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面临类似的挑战。你将能找到的点滴证据拼凑起来，形成了构成你社交圈的连贯的个性肖像。你从你的老朋友那里获得信息，你从社交圈中的细微行为中做出明确判断，这就是所谓的“零熟人背景”（zeroacquaintance contexts）。如果你是一个观察者，你会利用从未谋面的人留下的线索。你会综合新的信息，摒弃当前的信念，用有效的假设去填补两者之间的缝隙。但是，个性通过怎样的机制和物理世界进行互动呢？它自身具体如何发送信号呢？
正是这些问题驱使我进行研究，1997年，我组建了首个环境评估团队，帮助我发展观察学。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探索人对其私人空间的影响方式。他们留下了什么个性证据？什么个性因素更有可能留下痕迹？我还要检验我的评估者们基于这些空间做出的判断。我不是试图改善判断过程，而是检验寻常且日常的评估。这种评估你我可能会感兴趣，美国联邦调查局不会感兴趣。
在与我的研究生导师进行了大量讨论之后，我拟定了一个计划。我会招募一批志愿者，要求他们在指定的时间内整理房间。他们离开时，我会派一组评判者进入房间，他们会根据房间里仅有的证据形成对刚刚离开者的印象。随后，我会派一组编码人员，来评估房间的物理特点。我们也会对房间居住者进行个性测试并通过他们的朋友收集他们的信息。
作为一个没什么钱的研究生，我能给这些志愿者的奖励就是其他人基于他们的房间给出的反馈。令我吃惊的是，近100个人报名了。然后，随着消息传出，其他人纷纷踊跃报名参加。
我一踏进第一个房间，便知道我们能获取一些信息。各个房间的区别比我预期的要大得多，不仅仅体现在物品的数量上，也体现在物品本身的特性上。一些房间只有一张床在角落里。其他房间则塞满了物品，还有装饰，致使我们的评估者必须小心谨慎，以防弄掉本来需要检验的证据。即便是在塞满物品的房间，物品也大相径庭，书架、椅子、床、地板和窗台争相抢占领地。
有这样一个房间，里边陈列着大量《星球大战》（Star Wars）的周边模型和玩具，与墙和天花板上装饰的海报相呼应。
在更多的房间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小熊维尼和它的朋友们。一些房间布置得很随意；其他的则表明居住者志在达到一种有序的状态。一些房间昏暗陈腐，另一些房间则明亮温暖。一些让人感到舒适，另一些则令人心生寒意。
检查房间时，我们开始注意到居住者的心理印记，瞥见个性的不同表达方式。三种广泛机制，身份标签（identity claims）、情感调节器（feeling regulators）和行为痕迹（behavioral residue）， 似乎将人与生活的环境衔接起来。这些机制在辛迪、邓肯和吉迪恩的房间表现得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