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从不关注当下，即便我们这么做了，也只是看其能为未来计划做点儿什么(1)。这些话来自帕斯卡（Blaise Pascal），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富有洞见的观点，即当下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总是利用过去计划将来，无论是不远的将来还是遥远的未来。这个耗费精力、永不停歇的创作过程就是推理和决策，本章讨论的就是这两者的部分神经生物学基础。
推理决策的基本内容
准确地说，推理的目的是决策，而决策的本质是选择反应项，也就是说，在某种特定情境下的多个可能选项中，选择特定的非言语行为、词语、句子或者它们之间的结合。推理和决策息息相关，很多情境下这两个词是互换使用的。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Phillip Johnson-Laird）说：“为了决定，我们需要判断；为了判断，我们需要推理；为了推理，我们需要决定推理什么。”这句话深刻表达了两者间的紧密联系(2)。
推理和决策通常表明决策者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知识：（a）决策所处的情境；（b）不同的反应选项；（c）不同选项带来的即时或远期结果。这些知识以倾向性表征的形式储存在记忆中，而且可以语言或非语言形式几乎同步地进入意识中。
推理和决策通常表明决策者拥有一些能够产生有效推论的逻辑策略，从而能够选择一个适当的反应项；另外，还表明决策的支持过程也已产生。注意和工作记忆在决策支持系统中常被提及，但是很少有人会提到情绪和感受，而且用于选择的种类丰富的选项生成机制也几乎无人提及。
从上述推理和决策的观点来看，似乎并非所有最终导致反应选择的生物过程都属于上面提到的推理和决策范畴。下面的例证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思考当你的血糖水平突然下降，且下丘脑中的神经元检测到了这种下降时，会发生什么。这种情况下，有机体需要采取措施；下丘脑的倾向性表征中存在专门的生理学知识；神经回路中也有一些“策略”能使有机体选择一种反应，这些反应包括形成饥饿状态并最终驱使有机体进食。在你意识到饥饿之前，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外显的知识，没有选项及其后果的明确展示，也不包括任何推理的意识机制。
第二，思考当我们需要迅速躲开一个掉落的物体时会发生什么。这种情境下，我们需要尽快采取行动；有不同的行动选项，如躲或不躲，每种都有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在选择采取哪种行动时并没有用到任何意识上的外显知识，也没有用到有意识的推理策略。上述情境所需的知识曾经是意识性的，即在我们第一次了解高空坠物会伤到我们，我们需要阻止坠物或逃开时。随着成长，处理此类情境的经验也在增加，大脑会在刺激和最佳反应之间建立稳定的连接，因此我们可以自发且快速地在类似情境中作出反应，而不需要刻意思考。当然，你也可以有意识地尝试改变自发反应。
第三类例证包含了两组例子。一组例子包括择业，决定结婚、交友对象，决定是否在雷雨天搭乘飞机，决定投票对象或投资对象，决定是否原谅曾伤害过你的人，或作为州长决定是否对死刑案进行改判。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有另一组包括推理过程的例子：造一个引擎，设计一个建筑，解决数学难题，创作音乐或文学作品，判断一个新法条是否违背了宪法修正案的精神。
上述这段提到的例子都依赖明确的逻辑推理过程，即便面对最困难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不受激情的影响，从而作出可靠的推理，进而让我们作出最佳的选择，得出最佳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区分第三类和之前的两类。在第三类的例子中，刺激场景有更多组成部分，反应选项也五花八门。这些事例的结果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料，而且它们的即时和远期结果也不同，因此会在不同时间内引发利弊矛盾。由于巨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很难对结果作出可靠的预测。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上述的种种选择和结果的权衡必须在意识层面进行，这样我们才能采取某些管理性策略。为了作出最终的反应选择，你必须运用推理。这一过程包括：在心智中储存大量事实，厘清不同假设行为选项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同短期和最终目标相匹配，这些都要求你已经在大脑中无数次预演过不同的可能情况。
