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胎是个技术活
霸凌者和被霸凌者，最重要的成因之一就是原生家庭。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在他童年被“谋杀”了无数次，现在活在我们跟前的，只是一个U盘的残片，为了指控环境曾经对他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恶，而开口说话——家长们，合上本书，请想想，你对孩子的成长，特别是心理的成长，都做过哪些。
－1－
出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过错。
我因此罪大恶极，必须用无休止的苦行，来洗涤赎罪。
这是我活到50岁时的总结，也是我母亲从我出生那天，不，甚至更早，在我尚且在她腹中成胎，就反复告诫我的箴言。
我降生于10月，北方的天气已经苦寒。我母亲用一块油布把我包起来。对，就是那种刷着桐油的、深黄色的油布，坚硬、粗糙，抖一下簌簌作响。我赤裸的小身体落在冰凉的油布上，顿时发出凄厉的哭叫。它和我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温暖的母腹、柔软的子宫相差如此巨大。寒冷像一把刀子，新生儿的肌肤比薄纸还要娇嫩，她甚至连一块棉布都不给我，就这样把我粗暴地放在油布上，包了起来。
这么做的原因是，油布便于清理，她不必清洗任何污染了的褥子、小衣或尿布。
我凄惨地在油布里哭泣着，周身有如刀割。但我母亲并没有意识到她的新生儿如堕阿鼻地狱，她烦躁地瞪着我，心里滚动的念头化作一句句恶毒的诅咒喷射出来：“孽种，你们伍家专门出这种磨人的坏种！没有良心、作大损的牲口！”
护士好心地说：“都没穿件衣服，孩子会冷的吧……”
她不耐烦地说：“冷什么冷？小孩子屁股上三把火，他冷什么冷！”
她的愤怒与怨毒让一个产室的产妇和家属都避之不及，也有年长的妇人劝慰她：“孩子是你生的，孩子又没啥错……”
她脖子一梗——脖子一梗是我妈妈终身的习惯，如今七八十岁了，她还是有这个动作习惯，下巴再朝上一扬，嘴巴一撇，眼睛也横过来时，就是准备犯浑了。
她说：“他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她说的是真话。她和我的父亲正在闹离婚，却发现已经怀孕三个多月。我奶奶就说：“生吧生吧，孩子多了就没空打架闹离婚了！我已经帮你们带了大娃，不能再帮你们带二娃了，这个，你自己带吧！”
妈妈梗着脖子说：“自己带就自己带！”
“为了你，我才没有和你爸爸离婚！”这句话，从我能听懂人话，就一直响在我耳边，“为了你，我才在这里受你爸爸的作践！”
当然，事实上即使没有我，她也不会离婚。
生活给我母亲预设的道路很窄，只有糟糕和更糟糕两个选项。
我妈妈和爸爸从认识到结婚一共才三个月，这场婚姻是交易的结果，更是她逃避原生家庭的结果。
她算是聪慧努力的，拼了命地考了中专，分配到我爸爸所在的县城，却落在一个小山沟里当老师。有人给她介绍，嫁给县上的一个秘书，就能从山沟里调出来到城里。她想回到县城——就算她不那么急迫，她父亲的频繁来信，也让这件事变得急迫。她是家里的长女，她工作的这一年，她的母亲刚刚生下幺儿。
她的同事精明地评价：“你回去作甚？回去一大堆尿褥子、屎盆子等着你！不到你出嫁，你的工资本都到不了你手里！”
她在家里作为长女，就是我外公外婆的小奴隶，养鸡喂兔，烧火煮饭，洗刷带娃，农忙耕地，插秧栽菜，几乎承担了大半的家务。这一切被视为理所当然。谁家的孩子不帮父母供养弟妹啊？何况还是个女孩子，让你读书已经够对得起你了。考上中专让她短暂地摆脱了家庭对她的剥削，她的本能是抗拒回到家里继续当无薪保姆的，但又别无出路——这个时候命运递给她的唯一的橄榄枝，看起来还是鲜嫩诱人的。
