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让人只关注本能

道奇在火灾中用到的逃生办法现在是一项标准的消防技术，挽救了无数被突然转向的大火围困的消防员。不过，当时道奇的做法似乎是纯粹的发疯，他的队员们一心想着怎样逃离火海，而他却又放了一把火。在火灾中幸存的有一年消防经验的消防员罗伯特·萨尔后来说他认为“道奇疯了，完全疯了”。

但是，道奇的头脑非常清醒。在紧要关头，他做出了明智的决定。当我们回顾这个事件时，会问：“他是怎么做出决定的？什么东西让他抗拒逃跑的冲动？为什么他没有跟着其他人沿着谷坡往上跑？”这些问题的答案部分在于经验。多数消防员是十几岁的暑期实习生，只灭过几次火，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火，而道奇是林业局有着几十年经验的灭火老手，他知道草原大火是什么样子。道奇意识到，一旦大火跨过峡谷，迟早会追上自己和队友们。坡太陡，风太猛，草太干，大火会把他们逼到谷肩。此外，即使他们能成功到达谷肩，他们仍然会被困。谷肩上覆盖着又长又干的草，还没被牛啃过，这些草会在瞬间燃烧。

对道奇来说，当时一定是无法形容的恐惧：知道无处可逃；认识到队员们正奔向死亡，大火将吞噬所有人。但是挽救道奇的不是他的恐惧感，事实上，令人崩溃的恐惧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大火往谷坡蔓延后，所有的消防员都本能地往谷肩跑，即使谷肩遥不可及。有一年消防经验的消防员沃尔特·拉姆齐后来讲述了看到道奇停下来拿出火柴时自己是怎么想的：“我记得当时想那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不记得当时想到这个主意有什么好处……我当时一直在想谷肩——我能否跑到谷肩，到了谷肩，我就安全了。”副队长威廉·赫尔曼看了道奇的逃生方法后，在报告中说：“见鬼去吧，我要逃出去。”（赫尔曼是唯一跑到谷肩的消防员，他全身三级烧伤，第二天去世）。其余的人也是这么做的。当调查时被问到为什么没有一个消防员听从他的命令停止逃跑时，道奇只是摇摇头。他说：“他们好像一点儿都没注意到，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一点。他们的脑子好像被某个东西控制了——都往一个方向跑……他们就是要跑到山顶。”

道奇的队员们被恐慌控制了。恐慌的问题在于它让人的思维变窄，把意识集中到最必要的事情上，集中到最基本的本能上。这意味着，当熊熊大火距离某人越来越近时，他能想到的只有远离大火。

人们称这一现象为“感知变窄”（perceptual narrowing）。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将测试者带入气压室，告诉他们气压将慢慢上升，直到模拟出水下60英尺处的样子。测试者要在气压室里执行两个简单的视觉任务，一个任务是对视野中央的闪烁灯光做出反应，另外一个任务是对周边视野的闪烁灯光做出反应。正如预期的那样，气压室里的测试者表现出所有常见的恐慌迹象：脉搏加速、血压上升、肾上腺素激增加。这些症状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成绩，尽管在视野中央任务中，气压室里的测试者和控制组的测试者的表现不相上下，但是在周边视野任务中，前者对刺激视而不见的次数几乎是后者的2倍，他们的视野变窄了。

曼恩峡谷的悲剧给我们上了重要一课，增进了我们对意识的了解。道奇之所以没有葬身火海，是因为他能够战胜自己的情绪脑。一旦道奇意识到恐惧控制了自己，情绪脑不再有用——恐惧告诉他快跑但无处可逃，他就能够抵抗这种原始冲动，他那非常善于有意识思考和创造性思考的理性脑占了上风。自动的情绪脑专注于最必要的变量，而理性脑却可以关注更广泛的变量。正如神经学家约瑟夫·勒杜所说：“情绪脑的优势在于首先让进化替你思考，赢得时间，从而让你能够审时度势，做出最合理的选择。”于是道奇不跑了，如果他想在大火里活下来，他需要思考。

道奇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完全依赖于他能控制的那部分大脑。恐慌之际，道奇能够想出新办法，解决眼前看似不可解决的问题。没有前例可参考——从来没人在这样的大火里逃生过，但是道奇却能设想出逃生方案。在那千钧一发之际，道奇意识到可以自己放火烧出一片空地，他站在这片空地里就能躲过远处逼来的大火。“这样做，看起来符合逻辑。”道奇说。他不知道这个逃生办法是否有用——他认为自己也可能窒息死亡，但是总比继续跑好。于是道奇试探了一下风向，站在上风口，点燃了面前的野草。野草像纸一样燃烧起来，等到烧过之后，火苗渐渐熄灭。他给自己烧出了一道防火墙。

