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证明了十个人中至少有六个人会苦苦坚持服从现身眼前的权威，他指出，有些人不会服从具有破坏力的权威，但他们心理上也会感到痛苦。不服从命令的人会常常觉得自己跟社会秩序格格不入，或许他们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感，觉得自己对宣誓效忠的某人或某事不忠。服从具有被动性，只有不服从的人才必须承受。用米尔格拉姆的话来说是“特立独行带来的压力”。如果勇气是任凭痛苦与恐惧都要按照良知行事，那么力量就是让良知保持清醒并且发挥作用的能力，哪怕与权威的要求相悖。
力量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捍卫出于良知的各种正义之举的过程中，形势对我们很不利。
为了说明观点，我提出一个刚好由100个成年人组成的假想社会，这个群体严格遵从我们已知的统计学分布。它的意思是，在假想社会里的100个人当中，有4个人是反社会人格者，即他们没有良知。在剩下的96个全部都有良知的正派公民里，有62.5%的人会毫无异议地服从权威，而这个权威极有可能就是那4个比较有攻击性并且爱控制他人的反社会人格者中的一员。然后还剩下36个既有良知又有能力承担特立独行压力的人，这些人占了该群体总人数的1/3多一点。虽说不是众寡悬殊，但这也不是一个很有利的比重。
那些受良知约束的人还将面临另一个似乎有点奇怪的挑战，那就是，绝大多数反社会人格者都像隐形人一样难于辨识。我们现在就转向一个两难困境，看看多琳·利特菲尔德这个值得关注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