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霁明 译
卓如飞 校
车文博 高申春 审订
按语
《自传》是为《从自叙传看当代医学丛书》（4卷，1923～1925）而撰写的，主要部分写于1924年，实际上德文版出版于1925年，英文版于1927年在美国首次出版。1928年收入原文德文版《弗洛伊德全集》（11卷），1948年在该版14卷中又原封不动地收入，包括再版时新补充的一些脚注，但却忽略了《自传》正文中大量的修改和补充。詹姆斯·斯特雷奇和弗洛伊德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共同主编的恢宏巨著的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24卷），于1959年又对原来的译文作了修改，并作了大量的注释和说明，使其成为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自传》中有两个密不可分的主题贯穿于始终，即弗洛伊德个人的经历和精神分析的历史。因此，《自传》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可以说，《自传》是弗洛伊德在美国发表的《精神分析运动史》精华的再现，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一
这套《自传》丛书的一些撰稿人，从一开始起，便对他们所接受的这个任务的异常困难表示忧虑。我想，对于我来说，这些困难甚至还要更大些，因为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发表过与这本书意思相同的文章。并且，那些文章，决定于它们所要讨论的主题的性质，都更多地论述了一些个人的看法，而不同于一般的或按要求写的同类文章。
我最早对精神分析的主题和发展的叙述，是我于l909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所作的五次讲演。3359在那里，我应邀参加了该校建立二十周年庆典。就在前不久，我应约为美国一部集体编写的主要论述本世纪初重大事件的著作，写了一篇与此文类似的文章。3360因为编者专门分给我特定的一章，这说明他们对于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在这两件事情之间，我还发表了一篇题为《精神分析运动史》的文章。实际上，这篇文章包括了我目前为这套《自传》丛书所要论述的内容的精华。鉴于既不想和我以前的论述相矛盾，也不想完全重复以前的论述，所以我必须努力构思，为当前这套《自传》丛书写出这样一篇记叙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主观见解和客观态度、传记色彩和历史影响能以一种新的相对合理的篇幅融汇于其中。3361
我于1856年5月6日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弗莱堡，也就是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小镇。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自己至今仍然是个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亲的家族曾经在莱茵河畔（科隆附近）长期定居。由于14世纪或15世纪期间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向东逃难。19世纪期间，他们又从立陶宛经加里西亚移居德属奥地利。我4岁时，来到维也纳，在这里接受了我的全部教育。上大学预科（即“文理中学”，或译“完全中学”，Gymnasium）时3362，我的学习成绩连续七年在全班名列前茅。我也因此享有特别的待遇，几乎从不用参加班里的考试。尽管我们生活在很受限制的环境中，父亲还是坚持认为我应该完全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职业。不管是那时，还是在后来我都未曾对医生这一职业有过什么特殊的偏好。3363确切地说，我是被一种好奇心所驱使，而这种好奇心更多的是对于人类的关心，而不是对于其他自然事物的关心。我也没有认识到观察作为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法之一的重要意义。