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主义的小秘密

道德决定的核心与同情心有关。我们痛恨暴力，因为我们知道暴力伤人；我们公正地对待别人，因为我们知道被不公正地对待是什么感受；我们拒绝受苦，因为我们能够想象受苦的滋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和别人相处，只能遵从《路加福音》的建议：“你想要别人怎么对你，就要怎么对别人。”

同情心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首先，在你能够同情别人的感受之前，要清楚别人的感受是什么。这意味着你需要揣测别人的脑子里在想什么，你的情绪脑才能模仿他们的情绪脑的活动。有时，可以通过别人的面部表情洞察别人的心思。如果某人圆瞪双眼、咬牙切齿，你会自动推断：他的杏仁核被激活了，他一定在生气；如果他的嘴角上挑——微笑时会这样，你认为他在高兴。当然，你并非总能看到别人的面部表情。当你打电话、写电子邮件或者想念远方的某人时，你被迫通过想象自己在相同的情况下有什么感受来揣测别人的心思。

很明显，不管一个人具体通过什么方式揣测别人的心思，揣测结果都会深刻影响其道德决定。

看看行为经济学的一个经典实验——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game）。博弈规则很简单，尽管看起来可能有失公平：将测试者分成两人一组，然后给每组当中的一个人（下文以“提议人”指代此人）10美元，提议人决定怎样在两人之间分钱；每组当中的另外一个人（下文以“响应人”指代此人）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提议人的分钱方法。如果接受，提议人和响应人按照这个方法把钱分了；如果拒绝，提议人和响应人都会两手空空地离开。

20世纪80年代初，当经济学家们首次做这个实验时，他们认为这个简单的游戏总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提议人给响应人大约1美元——最小数额，响应人接受1美元。毕竟，有1美元总比什么也没有好，拒绝的话，两人都一无所得。这种结果将清楚地表现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私和理性。

然而，研究者很快发现他们的预测完全错误。当响应者觉得提议者的分钱方法不公平时，他们不是委屈自己留下一点儿钱，而是宁可一分钱也没有，也要拒绝提议者。另外，提议者会预测到响应者的这种生气反应，一般会给响应者大约5美元。结果如此惊人，以至于没人真的相信这个结果。

但是，其他科学家重复这个实验，也得到同样的结果。科学家们在世界很多地方做过这个实验，比如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发现人们都表现出同样的非理性行为模式。不管在哪个地方做这个博弈游戏，人们几乎总是提出公平的分钱方法。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的那样：“从现代自利论的角度来看，人类表现出这种行为就像行星在方形轨道上运行一样。”

提议人为什么如此慷慨？要寻找答案，我们要再次探讨同情心，探讨决定道德决定的独特大脑回路。18世纪的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是第一个探讨这个问题的人，尽管亚当·斯密最出名的是他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但是他最自豪的还是《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这本书中，他粗略地探讨了道德的心理机制。就像他的朋友大卫·休谟一样，亚当·斯密相信，我们的情绪本能塑造我们的道德决定，我们擅长本质上非理性的推理。

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些道德情绪的根源是想象，我们用想象自动地映照别人的心思（在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镜子刚刚成为常见家居用品，亚当·斯密论述道德时，非常看重镜子这个比喻）。亚当·斯密写道：“因为我们不能直接体验别人的感受，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只能通过想象自己处在那种情境下会有什么感受。”这个映照过程让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体会别人的感受——亚当·斯密把它叫作“同胞情”——形成我们道德决定的基础。

亚当·斯密说得对，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之所以提出公平的分钱方法，是因为他们能够想象分钱不公时响应人的感受（人们和计算机玩这个游戏时，就从来没有这么慷慨）。他们知道明显不公平的分钱方法会让响应者愤怒，响应者进而拒绝他的提议，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提议人压制自己的贪婪，建议平分10美元，他们体会他人感受的能力使得他们提出公平的分钱方法。

