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个人空间里花费很多时间，但是并没有什么功能方面的原因表明我们为什么要去装饰个人空间。草莓主题的被子并不能确保我们做美梦，电脑显示器上的玩具南美小鱼并不能帮广告文案人员写出精美的文案。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继续装饰我们的个人空间，而且这种装饰远非随意。我们对个人空间的装饰，虽然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功用，但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确，《盖洛普管理期刊》（Gallup Management Journal）的一份关于员工舒适度和投入度的调查表明：在舒适环境中工作的员工可能更投入，也会对公司的盈利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该调查谨慎地指出，“舒适”已超出了物质条件，人为营造的心理环境同样至关重要。这与我们的观察结论相当一致。我们的观察对象在装饰和改变空间方面所做的各种持续不断的努力表明： 他们需要借这些改变来影响他们的心理环境。
我们将空间变成己有的一种方式便是贴上我们的身份标签：海报、荣誉证书、照片、小饰品和其他纪念品。这些都是有意地宣示身份的象征。辛迪的房间就全是这样的象征。我和团队成员在进门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些象征。门上的女性联谊会贴纸宣示着她对团队的忠诚。“做你自己的女神”这样的保险杠贴纸向公众宣誓着对扭曲的女权主义的自我肯定。跨过门，我们有了更多的发现。白板上是一句尼采的话：“权力意志缺失，衰退将至”（Where the will to power is lacking, there is decline）；沿白板底部是用大写字母写的“正向思考！”啦啦队的花球则悬挂在墙上。
身份标签要么针对他人，要么针对自己，两种情况都有各自的心理功能。人们使用针对他人的标签，如辛迪的啦啦队花球和女神保险杠贴纸，传达出她们想如何被看待。因为一个人的观众明白其想传达的意思至关重要，所以针对他人的标签依赖于有普遍含义的物品。保险杠贴纸传达出辛迪的性别自豪感，啦啦队花球肯定了她对大学的忠诚。
在工作场所，针对他人的标签都贴在办公室的房门（或者隔断墙上）。我建议你下次去别人的工作单位拜访的时候，去走廊转转，搜寻一下人们想表达的信息。如果你闲逛的时候走到我的门口，你将看到绝望公司生产的大幅海报，该公司对那些促进团队合作、增进信任和整体价值的海报进行恶搞。我的海报是壮观夕阳下的比萨斜塔，一张极好的照片，下面写着：平凡的成就，其实耗时很少，当人们意识到其中的区别时，为时已晚。第一次挂上照片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在意海报的象征意义。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我想努力传达一种形象，这个形象不仅有讽刺的幽默感，还有对于易得快乐的极度不信任。
办公室外的海报（当然是指与悬挂在室内供所有者看的海报相对的海报）极为有趣，因为所有者很少看到。因此这些海报属于针对他人的标签。我们后边将看到，这些宣示主要是想传达物主的真实信息。但是这些信息的传达还是有策略性的，甚至还有欺骗性。用偶像如李小龙、图派克（Tupac）[2]和当红电影如《落水狗》等的海报来装饰房间的学生显然是想让来访者觉得他很酷。但是究竟他有多酷，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针对其他人的身份标签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你想要影响到谁。你为了赢得老板的好感而做的事情跟你想博得异性的欢心要做的事情也不尽相同。然而，正如自由电视制片人柯林·科鲁兹（Colleen Kluttz）发现的那样，我们越来越难将我们的观众区分开来。《纽约时报》曾刊登过一则故事，一个朋友将科鲁兹的照片上传为自己网络空间的头像，照片上，科鲁兹半闭着眼睛，照片说明里写她是一个瘾君子。尽管照片和说明只是两个朋友之间开的玩笑，但这却不能阻止她未来的老板检索她。许多工作都在最后时刻与她失之交臂，科鲁兹怀疑她的职业生涯和私人生活发生了冲突，于是她换掉了照片。
当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网上关系的时候，我们越来越难保持我们多重身份的独特性。只将我们认可的身份传达给目标观众也非易事。人们很容易在网上找到我高中时候书呆子一样、一点都不酷的照片，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抓狂，其实我骨子里还是希望那些人把我看成一个世故的超酷的国际性神秘人物。