基于第三类和前两类的显著差异，人们通常认为前两者在心理和神经层面上有完全不同的机制，也就不足为奇了。笛卡尔也将前两者置于躯体之外，认为是人类精神的象征，而其他两者则在体内，是动物精神的象征。它们互相独立，第三类代表清晰的思维、推断能力和计算能力，而前两类则象征模糊且缺乏控制的激情。
如果说第三类的例子本质上和前两类有所不同，那么也可以说第三类中的各个例子之间也不一样。诚然，这些例子都需要最普遍意义上的推理过程，但其中一些更贴近决策者所处的个体和社会环境：决定爱上谁或原谅谁，职业选择，投资理财选择。上面这些都属于个人和社会领域。然而，解决费马大定理，或判定法律是否违宪则与个人核心领域相去甚远。有人也许可以举出反例。前一类例子一般都和理性或实践理性的概念有联系，而后者则从属于广义推理、理论性推理甚至纯粹推理。
有趣的是，尽管这些例子迥异，而且其所属领域和复杂度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神经生理基础。
题外话个体和社会范畴的推理与决策
当涉及个人生活和所直接接触的社会环境时，推理和决策总是艰难的。我们有充足理由将其视为一个独特的范畴。首先，个体决策的严重缺陷不一定伴随非社会领域的决策缺陷，正如菲尼亚斯·盖奇、埃利奥特和类似病例。我们当前研究的是，当决策情境不直接和这些患者相关时，他们完成决策的能力怎样。结果可能是，决策问题距离个体和社会范畴越远，他们完成决策的能力越好。其次，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观察，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能力存在双分离。我们都认识这样一些人，他们在社交上游刃有余，他们擅长为自己和所属团队谋取利益，但面对非个体和社会难题时，他们显得异常笨拙。相反的状况也很有戏剧性：一些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社会感不尽如人意，他们的行为经常伤害自己和他人。比如《飞天老爷车》（The Absent-Minded Professor）这个电影中的主角。在不同的人格类型中，关键在于他们是否有霍华德·加德纳所说的多元智能中的“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或“数学智能”（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个体和社会范畴的决策和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其中包含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从广义上说，在这个范畴中，能否作出有益决策直接关系到个体直接或间接的生存质量。作出优秀决策还意味着能够迅速作出决策，尤其是当时间紧迫时，或者，至少在手头的问题允许的时间内作出决策。
我理解，确定结果有利还是有害比较困难，此外，我知道一些决策的结果对一些人有利但对其他人则并非如此。例如，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并不一定是好事，赢得大奖也是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预设的参考框架和目标。我们所说的有利决策，指的是对基本的个人和社会结果有利，如自身和亲人的生存、住所的安全、心理及躯体健康的维持、工作和财务状况、社群中的良好地位。而盖奇和埃利奥特的心智状况使他们无法获得上述任意一种有利结果。
传统决策观点失效了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个需要进行选择的场景。想象你拥有一家大公司，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情况：你将要见的一个客户会给你带来潜在的巨大利益，但他碰巧是你好朋友的宿敌，你将决定是否继续这次交易。一个普通的、智力正常的且受过教育的个体可以在大脑中迅速构建一系列场景，这些场景包括了可能的选择及其相应的结果。对于我们的意识而言，这些场景由多个想象的画面构成，这些画面快速地接连在大脑中闪回，而非像电影一样从头放到尾。