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品质就是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想象你在玩一个赌博游戏，游戏很简单。给你50美元现金，然后让你从两种做法中任选一个。做法A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赌博，输赢的概率如下：40%的可能把50美元都留下，60%的可能一分钱也没有。做法B比较保险，如果你选择了B，则留下20美元。

你会选哪一个？如果你和多数人一样，你会选择保险的做法B。得到一点儿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再说20美元还是有些分量的。

但是现在，让我们再玩一次。那个有风险的赌博保持不变，你还是有40%的可能把50美元都留下。但是这次，那个保险做法的表述变了，变成失去30美元，而不是获得20美元。

当然，做法B的结果实际上没有变化，两次游戏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两种情况下，如果选择B，你也会带着20美元离开。但是游戏的不同表述方式强烈影响了人们的决定。如果把选择表述成“获得20美元”，只有42%的人会选择有风险的赌博；但是把选择表述成“失去30美元”，则有62%的人选择有风险的赌博。人类的这个小缺陷被称作“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是我们以前谈到的损失规避的副产品。这一效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更愿意买贴上“85%瘦肉”标签的肉而不是“15%肥肉”标签的肉，也能解释为什么选择存活概率为80%的手术的病人是选择死亡概率为20%的手术的病人的2倍多。

当神经学家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机研究玩这一赌博游戏的测试者的大脑时，发现两种不同的框架激活的是两个不同的脑区。他们发现选择有风险的赌博的人（决定受到损失30美元这一前景影响的测试者）的杏仁核被激活。杏仁核是产生负面情感的脑区，每当某人想到失去某些东西，他的杏仁核就会被自动激活。这就是人们如此厌恶损失的原因。

然而，当科学家们研究那些没有因为问题所呈现框架不同而出现偏好反转的测试者时，发现了一件令他们吃惊的事情：这些测试者的杏仁核也很活跃，事实上，他们的杏仁核的活跃程度和那些容易表现出框架效应的测试者一样。“我们发现，每个人都表现出情绪偏见，没有一个人完全不受情绪偏见的影响。”主持这一实验项目的神经学家贝纳德托·德·马蒂诺（Benedetto De Martino）说。即使那些立即意识到两种框架实际上描述了同一种情况的测试者——他们看穿了框架效应——在看到损失框架时，仍然会体验到一阵消极情绪。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测试者之间明显的行为差异呢？如果每个测试者的杏仁核都被激活了，为什么只有部分人表现出框架效应呢？这时就要考虑前额叶皮层的作用了。令科学家们吃惊的是，前额叶皮层的活跃程度能更好地预测实验测试者的决定。前额叶皮层越活跃的测试者越能抵御框架效应，他们可以忽略自己的非理性情绪，认识到两种描述实际上是一回事。他们没有仅仅依靠杏仁核，而是做了数学运算，最终结果是他们的决定更明智。按照德·马蒂诺的说法：“并不是人越理性情绪体验越少，而是理性的人能更好地调节情绪。”

我们如何调节情绪？答案简单得令人惊讶：通过考虑它们是否恰当。前额叶皮层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审视自己的意识，心理学家把这种能力称作“元认知”（metacognition）。当我们生气时，我们知道自己在生气。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每种情绪情感状态，这样我们就能设法弄清为什么我们会体验当时的情绪情感。如果某种情绪情感没有意义，比如杏仁核仅仅对损失框架做出反应，那么我们就会忽略它。前额叶皮层能够选择有意地忽略情绪脑。

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之一。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一书中探讨了优良品质的方方面面，得出结论认为，培养良好品质的关键就是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亚里士多德不像他的老师柏拉图，前者认识到理性并非总和感性相冲突。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二元论心理学过于简化，他认为：“理性灵魂”的一个关键职能就是确保我们能在现实世界中聪明地运用情绪情感。亚里士多德写道：“每个人都会生气——这很容易，但是为了恰当的目的，在恰当的时间，对恰当的人，用恰当的方式，生气到恰当的程度，这并不简单。”这需要动些脑筋。

要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知道大脑内部理性和感性是如何互动的，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电视焦点小组（television focusgroup）[1]的内部运作流程。几乎每个电视节目在播出之前都会测试一下观众的反应，如果测试过程安排得当，我们可以看到理性与感性之间、分析与直觉之间的精彩互动。换句话说，这一测试过程模拟了人类大脑内部不断上演的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剧目”。