她很快嫁给了我父亲。
“一见卿卿误终身——”他们的结合有没有爱慕之情已经无从知道。我降临人间时，正值我母亲深陷父亲家庭纠结错综的关系，并正在融入其中，成为新的互相撕扯的一部分。
她坐在产床上，满心仇恨。
她生了孩子，而且是这个家族中稀有的男丁，可她住院整整十天，没人来探望她，一个都没有。
我爸爸还好说，胳膊骨折住院了。
我爷爷奶奶的家，就距离她生产的医院不到1000米，却没有一个人来送饭送水，没有一个人来看看新生儿。
这迄今是一个不解之谜。也许是因为我爷爷奶奶要拿一拿这个不那么俯首帖耳的儿媳妇，也许是因为这个家族从根子上就冷漠无情，情商极低，连起码的人情世故都不遵守。她把我扔在床上，有时候半天才想起来喂奶，一边喂，一边烦躁不安地痛骂：“吃，你就知道吃，你是饿死鬼投胎吗？你咋怎么也吃不饱呢？”
母乳来自她的母性，而怨毒，则来自她对吞噬了自己半生的这个男方家庭的仇恨。
事实上，十天后，她委委屈屈地抱着孩子踏进家门，公婆也不过是撩了撩眼皮，瞅了她和怀里的孩子一眼，淡淡地说：“哎呀，一个小黑皮。”
她原本的期待、为伍家诞下男丁的骄傲、渴望得到的肯定，此刻全部转化为被怠慢的羞辱。
在爷爷奶奶精于控制的算计里，早就看透了她想凭借我的出生，争取家庭更重要的位置的企图，甚至想争取一点点经济独立的意愿。于是，他们轻描淡写地“晾”着她，就兵不血刃地解决了这个产妇的挣扎。
“你自己生的，咋的？”
“这个孩子又不是我从娘家带来的！”
“那又咋的？”爷爷说。
“谁家女人不生娃？”奶奶说。
大家比赛犯浑呗。妈妈确实是比不过爷爷奶奶的——当然，最后，她的愤怒和仇恨，都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我这个老伍家的新生儿。
－2－
“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能吃！”
吃，在我身上，也是一个罪恶。
妈妈的仇恨有多重原因，深层的已经说了，浅层的直接来自她对家庭经济情况的无力。家里已经两个孩子，但是两个大人两个孩子，口粮全靠她一个人的工资。
我父亲是家里的长子，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全部工资都交给我的爷爷支配，月复一月。他身上只有交党费和剃头的5毛钱，再之外一个钢镚儿都别想留下。他这样贫窘，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漏下的物质去养他的新妇幼儿。
我出生后不久，妈妈和爸爸终于争取到了分家。分家的代价是净身出户。
他们弄到了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原来做仓库的小房子，搬离了爷爷奶奶家。一分钱、一个碗、一床被褥，都没能拿走。
“这个家是我的，哪有你的份？我还没死呢！”爷爷恶狠狠地说。这个家族，是他的王国，他就是国王，所有的子女都是他的臣仆，至于外来的儿媳，是臣仆的仆人，地位更加低贱。这些臣仆所有的资源都要用来供养他这个王，现在居然有一个仆人（其实也是最后一个仆人了）竟然敢造反要求分家，这还了得吗？
我父亲怀着不孝的歉疚离开旧家，又自得于一个新王国的诞生，他怀着自我加冕的得意，搬进了小仓房。
原来的时候，爸爸再懒惰，在爷爷的威压下也会做一些分内的事。搬进新家后，妈妈独立自主的喜悦转瞬即逝，经常为爸爸任事不干、只当甩手掌柜而和他干起仗来。
爸爸不仅不干任何活儿了，还各种做作，拿腔拿调，要妈妈和孩子们侍奉着他，让他享足当国王的滋味。