我很久以后才认识到，我对圣经故事的全神贯注的阅读（几乎从我一学会阅读技巧开始），对我的兴趣定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3364有一位年龄比我大一点的高年级同学，他想长大后做个著名的政治家，我和他友情甚笃。在他的有力影响下，我产生了一种愿望：要像他一样研习法律，将来从事社会活动。同时，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达尔文理论，也强烈地吸引着我，因为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在对世界的了解上取得巨大进展。只是在毕业前夕，听了卡尔·布鲁尔（Carl Brühl）教授在一次很受欢迎的讲演中朗诵了歌德论大自然的优美散文之后a，我才决定要做一名医学院的学生。
1873年，当我第一次踏入大学的校门时，我体验到一些明显的失望。首先，我发现别人指望我该自认为低人一等，是个外人，因为我是犹太人。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劣等人，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一定要为我的血统，或者如人们那时开始说的“种族”，而感到耻辱。我容忍了对我的排斥，并不感到非常懊恼。因为在我看来，尽管受孤立，但一个积极同大家一起工作的人是能够从这个人类的组织中找到某种慰藉或安身之地的。然而，大学里的这些最初印象产生了一个后来证明很重要的结果，即我在年轻时便不得不熟悉了这种处于对立面和在“紧密团结的大多数人”3365的禁令之下的命运。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后来判断的独立性打下了基础。
此外，在大学头几年，我不得不认清，我的才能的特征及其局限性，使我不可能在我于青年时期就急切地投身于其中的许多科学领域中取得全部成功。这样，我懂得了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告诫之a[卡尔·布鲁尔这个名字是1935年增补的，但1948年又删除了。据佩斯塔洛齐（Pestalozzi）考证（1956），这篇散文（写于1780年）的真正作者是一位叫托波勒（G.C.Tobler）的瑞士作家。歌德是在半个世纪后偶然发现这篇散文的，由于记忆错误把此文收进自己的著作之中。这篇文章在弗氏本人的一个梦中起过重要作用（见标准版，第5卷，第441页）。据说，关于这次讲演，弗洛伊德为维也纳一家报纸写过一篇评论，但现在已无从查证。]
真谛：“对科学的广泛涉猎是徒劳无功的，每个人只能学到他所能学的东西。”3366
最后，在厄恩斯特·布吕克（Ernst Brücke）3367的生理研究室里，我才找到了归宿和充分的满足。同时，我还在这里找到了我应该尊敬并奉为楷模的人，他们是：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Sigmund Exner）3368和厄恩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Ernst Fleischl von Marxow）。3369马克索是一个杰出的人，我荣幸地和他建立了个人友谊。3370布吕克给了我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中的问题让我解决。我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很满意。我还独立地使这项工作有所进展。从1876年到1882年，我一直在这个研究室里工作，只有短暂的几次间断。人们一般认为，我是被选拔出来补充下一个有可能空缺的助手职位的。3371医学本身的各个分支，除精神病学（psychiatry）外，我都一概不感兴趣。我明显地放松了对医学课程的学习，因此直到1881年，我才获得了那姗姗来迟的医学博士学位。
1882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的老师布吕克——我对他充满最崇高的敬意——考虑到我窘困的经济状况，极力劝我放弃理论研究工作，从而纠正了我父亲高尚而毫无远见的想法。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生理研究所进入维也纳综合医院3372做了一名临床助理医生。不久我就被提升为住院内科医生，并在医院的各个科室里工作。我还在梅纳特（Meynert）3373手下工作了六个多月。在我上大学时，他的工作和人格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不管怎么说，在一定意义上，我对我最初从事的工作仍然忠心耿耿。布吕克曾建议我做的课题是研究一种最低等鱼类八目鳗的脊髓神经节细胞，现在，我把此项工作扩展到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就在这时，弗莱奇（Flechsig）发现了髓鞘形成的非同时性。这一发现使神经通路的复杂过程得以清楚地阐明。我一开始便选择延脑作为研究课题，而且是唯一的课题，这一事实是我的发展连续性的另一标志。我后来的工作同我早年在大学学习期间漫不经心地广泛涉猎各门功课的特征形成了完全明显的对照：我形成一种把全部身心都集中在一个课题或问题上的倾向。这种倾向一直保持了下来，而且也是这个倾向导致了别人指责我的所谓的片面性。