测试过程如下：根据人口统计学变量在全美抽样，将抽到的观众（以下称为“测试者”）带到一个装有专门设备的房间，这个房间像一个小型电影院，里面有舒适的椅子和茶几（多数电视焦点小组都在奥兰多和拉斯维加斯进行，因为那里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然后，给每个测试者发一个反馈器，反馈器和遥控器差不多大小，上面有一个红色表盘、几个白色按钮和一个液晶屏幕。反馈器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首次使用，那时CBS[2]Radio的受众调查负责人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和著名的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一起开发了“节目分析器”。美国军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CBS方法加以改进，用于测试观众对战争宣传的反应。

现代反馈器设计得尽可能便捷，这样人们操作反馈器时不用把眼睛从屏幕上移开。反馈器上的数字按顺时针方向排列，像音量旋钮，数字越大表明对节目的反应越积极。电视焦点小组主持人告诉测试者一旦产生情绪变化就调节旋钮。反馈器每隔一秒记录一次观众的本能反应，然后转化成锯齿图。

尽管每个电视台都非常依赖焦点小组了解观众的反应，甚至像HBO和CNN这样的有线电视台也做广泛的受众研究，但是这一方法实际上有很大的局限性。行业里有很多焦点小组的失败案例：The Mary Tyler Moore Show、Hill Street、Blues和Seinfeld，这些著名节目的测试结果都很糟，却在播出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Seinfeld的测试结果糟糕透顶，于是被安排在1989年春季档期播出，而不是秋季）。正如MTV电视台的节目制作部主任布莱恩·格拉登（Brian Graden）所说：“定量数据（反馈器生成的数据就属于定量数据）本身是无用的，你必须会用恰当的提问从数据中挖掘信息。”

焦点小组的问题在于，它的设计很粗糙。通过反馈器，人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是不能解释这种感受。反馈器所记录的情绪冲动仅仅就是情绪冲动。反馈器有着情绪脑所有的常见缺陷。焦点小组的观众之所以不喜欢Seinfeld，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里面的主角？还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种新型的电视喜剧，觉得情景喜剧的情节性不强（Seinfeld的试播集开头有段冗长的讨论，主题是按钮的重要性）？毕竟，焦点小组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人们更喜欢熟悉的东西。测试结果最好的新节目和已经很受欢迎的节目非常相像。例如，在NBC的喜剧《老友记》（Friends）获得极大的商业成功之后，其他电视台争相效仿，突然之间冒出很多在某个城市几个人住在一起的喜剧试播集。一个执行制片人告诉我：“这些节目多数测试结果相当好，实际上播出效果并不好，但它们能勾起观众对《老友记》的回忆，而观众真正喜欢的是《老友记》。”这种仿制品没有一个续拍第二集。

执行制片人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情绪错误分门别类，这样才不至于被观众的第一印象误导。人们有时会喜欢实际上很糟糕的节目，而有时又会否定自己越来越喜欢的节目。这种情况下，执行制片人必须知道怎样解释焦点小组的反应。他们需要解释定量数据，而不是仅仅服从定量数据。这就是为什么反馈器每隔一秒记录观众的反应尤其重要，因为这样执行制片人就能看到人们的反应到底是针对什么。在12分钟这个时间点得分很高，可能意味着观众真的喜欢某个情节，也可能意味着他们喜欢看穿着内衣的金发美女（到底是哪一种，要比较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的评分）。最近，一家有线电视台测试了一个实况节目试播片，尽管试播片的总体得分很高，但是整个过程中有很多时间点观众的评价很差。起初，执行制片人不清楚观众到底不喜欢什么。然而，最终执行制片人意识到观众针对的是主持人：主持人一和参赛者说话，人们就把反馈器的旋钮调低。尽管焦点小组的观众说他们喜欢主持人，而且在她只是对着摄像镜头讲话时，给她很高的评价，但是观众就是不喜欢看到她和别人讲话（主持人被换掉了）。有时也会出现“平线”：当焦点小组的观众完全被节目吸引，比如被一个灾难场景吸引，他们会忘记调节旋钮。结果从数据上看，节目评价很糟糕，因为很多反馈器的旋钮停在很低的位置。然而，现实情况正好相反。除非执行制片人意识到焦点小组的测试者看得太投入，以至于忘了调节旋钮，否则他们会换掉节目中最好的那部分。