这一思考过程发生在额叶的最外层——前额叶皮层。[1]前额叶皮层紧贴着前额头骨。在人类大脑进化过程中，前额叶皮层经历了急剧的扩张。当你拿现代人类大脑皮层同其他灵长类动物甚至我们一些原始人类祖先的大脑皮层相比较时，你会发现最明显的解剖学差异就是人类的额头较宽。例如，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的大脑比智人略大，但是其前额叶皮层却和黑猩猩差不多，因此，他们缺少人类大脑最重要的一项能力：理性思考。

“理性”是个难以定义的词语——有着一段悠久的错综复杂的历史，但通常用来描述一种思考方式。柏拉图认为理性就是使用逻辑，这样人能像神一样思考。现代经济学则把这种古老的想法提炼为“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决定就是将各种结果出现的概率乘以它们带来的快乐得出各自的效用值，然后选择效用值最大的一个。这种理性的标准能让我们最大化幸福，理性代理人就是应该这么做。

当然，人脑不是一台纯粹理性的机器。你在超市买东西时不会计算效用值，你在橄榄球场上投球时也不会像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假想人那样做算术题。柏拉图的理性车夫经常遭到感性马匹的斥责。然而，大脑确实有一个理性的神经网络系统，这个神经网络系统以前额叶皮层为中心。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白色物质，我们甚至构想不出“理性”这个词语，更不用说以理性的方式行动了。

前额叶皮层并非一直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19世纪时，当科学家开始对大脑进行解剖学研究时，他们认为额叶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是团无关紧要的褶皱组织。其他皮质区都负责具体的任务，比如有的控制身体的动作，有的生成语言，而前额叶皮层则不同，好像什么都不做，它是大脑的附属物。因此，医生们认为也许他们可以切除前额叶皮层，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1935年，葡萄牙神经病学家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兹（Antonio Egas Moniz）首次实施前额叶白质（prefrontal leucotomy）切除术。这种手术很残忍，手术过程中，要在前额叶皮层划开一个洞口（手术的灵感来自一篇报道，报道说黑猩猩实施了类似疗法后，攻击性减弱了）。莫尼兹仅仅为有着严重精神问题的患者实施这种手术，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些患者不做这种手术的话会被关进疯人院。前额叶白质切除术当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是莫尼兹的许多病人确实感到症状减轻了。1949年，莫尼兹因为开创这一疗法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前额叶白质切除术成功后，医生们开始尝试其他类型的额叶手术。在美国，沃尔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和詹姆斯·沃茨（James Watts）开发出一种新疗法，也叫作前额叶白质切除术，但这种手术完全切除连接前额叶皮层和丘脑的大片白质。手术粗糙而简单：在眼睑正下方的位置，插入一个薄薄的刀片，在头骨比较薄的地方开一个口，来回搅动几下。

这种疗法很快盛行起来，1939~1951年，美国的精神病院和监狱里一共有超过1.8万例病人接受了“切断疗法”。

不幸的是，这种疗法有着许多悲惨的副作用。2%~6%的病人死在手术台上，手术中活下来的病人也和原先不一样了，有些病人长期陷入昏迷状态，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反应；另外一些人失去了语言能力［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总统的妹妹罗斯玛丽·肯尼迪（Rosemary Kennedy）就是这种情况，她因为焦虑性抑郁症实施了前额叶白质切除术］。大多数做过前额叶白质切除术的病人短时记忆出了问题，而且不能控制自己的冲动。

这个前额叶白质切除术跟莫尼兹的前额叶白质切除术不一样，它是一种粗糙的疗法。实施这个手术说不定就会损坏哪个脑区。尽管医生打算仅仅切除与前额叶皮层相连的部分，但是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切掉了什么。最近几十年，神经学家对这个脑区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精确的水平，现在他们确切地知道了前额叶皮层受损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下面看一看玛丽·杰克逊的案例。玛丽19岁，聪明，有活力，前途光明。尽管玛丽在破败的旧城区长大，但是她获得了常春藤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她主修历史，辅修医学预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儿科医生，这样就能在她儿时生活过的社区开一家诊所。她的男朋友汤姆是附近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他们打算等玛丽从医学院毕业后就结婚。

但是，二年级之后的那个暑假，玛丽的生活开始堕落，汤姆是第一个注意到的人。玛丽以前从来没有喝过酒——她的父母是严格的基督徒，但是她突然开始频繁光顾酒吧和舞厅。她开始随便和陌生男人睡觉，尝试可卡因。她不再和老朋友联系，不再去教堂。她与汤姆分手了。没人知道她到底怎么了。