于是，我又像以前在生理研究室那样，成为大脑解剖实验室的一名活跃的工作者。我的一些关于延脑中的神经通路的方向和神经核起源的短篇论文，就是我在维也纳综合医院的这几年里写的。我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埃丁格尔（Edinger）3374的注意。一天，梅纳特——甚至当我实际上已经不在他手下工作时，他仍然给我进入实验室工作的机会——向我建议，我应该明确致力于大脑解剖的研究，并且允诺要把讲授工作交给我，因为他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对于一些较新的方法已力不从心。但是我谢绝了他的这个提议，因为我觉得这个任务实在过于重大；或许也可能是当时我心存这样的疑虑，即像他这样的大人物，凭什么待我如此好呢。
从身体的角度考虑，大脑解剖无疑就是生理学。再加上顾及经济收入，我便开始研究神经方面的疾病。那时，在维也纳医学界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可供这方面研究的材料分散在这所医院的一些不同科室里，也没有学习这门学科的理想机会。无奈，我只好自学。甚至刚刚因其关于大脑功能定位的著述而得到任命的诺斯纳格（Nothnagel）3375，也没有把神经病理学（neuropathology）与其他更细致的医学分支区分开来。然而，在遥远的巴黎，沙可（Charcot）3376这个伟大的名字正在闪闪发光。于是我打算，先获得维也纳大学神经病理学讲师的任命，然后去巴黎继续我的研究。
后来的几年中，在继续担任住院内科医生期间，我还发表了一些关于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的临床观察报告。于是，我逐渐熟悉了这一领域。我能够准确地指出延脑中的损害部位，以致病理解剖学家对我的诊断都无可补充。我是维也纳第一个为了验证对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诊断，而把死者送去进行病理解剖的人。
我的诊断以及后来尸体解剖对诊断的证实，使许多美国医生慕名前来拜访。我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对我科室里的病人讲授。当时我对神经症所知甚少。有一次我向他们介绍一种因长期头痛而患的神经症，把这种病说成是慢性局部性脑膜炎。结果他们当然地群起反对，离席而去。于是，我的不成熟的教学就此结束了。这里我想补充两句为自己辩解一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样的年代，其实，在维也纳，那些比我更有名气的权威们还常常把神经衰弱诊断为大脑肿瘤呢！
1885年春，根据我就组织学方面和临床方面的论文，我被认命为神经病理学讲师。不久，由于布吕克的一份热情的推荐书，我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出国奖学金。3377同年秋天，我到了巴黎。
于是，我成了萨尔伯特里尔医院的一名学生。但是，在这些众多的外国来访者中间，开始我最不受人注意。一天，我听到沙可说，因为战争，他的讲稿一直未能译成德文，他对此表示遗憾。接着他又说，如果有人愿意把他新近的讲稿译成德文，他将会非常高兴。我于是写信给他，表示愿意承担。我还记得信中的一句话，大意是我的病只是“运动性失语症”，而不是“感觉性失语症”3378。沙可接受了我的自荐。于是我得以与他结识。从那时起，我便充分地参与了他在萨尔伯特里尔医院里的那个诊所内的一切活动。
就在我写这个传记的过程中，我正好收到一些来自法国的论文和报纸文章。这些文章证明，他们强烈地反对精神分析，在谈及我和法国学派的关系时又常常作出极不准确的论断。例如，文章中说，我利用去法国的机会熟悉了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的理论，然后将其攫为己有。为此，我想明确地表明，在我访问萨尔伯特里尔医院的整个期间，让内的名气根本不像今天这样大。