关键在于情绪数据需要加以仔细分析。受众研究是一种生硬的工具，只是第一印象的简单加和，但是这一点可以加以改进。通过检查反馈器所记录的情绪，一个训练有素的分析人员可以找出哪些情绪值得信赖，哪些应该忽略。

这正是前额叶皮层面临决定时所做的事情。如果把情绪脑比作观众，不断发出有关它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感官信号，那么前额叶皮层就是机警的执行制片人，耐心地监控情绪反应，决定认真对待哪种情绪。观众最初不喜欢Seinfeld，这一反应是针对Seinfeld的新颖性而不是Seinfeld内在的趣味性，前额叶皮层是唯一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脑区。理性脑不是让情绪脑沉默，而是帮助人们找出应该跟着哪种感觉走。

20世纪70年代初期，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做了一个实验，他邀请了一群4岁小孩到他的心理学实验室。他先问孩子们一个简单的问题：喜欢吃棉花糖吗？孩子们一致回答“喜欢”，这并不奇怪。于是他让孩子们从以下两种做法中任选一个：马上得到一颗棉花糖；等他外出办事回来，得到两颗棉花糖。几乎每个孩子都决定等待，他们想要更多的糖果。

然后，米歇尔离开了房间，但告诉孩子们：只要孩子们按铃，他就会回来，孩子们就能吃到棉花糖了。但是，这样做就意味着孩子们失去了得到第二颗棉花糖的机会。

这些4岁的孩子在糖果的诱惑下大部分没有坚持几分钟。有几个孩子用手捂住眼睛，这样他们就看不见棉花糖了；有个孩子开始踢桌子；另外一个孩子开始拉扯自己的头发。除了少数几个孩子等了15分钟以外，多数孩子坚持了不到1分钟。有些孩子在米歇尔一离开房间就吃起了棉花糖，甚至连按铃都嫌麻烦。

棉花糖是对自制力的考验。情绪脑总是受到奖赏性刺激（rewarding stimuli）的诱惑，棉花糖就是奖赏性刺激。但是，如果孩子们想实现自己的目标——获得第二颗棉花糖，他们就必须暂时忽略自己的情绪，延迟几分钟获得满足。米歇尔发现，虽然只有4岁，但是有些孩子管理自己情绪脑的能力比其他孩子强得多。

时间快进到1985年。当年只有4岁的孩子们现在在上高中。米歇尔向他们的父母发了一封追踪调查问卷，问了很多有关这些孩子性格特点的问题，包括能力、处理挫折事件和是不是认真的学生，等等。米歇尔还要了他们的SAT[3]成绩和高中成绩单，他用这些数据精确地绘制出每个孩子的人格剖面图。

米歇尔的研究结果非常惊人，至少在他看来，这些孩子4岁时等待棉花糖的行为和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行为有着强烈的关联性。不到1分钟就按铃的孩子后来更可能出现行为问题，他们的成绩更差，更有可能吸毒，他们在压力情境下更焦躁，更容易发脾气，他们的SAT分数比那些等了几分钟才按铃的孩子平均低210分。事实上，与孩子4岁时的IQ（智商）测验相比，孩子4岁时的棉花糖测验能更好地预测他们高中时的SAT成绩。

等待第二颗棉花糖的能力揭示了理性脑的一个关键能力。当米歇尔查看为什么有些4岁孩子能忍住不按铃时，发现不是因为这些孩子不那么想要棉花糖（这些孩子也喜欢糖果），而是这些耐心的孩子更加善于运用理智控制自己的冲动。他们就是那些用手捂住眼睛、看着其他方向或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东西上的孩子，而不是那些坐在美味的棉花糖正前面的孩子。他们没有直勾勾地盯着棉花糖，而是站起来，离开桌子，寻找其他可玩的东西。结果，让这些孩子抵挡诱惑的认知技巧也能让这些孩子专心做作业。在这两种情况下，前额叶皮层被迫行使其皮质管理权力，抑制妨碍目标达成的冲动。

