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社会结构、个人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等这些方面的剧变，导致仅仅在这几十年间，
越来越多的人在不知不觉间选择了一种消极的生存策略。
环境能够改变遗传因子的作用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主要就人们“感到麻烦”这一现象的本质问题，即“回避型人格”进行了阐述。其中，能够催生出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是“回避型的依恋关系”，特别是“恐惧·回避型依恋关系”。同时，否定的养育方式、羞耻的经历，以及常年处于过度的压力之下等状况，往往又会使这种状态进一步恶化。
而根据我的临床经验，确实这二三十年间“回避型”的人以及存在“回避型依恋关系”的人是呈增长趋势的，而通过调查研究所获得的数据，也印证了我的这一印象。例如，美国的一项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回避型人格障碍”在一般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为0.5%～1.0%，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数字了。但是，在2001年至2002年所进行的调查中，这个数字上升到了2.4%，到2007年时其在成年人群体中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2%（Lenzenweger etal., 2007）。
虽然关于“回避型的依恋关系”还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欧美等国“回避型依恋关系”的比例约占两成。而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个比例却是很低的，以前的日本也不例外。1985年在札幌进行过一项以“年满一岁的幼儿”为对象的研究，结果没有一例是“回避型依恋关系”。但是，这之后日本的比例数字开始追赶欧美等国，近年来进行的以大学生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有约四成的人属于“回避型的依恋关系”。
由此可见，在一般人口的层面上，有这方面问题的人——特别是以年青一代为主——正在逐渐增多。这不只是个体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受到了社会层面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知道在形成“回避型人格障碍”的过程中，遗传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约占到了六成，但是肥胖指数（BMI）也同样与遗传因素有关联，据估计其关联度高达77%，这个数字比“回避型人格”的还要高。但是即便如此，由于后天的营养过剩而导致肥胖的人也在激增。所以说，因为环境层面的改变，导致“回避型人格”的人越来越多，也就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了。由于社会结构、个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等这些方面的剧变，导致仅仅在这几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人在不知不觉间选择了一种消极的生存策略。
近年来，环境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我们对遗传因子的了解，甚至也会使遗传因子本身发生变化。
基于这种思路，可以说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不仅仅是受环境影响，在遗传因子的层面也会产生出差异，甚至是物种的差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吧。
“爱家人”与“爱自己”，两者的差异源于脑结构
田鼠这种鼠类动物的关系表现，在我们对“依恋关系”的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草原田鼠”是一种生活在美洲大草原上的田鼠，科学家们发现这种田鼠在“家人”之间有着很强的情感羁绊。因此，特别适合用来进行“依恋关系”的研究。
“草原田鼠”一旦结成“夫妇”，除非对方死去，否则就会一直保持这种情感上的羁绊。子女对父母的依恋关系也很强烈，只要一离开父母亲就会发出尖锐的叫声。“夫妇”会共同抚养孩子，修筑豪华的洞穴，过着大家庭式的生活。
而另一种生活在山地环境中的“山地田鼠”，虽然同样也属于田鼠类，但是两者的生活方式却迥然不同。“山地田鼠”都生活在简陋的洞穴中，喜欢独居，只在发情期与异性交配，但是在交配结束后就不会再见面。由母亲一方独自养育孩子，孩子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子女与母亲的关系也很淡薄，即使离开了母亲，也不会鸣叫。在哺乳期结束后，子女往往就会被赶出洞穴，被当成“外人”来对待。子女也必须开始独自的生活。
从生活方式上看，这两种田鼠正好是完全相反的，但在遗传因子的层面，其实仅有细微的区别而已，也就是说，二者是极为接近的物种。那么，这种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又是因何而起的呢？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二者大脑内的受体分布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所谓“受体”，就是指一种能够接纳神经传导物质的媒介，神经传导物质通过与受体的结合，来发挥传递信号的作用。