在我跟沙可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癔症（hysteria）的最新研究，我亲眼见到其中一些研究的完成。例如，他证明了癔症现象的真实性和规律性“进来，这里也有众神”3379，证明了男性癔症的经常发生，证明了催眠暗示可产生癔症的麻痹和痉挛，并且这种人为的结果直到最小的细节上都显示出与自发性发作具有相同的特征，而且发作时还常常伴有外部创伤。沙可的许多演示，一开始便引起我和其他访问者的惊讶和怀疑，这时我们便竭力用当时的某一种理论进行辩解。他总是既和善又耐心地处理这些疑问，同时也非常果断。正是在这样的一次讨论中（在谈到理论时）他说：“理论并不妨害存在。”3380这句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毫无疑问，沙可那时教导我们的所有东西并非到今天仍然全都适用。有一些已经开始表现为可疑的，还有一些则明显地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余下的足够多了。他在科学宝库中发现了一块永恒的领域。离开巴黎之前，我同这位伟大的人讨论了一个对癔症性麻痹和器质性麻痹作比较研究的计划。我想证实这样一个论点：癔症麻痹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障碍，应根据关于它们之间的界限的通行看法来区分，而不应根据解剖事实来区分。他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很容易看出，他实际上对于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这种神经症心理学3381并无特别的兴趣。毕竟，他的工作正是从病理解剖开始的。
回维也纳之前，我在柏林逗留了几周时间，以便了解一些有关儿童常见疾病方面的知识。卡索维茨（Kassowitz）3382——他是维也纳一所治疗儿童疾病的公立医院的最权威人士——曾允诺要让我负责一个儿童神经病科的工作。我在柏林受到了巴金斯基（Baginsky）3383的帮助和友好接待。在后来几年当中，我根据在卡索维茨医院的工作实践，发表了几篇篇幅相当长的关于儿童单侧和双侧大脑麻痹方面的专题论文。由于这一原因，后来（1897年）诺斯纳格让我在他的巨著《普通及特殊病症治疗手册》中负责这一专题的撰写工作。
1886年秋天，我以内科医生的身份在维也纳定居，并和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里一直等我四年多的一位姑娘结婚。这里我想稍稍回过头来解释一下，我之所以在青年时代没有成名，正是因为我那时的未婚妻的缘故。33841884年，由于一种深厚的业余爱好，我从马克化学公司找到一些当时尚未弄清的古柯碱（cocaine），并开始研究其生理作用。就在这项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可前去探望未婚妻的机会。当时我们已分别两年之久。我匆忙结束了对古柯碱的研究，并满足于我的这个课题上已完成的专题论文。我在论文中还预测，古柯碱的进一步用途不久就会被发现。然而我还是告诉了我的朋友、眼科专家克尼斯坦（Konigstein）3385，提示他应该研究一下古柯碱的麻醉性在眼科手术中应用的可能性。我探亲结束返回时发现，不是他，而是我的另一个朋友卡尔·科勒（Carl Koller，现在纽约）——我也曾和他谈过古柯碱的问题——在动物眼睛上做了决定性的实验，并且在海德堡眼科学学会上做了演示。科勒因此当然地被认为是古柯碱局部麻醉的发现者。如今古柯碱在外科小手术中的作用已相当重要了。但是，我并不因为这一研究的中断3386而埋怨我的未婚妻。
现在再回到1886年。那时我以神经病专家的身份在维也纳定居。这时我接受了一个任务：向医学学会报告我跟沙可学习的情况及所见所闻。但是我的报告受到了冷遇。那些权威人士，如学会主席（内科医生班伯格[Bamberger]）等人，宣称我所报告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梅纳特要求我在维也纳找一些与我所讲述的情况相似的病例，并将其提交给医学学会。我于是努力找寻这样的病人。但是，那些年长的医生们拒绝我观察和研究在他们科室找到的这样的病人。其中一位年长的外科医生竟然惊奇地大叫道：“天哪，我亲爱的先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荒唐的话？癔症是子宫的意思，男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呢？”