除了向别人说明我们希望如何被看待，我们还可以出于自己的利益做象征性说明。这些针对自己的身份标签强化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这个问题。在辛迪的房间，她桌子上的物品有雕刻木槌和纽扣，传达出她对当地市长候选人的支持。物品的摆放位置，就在辛迪能看见的地方，表明只对她有意义：或许是提醒她在辩论队中的成绩，以及她作为志愿者参与到之前的当地选举中的经历。两个象征引起了关于辛迪身份核心特点的假设，这些假设还有待证据进一步支持或者否定。
批量生产的海报是文化象征的好源泉。我之前的同事在她办公室的墙上贴了一张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3]的小海报。就像辛迪的木槌和纽扣一样，同事桌墙上的马丁·路德·金海报显得细微而重要。人们很容易忽略这张海报，因为从参观者的角度而言，电脑显示器挡住了一部分；但是如果你坐到她的桌子前，你会发现，我同事甚至不需要扭头就能看到她的偶像——将视线从电脑屏幕上正阅读的文件上移开，稍稍向右一瞥即可。她的这种布置使我明白，她用这个有着进步思想和价值观的人物激励自己，强化对自己的认知。海报贴在这儿更多的是给自己看，而不是给来访者看。
与许多文化符号一样，马丁·路德·金显然很清晰明了，但是针对自己的身份标签也可以是手工艺品，它们的意义对他人而言会晦涩难懂。只要这些物品有私人意义，它们就有意义。去摩洛哥度假的时候在海边收集的鹅卵石能将某人与他的摩洛哥之行留下的记忆联系起来；高中科技博览会上奖励的一支钢笔可能表明获奖者现有的化学家身份。私人物品能给观察者传递大量信息，即便确切意义并不清晰。与其他物品相结合，鹅卵石或者钢笔就能传达出收藏者对其人生的某个时期的喜爱。
一个简单的衡量身份的试验方法——一个陈述测试，此测试包括20个句子，每句都以“我是……”开始，后边是空格。参与者要在12分钟内尽可能地填满空格（想一下你可能想出来的事物）。一般情况下，人们能在给定时间内回答17个问题。20个答案很宽泛，包含一个女孩、一名运动员、金发、已婚、来自芝加哥等等。一些人简单地说自己有宗教信仰或是一个学生；其他人把自己描述得更具体，如基督徒、佛教徒或者一个可怜的基督徒、医学预科生、正在学习工程或者一个好学生。即便是这样，小组的回答也让我们感到此种方法可以显示他们的潜在身份范围。
展示出来的照片是这种“我是……”测试的图像类似物。因为图片捕捉到了他想要记录的瞬间：“我是一个随心所欲的环球旅行者”（照片中一个脏乱的年轻人站在一列正穿越拉贾斯坦邦的火车上）；“我是一个可爱的女儿”（一个少女旅途归来，正拥抱自己的父母）；“我是一个好学生”（一个男孩在毕业典礼上拿着奖品）。
实际上，二十问陈述测验已经被应用到图像处理上。这一次不再做填空测试了，人们拿到相机和一卷有12张底片的胶卷（该测试进行的时候还没有数码相机）并收到了如下指示：“我们希望你向自己描述对自己的认知。我们希望你给自己或者他人拍12张照片，通过照片表现你自己。可以是任何照片，只要能展现你自己就行。”该测试折射出，当他们选择展示家庭中、办公室里、车里和钱包里的照片时，他们都在私下里做什么。
在西方，文身通常被看作是针对他人的身份标签。文身不仅能宣示特别的价值观、态度或者忠诚，永久文身还传达出文身者对该价值观的持续追随——你肯定不会把一个易变的信仰文到身上；印在T恤衫上或者保险杠贴纸上的“佩罗总统”（Perot for President）标志比用墨水写在额头上更能达意。但并不是所有的文身都是为了给别人看。去加利福尼亚读研究生之前，我的朋友阿曼达在她的手臂上文上了得克萨斯州的轮廓。这并不奇怪，她爱自己的故土；但是文身的位置表明这是一个针对自己的身份标签：文身在前臂内侧——从我的角度来看，它是颠倒的。这看起来会有些奇怪，直到我们意识到阿曼达将文身文在那里就是提醒自己记得家乡，而不是告诉别人自己来自哪里。文身的位置意味着她可以往下看，想到自己的家乡； 如果文身在肱二头肌或者肩胛骨上就不会有这个作用了。这个例子强调，我们考虑身份标签的时候，注意其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位置决定了线索所起的心理作用。
身份标签可以在T恤衫上、纽扣上、项链上、鼻环上、文身上、电子邮件签名里、海报上、旗帜上、保险杠贴纸上，及其他大到能容下某个身份符号的任何地方。史蒂文·利维（Steven Levy）在他讲述iPod的《完美之物》（The Perfect Thing）一书中描述了“战争”：在战争中，有iPod 的人将他们的数码音乐播放器插到另一些人的脸上，以此来彰显他们的时尚。在20世纪80年代，“复古收音机”和“便携式收录机”流行的时候，很容易（实际上不可避免）将你的品位暴露给他人。但是当耳机将这种方式挤出街头，直接进入我们的头颅之中的时候，我们便失去了这种表达方式。尽管并不像放着The Fat Boys[4]的最新歌曲穿过地下车道的汽车那样扰民，iPod的屏幕，至少部分保护了你免于让别人知道是什么正在震撼着你的世界。