他父亲怎么对待他，他就怎么全部加在我们的身上，并且自行发挥，变本加厉。
普通家务完全推给妈妈干，连和泥铺院、上墙修瓦、扛砖挑水这样的力气活，他也完全不干，不仅不干，还为这些活的安排，和妈妈跳着脚骂得口沫横飞。
“男人哪是干这些脏活的？”他扬扬得意地喷溅着吐沫星子说。
妈妈那时候又怀孕了，腆着肚子爬在院墙上，想叫他递砖上来，他也不干，还嬉笑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妈妈急红了眼，从墙上爬下来：“今天谁也别干了！”
他的嘲笑变成了暴怒，拿起边上喝水的海碗就砸向妈妈，没砸到，碗在地上四分五裂，一大块碗碴飞溅出去，割在了妈妈的脚上，不偏不倚，割破了脚腕上的动脉。
鲜血像一支箭飙了出来。
围观的邻居有跑来用手按的，有用卫生纸压的，后来别人还找来了纱布，没用。血迅速地滋出来，地上很快积起了一摊暗红色的小水潭，阳光下，很快凝固成一坨血豆腐。
“要糟了，怕是割到动脉了！”一个懂点儿医的邻居说。
大家七手八脚地找来了自行车，驮着我妈妈，送去附近的医院。
即使是送到了最近的医院，等找到了外科医生，我妈妈的脸也已经完全煞白，意识渐渐昏迷。
用医生的话说，能抢救回来，完全是运气。
妈妈出院了，孩子还侥幸保住没有流产，肚子越来越大，妈妈是做不了什么家务了，姐姐又生了病，所有的家务就压在我这个三岁大点的孩子身上。
妈妈和爸爸打过很多仗，虽然爸爸干家务是拿一根灯芯草都喊累的，但是真打起来，妈妈远不是他对手，每每都被他按在地上打得死去活来。
“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爸爸打起来之所以下死手，是因为秉承了我爷爷的教导，每一次打架，都必须把媳妇打服了，才能老老实实地做家奴。妈妈最后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做家奴的命运，也认可了爸爸安排的座次。爸爸允许她把我当成更低一级的家奴，也允许她把我当作出气筒和垃圾筐。
每每他们厮打之后，只要有任何一个人起个头，把祸水引向我，他们就会恢复和平，转而一起来揍我出气：“都是你不好，看把你妈妈/爸爸给气的！”
－3－
“起来！”暴怒的喝声。
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而是早晨了，天亮了。
每天早晨六点，爸爸会准时一把掀开我的小被子，冰冷的空气加一声暴喝把我从梦里惊醒。北方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而且我是被安排睡在炕尾最冷、半点儿撩不着火星的地方。小被子本来就很薄，我每夜都必须战战兢兢地焐上半个多小时，才能暖出一点儿热气，蒙蒙眬眬地睡去。而早晨，是我睡得最暖最放松的时候，爸爸明明可以轻轻叫醒我，他却一定要用这种最恐怖的方式。
我连滚带爬地站到地上，飞速地穿上衣服，因为太冷了。因为惊吓而醒来，心脏怦怦地狂跳，头一阵阵抽痛。这样的抽痛后来持续了我的整个人生。
恐怖不仅来源于他的怒吼，更来源于他没来由的、没有先兆的殴打。
我要起来生火、拉风箱、煮玉米碴子粥、倒污水（污水桶太重，而且结冰，我必须一点点拖出去）、洗碗、洗弟弟的尿布。而其中只要有任何一件事当中的任何一个动作，或者根本不需要任何地方触怒爸爸，仅仅是他自己心情不好，一记拳头就抡在我的后脑勺上——“打你个回旋！”“打你个七窍升天！”
煮好了粥，每个人都有滋有味地啜着，我干了一早晨的活，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桌上如果有馒头，那是我远远不敢指望的，仅有的两个馒头是爸爸的。爸爸心情好时会掰一块给姐姐。但粥，也不叫我喝饱，甚至我伸筷子去夹咸菜，也会被妈妈啪的一声用筷子挡住：“你怎么就这么能吃！你怎么就这么能吃！”
