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脑是个能力无限的器官，是一台不受任何限制的超级计算机，那么理性分析永远是理想的决定策略，信息绝对是好东西，忽视柏拉图的车夫的意见是愚蠢的。
然而，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现实是大脑能力极其有限，是一台存在各种缺点的机体。对于受前额叶皮层约束的车夫来说，尤其如此。正如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在其著名论文《神奇的数字7±2》（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中所表述的那样，我们的意识脑在任何时刻只能容纳大约7个数据。米勒写道：“好像我们的神经系统在设计之初就存在一些局限，将我们的通道加工能力限制在这个范围内。”尽管我们能控制这些理性的神经回路（我们让它们思考什么，它们就思考什么），但是它们只占大脑很小的一部分，是大脑主机上的几个芯片。因此，即使很简单的决定（比如在超市选择果酱），也能让前额叶皮层崩溃。有关果酱的信息如此之多，严重威胁到前额叶皮层。这时，我们就会做出糟糕的决定。
下面来看一个实验。你坐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房间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走进房间，说他正在进行一个有关长时记忆的研究。科学家给了你7个数字让你记住，然后叫你沿着大厅走到另外一个房间，在那里接受记忆测试。在通往测试房间的路上，你会经过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放着一些点心，是为参加实验的测试者准备的。你可以从一块很诱人的但很甜的德国巧克力蛋糕和一碗水果沙拉中任选一样。你会怎么选择？
现在让我们再做一次实验。你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同一位科学家给了你同样的解释。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没有给你7个数字让你记住，而是只给你2个数字让你记住。这次的心理任务要容易多了。然后，你沿着大厅走，遇到同样放着点心的桌子，可以在巧克力和水果之间任选一样。
你可能不会想到数字的个数将影响你的选择，如果你选择巧克力蛋糕，那是因为你想要蛋糕。但是，你错了。向你解释实验目的的科学家在撒谎：这不是一个长时记忆实验，而是一个自我控制实验。
科学家比较了两个不同记忆组测试者的选择后，发现了明显的偏好反转。记忆7个数字的测试者中有59%的人选择了蛋糕，而记忆2个数字的测试者中只有37%的人选择了蛋糕。用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记忆任务让大脑分心，使人们更容易屈服于诱惑，人们因此选择了卡路里含量很高的点心（德国巧克力蛋糕对成年人来说就是4岁孩子的棉花糖）。他们的自我控制被5个额外数字击垮了。为什么两组测试者的选择如此不同？根据设计这一实验的斯坦福大学科学家的说法，记忆7个数字所需做出的努力夺走了通常情况下控制我们情绪冲动的认知资源。因为工作记忆和理性共用同一脑区——前额叶皮层，试图记忆很多信息的大脑对冲动的控制力就会减弱。理性脑的能力如此有限，以致几个额外数字可以造成极大的妨碍。
前额叶皮层的缺陷不是只在超出记忆存储容量的时候才显现。其他研究表明，血糖水平轻微下降，自我控制能力也会减弱，因为前额叶皮层的运转需要大量能量。
看看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的实验。测试者为一群本科生，实验开始时，测试者先执行一个耗费脑力的任务：看录像，录像下方滚动播放着一段由随机词语拼凑起来的文章，测试者的任务就是忽略这段文章（不去注意显著的刺激，需要做出有意识的努力）。然后给测试者柠檬水，一半测试者喝的是加了真糖的柠檬水，一半测试者喝的是加了代糖的柠檬水。然后给测试者15分钟的休息时间，让葡萄糖进入血液，到达大脑。之后，鲍迈斯特让测试者选择住房。结果发现，喝了代糖柠檬水的测试者选择住房时更可能依靠直觉，即使这样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根据鲍迈斯特的说法，其中的原因在于，这些测试者的理性脑精疲力竭，无法思考。他们的大脑需要补充有助于复原的糖分，但是得到的只是代糖。这一研究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又累又饿时会“胡思乱想”：大脑不那么能抑制小烦恼引发的消极情绪了，脾气坏其实是因为前额叶皮层累坏了。
这些研究的启示在于理性脑的缺陷和毛病——理性脑事实上并不是一台完美的机器——不断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使我们做出日后回想起来觉得非常愚蠢的决定。这些错误远远不止自制力差。
