其功能的东西。的确，只要这一信仰体系能够使生命得到真正的表达，心理学对于健康的生活就只不过是一种技术上的辅助，而心理也就不可能被视为个人独特的要素。当人仍然作为群体动物生活的时候，他并没有自己的精神，除了一般的对于灵魂不朽的信仰外，他也不需要任何个人自己的心理。然而一旦他的成长超出了他诞生于其中的宗教形式，一旦这种宗教再也不能将他的生活包容在它自身的完善性之中，此时，心理问题就成为一个不能以寻常尺度和方式去予以对待的独立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有了一门建立在经验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念条款或哲学体系之上的心理学。在我看来，我们拥有这样一种心理学，事实上已经作为一种症状，显示出集体心理的一种深刻骚动。因为集体心理也表现出和个体心理相同的变化模式；只要一切顺利，只要我们所有的心理能量都能以适当的、调节得很好的方式得到宣泄，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来自内部的骚扰。此时就没有任何怀疑和游移不定来缠绕我们，而我们也就不可能与自己发生分裂和冲突。但一当心理活动的渠道有所堵塞，立刻就会出现心理障碍，河水就会逆流而行，内心的要求就会不同于外在的要求，我们就会和自己发生冲突——只有在这时，只有在这种厄难之中，我们才发现心理是一种与我们意志相抵牾的东西，它对于我们是陌生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它与我们自觉的立场互不相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最清楚的方式展现了这一过程。他的第一个发现就是：存在着性欲的反常和犯罪的幻想，这些东西就其表面价值而言，与文明人的自觉意识是全然相悖的。一个人如果采纳和坚持这些反常的幻想，就等于宣布自己是一个罪犯、疯子和大逆不道的人。
我们不能设想这一侧面只是最近一段时期才在无意识或人类心灵的内陆中形成。很可能它一直就存在，并且在一切文化中都是如此。不过，尽管每一种文化都孕含着具有摧毁性的对立面——那放火烧毁神殿的希罗斯特拉特（Herostratus），在我们之前，却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不得不如此认真地对待这些心理的暗流。过去，心理仅仅是某种形而上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在今天，清醒的现代人尽管仍顽强地执着于自我防御，却已经不得不承认心理的威力了。正是这一点把我们的时代和所有别的时代区分开来。我们再也不能否认，无意识中黑暗的骚动是一些活跃的力量，至少在现在，我们还无法把这些确实存在的心理力量纳入到理性的世界秩序中去。我们甚至把这些力量抬举到对之进行科学研究的高度——这再一次证明我们是多么认真地看待它们。此前的若干世纪中，它们一直被不加注意地弃置一旁，然而今天，它们却成了我们无法脱掉的涅索斯衬衫。512
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结果使我们的意识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在我们的内心生活中表现为我们对自己和自身价值的信念坍塌。过去我们总是把异邦人视为政治和道德上的堕落者，但时至今日，现代人却不得不承认，他的政治与道德境况并不比别人优越。从前我们相信，叫别人遵守秩序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命令自己遵守秩序——我们最好自己以身作则。我比别人更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对理性的世界组织已经失去了信心——那个实现了和平与和谐的千年王国的老梦已经苍白黯淡，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在这方面，现代人的怀疑主义已经冷却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改造世界的热情。不仅如此，它还非常不利地阻碍了心理能量流向外部世界——正像对一个朋友道德品质的怀疑必然会伤害和阻碍双方的关系一样。现代人的怀疑主义使他反弹回自身。他的心理能量开始向源头返流，由此发生的碰撞则把所有时代一直存在于那里的心理内容冲击到表面——而在流向顺畅的时候，这些东西本来是沉埋在淤泥之下的。在中世纪的人们眼中，世界是怎样地完全不同于今天啊！在他们眼中，地球永恒地固定和静止在宇宙中央，太阳围着它旋转，抚爱地给它以温暖，一切人类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沐浴在这至高无上者的爱护中，他为他们准备了永恒的幸福，而他们也都确切地知道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怎样才能从这个可以朽坏的世界上升到那永恒的、充满欢乐的生活中去。然而对我们来说，即使在梦中，这样一种生活也已经不再现实。科学早已把这可爱的面纱撕成了碎片。虽然人们总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世上最伟大的人，但那个时代却像遥远的童年时代一样被抛在了身后。