开学后，玛丽的成绩开始下滑。她不再上课，成绩糟糕透顶：三个F、两个D。玛丽的指导教授提醒她，继续这样下去她将失去奖学金，并建议她寻求心理辅导。但是玛丽不听劝告，大多数夜晚继续在酒吧厮混。

第二年春末，玛丽发高烧，不停干咳。起初，她以为她的病只不过是因为聚会太多，但是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她到学生健康中心就诊，被诊断为肺炎。但是注射了抗生素、吸了氧气之后，她还是一直不退烧，玛丽的免疫系统好像受损了。医生让她抽血化验，这时，玛丽得知自己的艾滋病毒呈阳性。

玛丽立即歇斯底里地痛哭起来。她告诉医生，她也不理解自己的行为。去年夏天以前，她从没想过吸毒，从没想过与人发生一夜情，从没想过逃课。她一直很勤奋，为了实现自己的长期目标而努力：她想上医学院，想与汤姆组成家庭。但是现在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无法抗拒诱惑，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鲁莽的决定。

玛丽的医生把她转介绍给肯尼思·海尔曼（Kenneth Heilman）博士。海尔曼博士是位杰出的神经学家，现在是佛罗里达大学的教授。海尔曼先让玛丽做了几个简单的心理测验。他先让她识记几个不同的物体，然后让她倒数30秒钟，以此分散她的注意力。当海尔曼问她是否还记得那些物体时，她茫然地看着他。她的工作记忆消失了。当海尔曼试图让玛丽做另外一个不同的记忆测试时，她勃然大怒。他问她，她的脾气是否一直这样差。玛丽说：“大约一年以前，我极少生气，现在，我好像总在发脾气。”

所有这些神经病学症状——记忆力衰退、自我毁灭的冲动、无法控制的愤怒——都表明玛丽的前额叶皮层出了问题。于是海尔曼让玛丽做了第二轮测试。他在她面前放把梳子，让她别碰梳子，她却立即拿起梳子梳头。他在她面前放支笔，让她不要动笔，她却自动拿起笔写字。但是没写几句，她就变得不耐烦，开始分心。海尔曼在他的临床报告中写道：“她的行为好像不是由内部目标驱动的，而是完全由外界刺激引起的。”不论看到什么，玛丽都会碰一碰；不论碰到什么，她都想要；不论想要什么，她都必须得到。

海尔曼让玛丽做了MRI检查。这时，他看到了肿瘤：一个大肿块，从脑垂体长出，压迫着玛丽的前额叶皮层。这就是她堕落的原因，肿瘤让她出现“执行功能障碍”（executive dysfunction）——无法保持一致的目标，不考虑行动后果。其结果是，玛丽无法按照任何主观意愿行动，而是依靠最直接的本能行动。肿瘤抹去了人类意识一个必不可少的功能：预见未来、筹划未来、压抑冲动的能力。

“许多额叶出现问题的病人都有这样的症状，”海尔曼说，“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他们生气了，就会打架。即使他们知道打架并不好——理性认识可能还在，但是对他们来说，认识远远没有感觉重要。”海尔曼认为，玛丽的案例中，她的前额叶皮层受损意味着她的理性脑不再调节或约束她的非理性情绪。海尔曼说：“她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毁了自己，但是她还是做了。”

玛丽·杰克逊的悲惨故事说明了前额叶皮层的重要性。因为玛丽失去了这个脑区——被肿瘤破坏，所以她不能进行抽象思考，也不能抵抗一时的冲动。她不能将信息储存在短时记忆里，也不能执行长期计划。如果玛丽·杰克逊碰到大火，她绝不会停下来划火柴，她会一直跑，一直跑。

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已婚中年教师弗吉尼亚突然开始频繁嫖妓，下载儿童色情制品，并且引诱少女。他的行为实在太无耻了，因此，他很快被捕并被判恋童罪。他被送去参加一个恋童癖治疗项目，但是因为挑逗那里的女性被赶出来了。因为他屡教不改，所以要被送往法庭接受审判。开庭的前一天，他来到急救室，抱怨说自己头痛欲裂，而且不断想强奸自己的邻居。经过常规的MRI检查后，医生发现了问题的根源：他的额叶皮层上长了一颗巨大的肿瘤。肿瘤切除后，他怪异的性冲动立即消失了，他不再是一个性欲超强的怪物了。不幸的是，这只是短暂的恢复，不到一年，肿瘤又开始生长。他的额叶皮层再次瘫痪，又有了恋童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