有关儿童注意缺陷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ADHD）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了前额叶皮层与情绪控制力之间的联系。大约5%的学龄儿童患有ADHD，表现为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安静地坐着，无法延迟满足（就像那些立即吃起棉花糖的孩子）。结果，患有ADHD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明显偏差，因为他们难以坚持完成一项任务，轻微的干扰就能让他们立即分心。

2007年11月，由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和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宣布，他们发现了造成ADHD的具体大脑缺陷。这种病原来是一个发育问题，患有ADHD的孩子的大脑发育速度明显慢于正常孩子，这种滞后在前额叶皮层表现得最为明显，意味着患有ADHD的孩子缺少抵抗诱惑性刺激所需的心理肌肉（平均而言，他们额叶的发育水平比正常孩子晚3年半）。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尽管患有ADHD的孩子大脑发育缓慢，但是只要他们的大脑开始发育，他们就开始恢复正常了。青春期结束时，患有ADHD的孩子的额叶已经发育到正常大小，所以那时这些孩子的行为问题就开始消失了。这并非巧合，这些孩子终于能压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了，他们可以看着诱人的棉花糖，并且决定最好等待。

发育过程对每个人都有影响，ADHD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人类大脑的成熟过程重演了大脑的进化过程，所以大脑最先进化的部分（运动皮层和脑干）也是孩子大脑最先成熟的部分，它们在人们步入青春期时已经发育得非常成熟了。相反，相对较晚进化的脑区（比如额叶）则会一直发育，直到青春期结束。额叶是最后完全成熟的脑区。

这一发育过程可以解释青春期孩子的冒险、冲动行为。美国有超过50%的高中生尝试过违禁药物；性传播疾病的报告案例中，超过一半发生在十几岁的青少年身上；车祸是未满21岁人群的主要死亡原因。这些严峻的统计数字是大脑不能约束自己的结果。当情绪脑全速运转的时候（狂躁的激素没有什么好处），监控它的心理肌肉还正在构建。例如，康奈尔大学神经学家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青少年大脑的NAcc明显比额叶活跃、成熟。NAcc是与处理奖赏（比如性、毒品和摇滚）有关的脑区。青少年之所以做出愚蠢的决定，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那么理性。[4]

这项有关鲁莽的青少年和ADHD儿童的新研究凸显出额叶的独特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理性存在的目的就是消除误导我们的情绪。我们一直向往着柏拉图式的理性模式：车夫完全控制马匹。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消除情绪情感是不可能的，至少不能直接消除。每个少年都想尝试性，每个4岁大的孩子都想吃棉花糖，每个消防员看到逼近的火焰墙时都想撒腿就跑。人类的情绪脑处在很初级的水平，往往不听指令。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人类只是边缘系统的傀儡。有些人能看穿框架效应，即使他们的杏仁核被激活。有些4岁的孩子能够找到等候第二颗棉花糖的方法。幸亏有了前额叶皮层，我们能超越自己的冲动，找出哪些情绪是有用的、哪些情绪是应该忽略的。

下面看一看20世纪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斯特鲁普任务（Strooptask）。三个单词（“蓝色”、“绿色”和“红色”）随机闪现在计算机屏幕上。每个单词用不同的颜色显示，但显示颜色和单词含义并不一致：“红色”单词可能显示成绿色，“蓝色”单词可能显示成红色。测试者的任务是忽略单词的含义，关注单词显示的颜色。如果你看到的单词写的是“绿色”，但用蓝色显示，你需要触摸蓝色按钮，做出反应。这一任务出奇的难。

为什么这一看似简单的任务如此困难呢？阅读文字是自动任务，不用大脑费什么劲。然而，给单词颜色命名，却需要有意识的思考。大脑需要关掉自动操作——阅读熟悉单词的操作，有意识地思考这个单词是什么颜色。当测试者执行斯特鲁普任务时，科学家用fMRI观察测试者的大脑，能够发现他们的大脑在努力忽略明显的答案。在这场“拔河”比赛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脑区是前额叶皮层。当你认为自己的第一印象可能有误时，前额叶皮层能让你拒绝第一印象。如果情绪脑正在误导你做错误的决定，你可以选择依靠理性脑。你可以运用你的前额叶皮层来抵抗让你沿着谷坡往上跑的杏仁核。瓦格·道奇活了下来，不是因为他不害怕。和所有的消防员一样，他也十分害怕。道奇活了下来，是因为他意识到害怕救不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