现代人已经失去了他中世纪的同胞所拥有的形而上的安全感和确定性，他建立起物质保障的理想、普遍福利的理想和人道主义的理想来取代先前的确信。然而要毫不动摇地保持住这些理想，他就得给自己注射更大剂量的乐观主义。因为，就连物质上的保障现在也已经完全落空；现代人已经看到：物质上的每一“进步”，都可以使一个更大的灾难如虎添翼。这一景象使关于进步的想象在恐惧中收敛了羽翼。当今天各大城市正完善着自己防御毒气袭击的措施，甚至为此而进行不断的彩排的时候，我们能够作何想象呢？这只能意味着：这样的袭击早已经计划和准备停当，而且，所根据的也同样是“在和平时期备战”的原则。如果让人不断地积聚起充分的毁灭性，他心中的邪恶很快就会将其付诸可怕的运用。众所周知，只要把大量的军火放置在一起，它们自己就会把自己引爆。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把制约和支配突发性事件的可怕法则称之为反向转化（enantiodromia），如今，这样的暗示已悄悄潜入现代人的头脑，它用恐惧冷却了现代人的血液，使他不再相信，面对这些可怕的力量，社会和政治的种种措施仍然具有持久的效力。这是一个建设和破坏此起彼伏的世界，如果现代人把自己的目光从这个盲目世界所展示的可怕前景投向他自己心灵的隐秘角落，他就会在那里发现每个人都宁可忽视也不乐于看见的混乱和黑暗。科学甚至摧毁了内心生活最后的庇护，从前的避风港现在变得一片狼藉。
然而尽管我们在自己内心深处发现了如此众多的罪恶，我们感到的却几乎是一种轻松。至少，我们这样想，这就是人类所有罪恶的根源。尽管它最初给我们带来的是震惊和幻灭，我们仍然感到：正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心理的一部分，我们就或多或少能够控制它们、纠正它们或不惜任何代价地对它们进行有效扼制。我们喜欢这样认为：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那么我们就至少消除了这个世界上的一部分罪恶；如果每个人对无意识都拥有广泛的知识，那就不难看出一个政治家是否正被他的邪恶动机引入歧途，那时各大报纸就会对他斥责说：“去接受分析吧，折磨着你的是一个被压抑的父亲情结。”
我故意选了这么一个奇怪的例子是为了表明：那种以为某种东西既然是心理的，它就必然处于我们控制中的幻觉，将会把我们引入怎样的荒谬。不过，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罪恶，倒的确来源于人们普遍地处于无可救药的缺乏意识，而随着日益增长的洞察和自知，我们也确实能够与这些罪恶在我们身上的根源进行斗争，就像科学也能以同样的方式保证我们能够对付外来的伤害一样。
最近二十年来，对心理学的兴趣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迅速增长，这表明现代人正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外部的物质事物转向自己的内心生活。艺术中的表现主义预言式地宣告了这一主观性的发展——艺术总是直觉地领悟到集体无意识中正在来临的变化。
我们今天的心理学兴趣是这样一种征象，它表明现代人正期望从心理中获得某种外部世界不曾给予的东西。无疑，这种东西本应包含在我们的宗教之中，但至少对现代人来说，它已经不再包含在宗教中了。在现代人看来，宗教的种种形式不再显得是来源于我们的内心，反倒更像是外部世界开列出来的清单。既然这个世界的精神不能给他以任何内在的启示，他便轮流去尝试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就好像它们是星期日的礼服一样，穿上它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又把它们像穿破的衣服一样地扔在一边。