我瘪着半饥不饱的肚子去上学，庆幸着天没有下雪。
如果下雪，我就没有鞋子了。妈妈会拿出夏天的塑料凉鞋丢给我。我唯一的一双单布鞋是不允许在雨雪天里去败坏的，我也不配有一双胶鞋，我要穿上不怕水的凉鞋去上学。
刻骨的寒冷立即透过地面闯进脚底，猫爪挠皮似的疼。我冻得疼啊！街面上有最便宜的毛窝窝卖，是农民用草绳编制的鞋，里面塞上棉花，最次一点的塞满芦花，也比凉鞋暖脚，才一毛钱一双。但在妈妈眼里，这我也是不配穿的。
比寒冷更恐怖的是路人和同学的眼光。
他们惊异地看着，铅灰色的街道上，天空里飘着雪，而对面这个傻子，却光脚穿着一双凉鞋！
一个认识的同学走近来好奇地看着我：“你不冷吗？”
我眼里顿时噙满了泪：“不……冷。”
老师也是怪怪地看我一眼，也不说什么，就让我进教室了。
教室里要暖和一些，我把脚蜷起来，放在自己的腿弯子里，小小心心地焐着。
我的服装也很怪异，上身是一件姐姐穿旧了的棉袄，妈妈连一件罩衣都懒得给我做，底下是一条爸爸的剪短了的绒布裤子，裤腰太肥了，用一根绳子绑着，一不小心，衣襟底下就露出有花纹的绳结。
调皮的同学时不时蹿过来拽一把绳结，夸张地叫喊着：“蛇啊！蛇啊！”
我屈辱地低着头，尽量捂住裤腰，匆匆地从他们边上走过。
有一次，实在是太冷了。我的脚趾蜷缩在塑料凉鞋里打着抖，冻得像石头疙瘩。冻着冻着，忽然间，一股暖流，从脚底升了起来。真的，是一股暖流。真真切切的感觉，暖意直冲后脑。
我惊了，不冷了！不冷了！我马上想去告诉我妈，我不冷了。我以后不怕冷了，她就不会因为我索要衣服、棉鞋而暴怒打骂我了。
操场上有好多水洼，我跑到水洼那里，兴奋地在水里踩来踩去。本应是冰冷彻骨的水，我踩进去，感觉是暖的！
这一发现让我更加高兴，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大声招呼我的同学：“快来啊，快来，暖的，这个水真的是热的！”
路过的同学惊惶地看了我一眼，没人停留，都纷纷地跑远了。
可是我脚底发热的感觉是真的……真的……
当然，直到我长大，学了心理学，去做了心理治疗，回忆起这一刻，我才明白，那是一个孩子在寒冷和心理折磨的极度痛苦下，发展出了幻觉，来保护自己——也就是说，那一刻，我疯了。
－4－
我还疯过一次。
也是在冬天，下雪。放学路上，一群同学围观一个丢在垃圾堆上的死孩子。我也凑了上去。不知道为什么，一眼看到那个死去的婴儿，我就发癫了。我一把操起另一个同学带着的冰铲，号叫着朝地上那个死婴冲过去，鬼哭狼嚎一样地喊着：“快把他的头砍下来，砍下来啊！不然他要活过来的！不然他要活过来的！”
我比同学都瘦弱矮小，那天，三四个同学都拽不住我。
空旷的垃圾堆上回荡着我凄厉而恐惧的号叫：“砍下来啊！砍下来啊，不然他要活过来的！”
没有什么可以解释我那个瞬间的疯狂，直到被拉走，送回家，我还是用凄惨尖厉的声音，唠唠叨叨地向每个人诉说：“砍掉他的头吧，不然他要活过来的。”
大概，在潜意识里，他就是我，也是我强烈的要消灭我自己的倾向。
回顾我经历的被彻底毁灭的童年和随之而来的千疮百孔的一生，如果我的母亲在我出生的那一刻就杀掉我，对我也许是最大的慈悲。
我六七岁时，爸爸妈妈大概已经看到了他们造就的“成果”。有一次我听到我爸爸说：“孩子也不能总打，打多了，你看他见到谁都跟见了爹似的。”妈妈也附和地说：“嗯，再打就打傻了。你看他已经傻得像狍子了，见谁都夹着尾巴。”
这是我的童年中他们对我说过的最恩慈的话语。虽然说过之后，还是会打。
我的大多数能力都已经被摧毁，除了像一只老鼠阴暗地溜过教室、溜过院子、溜过一切我必须经过的地方，就只能缩在家里，即使做完了家务，我也不敢出去玩。