我只得徒劳地辩驳说：我并非一定要大家赞同我的诊断，而是希望能由我亲自处理这些病人。最后，我在医院外面偶然发现了一个患有典型的癔症偏侧感觉缺失的男性患者，用这个病例在医学学会上做了证实。这次大家向我鼓了掌，但没人对我表示出进一步的兴趣。那些高级权威们对我的创新横加否定的印象一直让我难以忘记。同时，我所坚持的男人也会患癔症的观点，以及我通过暗示可引起癔症麻痹的实验演示，使我被迫成了他们的对立面。由于随后不久我被排挤出大脑解剖实验室3387，并且连续好长时间找不到可以讲授我的讲义的地方，我只好从学术生涯中退了出来，不再参加那些学会了。自从我那次去医学学会到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任何企图依靠治疗神经症患者谋生的人显然必须具有能使患者的症状有所好转的能力。我的治疗武库中只有两件武器：电疗法和催眠术。只是会诊一下然后便开一个处方让病人去水疗房，这样做所得收入甚少。我的电疗知识来自维·厄尔布（W.Erb）的教科书，书中有治疗所有神经症症状的详细说明。遗憾的是，我不久便发现，按照这些教诲来做根本没有任何效果，而且，我以前当作是精确观察所概括的东西，原来只不过是一些空想臆测。德国神经病理学领域最权威的人的著作，竟然不如廉价书摊上所卖的一些“埃及人”谈梦的书更具实用价值。认识到这一点虽然让我很痛苦，但却使我彻底抛弃了我当时还受着影响的、对于权威仅有的一点天真的忠诚。所以，我把电疗器械撇在了一边，尽管莫比斯（Moebius）不久所作的解释对此局面有所挽回。他说，电疗法治疗神经失调（就目前所发现的各种症状而言）的成功，实际上是由于医生暗示的结果。
由于催眠术的使用，病人症状有所好转。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由“催眠术家”汉森（Hansen）举行的一次公开表演。我当时看到，强直性僵直一发作，一个被试者的脸色立刻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并且只要这种催眠条件不变，他便一直这样持续下去。这使我坚信，由催眠所引起的这种现象是真实的。不久这种认识便得到了海登海因（Heidenhain）的科学研究的证实。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并没有制止那些精神病学教授们宣称催眠术不仅是骗人的而且是危险的，也没有改变他们对待催眠医生的轻蔑看法。在巴黎，我曾看到催眠术被人们随意地当作一种在病人身上引起某种症状，然后再将这种症状消除的方法来使用。就在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是法国南锡出现了一个学派，为了治疗目的，他们大规模而且卓有成效地使用了暗示，而且在使用暗示的过程中，有时使用催眠术，有时则不使用催眠术。这样一来，在我做医生的头几年，除了偶然而无系统地使用心理治疗方法以外，我的主要工具自然便是催眠暗示了。
当然，这也意味着，我当时已不再治疗器质性神经疾病。但是这无关紧要。因为一方面，治疗这种病的前景非常有限，而另一方面，对一个大城市里私人开业的医生来说，这种病人的数量与神经症患者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神经症患者焦急地从一个医生处跑到另一个医生处，症状得不到解除，结果数量日益成倍增长。此外，用催眠术进行工作，其中会产生特别诱人的魅力。第一次使用催眠术时，我产生一种克服了他人的无能软弱状态的感觉；同时，能够享有一种奇迹创造者的声誉也是十分令人兴奋的。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开始发现这种程序的缺陷。当时感到不甚满意的地方只有两点：第一，我不能成功地催眠每个病人；第二，我不能把个别病人催眠到所期望的深度。带着使我的催眠技术更趋完善的想法，我于1889年夏天去南锡，在那里逗留了几周时间。我目睹了年迈的李厄保（Liebeault）在贫穷的劳动阶级的妇女、儿童中工作的动人场面。我也看到了伯恩海姆（Bernheim）在他的医院的病人身上所做的惊人实验。当时我得到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人的意识的背后，还有一个相当有力的思想过程不被人们所意识到。我说服了我的一个病人跟我一起去南锡，我想这样做也许更有益。这是一个天赋相当高的癔症症患者，一个出身高贵的妇女。谁也治不好她，于是被转到我这儿。通过催眠的作用，我已使她有可能过一种较为正常的生活，并常常可以解除她的痛苦。但她总是在一段较短的时间以后便复发一次。由于我当时的无知，我认为这是因为对于她的催眠，从未达到伴有记忆缺失的催眠梦游阶段的缘故。于是，伯恩海姆做了好几次努力，试图在她身上达到这一深度，但也失败了。他坦率地向我承认，他通过暗示所取得的治疗上的巨大成功，只是在他的医院里才能实现，而在他的私人患者身上却毫无结果。我同他有过几次深受启发的谈话，并且答应把他的两部关于暗示及其治疗效果的著作译成德文。3388
