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要使心理学的意义能够为广大公众所理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种困难早在我在一家精神病医院当医生的时候就开始了。像所有的精神病医生一样，我惊奇地发现：在心理的健康与疾病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并不是我们，而是比我们知道得更多的公众。他们往往告诉我们，病人并没有真的爬上墙去，他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他认出了自己的亲戚，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姓名，因而，他实际上并没有病，而只是有一点消沉，或只是有一点兴奋罢了，因此，精神病医生认为此人患了这病那病的看法完全是不正确的。
这种司空见惯的经历把我们引入了真正的心理学领域。那里的情况更糟：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心理学知道得最多，都认为所谓心理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心理，自己的心理当然只有自己知道，而与此同时，他又认为他自己的心理就是所有人的心理，也就是说，他总是本能地设想他自己的心理构造是普遍的，设想每个人都大体上和别人一样——也就是说都和他一样。丈夫这样设想自己的妻子，妻子也这样设想自己的丈夫；父母这样设想自己的子女，子女也这样设想自己的父母。那种情形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直接的通道，可以一直通向他自己内心正在发生的一切；就好像他对自己的内心十分熟悉，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对它发表意见；就好像他自己的心理就是某种标准的心理，它适合所有的人，并且保证了他有资格、有能力去把他自己的状况设想为普遍的法则。而当这一法则显然并不适合于他人的时候，当发现另一个人确实与自己不同的时候，人们便往往感到吃惊，或者甚至是感到恐惧。一般说来，人们并不感到这些心理上的差别是奇怪而有趣的——相反，他们感到这些心理上的差别对他们来说是不能同意的失败，是必须予以指责或甚至是予以定罪的、不可容忍的过错。这些显而易见的差异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就像是对自然秩序的违背。它们就像是令人震惊的错误，必须尽快地予以医治，或者，就像是一种罪过，需要给予应得的惩罚。
正像你们知道的那样，有一种人们广泛认可的心理学理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假定人的心理在所有地方都是同样的，因而完全可以不考虑环境的不同而以同样的方式去作出解释。然而这些理论所设想的那种极其单调的状况，却与每个人的心理有着极大的差别并且几乎可以产生出无穷无尽的变化这一事实相冲突。此外，有一种理论对精神世界的种种现象主要从性本能的角度予以解释，而另一种理论则主要从追求权力的驱动力方面去解释。这两种理论虽然不一致，但共同的结果是它们都更为顽强而固执地坚守自己的原则，并且明显表现出想使自己成为唯一救世良方的倾向。它们都否认对方，而局外人则莫衷一是。尽管这两种观点的坚持者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无视对方的存在，这一战术却丝毫解决不了业已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谜底和答案却令人难以置信的简单；那就是：两者都是对的，因为这两种理论中的每一种，所描述的心理都类似这一理论的坚持者的心理。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可以同意歌德的说法，它“与领悟到它的精神相匹配”。525
现在回到我们的题目，让我们更加仔细地考虑一下那些头脑简单的人的根深蒂固的偏见，看看究竟是否每个人都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和他们完全一样吧。尽管一般说来，心理的差异确实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可能而得到承认，但实际上人们却几乎总是忘记别人是和自己不同的人——他思考和感受的方式不同，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同，他希望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遗憾的是，正像我们看见的那样，甚至科学理论的出发点，也总是假定一只鞋必然在同一个部位挤脚。在心理学家彼此之间的这种有趣争吵之外，还存在另一些具有社会政治性质的平等主义假定，这些东西当然就严肃得多了，但它们也同样忘记了个体心理差异的存在。
为了使自己不致毫无所获地苦恼于这种目光短浅、头脑狭隘的观点，我开始思考它们为什么毕竟存在，并试图揭示其所以存在的原因。这种追问引导我去研究原始民族的心理。我很久以来就一直被一个事实打动，这就是，在那些最具偏见、最主张心理一致性的人身上，有一种素朴、天真、孩子气的东西。在原始社会中，你确实会发现，这种假定不仅推己及人地延伸到他人身上，而且还一直推广到一切自然对象，推广到动物、植物、河流、山冈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身上。它们都具有人的心理，甚至树木和石头也会说话。同时，正像有些人明显地与常人不符并因而被奉为巫师、酋长、医生一样，动物之中也出现了所谓医狼（doctor-coyotes）、医鸟（doctor-birds）、人狼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任何时候，只要某个动物表现得不同寻常，扰乱了那心照不宣的同一性假设，人们就会颁给它这样的荣誉头衔。这种偏见显然是原始心理框架残留的遗迹，但它却显然十分有力。它基本上建立在尚未充分分化的意识之上。个体意识或自我意识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是很晚的产物，它的原始形式是纯粹的集体意识。在今天仍然存在的原始部落中，这种集体意识往往只有十分可怜的一点发展，许多部落简直就没有给自己一个名称以便把自己和其他部落区别开。例如在东非，我就曾经见到过这样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仅仅简单地把自己称为“住在这里的人”。直到今天，这种原始的集体意识也仍然活在我们自己的家庭意识中。我们往往发现，一个家庭中的某个成员除了告诉我们他被家人叫做什么名字之外，就再也不能对自己作进一步的说明——显然，这种称呼已经完全使他感到满足。