院子里的小孩没有人会和我做朋友。
我在他们眼里是一个怪胎、精神病，还打着奴隶的烙印。早晨起来抬水，整个大院里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排着很长的队伍，全部是大人，只有我一个小孩，有时候还有我姐姐，两个小孩，排在队伍里。
大家都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啧啧啧啧，口里嘘嘘有声。当着我的面，他们并不避讳地数落着我的父母：“老伍家两口子，真是作了大损啊，这么小的孩子挑水……”
我低着头，用尽全身力气，把水桶担起来，虽然是小号的水桶，但对我来说也是要吐血才能担起来的重量。每走一步，我的腰椎都像要断掉，我的肩膀像剥开一层皮一样火辣辣地疼。都说多劳动就能适应劳动，可是我实在太年幼了，这远远超出我年龄的负重，是无论多做多少次，也无法适应的！
比起这样的肉体折磨，最痛苦的是大院里大人孩子们的眼神。大人怜悯，小孩们则看我就像看一个牲口。我吃力地担着水往家走，他们会忽然蹿出来挡在我前面，跺脚像吓唬一只溜到他们家里的野狗一样吆喝：“滚！不许走！这是我家的过道！”
也有忽然蹿出来，推我一把的，冬天地滑，一脚跐在冰上，就滑倒了。
我和两只水桶一起滚在青砖的过道里。
刺骨寒冷的水泼了一身，我却不敢哭，只能低头赶紧爬起来，回去再排队担水。
衣服是不敢回去换的，也没的换。
站在寒风里，衣服上被水浸湿的地方渐渐地都结冰了，可是，不等到这担水，我绝对不能回家。
几乎没有大人出来主持公道。
“他爸爸是个精神病，他也是个小精神病。”他们这样说。
我爸爸在单位和同事吵，在大院和每个邻居吵，他就是有这样的本领，能让哪怕是一个陌生人，在短短的几分钟交谈里，讨厌他。他的大话不断，句句都是自我吹嘘。我妈则是每句话都喷溅着毒气和仇恨，把老伍家对她的亏欠、我爸爸的不堪、卑鄙、自私狠毒、家里藏掖的隐私全部兜个底朝天，只要有人问她，她能说上一整天。
－5－
鸡群里会有这样的小鸡，虽然是一同孵化出来的，可是胆小怯弱，吃食时总挤不上前，慢慢地就越来越弱。其他的鸡似乎也发现了它弱小可欺，它一上去就挨啄，它就更吃不上了。等待它的出路就是死亡。
它的身上，似乎一早就打上了烙印——被流放的烙印、被遗弃者的气质、替罪羊的符号——一种从出生就被诅咒的记号。
我的人际交往能力几乎为零，衣着邋遢，就是到我成年，也没学会打理自己，因为我从来没有过穿整洁衣服、妥妥当当收拾自己的意识。或者，在我爸爸的统治下，我别说穿得整洁一点这样的奢求了，连偶尔露出笑容，心情愉快一点，在我爸爸眼里都是不得了的罪恶：“你笑什么笑？你快活个什么劲？”
在同学们当中，我也自觉地靠边站，从未敢奢望过被接纳。我对人际交往的起点是“不要伤害我——或少一点伤害”。
可越是这样，大家越是拿我取乐。大概都知道，糟践我是最安全的，家长不会管，回家不敢说，老师也不待见，也完全没有任何可能反抗。
“就他那个怂样，打死都不敢叫唤一声的。”他们说。
“就是，没见过比他更怂包的人。”
初中时，我在学校食堂吃饭。
班长不知怎么盯上了我，其实我也知道是为什么，他家曾经和我家住过一个大院，我家的屋子靠着院墙，他们家的人出了门就在我家墙根下小便，我爸爸出门就骂，双方大吵过。他家吵赢了，他家的孩子是我的班长，我的日子可想而知。
班长有在食堂里查纠不正之风的权力，红袖套一戴，他可以查纠浪费饭菜、不主动清理饭桌、浪费水的同学。
老师并没有授权他可以罚没我的饭菜，可是他自动发明了这个权力。
“你掉饭粒了！”
“你怎么剩下菜了？”——尽管剩下的是我完全啃不动的骨头。
或者，索性随口捏造一个借口：“你昨天刷碗浪费水了！”