同样，他也莫名其妙地被来自心灵深处的那些几乎是病态的显现所吸引——尽管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先前那些世代遭到拒斥和抛弃的东西现在会突然变得这么有趣。无论这种嗜好多么厉害地触犯了良好的趣味，人们却不能否认对这些东西确实存在着普遍的兴趣。这里我想到的并不仅仅是人们对科学心理学的兴趣，也不仅仅是人们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兴趣，而是人们对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对包括招魂术（spiritualism）、占星术（astrology）、通神学（theosophy）、心灵学（parapsychology）等的广泛而方兴未艾的兴趣。自十七世纪以来，这个世界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只能拿它与公元一、二世纪诺斯替思想的繁荣相比拟。事实上，我们时代的精神思潮确实与诺斯替主义有着深刻的亲缘关系到今天，甚至存在着“Eglise gnostique de 1a France”（“法国诺斯替教会”）这样的组织，而据我所知，德国也有两个教派公开宣称自己是诺斯替教派。数目上给人印象最深的运动无疑是通神学，以及它在大陆上的姊妹人智学（Anthroposophy）。它们纯粹是身穿印度服的诺斯替主义。与这些东西相比，对科学心理学的兴趣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关于这些诺斯替体系，有一点是引人注目的，那就是它们完全建立在无意识的种种显现之上，其道德教谕也深入到人生的阴暗面中，这在经过修订的欧洲译本《贡荼利尼瑜伽》（Kundalini—yoga）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心灵学的情形也同样如此，每一个熟悉它的人都会同意我在这里的说法。
对这些运动所产生的热烈兴趣，无疑来自不能再投注到过时的宗教形式中去的心理能量。由于这一缘故，这些运动便有了一种真正的宗教性质——哪怕它们伪装成科学的时候也是如此。尽管鲁道夫·斯坦纳513把他的人智学叫做“精神科学”，尽管埃迪夫人声称自己发明了一门“基督教科学”，它们却丝毫改变不了自己的宗教性质。所有这些掩盖的企图仅足以证明：和政治与世界的改造一样，宗教也已经受到人们的怀疑。514
我相信我这样说并没有走得太远。与19世纪的同胞相对照，现代人确实怀着极大的期盼转向了心理，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除了诺斯替教的经验外，并没有任何传统信条的参照。我提到的所有这些运动，都使自己具有一副科学的外观，但这却并不只是一个怪异的讽刺或一场假面舞会，相反，它倒从正面显示出它们实际追求的是“科学”——即知识——而不是作为西方宗教之本质的信仰。现代人厌恶信仰和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宗教。只有当宗教的知识内容与他自己的心理体验相一致时，他才承认它们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现代人渴望自己去知道——自己去体验。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今天刚刚结束，地球上已经不再有未经探索的土地。而这一时代的开始，却是在人们不再相信希腊神话中的极北族人（Hyperboreans）是独足怪兽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时候。那时，他们希望自己亲眼去看看：在已知世界的疆域之外，究竟还存在着什么。而今天，我们的时代却显然开始了另一种发现——去看看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心理中究竟还存在着什么。在每一个神灵学圈子内，人们追问的问题都是：当通灵人（the medium）失去正常意识之后，所发生的情形究竟是怎么回事？而通神学信徒的追问则是：在意识的更高水平上，我将体会到什么？信奉占星术的人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自己的自觉意图之外，究竟是什么样的作用力在决定着我的命运？而精神分析学家则希望知道：隐藏在神经症后面的无意识驱力究竟是什么？
我们的时代切望亲身体验自己的心理。它需要原始的经验而不是现成的结论，但它也愿意利用现有的一切假设——包括已知的宗教和真正的科学——作为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手段。当昨天的欧洲人把目光投入这一深深的开掘时，他会情不自禁地打一个冷战；他会认为这一所谓的探索，不仅其课题既神秘晦涩又令人害怕，而且所使用的方法也是对人类最高智力成就的惊人滥用。当一位职业天文学家得知，今天绘制出来的算命天宫图比300年前至少多出一千倍时，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从遥远的古代到今天，世界上各种迷信的数量有增无减。面对这一事实，哲学上的启蒙主义教育家和倡导者又有什么话可说呢？作为精神分析的奠基人，弗洛伊德忍受着最大的痛苦把尽可能耀眼的光芒投射到人类精神后院的污秽、黑暗和罪恶之上，并且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对心理的后院作出解释，以便使我们不要再指望从这些垃圾中寻找到任何别的东西。但弗洛伊德却并没有获得成功：他试图阻止人们去寻找，结果却导致了恰恰相反的结局，即对所有这些污秽的羡慕和赞赏。如果不是因为即使是粪石学家1515也仍然会受到心理的神秘魅力的吸引，那么这种反常现象便难以理解。