在这样一种集体意识中，个人是可以彼此调换的——他并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可言。但这种集体意识还不是意识的最低水平，因为它已经显示出分化的痕迹。在最低和最原始的水平上，我们会发现一种完全意识不到主体自己的总体意识或宇宙意识，在这一意识水平上，存在的只有事件，而没有行动着的人。
因此，我们的那种假定——那使我高兴的事也一定使任何一个人高兴——乃是原始的意识之夜的残余。在这样的意识之夜，你我之间并不存在可以觉察到的差别，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思考、感受和行动，如果某一事件的发生显示出某人有着不同的想法，别的人立刻就会受到干扰。在原始部落中，没有什么事比某种东西脱离了常轨更能引起巨大的恐慌，它立刻就被猜测为危险的和具有敌意的。这种原始反应也仍然保留在我们身上。当某人并不与我们持同样的信念时，我们马上就会勃然大怒；当某人认为我们的审美观令人厌恶时，我们立刻就会觉得受了侮辱。我们仍在迫害那些有不同思想的人；我们仍然力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他人；我们仍然致力于归化异教徒，以便把他们从那毫无疑问是为他们准备的地狱中拯救出来；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对独立坚持自己的信念怕得要命。
人同此心的想法来源于个人最初那种意识不到自己的心态。在那个遥远的世界中还没有个人意识，只有集体心理。只是在后来，个人意识才渐渐在较高的发展水平上从这种集体心理中脱颖而出。个人意识的存在，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与他人的意识不同。人们不妨把意识发展的这一过程比喻成一支火箭，它在黑暗中升起，然后散落为五彩缤纷的火星。
心理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其产生只是最近的事情。它还只有不到50年的历史，因而仍然处在襁褓之中。人同此心的假设使它不能诞生得更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任何一种分化出来的意识是多么年轻。它才刚刚从漫漫长睡中醒来，缓慢而笨拙地认识到自己的存在。那认为我们已经达到较高意识水准的想法其实是幻觉，事实上，我们今天的意识，不过处于一个刚刚学会说“我”的孩子的水平。
我最大的发现之一是发现了人们的心理有多大的不同。如果集体的心理相同并不是一个原始的事实，如果它并不是所有个体心理由以诞生的母体，那么它当然就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幻觉。然而尽管我们有我们的个人意识，这种集体的心理相同却不容置疑地作为集体无意识而继续存在——就像那负载着自我之舟的大海一样。由于同样的缘故，原始心理世界中的任何东西都并没有失去。就像大海在陆地和陆地之间伸出它的巨舌，把它们包围成个别的岛屿一样，我们原始的无意识也压迫和包围着我们的个人意识。在灾难性的精神疾病中，风暴和海潮汹涌而起，吞没了小岛，使它重新回到大海的深处。在神经症扰乱中，至少存在着若干海堤的崩溃，而受到海堤保护的果实累累的低地，则受到海潮的肆意蹂躏。各式各样的神经症患者都可以视为住在海边的人，他们最大地暴露在大海可能带来的危险中。而所谓正常人，他们却住在内陆，住在干燥的高原上，最多也只是靠近宁谧的湖泊或溪流，无论多么高的海潮也袭击不到他们；同时，那包围着他们的大海又是那么遥远，以致他们索性不承认它的存在。的确，一个人可以如此地认同于他的自我，以致竟丧失了他的人性纽带，最终与所有其他人脱离了关系。既然没有一个人希望完全与他人一样，这种情况便颇为寻常。不管怎样，对原始的自我中心而言，需要改变的绝不是“我”而永远是他人。
个人意识置身于阴险的无意识海洋的包围中。我们的意识表面上显得稳定可靠，实际上却十分脆弱并建立在极不安全的基础上。往往一种强烈的情绪就足以把理智的平衡推翻。我们的语言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常说一个人由于愤怒而“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beside himself），他“完全忘乎所以”（forget himself），人们已经“认不出他了”（couldn’t recognize him），“他鬼迷了心窍”（the devil had got into him）；我们也常说某种东西使你“失魂落魄”（jump out of your skin），“使你疯狂”（drive you mad），以致你“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些什么”（no longer know what you are doing）。所有这些熟悉的成语都表明我们的自我意识是多么容易被某种情绪摧毁。这样的干扰并不仅仅表现为急性的形式，它们往往是慢性的，并且可以在意识中导致持久的改变。作为某些心理剧变的结果，我们的整个生命轨迹可以退隐和消逝到无意识中而多年不见其踪影。实际上，性格的持久性变化并不罕见，我们因此完全可以正确地说：在经历了某些这样的事件后，某人“完完全全变了样”。这样的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有某种不良遗传的人和神经症患者的身上，它同样也发生在正常人身上。由情感引起的干扰在技术术语上被称之为“分裂现象”，它们往往是精神分裂的征象。我们从每一心理冲突中都可以辨认出这种分裂，这种分裂甚至可以严重到以完全的解体来威胁已经破碎的意识结构。