现在我们可以在无线局域网内通过音乐播放器向他人传达我们的音乐品位。它被称作“共享”的设计，允许拥有兼容播放器的人共享你的音乐，它也能用来查看他人的音乐收藏和音乐播放清单。在第七章中我们将谈到，只需瞥一下一个人的音乐集，你就能迅速了解其个性、政治观点、艺术爱好甚至是对酒的偏好。
实践中，很难区分一个身份标签是针对自己的还是针对他人的。贴马丁·路德·金的海报可能会同时强化你对自我的认识并让别人了解你的价值观。但是将这两种标签区别对待很有必要，因为它们反映的是不同的动机。例如，这种区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差别。在一个人的家中，是什么把玄关、餐厅、客厅和次卫等他人肯定能看得见的地方，与卧室、书房和主卫等需要高度安全感的地方区分开来呢？可能有宗教标志的图像，例如十字架或犹太教灯台，是放在公共空间的，而一些家庭物品则放在私人空间。又或者，如果主人不太在意家庭隐私，反而把精神层面的身份看成是私密的，那么他可能就会将宗教图像藏起来，把家庭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
对观察者而言，发现这些不同很有价值。因为它们暗示着对自我的潜在分解。几年前，我的一个科学家朋友吉纳维芙来城里参加一个干细胞研究会议，我和她在酒吧相遇，当时她正同一个参会的神经生物学家聊天。这不是我的研究领域，会议上也没有我认识的人，所以在选择聊天话题的时候我显得有点傲慢，不像我在自己的专业圈子里谈话时那样有礼貌。一时兴起，我把聊天的内容转到道德和宗教上去了。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吉纳维芙的同伴变得异常安静。从一些无意间的谈话中我们得知，他和绝大多数的生物学家相反，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却对此一直保持缄默。鉴于我的嗜好，我开始情不自禁地想象这种不自在的分裂感是如何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表现的。我可以确定，他的研究室和实验室并没有明文禁止拥有宗教信仰，但是他的秘密被发现之后他很震撼。我怀疑，他家的公共区域中几乎没有精神象征；我们可能只会在他感到真正安全的地方发现这些象征，如在他的卧室或者书房里。
所以作为一个观察者，你需要注意人们给自己和他人的信号之间的差异，但是也要准备好留意差异不存在的情况。伪装的外表可能符合主人的自我认知，因为这可能不会反映出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之间的博弈。有时候，刚开始就表现为公共空间的场合也会涵盖私人空间。许多办公室就是如此。剧场将管弦乐队的位置设在舞台前方，从心理上就把舞台与后台分开来。你可以在一个空间内用这种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区别来观察身份标签。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人员和来访者被一张桌子隔开，查看一下桌子上物品的朝向。这个人的配偶和孩子的照片是面向他吗（“我因自己是这样美好的家庭的一员而自豪”）？或者照片是朝外的，主要是想让他人看（“看看我漂亮的另一半和我的孩子”）？
另一个能看到差异的地方就是前院和后院，后院多数是供娱乐和休息的地方，前院是多数人向外界发表“声明”的地方。如果你想挂一面旗子，将旗子挂在前院才会有意义，而不是挂在后院。前院的空间可以被任何一个经过的人看到，也会提供房主的个性线索。
在一项很有意思的研究中，来自犹他大学的卡罗尔·维尔纳和她的同事研究了我们如何通过观察人们房前的装饰来了解他们的社交。首先，她在盐湖城收集了许多圣诞节时的房屋照片（所有房间里都是庆祝圣诞的人们）。然后研究者采访了房子的女主人，判断她们的社交水平。来自16个家庭的照片分到52个评判者手中。评判者基于他们在照片中看到的来评定主人的社交水平。8所装饰过的房子中，有4位是擅长交际的人，另外4位属于不擅长交际的人；8所没有装饰的房子中， 擅长交际和不擅长交际的人数也平分秋色。
你可能会期待，评判者会认为圣诞节装饰房子的人比不装饰的人更擅长交际。但是研究者表示，针对他人的房主身份标签和针对自己的标签会有不同。装饰过的房子中，不擅长交际的人释放出最强烈的交际信号，这个发现暗示维尔纳：他们希望自己房子的外观，包括圣诞装饰，能够传递友好的信号，以便帮助他们和近邻交朋友。
但是即便是没有经过装饰的房子，评判者也能从他们的房子判定出他们是否擅长交际。评判者将擅长交际者的房子描述为“开放”和“长期有人居住”，而不擅长交际者则被描述成“封闭的”“被遗弃的”（在房子维护、整洁度和吸引力方面，评判者看不出擅长交际者和不擅长交际者之间的不同）。因此，观察者们得出结论，这种结论不仅仅是依靠直接的身份标签，如圣诞装饰，还通过易忽略的个性揭示，如长期有人居住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