受体可以结合的神经传导物质也分成很多种类。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种名为“后叶催产素”的荷尔蒙（大脑内的一种神经肽）。后叶催产素是能够控制“依恋感觉”的荷尔蒙，在大脑内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荷尔蒙可以使大脑产生出亲密的情感，社交性也会有所提高，同时还能缓解压力、不安以及过度敏感的情绪，有助于维持一种宽容、平和的心态。在情感羁绊的维系以及养育子女等方面，可以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而负责接收后叶催产素信号的就是“后叶催产素受体”了。不管体内有多少后叶催产素，如果没有后叶催产素受体的话，就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最近，有一种后叶催产素的鼻喷药剂变得很普及，虽然大家都能买来用，但是这种鼻喷药剂的功效只是暂时的，它并不具备中长期的药效。原因就在于，即使向身体内投放了后叶催产素，可体内后叶催产素的受体数量却并没有增加，此外，无节制地滥用后叶催产素，还会导致后叶催产素受体的“下调”（持续接受到过度的刺激，将使受体的数量呈现出减少的一种现象），因此，反而会给后叶催产素的作用带来负面影响。顺便说一下，“药物依赖”和“酒精依赖”等行为，也会对体内负责产生快感的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产生类似的影响。
那么，“草原田鼠”与“山地田鼠”，在受体分布上有着怎样的差异呢？二者最具决定性的差异就在于，“草原田鼠”在家庭的情感羁绊上表现得很强烈，而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这是因为在其大脑的“伏隔核”区域分布着大量的后叶催产素受体，而与之相对的，“山地田鼠”大脑中却并没有类似的发现。
“伏隔核”是大脑中负责快感的中枢。人类能感觉到快乐，并且想去做某一件事情，都是因为这部分结构能产生出相应的快感所致。伏隔核兴奋，就会产生出快感。之所以使用兴奋剂或参与赌博、竞赛等会令人感到兴奋，就是因为此时大脑的伏隔核正处于兴奋的状态。在一个人的伏隔核区域中，如果分布有大量的后叶催产素受体的话，就意味着后叶催产素的分泌活动也会非常活跃，这也就是说，在与他人交往或身体上的接触、建立亲密的关系、养育子女等事情上，他都能感受到更大的快感。
正因为有快感作为回报，所以人们才会永不满足地去持续做出这些行为。除了会有兴奋剂或赌博成瘾的情况外，人们之所以愿意去与他人亲密交往、生儿育女，也是因为能从中感受到活着的快感。
“草原田鼠”在与伴侣或家人接触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极大的快感，因此才会去维系强烈的情感羁绊，而“山地田鼠”由于感知不到这种快感，所以才更喜欢独居的生活状态，这样的解释是成立的。
什么样的环境变化会导致“回避型”的增加？
换到人类的场合，虽然不存在物种上的差异，但是也可以分为后叶催产素的受体分布“较为丰富”的人与“比较缺乏”的人。实际上，孩童时期的生活环境，将会决定后叶催产素受体的数量及其分布。从特定的养育者那里受到很好的照顾的人，其脑中的后叶催产素受体将会很丰富，结果就是，后叶催产素也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但是，如果孩童时期是在一个缺乏关爱与照顾的环境下成长的话，后叶催产素受体的发育水平就会变得很低。这样一来，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其在与人交往或是养育子女等方面，将无法感知到快感，而且更倾向于接受那些能够直接刺激大脑伏隔核区域的物质或行为。例如，会对赌博、药物、饮食、购物等产生依赖感。因为只有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才能让自己体会到活着的快感。孩童时期被关爱不足的人，其患依赖症或暴饮暴食的风险会更高，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让我们把话题说回到“田鼠”上，“草原田鼠”能从群居的状态中感知到快感，因此才会去维系情感上的羁绊，但是体会不到快感的“山地田鼠”，则没有这种持续的羁绊感。
虽然不能将田鼠与人类混为一谈，但其实在依恋关系的结构上，人类与田鼠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后叶催产素系统是所有哺乳类动物所共有的一种结构，人类也不例外。在田鼠身上发生的现象，同样也会发生在人类身上。
实际上，依恋关系较稳定的人与依恋关系较稀薄的人之间的差异，也跟“草原田鼠”与“山地田鼠”之间的差异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人类可以说差不多都是“草原田鼠型”的生活方式。不过这几十年间，选择“山地田鼠型”生活方式的人正在迅速增加。“回避型人格”与“类精神分裂型人格”的区别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多的“回避型”的人身上同时也有“回避型依恋”，而另一方面，在“恐惧·回避型依恋”的案例中，也会表现出强烈的“回避”倾向。整体上，具有“回避型”倾向的人越来越多，也可以说现代人正在快速地“山地田鼠”化。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呢？到底是因为环境怎样的变化，才会导致依恋关系的稀薄化，即“回避型人格”化呢？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因为“现代化”的缘故。“现代化”是各种社会变动的总称。工业化、城市化使得资本得以积累，人们的生活变得便利和舒适，但是与整个社会表面上看起来的富足相反，其实质却可以说是从原本一片绿色的草原，变成了荒凉的山丘地带。为了适应这种快速的环境变化，“回避型人格”才会越来越多。