然而即使是那些正常世界的居民，那些居住在内陆并因而忘记了大海的人，他们也并未生活在坚实的土地上。他们脚下的土壤是如此易于破碎，以致洪水任何时候都可以从裂缝中涌出来围困他们。原始人不仅从其部落的生活中，而且从自己心理中知道这一危险的存在。在这些“灵魂的危险”中，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最大的危险就是失去灵魂和失去控制。这两种现象都属于分裂。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会说灵魂已经脱离了他而四处飘荡；在第二种情况下，一个陌生的灵魂，通常以某种令人不快的方式，跑来居住在他的身上。这种表达方式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它却准确地描述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分裂现象或分裂状态的那些症状。这些症状并不纯然是病理性症状，因为从正常人身上也同样可以发现这些症状。它们可以表现为幸福感的不稳定，表现为心情的非理性改变，表现为突然发作的情绪，表现为对所有一切突然丧失了兴趣，表现为精神的麻木和迟钝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从正常人身上甚至可以观察到极其类似于原始人所谓神魔附体的精神分裂现象。正常人对狂热的魔鬼也并不具有免疫力，他们也同样能够被一种诱人的蛊惑或一种恶毒而片面的信念所占有——这些东西在他们和他们最珍视的东西之间挖掘出一个深深的墓穴，并在他们的心理中创造出极为痛楚的分裂感。
和我们一样，原始人也把精神的分裂体会为一种不适宜、不健康的东西。只不过我们把这叫做心理冲突、神经紧张或精神崩溃罢了。《圣经》故事把以乐园为象征的植物、动物、人与上帝之间的未曾破裂的和谐置于一切精神发展的开端，并把意识的最初的曙光——“你们将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宣布为致命的罪孽，这一点绝不是没有所指的。意识的神圣统一支配着原始之夜，对天真素朴的头脑来说，打破这种统一的确是一桩罪孽。这是个体反对太一（the One）的魔鬼般的反叛，是不和谐反对和谐的具有敌意的行动，是要从一切与一切混融在一起中脱离和分裂出去。上帝因此诅咒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然而意识的获得却是知识之树最值得珍爱的果实，这一神奇的武器使人赢得了对大地的胜利，而我们则希望它能够使人赢得更大的、对自己的胜利。
个人意识意味着分离与反叛。在漫长的历史中，人无数次地体验到这一点。正像对个人来说分裂的时期也就是生病的时期一样，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分裂和生病的时代。在这方面，当前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宗教和哲学的解体、现代艺术和现代心理学中彼此竞争的流派，所有这一切都蕴含着同样的意味。在这样的转折之际，任何稍微有一点责任感的人能感到满意吗？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真诚，我们就必须承认，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感到舒适。的确，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让人感到不舒服。那频频传到我们耳中的“危机”一词，实际上作为一种医学警告，正提醒我们疾病在我们体内已达到危险的高潮。当人变得有了意识，分裂的病根就种在了他的灵魂中，因为意识既是最高的善又是最大的恶。我们很难对我们时代的疾病作出估计，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人类的病史，就会发现疾病的早期发作倒是比较易于观察。最厉害的一次发作是公元一世纪弥漫于整个罗马世界的病象。那时，分裂表现为政治与社会状况的空前未有的崩溃，表现为宗教和哲学的冲突，表现为艺术与科学的令人叹息的衰颓。如果我们把那时的人类看成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就会发现，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高度分化了的人，这个人在用崇高的自我确证征服了他的环境之后，又在对彼此了不相关的地位和兴趣的追逐中把自己撕裂成碎片。他忘记了自己的起因和传统，甚至对从前的自己丧失了记忆；他以此使自己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并最终陷入一种无望的、与自己的对抗。到头来，这种对抗终于导致他走向这样一种衰弱，以致他从前征服的世界崩溃于灭顶的洪水，完成了这种破坏的整个过程。在对人的心理作了长期的研究之后，就像在别的研究者那里一样，一个基本公式也渐渐在我的心中形成。那就是，心理现象绝不能仅仅从一面去看，而应该同时也从另一面去看。经验表明，任何事情都至少有两面，有时甚至是多面。迪斯累里（Disraeli）的名言——“重要的事情并非重要得不能再重要，不重要的事情也并不就像其看上去那么不重要。”——是对同一事实的另一种表述。此外则是这样一种假设：每一种心理现象都从其对立面获得补充。而这种假设则与谚语中“相反相成”（Les extremes se touchent）或“塞翁失马，焉知非福”（there is no misfortune so great that no good may come of it）等说法完全一致。
因此，我们世界的分裂症同时又是一个痊愈和恢复的过程，或毋宁说，它是妊娠期的高潮，预报了生产的剧痛。分裂的时代就像其出现在罗马帝国时期时那样，同时又是一个再生的时代。我们从奥古斯都的时代来开始我们的纪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那个时代的人看见了基督的象征性形象的诞生。早期基督徒把他祀奉为鱼，他是刚刚开始的双鱼座时代（the aeon of Pisces）的统治者。他成了未来两千年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就像巴比伦传说中的智慧导师奥安尼斯526一样，他从海里出来，从太古的黑暗中出来，结束了世界的整整一个时期。他的确说过：“我来并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然而那带来分裂的，最终却创造出统一。因此他的教谕乃是把一切人团结起来的爱的教谕。