毫无疑问，从19世纪之初甚至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人的心理便越来越跻身于人类兴趣与关注的前台，并且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巴黎圣母院中理性女神的登基对西方世界来说似乎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象征性姿态——其意义可与基督教传教士砍倒沃丁橡树516的行为相媲美。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并没有来自上天的复仇雷霆将那亵渎者击倒在地。
显然并非仅仅是历史的有趣安排：就在大革命的时候，一位法国人安奎特尔·杜·佩赫隆（Anquetil du Perron）正在印度生活。他于19世纪初从那里带回了一部Oupnek’hat——《五十奥义书》的译本。这本书使西方第一次深刻洞察到东方精神的迷离幽微。对历史学家来说，这纯粹是与历史因果链环无关的巧合，然而我的医学偏见却不允许我将它仅仅视为偶然的巧合。一切事情的发生都符合一种心理规律，而这一心理规律在个人生活中的有效性是屡试不爽的。它表现为：任何重要的东西一旦在我们的意识生活中失去价值并因而枯死在那里，就会在无意识中建立起一种相应的补偿。我们从这当中可以看到与物理世界能量守恒类似的法则，因为我们的心理过程也同样有其量的方面和能的方面。如果不是被另一具有同等强度的价值所取代，任何心理价值是不会自行消逝的。这一基本法则在心理治疗医生的日常实践中反复应验、屡试不爽。作为医生，我绝不认为一个民族的生活可以与心理的法则背道而驰。在医生眼里，一个民族的心理只是在某些方面比个人的心理更为复杂而已。何况，诗人们不是也说到过他们“灵魂的国度”吗？这在我看来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心理的多面性中有一面就是：心理并不是个人的，它来源于国家，来源于集体，甚至来源于人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过是一个唯一的、无所不包的精神的一部分，用斯威登堡（Swedenborg）的话说，是一个唯一的“最伟大者”（the homo maximus）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可以作一类比：正像在我这个单独的个人身上，黑暗可以召唤出给人以帮助的光明一样，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黑暗也同样可以召唤出能够给人以帮助的光明。在潮水般涌入巴黎圣母院并狂热地进行破坏的人群中，汹涌地激荡着种种无以名状的黑暗力量，在这些力量的冲击下，个人根本难以站稳自己的脚跟。然而；这些力量同样也作用于安奎特尔·杜·佩赫隆，并通过他激发出一个回答，一个已经汇入历史中并通过叔本华和尼采之口向我们说出的回答。安奎特尔·杜·佩赫隆把东方思想带到西方，它对我们产生的影响目前还难以估量。但愿我们不要低估这一影响。的确，迄今为止，这一影响还很少从知识界的表面被发现：这里还只有极少数东方学者、一两个佛学的热衷者，以及几个像勃拉瓦茨基夫人、安妮·贝赞特517那样的忧郁名流对它感兴趣。
然而这些显露出来的现象就像人类海洋中渺小而零落的岛屿，它们实际上是淹没于水下的巨大山脉的巅峰。文化庸人们直到最近仍然相信：占星术早已被抛弃，如今已成为可以坦然加以嘲笑的东西。然而正是在今天，它又从社会的深处崛起，去叩击300年前就将它驱逐出去的大学的校门。东方的思想观念也是如此，它在社会的底层扎下根来，慢慢地生长到社会的表面。在多纳赫（Dornach）兴建人智学殿宇的五六百万瑞士法朗是从哪里来的呢？肯定不是来自某一个人的腰包。可惜没有统计数字告诉我们，今天公开宣布自己是通神学学者的人究竟有多少，当然就更不用说那些没有公开宣称的人了。不过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有好几百万——在这个数字之上，我们还得加上几百万有基督教或通神学知识背景的神灵学信徒。