同情心本能也是利他主义的核心动机之一，所谓利他主义就是指进行慈善捐赠、帮助素不相识的人之类的无私行为。在《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杜克大学的科学家们让测试者观看一段录像，录像里播放的是一台计算机在玩一个简单的游戏。科学家用脑功能成像仪记录下测试者观看录像过程中的大脑活动。因为科学家们告诉测试者，计算机玩游戏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它想挣钱，所以测试者的大脑自动地把计算机当作一个有着目标和情感的“意向性代理人”（intentional agents）（我们的大脑如此渴望洞察别人的心思，以至于经常想象无生命物体，比如计算机或毛绒玩具的内心世界）。一旦如此，科学家就能检测到那些帮助我们理解和体会别人情绪的专门脑区（比如颞上沟）的活动。即使测试者知道他们观看的是一台计算机，他们仍然情不自禁地想象计算机有什么感受。

现在到了有趣的部分，科学家们在实验中发现了很多个体差异，有些人的同情脑（sympathetic brains）非常活跃，而另外一些人似乎对考虑别人的感受完全不感兴趣。于是，科学家们进行了一项有关助人行为的调查，询问测试者有多大可能“帮助一个陌生人抬重物”或者“把汽车借给朋友”。这时，相关结果表明，同情脑活动性越强的测试者越有可能表现出助人行为。因为他们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所以强烈希望能让别人好受一些，即使这样自己会付出代价。

但是，这就是利他主义的小秘密：感觉很好。大脑就是有这样的特点，行善会让人感到愉快，对别人行善也会让自己觉得愉快。在最近的一个脑成像实验中，实验者给几十人每人128美元现金，并让他们选择把钱留下或者捐给慈善机构。当这些人选择捐钱时，大脑的奖赏中心被激活，他们体验到无私的快乐。事实上，有几个测试者在选择把钱捐出去时，其奖赏中心的活跃程度比他们收到现金时还要强烈。在大脑看来，付出比得到好。

神经学家们了解大脑的方式之一就是研究大脑出现问题时会发生什么。例如，科学家们通过研究精神病人了解道德情绪的重要性，通过研究帕金森氏病病人了解多巴胺的重要作用，通过研究前额叶皮层的脑肿瘤了解理性的脑基础。这种方法似乎无情——把悲剧当作研究工具，但也极为有效，受伤的大脑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正常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说到了解人类大脑的同情回路，科学家们研究了大量的自闭症（autism）案例。

1943年，利奥·坎纳（Leo Kanner）博士将11个儿童首次诊断为自闭症，他把症状描述为“极端孤独”（“aut”是希腊语“自我”，“autism”的意思就是“独处的状态”）。每160个人当中就有1人患有自闭症，患有自闭症的人情感孤独，无法进行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社会交往。正如剑桥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所说的那样，患有自闭症的人是“心盲”，他们在理解别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方面存在巨大困难。[1]

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在怀疑，自闭症是一种大脑发育疾病。出于一些仍然未知的原因，在生命的第一年，皮层细胞不能正确放电。现在，科学家发现，患有自闭症的人所损坏的脑区是一小簇叫作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的细胞。从名字可以看出，这些细胞映照别人的活动。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微笑，我们的镜像神经元就会被激活，好像我们在微笑。当我们看到有人皱着眉、苦着脸或者哭泣时，我们的镜像神经元也会有同样的反应，这些细胞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反映别人的表情。正如发现镜像神经元的科学家之一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所说的那样：“它们（镜像神经元）使我们能够理解他人的心思，不是通过概念推理，而是直接模拟，通过感觉，而不是思考。”

自闭症患者却很难做到这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们用脑功能成像仪观察过自闭症患者观看不同面部表情照片时的大脑活动，发现他们的大脑和正常人的大脑不一样，镜像神经元没有活动迹象。因此，自闭症患者很难理解照片上的表情。在他们看来，生气的面孔只是一些扭曲的脸部肌肉，高兴的面孔只是脸部肌肉的扭曲状态有所不同，他们无法把任何一种表情和特定的情绪状态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他们从来没有发展出一套解读他人心思的理论。

耶鲁大学的科学家们所做的脑成像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自闭症的解剖学病因，研究比较了人们观看面孔和静态物体（比如厨房的椅子）两种情况下大脑的激活情况。正常情况下，大脑对这两种不同刺激的反应非常不同。每当我们看到人类面孔时，我们运用的是一个高度专门化的脑区，这个脑区叫作梭状回面孔区（fusiform facearea，简称FFA），专门负责认人。相比之下，我们看椅子时，依赖的是大脑的颞下回，任何复杂的视觉景象都可以激活这个区域。然而，自闭症患者的梭状回面孔区从来没有打开过，他们用正常情况下看一般物体的脑区看人类面孔，人只不过是一个物体，一张脸的感情并不比一把椅子的感情丰富多少。