200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决定在一座中高档公寓楼中用M&M’s巧克力豆进行一项实验。第一天，实验人员准备了一碗M&M’s巧克力豆，在碗边放了一把小铲子；第二天，实验人员在碗里重新装满M&M’s巧克力豆，在碗边放了一把大铲子。对于任何曾经喝过Big Gulp苏打水或者吃过麦当劳超大包薯条的人来说，结果都不奇怪：铲子变大后，人们多拿了66%的M&M’s。当然，他们本来可以和第一天拿得同样多，只要少铲几铲就可以了。但是，就像菜上得越多人们吃得越多一样，铲子越大，人们的嘴越馋。
然而，巧克力豆实验真正的教训在于人们非常不善于衡量东西的数量。他们不是数自己吃了多少颗巧克力豆，而是数吃了几铲。科学家们发现，多数人只拿了一铲，然后开吃，不管这铲里面有多少巧克力豆。人们坐下来吃饭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盘子装多少，他们吃多少。如果盘子大了2倍（最近25年，美国的餐具变大了40%），他们还是吃个精光。
例如，康奈尔大学市场营销学教授布莱恩·文森克（Brian Wansink）做过一项研究，用一只永不见底的碗盛汤（碗底有一根秘密导管，能不断从下面往碗里加汤）来演示人们吃多少取决于上了多少吃的。用永不见底的碗喝汤的那组测试者同用普通碗喝汤的那组测试者相比，多喝了70%的汤。
经济学家把意识的这套做法称作“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因为人们倾向于在脑子里把世界分成一个个账户，比如一铲巧克力豆、一碗汤或者一笔预算。尽管这些账户有利于人们思考得快一些——算有几铲巧克力豆比算有多少颗巧克力豆容易，但是它们也会歪曲决定。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是第一个全面探索这种非理性行为后果的经济学家，为了演示心理账户的作用，他想出了一套简单的问题。
假设你打算看场电影并且花了10美元买了一张电影票。当你走进电影院，发现你把票弄丢了。电影院的位子没有标号码，电影票找不回来了。你会花10美元再买一张电影票吗？
当塞勒把这个问题抛给别人时，发现只有46%的人会再买一张电影票。但是，当他换了一个稍微有所不同的问题时，却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假设你打算看场电影，票价为10美元。当你走进电影院，发现你丢了10美元的钞票。你还会花10美元买一张电影票吗？
尽管第二种情景中损失值是一样——还是损失10美元，现在却有88%的人愿意买电影票。为什么转变如此之大呢？按照塞勒的说法，通常情况下，人们把看电影看作一场交易，是买电影票所花成本和看电影体验之间的交换。再买一张票会让电影看起来太贵，因为这样电影票要“花”20美元了。相反，人们不会把丢掉的现金算在看电影这个账户中，所以他们不介意再支出10美元。
两种情景本质一样，人们的选择却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当然是可悲的。丢了票之后，我们多数人成了吝啬鬼；当我们只丢了现金，我们仍然挥金如土。这些自相矛盾的决定违反了古典经济学的一项重要原则，古典经济学认为钱是相通的、是完全可替代的，1美元永远是1美元。但是因为脑子里有了心理账户，所以我们区分对待手中的钱。例如，当塞勒问人们是否愿意为了节省5美元而多开20分钟的车到较远的地方买一个15美元的计算器，68%的人回答愿意；当塞勒问人们是否愿意为了节省5美元多开20分钟的车到较远的地方买一个125美元的皮夹克，只有29%的人回答愿意。是否愿意多开20分钟？人们的这一决定和节省钞票的绝对数目（5美元）有关，但是更加取决于是在哪个心理账户下做的这一决定。如果节省激活的是一笔数额很小的心理账户，比如买一个便宜的计算器，那么人们愿意驱车跨过整个市区；但是，相对于购买大件物品来说，比如125美元的皮夹克，5美元就微不足道了。这一原则也能解释为什么汽车经销商能高价卖出很多汽车配件，为什么豪华酒店一盒花生收费6美元还有人买。因为同汽车相比，汽车配件很便宜，而同住宿费相比，花生也很便宜，最后，我们会花高价买下那些在通常情况下不会花这么多钱购买的东西。
那么大脑为什么要依赖心理账户呢？因为大脑的加工能力有限。正如塞勒指出的那样：“这些思维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我们的‘中央处理器’速度慢、易出错，而我们又很忙。”既然前额叶皮层一次只能处理7件事情，因此它总是试图把信息“组块”（chunk）在一起，让复杂的生活变得容易管理一些。我们不考虑有多少颗巧克力豆，而是考虑有多少铲。我们不计算所花费的每一美元，而是把这些美元打包与特定的支出联系在一起，比如买辆汽车。我们冒着误入歧途的危险走捷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