大变革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的，它们总是从下面开始，就像树木从来都不是从天上往下长，而是从地下往上长一样。我们这个世界的动荡和我们意识中的动荡是同一回事。一切都已经变成了相对的，因而也就值得怀疑。这是一个被那么多的和平条约和友好协定弄得心神不宁的世界，是一个被民主与独裁、资本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弄得心神不宁的世界。而当人犹豫不决、疑虑重重地对这个世界予以沉思时，他的精神自然要渴望获得一个解答以便安抚和缓和怀疑与不安的躁动。然而正是社会下层的人民遵循着心理中无意识力量的驱使；正是这个在大地上备受嘲笑的沉默之众比那些声名显赫者更少沾染上学院式的偏见。居高临下地看，他们往往显得枯燥乏味、愚蠢可笑，然而他们却像那些受到特别祝福的加利利人一样单纯。518人类心理中的污秽垃圾已经攒集到了一尺之厚，这种景象还不使人触目惊心吗？我们发现，多卷本的年鉴（Anthropophyteia）519以小心谨慎的笔触记录了所有最微不足道的琐事、最荒谬无稽的行为和最粗野鄙俗的幻想，而哈夫洛克·埃利斯（Iavelock Ellis）和弗洛伊德则在其严肃的、赢得了所有科学赞誉的学术论文中涉及同样题材。阅读这些论文的读者遍布整个文明的白人世界。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热情，如何解释这种对令人讨厌的事物的近乎盲目的崇拜呢？这恰恰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心理的——它们是心理中的物质，因而才珍贵得像从古代废墟中抢救出来的断简残编一样。对现代人来说，甚至心理中那些秘密而有害的东西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能够效力于他的目的。然而这一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弗洛伊德在《释梦》一书的前面放上了这样一段引言：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即使我不能令天上众神折服，我至少也要把阿卡隆河搅得翻腾。”但这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人们要求我们推翻的这些天上神祇，一直就是我们意识世界的偶像与价值。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古代的神祇之所以声名狼藉，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风流丑闻。如今，历史又开始重演：对于那些我们大加赞扬的美德和无可比拟的理想，人们正在揭穿其令人生疑的基础，他们以胜利的姿态向我们高喊：“这就是你们制造出来的众神，它们无非是一些染上了人类卑劣品质的圈套和欺骗——无非是一些虚加粉饰的坟墓，里面满是死人的骨头和污秽。”我们从中听出了一个熟悉的声调，我们在坚信礼（Confrmation）上不能理解和消化的福音又再次焕发了生命。
我深信，这些相似并非微不足道。事实上，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人，对这些人来说，弗洛伊德心理学比福音书更为亲切，布尔什维主义比市民的美德更有意义。然而这些人毕竟都是我们的同胞，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至少有一种声音在同情和支持他们，因为说到底，把我们所有人包容在其中的，毕竟是同一种精神。
这一发展的未曾料到的结果是世界换上了一副更加丑陋的面孔，它变得如此丑陋，以致没有人再去爱它。我们甚至连自己也不爱了。到头来，外部世界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们从内心生活的真实中吸引开去。无疑，这正是整个这一发展的真正意义。说到底，拥有“业”（Karma）的教义和“灵魂转世”（reincarnation）教义的通神学，它希望教导我们的不过是：这个表象的世界对于道德上不完善的人不过是暂时的疗养地。通神学对今日世界固有价值的诋毁，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现代观念，不过它借助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技巧。它并不直接诋毁我们的世界，却向人们许诺另一个更高的世界，这样，它也就使这一世界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此，无论它们中的哪一个，所造成的结果都完全一样。