在1886年到1891年这一期间，我没做什么科学研究工作，也几乎没发表什么文章。我忙于确立我当医生的这一新的职业中的信誉，并保障我自己的和我那急速扩展的家庭的物质生活。1891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儿童大脑麻痹的研究论文，是同我的朋友和助手奥斯卡·李（Oskar Rie）博士合写的。同年，我收到为一部医学百科全书3389撰稿的邀请，这使我对失语症的理论进行了研究。当时，这一理论被韦尔尼克（Wernicke）和李希海姆（Lichtheim）的观点所统治。他们片面地强调定位说。这一研究的成果是一部批判性的和纯理论性的书：《关于失语症的理论》（1891）。
但是，接下来，我必须向大家说明，科学研究为什么再一次成为我生活中的主要兴趣。
二
我必须补充解释一下刚才说过的情况：除了催眠性暗示以外，我从一开始还以另一种方式来运用催眠术。我用催眠术向病人询问其症状的起因；这方面的情况病人在清醒状态中常常讲得极不完整，要不就干脆不讲。这个方法不仅比单纯的暗示性的要求或禁止似乎有效得多，而且也能满足医生的好奇心，因为，医生毕竟拥有对他以单调的暗示程序竭力消除的症状的病因加以了解的权利。
我达到这一不同程序的过程如下所述。还是在布吕克的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结识了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博士。3390他是维也纳最受尊敬的家庭医生之一，而且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他已出版了好几本有长久价值的关于呼吸生理学和平衡器官方面的著作。他智力超群，比我大14岁。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密切起来，他成了我的朋友，我一有困难他便赶来援助。我们逐渐习惯于分享彼此的全部科学兴趣。在这种关系中，获益的当然是我。后来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使我失去了他的友谊。付出这样的代价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但我对此无能为力。
甚至在我去巴黎之前，布洛伊尔就跟我谈过一个癔症病例。在1880年到1882年之间，他用一种独特的方法对她进行了治疗，这种方法使他得以对于癔症症状的起因和意义有了深入的了解。而这时，让内的著作还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布洛伊尔反复向我读了病历的片断。我当时有一种印象：他所叙述的情况比以前的任何观察都更接近于对神经症的理解。当我到达巴黎时，我决定把这些发现告诉沙可，我也确实告诉了他。可是这位权威人物对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概述并不感兴趣，我也就再也没提此事，任其淡忘。
回到维也纳，我再次转到布洛伊尔的观察结果上，让他更详细地向我述说此事。原来病人是一个受过相当好的教育并且很有才华的少女，她是在护理父亲时得了这种病的。她非常爱自己的父亲。当布洛伊尔接诊这个病人时，他仔细研究了病人以往的病例，表明她经常处于一种痉挛性麻痹、抑制和精神错乱的复杂状态之中。一次偶然的观察使她以前的医生发现，如果诱使她说出当时支配她的情感性幻觉，那么她的这些意识模糊状态便可以消除。从这个发现中，布洛伊尔得出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他设法使她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每次都让她讲出压抑她思想的是什么东西。用这种方法把她的压抑性情绪混乱的发作克服以后，再用同样的程序来消除她的抑制和身体失调。在觉醒状态中，这个姑娘和其他病人一样，对自己的症状起因说不出多少情况，而且也发现不了这些症状和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之间的任何联系。在催眠状态中，她马上能发现这一缺失的联系。原来，她的所有症状都可追溯到护理父亲时经历过的一些使之激动的事件中去。也就是说，她的症状具有意义，是那些令人激动的情境的残留印象或潜意识回想（reminiscences，亦译“记忆恢复”）。