我结结巴巴地蹦出一句话来替自己辩护：“我没有、没浪费水！”
班长就像童话里要吃掉喝水的小羊的狼一样，露出不屑的狞笑：“我说你浪费你就浪费了！”
一个饭桌上的同学频频点头：“就是，我们都看见了！”
他大剌剌地走过来，从我手里夺走饭盘，有油水的荤菜倒给别的同学分，白饭没人要的，他就倒进垃圾桶。
没错，他嘲弄地盯着我：“倒给猪去吃也不给你吃。”
“想吃吗？去泔水桶里捞啊。”他笑嘻嘻地指着不远处的桶。
我木木地坐着，像一个无知无觉的木头人。
舌头发苦，似乎所有的饥饿的胃液都涌进了口腔。
大家吧唧吧唧开吃，故意馋我似的，吃得吧嗒吧嗒响。班长夹起一块肉，基本是肥肉，他们都不爱吃的，可是我爱吃啊，我缺油水啊。班长笑着用筷子把肥肉递到离我半尺的地方，晃了晃：“学一声狗叫，给你。”
我吞了口口水。馋虫在肚腹里搅动。虽然那块肉上，明显还可以看到肉皮上的毛，可是，那是肉啊，喷香流油的肉！
没你们想象得那么多挣扎，我顺从地叫了一声：“汪！”
一桌人都笑了。
班长把肉高高抛了起来，戏谑地吆喝：“乖汪，跳！”
我当然跳不起来，只是扬起脸，张开嘴，肉是肯定叼不到的，但是如果我不这么做，肉掉在地上，他们一脚踩烂了也不给我吃。
我必须充分地像一只狗，逗笑了他们，在他们笑的间隙，赶紧捡起落在桌上的肉，吃下去。
肉比米饭顶饿啊。
哪怕只是一块肉。
初中，整整三个学年，我总挨饿。
只要班长想玩他的罚饭游戏，我就要挨饿。
别的孩子也许可能从家里用零食或其他饭食填饱肚子，但我是不可能的，家里的饭菜本身就不给我吃饱，妈妈像是有强迫症一样，就算食物足够多，她也会对我去夹菜或添饭的行为怒目而视。
“看把你馋的！看把你馋的！”
我也不敢像其他孩子那样，在学校周边的菜园里偷西红柿摘黄瓜。他们偷吃是为了好玩，可是，我饿死也不敢去偷吃。
对于未知的恐惧，比饿死还要可怕。父母暴风骤雨的打击，剥夺了我大多数应该发展出来的能力，甚至压倒了我作为一个生命的本能。饥饿、口渴、酷寒这些足以威胁一个孩子生命的痛苦，都被恐惧的本能压倒了。
我不敢对任何伤害我的人说半个不字。
我只会护着头、垂着眼，惴惴不安地等待伤害我的人哪一刻忽然心情大好，赏赐一点残羹冷炙，我就如蒙大赦，也会跟着心情好很久。
我每天都饿得发疯，眼巴巴地看着泔水桶，我被倒掉的饭就在里面。如果不是怕有人告诉老师——其实告诉老师又能怎么样呢？老师会发现他们对我的虐待和霸凌，可是我就是不敢。我不是嫌脏，而是不敢，连泔水桶的东西我也不敢去吃。
偶尔在水池边上，我会磨蹭到最后，趁着没人了，把水槽下水口里堵塞的米粒捞几把，塞到嘴里。
－6－
在我后来的经历中，只要处在一个集体里，最坏的东西必然是给我的。发福利，烂了的水果必然是分给我的，评奖评优，必然是轮不到我的，而最坏的事，必然会推在我的头上。
这样的阴影如尾巴一样一直拖在我身后。
甚至我都活到40岁了，当了20年教师了，也还是这样。
有一年，上面有政策，达到了一定教龄的教师一律涨工资，涨30块钱。我早就达到了。结果，那个月的工资发下来，所有达到教龄的教师，都涨了30块钱，我才涨了10块。
——又来了，我又莫名其妙地被拽出来搁在一边。
我去找出纳，出纳说：“这不归我管，是会计说的。”
我又去找会计，会计说：“这个不是我的事，出纳没给你发。”
她们俩像踢皮球一样，把我踢来踢去，踢了三个月，还是没给我发。
渐渐地学校里的老师都知道了这个事，也没有人替我说话，大家都在看笑话。20块钱不多，大家都笑着看我有没有本事要到这20块钱。
又到了发工资的那天，我站在财务室不走了。
“不管是你们谁的问题，今天总要把这个钱发给我吧？”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忽然不吵嘴了，异口同声地说：“你去找校长吧！”