我承认，所有这些思想都极少学院气，事实上它们触及的是现代人最缺乏意识的那一面。现代思想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遥相呼应，与原子核理论遥相呼应，这难道也是偶然的巧合吗？正是这些理论使我们远离了决定论和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今天，甚至物理学也正在扬弃我们的物质世界。因而，在我看来，如果现代人要退回来据守心理生活的真实，并期望从那里得到世界拒绝给予他的安全感和确定性，就根本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
西方世界在精神上正处在危险而不确定的处境中，然而越是危险，我们却越是用沉溺于灵魂之美的幻觉来闭目无视眼前的无情事实。西方人对自己焚香膜拜，他生活在浓重的烟雾中以便看不清自己的真实面貌。但我们给其他人种留下的是什么印象呢？中国人和印度人对我们作何想法呢？我们在黑人身上唤起了什么样的感情呢？所有那些被我们夺去了土地，被我们用甜酒和性病消灭了的人，他们对我们又是怎样的看法呢？
我有一位美洲印第安朋友，他是普哀布洛印第安人的一个酋长。有一次，我们开诚相见地谈到白种人，他对我说：“我们不理解白人，他们总是想得到什么，总是躁动不安，总是在寻找什么。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理解不了他们。他们有那么尖的鼻子，那么薄、那么冷酷的嘴唇，他们脸上就是这样一些线条。我们认为他们全都疯了。”
我的朋友尽管还不能清晰地表达出来，但他已经认清了那只雅利安猛禽以及他想统治每一块土地——甚至那些与他毫不相干的土地——的难以餍足的欲望。他同样也注意到我们那种病态的妄自尊大使我们把基督教视为唯一的真理，把白皮肤的基督视为唯一的救世主。而这仅仅是众多事例中的一个罢了。当我们用科学和技术把整个东方搞得动荡不安，并趁机强征贡物之后，我们又把传教士送到了中国。非洲布道团演出的喜剧更是可怜，他们铲除一夫多妻制的做法无疑最大地取悦了上帝，然而却同时导致了卖淫业的大规模泛滥，以致光是在乌干达，每年就得耗资两万英镑来防止性病的蔓延。而善良的欧洲人还得为这样的伟大成就给他们的传教士付酬！至于波利尼西亚的悲惨情形和鸦片贸易的福祉就更不消说了。如果驱散他自己用来缭绕他的道德香烟，欧洲人显示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副尊容。无怪乎从事心理的开掘就像承担起大面积的排干沼泽的工程。只有弗洛伊德那样的伟大理想主义者才能终身倾注于这项肮脏的工作。当然，应该对这股难闻之气负责的并不是弗洛伊德，而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由于纯粹的无知和最大的自欺而认为自己既干净又体面。于是，我们的心理学作为我们灵魂的老朋友，就首先从最令人作呕的地方开始了它的工作，也就是说，它从所有这些我们并不希望看见的东西上开始了它的工作。
然而，如果充斥于我们心理中的仅仅是罪恶和种种无价值的东西，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诱使一个正常人对它发生兴趣。正因为如此，那些从通神学中只看到知识上可悲的浅薄，从弗洛伊德心理学中只看到唯官能主义的人，便预言这些运动很快就会极不光彩地收场。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运动的力量来自心理本身的魅力，在没有更好的东西出来取代它们之前，心理的魅力将通过这些形式获得表现。这些形式是过渡的和胚胎的阶段，从这些阶段中，新的、成熟的形式将会诞生出来。
我们至今并未意识到西方的通神学是对东方思想的幼稚而野蛮的模仿。我们不过是重新把占星术捡了起来，而在东方，占星术却是那里的日用衣食。我们对性生活所作的研究起源于维也纳和英格兰，而印度人在这方面的教谕却不仅足以与我们的研究匹敌，或许还超过了我们的研究。东方的典籍在10个世纪之前就向我们介绍了哲学上的相对主义，而新近才在西方开张的非决定论思想，却正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基础。至于我们在心理学上的发现，理查·威廉520曾向我证明，某些复杂的心理过程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已经有过明确的描述。与古老的东方艺术相比，精神分析学本身，以及它所开创的思想路线，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完全西方式的，实际上却仅仅是初学者的学步。人们也许不知道，精神分析和东方瑜伽之间的相似，已经在奥斯卡·施密茨（Oscar Schmitz）那里得到了揭示。521