画面可能是：和这个客户见面；被朋友发现你在他宿敌的公司中，你们的友谊陷入危机；取消了会面；损失了大笔潜在收益但保全了珍贵的友谊，等等。这里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上述推理过程开始的时候，你的心智并不是白板一块。相反，你的心智中充满了不同的与决策情境相关的表象，这些表象在意识中进进出出，你甚至无法将这些表象通盘考虑一遍。即便在上述这个漫画式的情境中，你也许会遇到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那些两难问题。你该如何面对僵局呢？该如何利用心智中的表象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其一来自传统决策的“高阶推理”的观点，其二来自“躯体标记假设”。
所谓的“高阶推理”观点，也就是通常人们持有的观点。该观点假设我们有着最佳能力来作出最好的决策，正如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形式逻辑本身可以为任何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理性主义中重要的一点是，为了达成良好的结果，情绪必须被排除在外。情绪不能影响理性加工。
基本上，按照“高阶推理”这个观点，你得首先区分不同情境，然后用类似于管理学的成本／收益方法对每个情境进行分析。你会牢牢记住“主观期望效用”，因为你将通过逻辑分析来将其最大化。举例来说，你会考虑每个选择在未来每个时间点上的利弊得失。考虑到在我们的故事里，你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两个选择，所以你的推理过程也将没那么容易。请注意，即便只有两个选择的题目也没有那么简单。招揽一个新客户可以带来即时回报以及可观的未来回报。但收益到底是多少仍是未知数，因此你需要去估计收益大小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收益率，并据此和失去朋友带来的潜在损失相比较。因为潜在损失也随时间变化，你还需要计算一个“贴现率”！事实上，你面临的是一个在不同想象时间段上的复杂计算，由于需要比较不同性质的结果，你还需要将各种结果转换成统一形式。这个计算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依赖想象情境的连续阐述，还依赖与场景相伴的语言叙述过程的产生，这些是维持逻辑推理的必要部分。
好了，现在让我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只有上述策略，那么理性就无法工作了。好一点的情况是，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作决策，以至于这一天你做不了其他事情。坏的情况是，你根本无法作出决策，因为你已经迷失在计算的旋涡中。为什么？因为计算和比较所需的得失账户太多了，根本无法将它们同时放进记忆中。那些中间步骤的表征，你已经记住并且现在需要转换成所需的符号形式，即便如此，它们还是很容易就被忘记了。推理过程因此失去了线索。注意和工作记忆这两者容量有限。最后，如果你的心智只能进行纯粹理性计算，那么你很有可能作出错误选择并抱憾终生，或直接沮丧地放弃选择。
埃利奥特这类患者的经历告诉我们，是这些前额叶损伤患者而非正常人会采用康德等人所说的冷静策略。正常情况下，也许决策者可以用纸和笔来帮助计算。写下所有可选项、所有可能情况及各自的后果等。显然，达尔文会建议任何一个想结婚的人都要这么做。首先，你需要许多纸和笔、一张大桌子，并且你也不能指望所有人都会等你算完。
此外，除了有限的记忆容量，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便你有纸和笔可以进行演算，推理过程本身也漏洞百出，这一点已经被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所证实(4)。其中一个重要缺陷，正如斯图尔特·萨瑟兰（Stuart Sutherland）所指出的，人们常常会忽视或错用概率论和统计规律(5)。即便如此，根据我们为目标所订的时间规划，大脑依旧可以在几秒、几分钟内作出良好决策。如果这是真的，就不能仅仅用纯粹推理过程来解释大脑的运作了。我们需要另一个答案。
高效的躯体标记假设
请再次考虑我们之前描述的情境。其中的关键部分在大脑中即时地、粗略地甚至是同步地呈现，这个步骤太快了，以至于来不及呈现细节。但是，在你根据内容进行任何成本／收益分析前，在你对问题的答案进行推理前，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当与某个反应相关的负性结果出现时，哪怕只是一瞬间，你都会体验到一种不愉快的躯体感受。因为这种感受是与躯体相关的，我给这个现象起的专业名称为“躯体状态”（somatic）；并且由于这些现象“标识”了一个表象，我把它叫作“标记”。请注意我这里使用了广义的躯体概念，当我提及躯体标记时，既包括了内脏感受也包括了非内脏感受。