我一跺脚，真的去找校长了。
校长坐在椅子上，晃悠着二郎腿，听我说完，慢条斯理地点上了一根烟，嘬了一口，喷出来，看着烟雾散尽了，才回答：“你这个啊，情形比较复杂。加工资的名单，都是要县长批的，你要这个钱啊，怕是要去找县长啦。”
我就算是个憨子，也知道他在戏耍我。可是我并没有得罪他，我是谨小慎微，走路怕踩死蚂蚁的。但是，就像上初中时，我并没有得罪任何人，他们一样要找借口倒我的饭，戏弄我扮狗。这20块钱对他们、对我都微不足道，只是，捉弄我，会让他们愉快？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这样愉快啊？
我不知道。就像我爸爸在我小时候，会用最粗暴的办法把我从炕上拎起来，增加我的痛苦并不能让他有任何得益，可他却就要这样做。
我站在那里，直戳戳地问：“好，找哪个县长？”
他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又慢吞吞地抽了一口烟，烟头咝咝地燃着，燃下去半根，他才笑着说：“哪个县长都可以。”
他还真把我当憨子了。我转身真的去县长那里了，我找了主管科教文卫的县长。县长倒是很客气，耐心听我说完了来意，平静地问：“谁让你来找我的？”
我实话实说：“我们校长。”
他瞅了我一眼，笑了笑。那笑里有怜悯，也有无奈。我心里忽然一热，热潮滚滚地一直涌到了眼睛里头。
哪怕是这样带着可怜的友善眼光，对我这样一个人，也是比黄金还稀缺宝贵的。他看了我这一眼，我就恨不得双膝一软，跪下去抱着他的腿，叫一声青天。以后唯他马首是瞻，哪怕赴汤蹈火，我也乐意。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当着我的面，就拿起了电话，打到了我们校长办公室。
他对着电话那边说：“加工资的事，你们怎么能推到我这里来？人家一个老实人，憨是憨一点，但是是老实人，你们不可以这样耍人家。”
他挂了电话，惊讶地看到，我泪流满面地戳在那里。我知道，他多半又把我看成精神病了。我并不是。
县长客客气气地把我送出了办公室。
我的工资也确实解决了。
一路上，我抹着眼泪，没法抑制。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把我往死里打，打到昏死过去，我都没有哭，不是坚强，而是已经吓得木讷了。恐惧到极度之后，就是麻木。
我变得麻木，只是一个孩子为了活下去而发展出来的保护自己的生存本能，我妈妈却恨恨地下死劲掐我：“你就和你爸爸一样，情商太低，跟个木头疙瘩一样！”
“你这个样子，走到社会上，哪个待见你？！”
同事们和我友善一点的，也说得很直接：“你是个窝囊人，不耍你耍谁呢？”
是啊，我是个窝囊人。
窝囊半辈子了，也被人欺凌了半辈子。看样子，是要窝囊到死的。但我有什么办法？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我的生命就被诅咒了，甚至，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我父亲的DNA和我母亲的DNA就已经被他们的家族诅咒了。
他们不被自己的父母所爱，从而也没有爱的能力，却急吼吼地结合繁殖，生出小孩子来，不是为了爱他们，不是为了养育出独立强大的人，而是为了增添一个又一个奴隶，去继续构建他们的家族金字塔。只要有生育能力，只要能弄到一个可以合作下崽的女人，不管他多么地不配、多么地不健全，他都有机会爬上金字塔尖，充当一群子嗣的主宰、国王和上帝。
在他的王国里，他为所欲为。
我在出生以前，已经被谋杀，活着的，只是被薅夺了一切活力的傀儡，烙印着奴隶本能的行尸走肉。