我们与历史的距离使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有利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能够十分清楚地审视这些历史事件。如果我们也生活在那些年代，我们很可能也就像当时的许多人那样忽略了它们。基督的福音，那给人以欢乐的消息，当时还仅仅被少数地位卑微的人知晓，而在生活的表面，一切都无非是政治、经济、体育。宗教和哲学试图吸收和同化那刚刚征服的东方浇灌到罗马世界中来的精神营养。然而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芥菜的子粒注定了会生长成参天大树。527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两个相反的因素：代表光明的“阳”和代表黑暗的“阴”。据说，每当一个原则到达其力量的顶点时，与之相反的原则就像种子的胚芽一样萌动于其中。这是对心理中内在的对立互补法则的另一种特别形象的表述。任何时候，当一种文明到达其最高的顶点时，或迟或早，一个衰落的时期就会到来。然而这种沦入混乱的衰退尽管表面上显得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尽管它只是让眼睁睁看着它的人心中充满厌恶和绝望，它却仍然在自身的黑暗中蕴含着新的光明。
不过让我们暂时回到我们此前的说法，那时，我试图从古典的衰落时期构建起一个个人的形象。我试图让你们看到他在心理上是多么分裂，他怎样在一种悲惨的软弱状态中丧失了对自己周围的控制，以及怎样最终屈服于毁灭的力量。让我们想象这个人来这里向我作心理咨询，那时，我会给他开出这样的诊断：“你的病起源于过分的紧张，这是由太多的活动和无节制的外向导致的。你在自己庞大而纷繁的事业中，在自己个人的和人类的义务中失去了理智。你属于克吕格528式的人——他是现代欧洲精神的典型代表。亲爱的先生，你必须意识到你正在迅速地走向末路。”
这一意识对于他特别重要，因为在任何病例中，病人都往往有一种危险的倾向，那就是在同样的老路上一如既往——即使这早已被证明为无效，即使这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也仍然如此——当然，等待是无济于事的，病人立刻就会问：“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病人是一位有知识的病人，他曾试用过所有的灵丹妙药、所有的饮食疗法，也尝试过所有那些聪明人向他提出的建议。我们因此不得不像对待梯尔·尤伦斯皮格尔529那样对待他。尤伦斯皮格尔总是在上坡路上大笑，在下坡路上恸哭，因而对健全的常识表现出惊人的蔑视。然而在他那傻瓜的铠甲下，却隐藏着他特有的智慧——他在上山的时候就已经在庆贺那即将开始的下山了。
我们必须把我们病人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整合的胚芽已经在他身上生长。那是创造和生育的场所，而创造和生育正是表面上所有那些裂缝、所有那些崩溃的最深的原因。文明是不会衰落的，它能够再生。在我们时代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一个颇有洞察力的人能够在崇拜恺撒的和愚妄包围的罗马世界的种种政治纠葛和野蛮预测中，以不可动摇的确信，大声地说出这样的话来：“即将到来的时代已经孕育在黑暗中，在所有这些没有目标的困惑后面生出了它的胚芽，由这种子长成的大树，它的阴凉可以覆盖所有的国家，从远西的图尔530到波兰，从北方的群山到西西里，它要把所有这些国家团结成一种信念、一种文化、一种语言。”
这就是心理的法则。对此，我的病人始终是一个字也不会相信的。至少，他希望自己亲身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困难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对立面的互补总是出现在人们最没有料到的地方和最不合情理的地方。现在让我们设想我们的病人并不是从那早已死去的文明中抽象出来的一个苍白化身，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幸而成为现代欧洲文化的典型代表，我们立刻就会发现，我们的互补理论对他一点意义也没有。他的疾病主要来自对所有的事情知道得太清楚，以及，没有任何事情不能被他分门别类地放进它们应该放的小格子里。至于他的心理，那更是他自己的发明、他自己的意志，并且完全服从于他自己的理性。如果它毕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如果它仍然出现了诸如焦虑状态、强迫观念等种种症状，那也可以通过医学来为它找到合理的科学解释。对于心理是一种原始的经验和不能归结为别的任何东西的说法，他简直就闻所未闻，因此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不过最后他还是认为他已经完全懂得了它，甚至还在所写的文章和著作中哀叹“心理主义”的弊端。
这样一种精神状况，隐藏在由书本、报纸、舆论、社会组织和职业偏见筑成的厚墙后面，你是根本无法与之争论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突破它的防线，更不必说那刚刚产生的、能够使他与世界与自己结为一体的小胚芽了。它是如此之小、如此之荒谬，以致出于谦虚的目的，它宁可立刻放弃自己的生命。那么，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病人引向哪里，以便让他至少对某种不同的东西——某种可以与他知道得过于清楚的日常世界相抗衡的东西——得到哪怕仅仅是一点微弱的暗示呢？我们只能一开始通过曲折的小径，把他引入黑暗的、荒唐而没有意义的、一点也不重要的心理角落；我们不得不沿着那早已弃置不用的小路，走向那久负盛名的幻相，而这个幻相，如同整个世界知道的那样，却只不过是……好了，这个心理角落就是梦，而梦则只不过是黑夜的转瞬即逝、稀奇古怪的幻影。至于那条小径，则是我们对梦的理解。我的病人会以浮士德式的愤怒高声叫道——
这个巫婆的欺诈令我心中生厌！
难道这就是你的许诺，难道我就应该
在这个疯狂的洞穴，靠这种隐晦的忠告，
从衰朽的老妇启示的真理，来获得我的治疗？
难道你就不能酿造一种自己的仙液？
（《浮士德》第一部）
对此，我的回答是：“难道你没有尝试过一种又一种灵丹妙药？难道你没有亲眼看见，你的所有努力仅仅使你转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你目前生活的混乱？既然你在自己的世界中哪儿也找不到另一种看问题的角度，那么你将在哪里去寻找它呢？”