适应个人主义的“回避型”
社会的现代化，不仅是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导致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同时，生活在其中的人，其内心的价值观和心理状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其中的一种表现，就是“个人主义”的渗透。在以个人的自由与自我实现为最大价值的个人主义社会里，一般认为个人不应该被集体所束缚。为了祖国或故乡而不惜牺牲自己性命的行为，也已经不再被提倡，随着个人主义的不断贯彻，即使是为了自己的父母、配偶甚至子女，也觉得没有必要去做自我牺牲。
当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以自我为优先考虑时，这种环境就会对那些“首先想着他人”的人非常不利，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也开始只考虑自己的事情，即使是家人也不再看得那么重要。这种不看重家人的生活方式下，生育的子孙后代可能也会成为一种“不利”的因素，因为对于个人主义来说，个人就是一切。子孙过得好不好、家人过得开心与否，这些都不重要，自己是否幸福才是一切。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不是有些太极端了呢。其实现实中，比这更加极端的事情正在发生着。例如，最近来找我咨询的人中就有这样的情况，由于养育方式上的问题，导致孩子在金钱上向家长提出过分的要求。而且孩子还威胁说如果不给钱的话，就要跟家长你死我活，最后家长不得不哭着将积攒的养老钱拿去给他花。更严重的情况，还有家长去借钱给孩子花，之后由于害怕由此产生的风险，甚至有的家长就连夜逃走了。
事态发展成这样，不禁让人想问当初是为何而生育子女的呢？
也有相反的情况，家长一方对于被视作继承人和掌上明珠的孩子特别娇惯，可是一旦其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就会停止继续给予孩子生活费，还会要求他从家里搬出去，最终双方甚至要闹上法庭打官司。对于反抗自己的孩子，一分钱也不给，而且就像是成心要气对方似的，会将身边听话的人收为养子，还要把全部的财产都留给他。
相信有人会觉得要是这样的话，不如最开始时就不对孩子抱有期待好了。
个人主义的不断发展，使得原先的亲子关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因赡养费、赔偿金等问题而对立的“被告与原告”关系。原本是备受自己疼爱的孩子，却反过来要控诉自己让他遭受了虐待，而家长也会觉得冒着这样的风险去养育子女，似乎也越来越不合算。
有些家长会认为是自己的孩子出了问题，况且自己与他人相比，也不过是一对普通的夫妇而已，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孩子眼中的“恶人”，这让他们感到前路一片昏暗。
实际上，夫妻之间的爱往往都始于甜蜜的美梦，而终于残酷的现实。如果婚后又有了孩子的话，那感觉就像是破产的公司外，又围了一群来借钱的人，似乎对这仅存的一点点财产也不放过。也有很多人面对养育费和赡养费，产生了一种“债台高筑”的感觉，就像未来的工资都被冻结了似的。另外，还有人会对事先说好的养育费置若罔闻，最终女方为了独自抚养孩子，只好不辞辛劳地工作挣钱，像这样的情况也很多。
而从一开始就选择对他人的亲切和关爱不抱期待的“回避型”的生活方式，就不会做这些无用的美梦，当然也就不存在“背叛”的情况。冰冷的个人主义社会，就像寒冷的山丘地带一样充满了杀机。为了更好地适应这种环境以让自己生存下去，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再对他人抱以善意或温情。
环视我们的四周，人类仿佛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进化。
经历的雷同化与失去的独立性
个体的独立性，需要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过程中，一点点地被培养起来。但是，实际上现在孩子们的经历与过去相比，正在变得雷同化，给人“十分狭窄”的印象。不管问哪个孩子“你对什么感兴趣”，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在家教很严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其大部分的时间都被辅导班、作业题占据了，有一点点空闲的时间，也都花在了打游戏、看动漫、看网络视频等这些事情上。不是在学习，就是在看手机屏幕。那种真正可以培养孩子的社会性、发掘自我兴趣点的“空闲时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
就好像走到全国各地都是同样的商店一样，不管走到哪儿，遇到的孩子都是同一种思考和行为模式。问他们“有什么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感兴趣的事情”，得到的也都是相同的答案。这种雷同性，让人感到可怕。