同样，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就在我们用技术上的优势把东方的物质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东方则用它精神上的优势把我们的精神世界投入困惑和混乱。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就在我们从外部制服东方的同时，东方很可能正从内部加紧了对我们的控制。这样一种想法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是头脑不正常，因为我们的眼睛只习惯于注意明显的因果联系而根本看不到我们中产阶级在知识上陷入的混乱应该归咎于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欧登堡（Oldenberg）、多伊森（Deussen）、威廉522以及和他们相似的其他人。罗马帝国的榜样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呢？在征服了小亚细亚之后，罗马变得亚洲化了。欧罗巴受到亚细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从西里西亚（Cilicia）发源了密斯拉崇拜——罗马军团的宗教，它从埃及一直弥漫到云蒸雾锁的不列颠——还需要我指出基督教的亚洲起源吗？
通神学学者有一种有趣的想法，认为在喜马拉雅山或西藏的什么地方，有一些圣人（Mahatmas）在影响和指导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事实上，东方巫术信仰的影响是如此之强，以致一些头脑健全的欧洲人竟向我保证说，我说过的一切有价值的话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受了那些圣人的启示，而我自己的灵感则根本算不了什么。这种圣人神话在西方流传极广，人们对之深信不疑。事实上，它远不是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相反却像所有的神话一样代表了心理的真实。看起来，东方也许确实处在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精神变化的基底，只不过，这个东方并不是一座住满了圣人的西藏寺院，而是就位于我们自己的心中。正是我们自己的精神在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精神形式和精神力量，而这些精神形式和精神力量或许会有助于我们克服雅利安人那无边的嗜血欲望。也许，我们最终将从那种限制其眼界的做法——这在东方已经发展为一种暧昧可疑的清静无为——中悟到点什么；也许，我们会逐渐从那种稳定的心态——这种稳定只有在精神的要求变得如社会生活一样绝对必需时才能达到——中悟到点什么。然而，在这个美国化的时代里，我们仍然距离诸如此类的东西十分遥远。在我看来，我们只是刚刚踏上新的精神纪元的门槛而已。我并不想把自己说成先知，但为了大致勾画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我就不得不强调一个动荡的时代对于安定的渴望，不得不强调一个缺乏安全的时代对于安全的渴望。新的生存方式是从需要和痛苦中产生的，它并不来自自觉的愿望或理想的需要。
在我看来，今天精神问题的关键，就隐藏在心理对现代人产生的巨大魅力中。如果我们是悲观主义者，我们会把这视为堕落的标志；如果我们具有乐观的倾向，我们就会从中看到一种希望——它向我们预示：西方世界正在发生一场深远的精神变化。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它都是很有意义的现象。正因为这种现象发生在更深的社会底层，它也就更加值得注意；正因为它触及的是那些非理性、难预测的心理力量，它也就更加显得重要。因为如同历史表明的那样，正是这些力量以不可预见的方式改变着不同文明和不同民族的生活。这些力量今天对许多人来说还是看不见的，然而在深处和底部激发起当今“心理学”兴趣的却正是这些力量。心理的魅力丝毫不是什么病态的反常；它的引力是如此强烈，以致即使面对令人感到厌恶的东西时，人们也不会为之却步。
在世界的坦途大道上，一切都变得那么荒凉陈旧。现代人本能地离开了前人走过的道路，以便去探索不为人知的陋径幽巷——正像希腊罗马世界的人抛弃已死的奥林匹斯众神转向亚洲的神秘崇拜时那样。我们的本能转向了外部，它接受了东方的通神学和巫术，但它同样也转向了内部，引导着我们去思考心理的黑暗背景。正是它禀有的怀疑和冷酷，当年曾迫使释迦牟尼扫荡了他的两百万个神祇，以便获得那唯一值得信服的原初体验。