于是靡菲斯特赞成地咕哝道：“那正是巫婆进来的地方。”这样便把他自己的邪恶扭曲加之于自然的秘密之上，并因而颠倒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梦是内心的影像，是“白昼之光中神秘的静谧”。梦是藏匿在灵魂中最内在、最隐秘的通道上的一扇小门，它通向宇宙的黑夜，而早在任何自我意识产生之前，这黑夜就是我们的心理，并且，不管我们的自我意识将如何拓展，它也将始终是我们的心理。所有的自我意识都是孤立的。由于它起分别、有我执，它认识的便仅仅是那特殊的东西，它看见的便仅仅是那关乎自我的东西。自我意识的本质是局限，哪怕它能够抵达宇宙中最远的星云也仍然如此。所有的意识都是彼此分隔的，然而在梦里，我们却披上了生活在原始暗夜中的那个更普遍、更真实、更永恒的人的共性。在那里，他仍然是一个整体，整体性就在他身531上——他与自然牢不可分，摆脱了所有的我性（a11 egohood）。
梦恰恰来自这将一切结成一体的深处，它绝不是幼稚、古怪、不道德的东西。在坦率与真诚方面，它就像一朵鲜花那样使我们为我们人生的虚假感到羞愧。无怪乎在所有的古代文明中，印象深刻的梦总是被视为神谕！我们时代的理性主义仍然把梦解释成白昼留下的残余，就像从意识丰盛的筵桌上掉到晦暗世界中去的面包屑一样。于是，这黑暗的深处就仅仅不过是一只空空的口袋，里面装的仅仅是从上面掉下去的东西而已。但为什么我们总是忘记，在人类文化的宽广领域中，没有什么高贵、美丽的东西不是最初发源于一种偶然而走运的想法（1ucky idea）呢？如果从此再没有任何人有这种东西，人类将会变得怎样呢？恐怕更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的意识才是那样一只口袋，里面装的仅仅是碰巧掉到里面去的东西。我们从未充分估计到我们是多么依赖于偶然的想法——直到我们痛苦的发现，这样的想法已经不会再光顾我们。一个梦就是一个偶然而走运的想法，它来自心理中黑暗的、把一切结为一体的世界。当我们让自己迷失在世界表面那无穷无尽的殊相和互不相关的细节中时，还有什么比去轻叩梦的小门，向它索取能够使我们更靠近人类生活基本事实的东西更自然的呢？
这里我们面临着顽固的偏见，在它看来，梦是如此虚幻，根本是不真实的东西，梦是一种欺骗，它不过是愿望的满足而已。——所有这些，其实无非是借口，有了这样的借口就用不着对梦作认真的思考，因为那会使我们很不舒服。自我意识的骄横使我们宁愿不顾所有的不便而去热爱隔绝和孤独，由于这一缘故，人们宁愿做任何事情，也不愿承认梦的真实性——不愿承认梦说出了真理。我们的一些圣人也做过非常粗鄙的梦。如果梦中的淫猥也是真实的，那使他们高踞于世俗贱民之上的圣性又到哪里去了呢？然而正是这些鄙俗的梦强调了我们与人类其他成员的血缘关系，从而最为有效地削减了我们因本能的衰退而产生的傲慢。实际上，即使整个世界注定了要破碎成散沙，心理的统一性也绝不会解体。表面的裂缝越大、越多，深处的统一性就越会加强。
当然，任何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点的人，都不会相信在意识之外还存在独立的心理活动，更不会相信这种活动不仅发生在我的身上，同时也发生在所有人身上。然而如果我们拿现代艺术中表现出来的心理与心理学研究中的发现作比较，如果我们再拿它与神话的产物和哲学作比较，我们就会获得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着这些集体的、未曾意识到的因素。
然而，我们的病人却如此习惯于把自己的心理视为受他控制的东西，以致他一定会反驳说，他在自己的心理活动中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客观的东西，相反，所有这些心理活动都是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最主观的东西。对此，我的回答是：“那么你一定也能让你的焦虑和强迫观念立刻消逝，让那折磨你的恶劣心情荡然无存——只要你说出那个神奇的口诀来。”
自然，在他那现代人的天真中，他已经完全无法注意到：如同黑暗的中世纪里的女巫和她们的迫害者一样，他自己也同样被他的病理状态所主宰。所不同的仅仅是名称：在那些年代，人们把这说成是魔鬼，我们今天则把这说成是神经症。名称虽然不同，指的却是同一件事即同一种古老的经验，这就是：心理中某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某种我们觉得陌生的东西，正在不受我们控制地反对我们的意志行使其主权。我们的情况一点也不比《浮士德》中的“肛门幻视者”（Prokto—phantasmist）好，他那时惊呼道：
真是荒谬！
你们还打算留下？
快快滚蛋吧，我们已经知道你们是什么！
严格地说，这帮魔鬼一点也没有被吓坏：
尽管我们已变得开明，忒格尔却仍在闹鬼。
（《浮士德》第一部）
如果我们的病人能够屈服于这一争论的逻辑，他一定已经有了很大的收获。通向心理的路是敞开的，而他却立刻走向阻碍他继续前进的另一种偏见。“就算这样吧”，他会说，“就算我正经验到那样一种心理力量——它与我的意志为敌，它是一种客观的心理要素——如果你喜欢这样称呼它的话。然而它仍然是纯心理的、模糊的、不可靠的、在实际生活中一点也不重要的东西。”
令人惊异的是，人竟会怎样地落入词汇的陷阱。他们总认为事物是由名称设定的，就仿佛我们把魔鬼叫做神经症是冤枉了他似的。这种孩子似的特点是从纪元第一年遗留下来的又一种残余，那时，人类还仍然摆弄着具有魔力的词。不过即使我们不知道那在魔鬼或神经症后面的究竟是什么，却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命名。我们当然不知道心理究竟是什么，我们谈及“无意识”仅仅是因为我们还意识不到它实际上是什么。我们对此所知甚少，就像物理学家对物质所知甚少一样。物理学家只有关于物质的理论和某些观点，他时而以一种方式时而以另一种方式地对它作出描绘。他的描绘在一段时间内是适用的，尔后，新的发现则导致颇为不同的观点。但所有这些却于物质无所影响，难道物质实在会因此而有所减损吗？
当我们面对我们称之为无意识心理或客观心理的那些陌生的、对我们产生干扰的东西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以某种貌似的公正，人们把它定义为性本能或权力本能。但这样的说法对于它的真正意义却丝毫也谈不上公正。上述本能显然并非生命的全部要义，它仅仅反映了我们的理解力是多么狭隘。隐藏在这些本能后面的又是什么呢？在这方面，任何一种解释都可以自由游戏。你也可以把无意识视为生命本能的外在显现，并把这创造生命和维持生命的力量等同于柏格森的elan vital（生命冲动），或甚至等同于他的duree creatrice（创造性绵延）。另一个可以用来做类比的是叔本华的“意志”。我还认识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感到心理中那陌生的力量是圣秘的东西，因为它使他们理解了宗教体验的意义——理由就这么简单。