表面上看，他们所受到的外部刺激多种多样，但这种多样性其实是一种假象，真正能接触到新鲜体验的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少。原因就在于这种被包装成产品或服务的、可复制的体验，并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体验。
而且，随着互联网媒体的发展，人们可以接触到庞大的信息，这就会造成“信息超负荷”的状态。人们不知道该如何筛选出真正重要的信息，有时偶尔映入眼帘的信息，能轻易地左右我们的判断与行为。
长时间地处于“信息超负荷”的状态，会引发没有精神、木讷的情绪。这是不是让你想到了那些玩电脑或玩手机长达15个小时的人的样子呢？新鲜的兴趣与意愿已然消失殆尽。长此以往，我们很难想象将会发生什么。可能到了中年，面对现实问题仍然表现得没有力气，我们也经常能看到那种“过度依赖手机”的案例。“回避现实”与“依赖互联网媒体”这两种情况相结合，就会使人陷入“回避”的沼泽而无法自拔。
人类的大脑原本就是用来处理信息的高级机器，因此，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将是近乎“改变物种”的影响。
回避与心理上的过敏反应
孩子往往会对学校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过敏反应，即说不出什么具体的理由，就是觉得上学这件事很麻烦，也不愿意去上学。这种“学校过敏”的状态也被称为“学校恐惧”，倒不是说当事者就绝对不能去学校，只是内心想要尽可能地逃避，这样的话不知不觉间也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影响。即使被迫勉强去上学了，内心的痛苦感也会越来越强烈，很快就开始经常逃学。
很多人会抗拒去学校，但是为什么在工作时，却表现得很正常呢？也就是说在面对另一种“集体环境”时，他们并不会表现出任何的抵触情绪，所以这只能归结于“学校过敏”这一问题了。
对于有“学校过敏”问题的人来说，上学的那段日子是最难熬的时期。有些人一离开学校以后，整个人生也开始有所好转了，会变得非常活跃并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特长。
“回避”也可以看作心理上的一种过敏反应。虽然这并不是因精神创伤而导致的恐惧症，但却是由内心的不快与抵抗情绪而引发的一种反应。就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备受花粉症的困扰一样，很多人都会出现心理上的过敏反应。那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这种心理过敏体质的人越来越多了呢？
过敏，原指医学上的一种过敏性现象，是指我们的身体针对某种抗原，产生了相应的抗体，属于一种免疫应答。问题就在于对某些并非异物的物质，也将其视作异物来对待，这种过剩的异物免疫应答就是“过敏”。
那么，具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过敏反应呢？一种情况就是，经常有机会接触抗原，这将很容易引起过敏。例如，如果不是因为某些特定的花粉飞散得越来越频繁，我们也就不会患上对杉树或柏树过敏的花粉症了。偶尔接触一下的话，并不会引起对异物的过剩免疫应答，但是如果这种接触超过了一个“度”，就会引起过敏反应了。
另一种情况就是，被称为“屏障”的身体免疫机制变得虚弱，或者被攻破的时候，也会引起过敏。具体来说，当我们的皮肤受伤时，就会导致真皮层直接与外部的物质相接触，很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或者我们胃部的消化功能发育不健全，会使摄入的食物混入肠道中，这便是发生食物过敏的原因。
这个原理也可用于解释心理上的过敏反应。如果在学校期间，曾接受适度的负荷，那么发生这种抗拒反应的风险就会小很多。如果这种负荷过度增加，就会感觉被学校所束缚，从而使得这种“异物感”越发强烈，容易引发内心的抗拒反应。
再加上曾经受伤害、失败的经历等，都会雪上加霜。内心的“表皮”受到破坏，将毫无防备的“真皮层”暴露在外，不愉快的经历又一直无法被消化，就这样压抑在心中，便会增加发生“过敏反应”的风险。
无菌室化与对人过敏
如果只是“学校过敏”的话，只要不去学校就好了，同样也能熬到毕业。但是，在“重度回避型人格”的案例中，往往还会表现出对人类自身的抗拒反应，最终难以融入到社会中。对于“回避型人格”来说，想与人接触，可是实际接触后又会引起不快的抗拒反应，这种状态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一种过敏反应。
近年来过敏症的发病率激增，主要也和太过干净的环境有关。如果从小就在过于干净的环境中成长的话，身体内可以抑制过剩免疫应答的结构就得不到发育，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发生过敏反应。反之，如果成长的环境是那种身边有各种细菌、家畜的粪便以及寄生虫的环境的话，反倒不容易发生过敏反应。比起近似无菌室状态的成长环境，恰到好处地与一些细菌共处，能让人更容易生存下去。
在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对全家人一起睡大通铺的生活环境，也并不会感到奇怪，而那些从小就被婴儿床和儿童房所隔离的孩子，他们很少有机会去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对于这种“无菌状态”下长大的孩子来说，“他人”就是一种“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