现在我们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就现代人所说的这些确实是真实的情形吗？它会不会只是一个虚妄的幻觉？无疑，在数以千万的西方人眼中，我所引述的这些事实完全是偶然的、彼此不相干的，它们在众多有教养的人看来只是一些令人遗憾的例外和反常而已。然而，当有教养的罗马人看到基督教在下层人民中传播的时候，他不也正是这样认为的吗？今天，西方的上帝在多数人眼中仍具有生气和活力，正像地中海彼岸的阿拉在大多数阿拉伯人眼中仍具有生气和活力一样。一种信徒总是把另一种信徒视为异教徒，他们除了怜悯和宽容之外，就再也不配得到什么。更糟的是，有教养的欧洲人竟认为：宗教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对大众和妇女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与直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相比，它们可能产生的后果便根本无足轻重。
因此我一直遭到众人的驳斥，就像一个人在天空中杳无云影的时候，却预言有雷雨和风暴发生。也许这场风暴还在地平线之下，也许它永远不会来临。不过，心理生活中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却几乎总是处在意识的地平线下，何况，当我们谈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时，我们涉及的是几乎完全看不见的东西——它们是最隐秘、最脆弱的东西，是一些只在夜晚开放的花。在白昼的日光中，我们看见的一切当然都是清晰的、有形的，然而夜晚持续的时间却如白昼一般长，而且我们也无法不生活在夜间。有些人夜里做的噩梦甚至破坏了他们的白天。何况，对许多人来说，白昼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种噩梦，以致他们反倒渴望使他们精神清醒的夜晚。我相信今天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才坚持认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正像我展示的那样。
不过，面对人们的指责，我也愿意承认自己的说法片面。因为我确实避而不谈地放过了时代精神之所在，而由于它在大家眼中是如此明显，我们每个人便都觉得自己有许多的话可说。时代精神表现在从国际联盟一类的组织中体现出来的国际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理想中；同样，从体育运动，甚至更有意义的是，从电影和爵士乐中看到它。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迹象，它们甚至把人道主义的理想扩展到了肉体中。体育运动赋予人体以特殊的价值，而在现代舞蹈中，这一倾向甚至受到更进一步的强调。就像在侦探小说中一样，电影保证了我们能够在毫不危及自己的情况下体验所有那些兴奋、激情和幻想，而这在一个人道主义的时代却是必须予以压抑的。不难看出，这些迹象怎样与我们的心理状况密切相关。心理的魅力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自我评价，这是对我们基本的人类天性的一次重新估价。如果它在肉体长期隶属于精神的统治之后把我们引向肉体的重新发现，我们将不会对此感到太大的惊奇——我们甚至禁不住要说现在是肉体在对精神进行报复。当凯塞灵（Keyserling）以讽刺的口吻将司机挑选为我们时代的文化英雄时，他再一次险些击中要害。肉体要求受到平等的对待，肉体也具有如同精神一样的魅力。如果我们仍然局限在心物两分法的陈旧观念中，上面的说法就似乎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矛盾。但如果我们能够接受那种神秘的真理，把精神看成是肉体的内在生命，把肉体看成是精神生活的外在显现——两者其实是一种东西——那么我们也就不难懂得：为什么通过接受无意识来超越现有的意识水平，就必然会给予肉体以应有的重视，以及，为什么只要承认了肉体，就不能再容忍和接受那种以精神的名义对肉体予以否认的哲学。的确，肉体和精神生活的这些要求在今天远比在过去的时代更强，这或许是一种堕落的迹象，但同样也可能标志着一种新生，因为正像荷尔德林所说。
哪里有危险，
拯救便应运而生。
而我们确实看见，西方世界已经敲响了更快的节拍——美国式的节拍，这与清静无为和置世界于不顾的避世隐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出现在内心生活和外部生活之间，出现在主观真实和客观现实之间。也许，这是古老的欧洲与年轻的美国之间的一场最后竞赛；也许，这是为了从自然的法则中释放或避免黑暗的力量；是为了让清醒的意识战胜举世的沉睡；是为了赢得更大和更为英勇的胜利而进行一次积极有益或不顾一切的努力。对于这个问题，能够作出回答的只能是历史。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