我承认，我完全理解我的病人的失望和公众对我的失望，因为我声称梦在现代世界的精神混乱中为我们提供了内在的消息。这种悖谬的姿态当然只会让人感到荒唐。梦能做些什么呢？这主观任性、全无价值的东西在一个力量强大的现实世界中能够起什么作用呢？现实必须用现实——用同样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去抗衡，而不是用梦来抗衡。梦只会扰乱我们的睡眠，使我们第二天处在一种恶劣的心情中。你不可能用梦造出一幢房子，不可能用它来纳税，不可能用它来打赢战争，不可能用它解决世界的危机。因此我的病人，像所有有理智的人一样，希望我告诉他在这难以忍受的处境中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并且是用适当的、合乎常识的方法。然而，唯一的障碍在于，所有那些看来适宜的方法都已经尝试过了，却没有取得任何成功，它们似乎自己就是由不能付诸实践的愿望性幻觉所构成。当然，这些方法都是按解决现存问题的观点加以挑选的。例如，当某人把自己的事情弄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很自然地会考虑怎样才能使它重新走上坦途，他因此使用了所有专门设计的方法，以便使他衰弱的事业恢复健康。然而当所有这些治疗都试了以后，其情形怎么样呢？与所有合乎情理的期待相反，其情形仅仅是变得更坏更糟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病人将不得不尽快放弃这所谓合理的治疗方法。
我的病人，或者说我们的时代，就正是陷入了这样的处境。他焦急地问我：“我能做些什么？”而我只能回答：“我也不知道。”“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可想了吗？”我的回答是：在向前的路上，人类已经无数次地走入过这样的死胡同，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所有的人都忙于孵出自己的聪明计划来解决目前的困境。没有人有勇气承认，他们全都转错了方向。然而就在这时，事情突然开始有一些好转——古老的人类仍一如既往地存在，尽管有那么一点不同于先前。
当我们审视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仅仅是发生在表面的东西，甚至就连这些东西也在暗淡的传统之镜中受到歪曲。真正发生的事情往往逃避着历史学家追寻的眼睛，这是因为，真正的历史事件总是深埋在地底，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到它，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观察到它。一场场战争、一个个朝代、一次次动乱、一次次征服、一种种宗教……所有这些都仅仅是那隐秘的心态的表面症状，而这隐秘的心态甚至不为那拥有这心态的个人所知，也不被历史学家所传达。在这方面，也许只有各宗教的创始人能够给我们提供重要的信息。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本是不重要的，说到底，最紧要的事乃是个人的生命——只有它创造着历史，只有这时，伟大的转变才首次发生；而整个未来，整个世界史才作为巨大的总结，从个人生活最隐蔽的渊源中跳将出来。在我们最私人、最主观的生命中，我们不仅是我们时代消极的目击者和受害者，同时也是它的创造者；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时代。
因此，当我建议我的病人去注意他的梦时，我的意思是说：转向你自己最主观的部分，转向你生命的渊源。你正在那里创造世界历史而自己却并不知道。你那显然不可解决的困境只能任凭它不可解决，因为否则你就会在寻求灵丹妙药的忙碌中虚耗了你自己——而对于这所谓的灵丹妙药，你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它的愚蠢。你的梦是你内在生命的表达，它可以让你看到，你是用什么样的虚假态度使自己陷入了绝境。
梦是无意识心理的自发产物，而无意识心理则处在我们意志的控制之外。梦是纯洁的自然；它把天然而未经粉饰的真实显现给我们；它因此能够在我们的意识太远地偏离了它的基础和走入死胡同时，把一种本然的、符合我们基本人性的态度还给我们。
对梦予以关注就是对自己进行思考，它是自我反思的一种方式。这并不是自我意识（ego—consciousness）对自我意识的反思；毋宁说，这种反思把它的注意力转向了梦的客观实际性，转向了来自我们未曾意识到的共同人类灵魂中的信息。它并不是反思自我（the ego），而是反思自性（the self）。它回忆起那个陌生的、已经与自我相疏远的自性。早在最初，这个自性就是我们的自性，自我就是从这个树干上长出来的。它之所以变得陌生，完全是因为我们在自觉意识走入歧途的时候自己疏远了自己。
然而，即使我们接受这一建议，即使我们同意梦并非主观武断的发明而是无意识心理活动的自然产物，当面对一个实际的梦时，我们仍缺乏勇气去从中发现任何重要的信息。释梦是巫师的伎俩，它所取得的成就一直受到教会的迫害。即使生活在20世纪的我们在这方面具有较为开阔的头脑，却仍然有那么多历史的偏见包围着人们关于释梦的整个看法，以致我们对释梦的态度实际上并不友善。人们会问，有没有任何可靠的释梦方法呢？在各式各样的推测中，我们能够相信其中的任何一种吗？我承认我也有这样的担心并且丝毫不亚于别人；我相信，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绝对可靠的释梦方法。在对自然事件的解释中，绝对可靠性仅仅建立在最为有限的范围内——在这样的范围内，人们从一种解释中获得的东西，丝毫也不多于他自己赋予的东西。解释自然的任何尝试都是一种冒险，只有在先驱性的工作取得成绩之后很久，可靠的方法才可能产生出来。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写了一本关于释梦的书，但他的解释正好代表了我刚才的说法——我们从这种解释中获得的东西，丝毫不多于他的理论允许我们放进梦里去的东西。这种观点对于享有无限自由的梦中生活当然说不上任何公正；它的结果，与其说是开敞了梦的意义，不如说是遮蔽了梦的意义。同样，当我们考虑到梦的无限多样性时，我们也就很难想象能够有一种方法或能够有一种技术，可以把我们引向百无一失的结论。的确，没有任何可靠的方法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梦的意义就会事先便受到限制，这就恰恰失去了梦在治疗目的上的价值——即能够提供出来的新的观点。