那么，躯体标记是如何工作的呢？它驱使你注意结果可能带来的负性结果，并发出警告提醒你：请注意某选择可能带来的危险结果。这种警告信息会使你立即放弃可能带来负面结果的选择。这种自动化的警告信息会保护你免遭未来损伤，从而让你在更少的选项中进行选择。这里依然需要运用成本／收益分析和适当的推断能力，但是在上述躯体标记减少了可选项之后。
对于正常人的决策而言，仅仅有躯体标记是不够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尽管不是所有情况下，还需要一系列紧接着的推理过程以及最终的反应选择过程。躯体标记可以提高决策过程的准确性和效率。缺乏躯体标记会降低决策过程的准确性和效率。这种区别很重要，但也很容易被忽视。躯体标记假设没有涉及躯体标记出现之后的推理过程。
简而言之，躯体标记是次级情绪所产生的感受的特例。通过学习，这些情绪和感受被联结在一起，并用来预测特定情境的未来结果。当一个负性躯体标记伴随一个特定未来结果时，两者结合就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反之，当一个积极的躯体标记伴随一个特定未来结果时，就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
这就是躯体标记假设的本质。要想完全了解躯体标记假设，你还需要继续往下看，你会发现躯体标记是悄悄运作的，并没有进入意识层面，而且利用了我们之前讨论的替代回路。
躯体标记并不会替我们考虑。它们通过强调一些或危险或有益的选项，并去除一些选项来帮助我们决策。你可以把躯体标记当成一个自动检测系统，无论你是否接受，它都会提前对可预见的未来的所有可能场景进行评估。你可以把躯体标记想成一个偏向装置。举例来说，想象你面对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机会，此外还有其他有诱惑力的方案。别人要求你尽快作出决定。如果投资该方案的想法伴随一个负性的躯体标记，你也许会想拒绝该方案，并驱使自己对潜在的负性结果做更详尽的分析。这里与未来结果相伴的负性状态抵消了近期巨额回报的诱惑。
躯体标记假设也和另一个说法保持一致，即有效的个体、社会行为依赖于个体形成充足的对自我和他人的“心理理论”。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预测他人对我们心理状态的看法。当然，这些预测的细节和准确性对于我们在社会情境下作出决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还要提醒注意的是，这里需要考虑的场景数量庞大，我的思路是躯体标记或类似机制可以辅助筛选大量细节。事实上，可以显著减少需要考虑的细节的数量，因为躯体标记可以自动检测情境中与决策相关的部分。很明显，所谓的认知过程和情绪过程进行了合作。
广义上，这个理论可以解释那些所谓先苦后甜的选择。一个例子是人们可以牺牲一时的利益换取未来的回报。想象一下，为了使摇摇欲坠的业绩扭亏为盈，你和你的同事不得不减薪，并从现在开始大量加班。该做法在短期来看是不愉快的，但是伴随未来收益产生的积极躯体标记可以使你克服对短期痛苦的抵触。这种美好未来表象触发的积极躯体标记使个体可以忍受当前的不愉快，从而争取潜在的更好的回报。为什么会有人选择手术、慢跑、读研究生或读医学院？有人会回答是因为意志力，但是又如何解释意志力呢？意志力依赖于对前景的评估，但是如果没有恰当地关注短期损失和未来收入，兼顾当前痛苦和未来回报，这种评估过程就无法实现。如果没有关注未来的回报，就会损伤意志力不可或缺的部分。意志力只不过是根据远期而非近期结果进行选择的另一种说法。
题外话利他主义
讨论到这里，我们可能会问：之前的观点是否也适用于绝大多数所谓的利他行为呢？如父母为子女所作的牺牲、或简单的好人好事、或作为国民为君主或国家作出贡献以及我们这个年代还存在的英雄。利他行为除了为他人带来益处外，也给利他者本身带来许多好处，如自尊、社会承认、公共荣誉、名望甚至财富。上述任何一种回报都会伴随愉悦兴奋，这种感受的神经基础就是躯体标记，毫无疑问，当期待的回报变成现实还会带来更高水平的兴奋。此外，利他行为还可以在以下几个相关方面让利他者受益：利他行为可以使利他者免受不作为带来的内疚和羞愧。不仅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子女这个想法可以让人感受良好，而且不作为带来的痛苦感受相比危险带来的痛苦程度更甚。换句话说，认知评估既发生在权衡短期痛苦和长期回报时，也发生在短期痛苦和长期痛苦间。这里一个还说得过去的例子如下：过去，大家所认为的“道德正确”的战争发生时，人们会给予战斗生还者积极的回报，并认为逃兵是羞耻且不光彩的。