上帝之手也无法重新塑造一个我。在经历了童年所经历的一切之后，悲惨的童年所塑造出的人格，比水泥更加坚硬地附着在我的身体里，渗透在我的灵魂里，潜藏在我的大脑潜意识的最深处。
那些刚刚出生或将要出生的孩子，那些刚做父母，或将要做父母的人啊，求求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看看我的故事，悲剧仍然在重演。
这是我用一生的苦难所丈量出的终极答案。
这个故事脱胎于一位粉丝邮寄给我的书，他自己的童年自传《童殇启示》。很明显他对这本自传有着一种超常的执着，而恰恰他邮寄给我书时，我正在埋头写作《我们为什么被霸凌？》一书。
我收到书以后，在本书的写作期间，断断续续地翻阅。之所以不能一口气读完，缘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文笔虽然平实，但书中有太多的碎片记忆，没有系统成篇，时间点破碎凌乱；另一个原因是，这些破碎的记忆碎片凝结了极其深重的黑暗，每一个字上都有幼童无法瞑目的呐喊。
他的创伤如此深刻，扭曲之痕即使在与我短暂的网络沟通中也可以感觉到。他沟通中有障碍，明显地一厢情愿而且执拗，对别人已经比较明确的拒绝视而不见。他迫切地希望我为他这本书作出一个文字的回应，而当时我正在一个个黑暗的霸凌自述故事中跋涉，艰难地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在推进。他一再催促我行文评价他的书，我终于不快，回复说：“既然您自己也学习了心理学的知识，就应该明白，不要强烈地把您的意愿投射在我身上，并用弱势的姿态，逼迫我来实现。我有我的时间表，我会以我的方式回应您的书——顺便说一下，我向您致敬。”
是啊，致敬。
这个故事我放在全书的最后来写。
这个故事来到我的面前，宛如宿命，揭示了一盘谜局最后的关键，拼图完整了。
霸凌的核心成因。
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的成因，是他们的家庭。可是，从未有这样清晰完整的样本，不仅有记录，还有反思。一颗心灵历经了地狱，从童年的奥斯维辛活着出来，毛骨悚然的伤痕开口说话。
“一个孩子，在他童年被‘谋杀’了无数次，现在活在我们跟前的，只是一个U盘的残片，为了指控环境曾经对他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恶，而开口说话。”——这就是我的感受。
我不得不分成很多次，一点点接触这本“日记”中存放的黑暗记忆，并由衷地向这样一个不屈坚忍的灵魂致敬。
他是一个幸存者。在童年遭受了非人虐待后，生命幸存、人格也较大程度幸存的人，并且对自己的受害源头——父母，做了详细而客观的溯源、反思，他渴望以这样的记录，唤醒更多的人，保护更多的孩子免受伤害。这样了不起的生命力量，我唯有向他致敬。
我在全书的最后一篇，用完全脱胎于真实经历的小说，概括了他的半生。
文稿初成的那天，我在网络上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的孩子还好吗？”
他说：“好。我的儿子27岁了。”
我又问：“你打过他吗？”
他说：“从来不。”
“他快乐吗？”
“快乐。”
代际创伤的轮回，可以在一个生命的觉知和智慧里，被终止。
别人的问题是一个无法拒绝的抛向我们的球，但如何处理这个球，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觉知，会带来不同的结局。
祝福每一个孩子，祝福每一个正在决定、塑造、影响孩子命运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