这两项大脑缺陷——沉默的镜像神经元和梭状回面孔区——有助于解释自闭症患者的社交障碍，他们的“极端孤独”是无法解读和内化他人情绪的直接结果。因此，用一位自闭症研究者的话说，他们经常做出“理性得让人难以理解”的决定。

例如，自闭症患者玩最后通牒游戏时，表现得就像经济学教科书中假想的代理人，他们试图把理性算法运用到人际交往的非理性世界中。平均下来，他们分给响应者的钱比正常测试者低80%，其中很多人分给响应者的钱不到5美分。他们这种贪婪的分钱方法最后让他们什么也没得到，因为响应者会生气地拒绝不公平的出价。但是提议人不能预测响应人的感受。看一看这个成年自闭症患者是怎么说的，他在最后通牒游戏中，从10美元中分出10美分给响应者，被响应者拒绝了，他说：“我一分钱也没挣到，因为其他玩家都很蠢！他们怎么不要10美分，而宁愿1分钱也没有呢？他们不理解游戏规则！应该停止实验，跟他们讲讲游戏规则……”

自闭症是一种慢性病，是一种永久性的心盲。但是，我们也可以引导出一种暂时性的心盲，这样在正常情况下帮助人们同情别人的脑区被关闭。将最后通牒游戏改变一下，就成了著名的独裁者游戏（dictator game）。我们的“同胞情”是天生的，但也非常脆弱。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响应人可以决定接受或者拒绝提议人的分法，但与之不同的是，在独裁者游戏中，提议人决定响应人得到多少钱，响应人爱要不要。令人吃惊的是，在独裁者游戏中，独裁者仍然相当慷慨，放弃了总金额的大约1/3。即使拥有绝对的权力，人们仍然受到同情本能的约束。

但是，只需一个小小的改变，这种善良就会消失。当独裁者看不到响应者（两个人分别待在不同的房间），独裁者的贪婪就不会受到约束。这种情况下，独裁者不再拱手让出一大笔钱，而是仅仅分给别人几美分，把剩下的钱都留下。一旦我们被社会隔离，就不再模拟别人的感受，道德本能就绝不会开启。结果，内心深处的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主导了我们的行为，同情心受到自私的挤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达彻·肯特纳（Dacher Keltner）已经发现，在许多社会情境下，拥有权力的人们表现得就像OFC受损的患者一样。他说：“拥有权力，感觉就像有人打开了你的头盖骨，把负责同情心和正义行为的那部分脑区拿走了，你变得冲动而且冷酷，这两样结合在一起非常糟糕。”

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揭示了同情脑的另外一个盲点，他的实验很简单：在不同情境下问人们愿意捐多少钱。例如，斯洛维奇发现，当他给人们呈现一张快要饿死的孩子的照片，并介绍说孩子来自马里，名叫洛基亚时，人们表现得非常慷慨。看过洛基亚那瘦弱的身体、幽灵般的棕色眼睛，人们平均捐出2美元50美分来挽救这个孩子。但是，当斯洛维奇给第二组人呈现一组统计数据，告诉他们全非洲的饥荒情况：马拉维超过300万儿童营养不良，埃塞俄比亚超过1100万人口需要紧急粮食援助，等等，人们的平均捐献金额低了50%。乍看之下，这没有道理，向人们呈现问题的全貌，他们应该捐出更多的钱，而不是更少，洛基亚的悲惨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斯洛维奇的说法，统计数据的问题在于它们没能激发我们的道德情绪。沉闷的数字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印象，我们的大脑无法理解群体层面上的痛苦。这也是为什么看到小孩掉到井里，我们的心被揪得紧紧的，但是对每年数百万人死于缺少净水这一事实却置若罔闻；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为杂志封面上的非洲战争孤儿捐上数千美元，但是对卢旺达或达尔富尔广泛存在的种族灭绝现象却无动于衷。就像特蕾莎修女所说的那样：“如果我看到一群，我什么也不会做。如果我看到一个，我会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