因此，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个梦，就仿佛它完全是一个未知的客体。应该尽量从所有的侧面去看它，把它放在手上或随时带在身边，去对它展开想象，并向他人谈起它。原始人总是互相转告那些印象深刻的梦，如果可能，就在公开场合中谈论它们。这种风俗也在古代的后期得到了证实，所有的古代民族都相信梦具有重大意义。几乎用不着我来指出，对梦的意义所作的确认完全是武断的，这正是危险之所在。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气质、趣味去对梦的意义作较窄或较宽的限制——某些人会满足于一得之见；另一些人则不嫌其多。梦的意义或我们对这一意义所作的解释也极大地取决于解释者的意向，取决于他期望于它的是什么，他要求于它的是什么。在阐释这一意义时，他会不自觉地受到某些前在假定的指引，而这又极大地取决于他自己的审慎和真诚，即审慎而真诚地判断他究竟是从这种阐释中有所收获呢，还是仅仅更深地陷入到了错误之中。就所涉及的前在假定而言，我们可以肯定：梦并不是自觉意识的无谓发明，而是一种不自觉的自然现象——哪怕它确实可能在被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经过了某种变形。无论如何，变形的发生是如此迅速和自动，以致它几乎不可觉察。因此，可以安全地假定，变形也是梦的功能的一个有机部分。同样也可以安全地假定，梦来自我们生命中未被意识到的部分并因而是它显示出来的迹象，它允许我们据以推论我们生命的本性。如果我们希望研究我们自己的天性，梦是这方面最适合的媒介。
在对梦作出解释的过程中，必须戒除一切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设。例如首先，这样一种见解就应该排除，这种见解认为梦中的主人公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人。人们不应该忘记，人梦见的首先是他自己，这一点几乎是没有例外的（任何例外都受制于确定的法则，但这里我不能深入探讨）。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有时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记得两个有指导性的病例：我的一位病人梦见一个喝醉了的流浪汉躺在一条水沟里；另一位病人则梦见一个喝醉了的妓女在泥沟里打滚。第一位病人是神学家，第二位病人则是在上流社会中身份显赫的女士。他们两位都表示愤怒和惊骇，完全拒绝承认他们梦见的就是自己。但我还是对他们作了这样的善意忠告：他们应该花一小时来反省自己，认真而虔诚地思考他们在哪些方面并不比他们喝醉了的兄弟姊妹好多少。的确，对自己的认识是一个微妙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开始于诸如此类的当头棒喝（bomb—shell）。我们梦中的“他人”并不是我们的朋友或邻人，他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他”。对于这个“他”，我们宁可说：“主啊，我因为我没有像这税吏和罪人一样而感激您。”显然，这样的梦作为自然之子，并不含有任何道德化的意图，它所再现的仅仅是那个众所周知的规律：没有任何树可以高达天穹。
在这之外，如果我们还记得无意识包含着所有那些未被意识到的东西，并且因此而具有一种补偿倾向，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作出某些结论了——当然，这是在假定梦并非出自太深的心理层面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梦，那么它通常便包含着神话的种种母题，包含着神话中思想和意象的种种组合。我们可以从本民族或别的民族的神话中发现这些母题和组合。在这种情况下，梦就具有一种集体的意义，这意义乃是人类的共同财产。
这并不与前面的说法即我们总是梦见自己的说法相冲突。作为个人，我们并非完全独一无二而是同时也和其他所有人相似。因此，一个具有集体意义的梦首先对做梦者本人是真实有效的，但与此同时它又表明：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其他人的问题。这一点往往具有极为重要的实际意义，因为许多人正是内在地断绝了与人类的联系，并且极为压抑地相信没有任何别人具有他们这样的问题。此外，也还有那种过于谦卑的人，这种人感到自己并不具有实体性，因此基本上不怎么要求社会对他们的承认。事实上，任何个人问题总是这样那样地关联于时代的问题，从而实际上，任何一种主观的困境都必须从人类整体处境的角度去透视。但是当然，只有当所说的梦确实是一种神话式的梦并且采用了集体象征的时候，这样的角度才是允许的。
这些梦被原始人叫做“大梦”。我在东非观察过这样的原始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大人”——医生、巫师、酋长——才做“大梦”。在原始人的水平上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对我们来说，这样的梦也出现在一般人身上，特别当他们在心智和精神上出现停滞的时候更是如此。显然，面对“大梦”，直觉式的臆断不会有任何结果。对它的解释需要广博的知识，就像一个专家应该具有的那样。然而没有任何梦可以仅凭知识去解释。因此进一步讲，这知识不能是死记硬背的东西而必须具有活的生命，并且，它必须融化在运用这一知识的人的经验之中。如果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并不是一个哲学家，那么他头脑中的哲学知识又有什么用呢？一个希望对梦作出解释的人，他自己必须大体上与那个梦处于同样的水准，除此之外，他不可能从其他任何地方发现任何多于他自己的东西。
释梦的艺术不可能从书本中学到。方法和规则只有在我们不依靠它也能干得很好时才是好的。只有那总能得心应手的人才拥有真正的技艺，只有真正具有理解力的人才能去理解。一个不懂得自己的人是不可能懂得别人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另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他”——他在梦中向我们说话，他告诉我们，他看我们的方式是怎样迥然不同于我们看我们的方式。因此，当我们处在无法解决的困境中时，他有时就能闪现出光亮，而这光亮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态度——那使我们走入困境的态度。
