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让良知变得迟钝的程度受到我们对权威合法性认识的影响。如果下指令的人被视为低人一等的附庸，或是跟自己平起平坐的人，那么这个“想法调整”或许永远都不会发生。在米尔格拉姆最初的实验中，最后拒绝继续进行实验的少数派当中，有一位32岁的工程师，他显然认为身着实验室白大褂的科学家在智力上最多是跟自己平起平坐。这个工程师推开电击发生器旁边的椅子，用气愤的语调对米尔格拉姆说：“我是电气工程师，我尝过电击的滋味……我想我可能做得太过分了。”在后续的采访中，米尔格拉姆问他谁该为电击另一个房间的人负责时，他完全没有把责任推给主持实验的人。相反，他回应道：“我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他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我们必须承认，教育是决定良知是否能够保持警觉的一个因素。但如果认为学识可以直接增进人类的良知，那就大错特错，太自以为是了。教育有时能够加深人们对权威人物合法性的认知，这样一来就不会不加质疑地去服从权威。如果一个人受过教育或掌握知识的话，或许他就能够坚持把自己认定为合法权威。
在米尔格拉姆另一个版本的实验里，他用“普通人”而不是科学家向实验对象发出执行电击的命令。当“普通人”接替身着白大褂的实验室科学家掌管实验的时候，实验对象中服从命令的人数比率从62.5%降到了20%。对权威的包装程度和实验对象的认知水平就算不是决定结果的全部因素，也能明显看出它们已经相当接近全部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违抗一个看起来跟我们差不多的家伙发出的命令，但大多数人都会服从一个看起来更像权威的人。在领袖和专家可以通过电视机魔幻般地来到我们身边的时代，任何人几乎都能被电视包装成位高权重、非同一般的人物，所以这个发现格外受人关注。
除了给人非同一般的感觉，电视上的人物还显得跟我们很亲近，就像在自家的客厅里一样。影响权威压制个人良知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下命令的人与自己的距离。当米尔格拉姆改变实验条件，让自己离开房间时，服从命令的人数比例就下降了2/3，降到跟“普通人”主持实验时一样的水平。当权威不在身边时，实验对象常常会通过只按机器上电压不高的开关来“作弊”。
与权威的距离和战争时所需的实实在在的服从性密切相关。一旦开战，个人良知就会跟杀人行为划清相当严格的界限，这让那些认为“人类天生就爱制造战争”的人感到惊讶。良知的这一特征在普通人身上体现得如此顽强，因此军事心理学家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军事专家现在已经知道，如果要让士兵做出可靠的杀敌行动，就一定得让权威人士亲临部队下达命令才行。否则，战场上的人在接到杀敌命令时通常会敷衍了事，会故意瞄偏或干脆不开枪，以免违背自身良知强大的禁令。
马歇尔准将是二战期间美国在太平洋战区的一位战争史学家，他后来成为欧洲战区的官方御用史学家。他写过很多二战时期的事件，当军事将领现身军营来下达命令时，几乎所有士兵都会服从命令开枪射击，一旦将领离开，射击率便立刻掉到15%~20%。马歇尔认为，如果士兵在战斗区域没有直接接到射击命令，他们就会有如释重负之感，“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经比较安全了，而是因为他们了解到一个欣慰的事实——自己暂时不必被迫杀人了。”
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和伞兵戴夫·格罗斯曼中校在他的著作《关于杀戮：在战争与社会中学习杀人的心理成本》中，回顾了马歇尔的观察报告、美国联邦调查局对20世纪50~60年代执法人员当中不开枪率的研究以及诸多战争（包括美国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马岛战争）中关于不开火的观察报告。格罗斯曼从这些资料中得出以下结论：“历史上绝大多数战士，在他们能够杀敌或应该杀敌的关键时刻会发现自己是一位‘拥有良知的异议人士’。”在考察了大量有关一线士兵通常会反抗或偷偷破坏杀敌机会的历史证据之后，格罗斯曼得出一个“新颖而又令人欣慰的关于人性的结论，尽管暴力和战争是打不破的传统，但杀人并不是人类的天性”。为了打破士兵们良知的底线，让他们能够刺下刺刀或扣动扳机去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军方必须对士兵进行悉心教导、心理调校，而且要安排权威亲临战场对他们发号施令。
而且，不断提醒士兵面对的敌人仅仅是一群“畜生”、该死的德国佬、吊眼梢的东亚人、该死的朝鲜人，有利于助长“道德排他”心理。诚如彼得·沃森在其著作《心中的战争：心理学在军事上的应用与滥用》（War on the Mind：The Military Uses and Abuses of Psychology）里所写，“当地习俗的愚蠢之处被拿来嘲笑”，还有“当地名人被抹黑成恶魔”。
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战场下，对于正在服役和已经退伍的军人来说，他们参与的战争一定会被描述为善恶之间的重要较量，甚至是一场神圣的战争，这正是冲突各方的权威在历史上每一次重要战争中试图传递的信息。例如，除了越南战争后期爆发出来的道德恶行之外，我们现在很难想起关于越战的任何事情，但在那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美国人一再保证，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拯救越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以免越南人民未来遭受恐怖和奴役。国家领袖在战时发表的演说（在当代是通过电视广播传送到我们的客厅里的），总是竭力强调绝对必要的军事任务这一主题，这是让杀人变得正当的崇高召唤。而矛盾的是，权威之所以更乐于把这种态度投射于现实，是因为良知重视崇高的召唤，并且对正直一方有着归属感。换句话说，良知是可能被欺骗的，在需要杀死陌生人的时候，通常需要对杀人者的良知进行欺骗。
心理学能够为军方提供一系列技术手段，让不想杀人者杀人，而军方也正在使用这些手段，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但在这些坏消息背后还是有一丝希望之光，犹如一颗在黑暗之海中闪耀的钻石。我们开始了解到，人类并不是我们有时候自认为的那种天生的杀人机器。哪怕是在殊死战争的压力之下，我们也常常不会扣动扳机，或者会经常故意射偏目标，因为当良知没有被权威的钟罩消声，我们作为人类的情感联结总会发出强烈的呐喊，良知总会发声，提醒我们一定不要杀人。
因为战争的本质就是杀戮，所以战争是良知和权威之间的终极竞争。我们的第七感要求我们不可以夺人性命，而当权威支配了良知，士兵就会被诱至战场杀人，他很有可能马上就会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下半辈子都会处于痛苦之中，伴随创伤记忆而来的是抑郁、离婚、外物成瘾、溃疡症以及心脏病等。对比之下，有关越战老兵的研究已经表明，没有被逼着杀人的老兵跟那些服役期间没有上过战场的人一样，不大可能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我们的道德感与权威人物之间的这种极为有害的竞争，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开始就几乎没有停止过。过去5000年里，一代代君主、渴望占有土地的贵族、国家或民族领袖都可以命令没有权力的个体上战场厮杀。很明显，这是良知的斗争，就算到了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代也不会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