难道这意味着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利他行为吗？这样看待人类精神是否太悲观了？我并不这么认为。第一，利他行为和其他类似的行为，其本质都关乎我们内在的信念、感受、意图与对外宣称的信念、感受、意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些信念、感受和意图是根植于我们机体以及我们所处文化中的一系列因素的共同结果，尽管这些因素可能太过细微以至于我们无法察觉。可以说，正是神经生理学和教育因素使一个人可能表现出诚实和慷慨，事实的确如此，但并不能说，他们的诚实品质和牺牲行为就不值得称颂了。此外，理解这些认知、行为背后的神经生理学机制并没有削弱这些认知、行为自身的价值、美好和尊严。
第二，看起来，生物性和文化传统直接或间接主导我们的推理并限制了自由意志的表达，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类的确存在自由的空间，使我们有意识地挣脱生物性和文化传统的桎梏。一些卓越的人类成就恰是因为逃脱了生物性和文化传统的牢笼而取得的。这些成就保证了新的生存水平，并使人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发明创造，实践更多的生产方式。但是，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偏离生物性和文化传统也可能成为疯狂的标志，由此带来疯狂的想法和行为。
躯体标记的种种疑问
在神经层面上，这些躯体标记来自哪里？我们是如何获得这种机能的？是生来就有的吗？如果不是，它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讨论的，我们出生就带有基本情绪神经机制，这种神经机制可以产生躯体状态对特定种类的刺激作出回应。这种机制自发地偏向于对个体和社会行为信号进行加工，并在一开始通过适应性躯体反应将倾向性表征和大量社会情境进行匹配。对正常人类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此外，对其他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社会认知的复杂模式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6)。不过，理性决策所使用的大多数躯体标记可能来自教育和社会化过程，是特定种类刺激和特定躯体状态在大脑中结合的产物。换句话说，这些躯体标记依赖于次级情绪过程。
适应性躯体标记的建立需要正常的大脑和文化环境。如果一开始，这两者任意一个出现问题，有机体都无法形成适应性的躯体标记。举个例子，发育性社会病态或反社会人格，就来自大脑缺陷。
生活中，发育性社会病态或反社会人格的患者已经屡见不鲜。他们盗窃、强奸、谋杀或诈骗。他们通常很聪明。当他们犯事的时候，情绪阈限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显得毫不惊慌，他们自述“没有感受、冷漠无感”。总有人告诉我们为了做正确的事要保持冷静，他们恰恰就是冷静的典型。即便很残忍且他们的行为于己于人都无益处，他们还是不停地犯罪。事实上，还有一种病理性状态的表现，就是理性衰退与感受的抽离同步发生。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和盖奇一样，发育性社会病态人格也缘于皮层和皮层下神经系统的失调，但这不能归咎于成年期皮层在宏观层面上的直接损伤。相反，发育性社会病态人格是成长过程中早期神经层面的异常回路和异常化学信号导致的。理解发育性社会病态人格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一方面有助于对其进行预防和治疗，另一方面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社会因素与生物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在何种程度上会加重病情或提高发病概率，甚至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些可能在表面上很相似且过去认为主要由社会文化因素导致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