这些年来，我越是专注于这些问题，就越是强烈地感到：我们的现代教育具有病态的片面性。在使青年人的视野朝向广阔的世界方面，我们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认为这就使他们能够完成生活赋予的任务，那就显然是最大的愚妄。这样一种训练仅仅保证了青年能够适应外部世界和外部现实，却丝毫没有考虑他们同时也需要适应自己的自性、适应心理中那远远大于外部世界的力量。不错，某种教育制度确实存在，但它的起源却部分源于古代，部分源于中世纪早期。这种教育制度使自己化身为基督教教会。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最近两百年以来，基督教也极大地丧失了它的教育活动——在这方面它丝毫不逊于中国的儒教和印度的佛教。应该对此负责的并不是人的邪恶，而毋宁说是一种缓慢而广泛的精神变化。这种精神变化的最初症状是宗教改革，它粉碎了教会作为教师的权威，其后，权威主义原则本身也开始崩溃和消逝。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个人重要性的提高——它从人道主义、社会福利、民主政治和人人平等的现代理想中表现出来。这种个人主义潮流受到了抗衡，于是出现了一种补偿性的回归即回归到集体的人，它的权威就是对群众的重视。怪不得今天到处都弥漫着一种灾难感，就好像一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的雪崩已经开始——集体的人威胁着要扼杀个体的人，而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却最终依赖于个人的责任感。集体大众始终是无名称、无责任的。所谓领袖，无非是群众运动中必然会出现的症状而已。实际上，人类真正的领袖始终是那些能够反思自己的人，他们总是自觉地远离大众的盲目力量，从而至少从大众的为害中扣除了他们自己的为害。
然而，当每个人都依附于别人同时又使别人依附于自己的时候，谁能够抵御这种吞没一切的魅力呢？显然，只有那不仅坚定地立足于外部世界，同时也坚定不移地植根于内部世界的人，才能够站稳自己的脚跟。
通向内心世界的门是窄小而幽秘的，何况它还被无数偏见、无数错误的假定以及我们对它的恐惧所封锁。人们总是更愿意听庄严的政治和经济计划——虽然正是这些东西把所有的国家推入困境之中。因此，当有人居然谈起隐秘的门，谈起梦，谈起内在的世界时，那声音听起来就不免显得古怪。毕竟，这种淡乎寡味的唯心主义能够对巨大的经济计划起什么作用呢？它能够对所谓的现实问题起什么作用呢？
然而我并不是在对这些国家说话，我是在对少数个人说话。对于他们，不言而喻的是，文化价值并不会从天而降，它只能出自个人的创造。如果世界出了错，那也是因为个人出了错，因为我自己出了错。因此，如果我有理性，我就应该首先纠正我自己。为此，我需要认识我的存在的内在基础。外在的权威对我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我必须把自己稳稳地安放在人心中永恒的事实之上。
如果在这之前我主要讲的是梦，那么，我这样做只是希望把注意力引向通往内心世界的一条最直接的通路。然而除梦之外，还有许多这样的通路。对这些东西，我不可能在这里逐一讨论。对深层心理的研究弄清了许多东西，而在心理的表层，这些东西我们最多只能去梦想。这就无怪乎有时甚至一切人类精神活动中最强烈、最原始的一种——我指的是宗教活动——也从我们的梦中得到了揭示。宗教活动在现代人身上甚至比性欲和社会适应还更多地受到挫折和阻遏。例如，我知道这样一些人，他们曾面对自己心中那奇怪的力量。这种相遇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压倒一切的体验，他们因此把这不可思议的力量叫做“上帝”。在这样的体验中，“上帝”也是一种最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即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上帝”的形象从有限的人类心灵中创造出来，是为了表达一种不可测度、不可言喻的体验。唯有这种体验是真实的、无可辩驳的，而这一形象本身却可能受到玷污、破成碎片。
名称和语词是可怜的外壳，然而它们却指喻着我们的体验的性质。当我们把那个魔鬼叫做神经症时，我们意指我们把这种着魔的体验感觉为一种疾病，而这种疾病已成为我们时代的典型特征。当我们把它叫做受压抑的性欲或追求权力的意志时，这表明它甚至已经严重地干扰了这些基本本能。当我们把它叫做上帝时，我们是试图描述它那深邃而普遍的意义，因为这是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发觉的。冷静地看着它，并且随时在心中记住它那巨大的、未知的背景，我们便不得不承认这最后一种名称是最谨慎最谦虚的。因为，它并没有为这种经验设置界限，也并没有削足适履地把它纳入任何概念框架。当然，除非某人突发奇想地认为唯有他准确地知道上帝是什么。
无论我们把什么样的名称加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上，事实始终是我们的意识在最大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而且越是这样，我们便越不自知。外行几乎不能想象他的气质、心情和决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心理中种种黑暗力量的影响，也无法想象这些力量对铸造他的命运有什么样的威胁和帮助。我们的自觉意识就像一个演员，他忘记了自己正在扮演一个角色。然而当演出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必须回忆起自己的本来面目，因为他已不能再继续像裘力斯·恺撒或奥赛罗那样生活而只能重新成为他自己——虽然他由于意识的能够得逞于一时的狡计而疏远了这个自己。他必须再次意识到：他不过是舞台上的一个形象，扮演着莎士比亚的某段戏文，在后台，还有一位导演——对于他的演出，这位导演所说的话永远是举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