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发现，她守护在父亲病床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某种不得不压抑的思想或冲动。于是代之而起便出现了后来的这种症状作为替代物呈现出来。但通常这种症状并非个别“精神创伤”场面的沉淀物，而是许多类似情境累积的结果。当病人在催眠状态中，以幻觉的形式将类似这样的一个情景从头到尾重新回忆一遍，并在这个过程中将她当时的情绪和最初被压抑的心理活动自由地表达出来，那么，这种症状便消除而不再复发。通过这种方法，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布洛伊尔成功地消除了她的全部症状。
病人康复了，而且一直很好。事实上，她已能胜任重要的工作。但是在这种催眠治疗的最后阶段，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对此，布洛伊尔从不给我指出。而且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在我看来非常珍贵的发现长期秘藏起来，而不把它贡献出来以丰富科学事业。然而，最紧迫的问题是：是否可能从他在单一病例上所发现的东西之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来。在我看来，他所发现的东西的那种状态具有如此基本的性质，只要能证明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过，那么我相信它肯定也会出现在每一个癔症患者身上。但是，这个问题只能靠经验来决定。因此，我开始用我的病人重复布洛伊尔的研究。最后，尤其是在我1889年拜访了伯恩海姆、在他告诉我催眠暗示的局限性以后，我专攻此事，其他什么也没干。经过几年的观察，我发现，他的研究成果在每一个容易接受这种治疗的患者身上总是能够得到验证。这时，在我使用类似于他所用的观察形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材料之后，我向他建议，我们应该合作出版一本著作。起初他坚决反对，但最后同意了。特别是因为与此同时，让内的著作抢先提出了一些类似于他的研究成果，如将癔症症状追溯到病人生活中的事件上去，以及通过同类程序反复催眠以消除症状等。1893年，我们发表了一篇导引性质的文章“论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随后在1895年，我们又合作出版了《癔症研究》一书。
如果我到目前为止在上文中所叙述的这些经过使读者认为，《癔症研究》一书，就其材料内容的全部要点来说，是布洛伊尔的思想成果，那么，这正是我本人所一直坚持的观点，也是我在这里再一次重复的目的。但就书中所提出的理论来说，我确实是做出了贡献的，至于我的贡献达到何种程度，现已无法确定。3391不管怎么说，那一理论是实事求是的，几乎就是对那些观察的直接描述。它并非想要确定癔症的性质，而只是对癔症症状的病因有所阐明。因此，它强调情绪生活的意义，强调区别潜意识心理活动和有意识（或者确切地说是能够意识到的）心理活动的重要性；它采用了动力因素（dynamic factor）的概念，假设某种症状的发作是因为某种情感的抑制；它还采用了经济因素（economic factor）的概念，认为同一症状实际上就是人体一定能量转换的结果，否则这种能量便会通过某种其他方式而发挥作用（后面这一过程被描述为“转换”conversion）。布洛伊尔把我们所使用的方法称作“宣泄法”（亦译“疏泄法”，cathartic），把其治疗目的解释为，是要规定出维持这种症状的一定量的情感已经走上歧路，正如当时表现的那样已被抑制在那里，所以我们应该将其引入正轨，它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可能得到释放（abreaction，亦译“发泄”）。这种宣泄程序的实际效果是令人相当满意的。它的后来变得很明显的不足之处，也是所有催眠治疗形式的那些不足之处。现在仍有许多心理治疗医生，对宣泄法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布洛伊尔的水平，仍在谈论它的好处。作为一种简便的治疗方法，它的价值是由西梅尔（Simme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治疗德国军队中的战争神经症而重新得到证实的。宣泄法理论并没有太多地论述性欲问题。在我提供给《癔症研究》一书的那些病历当中，性因素起一定作用，但是对于性欲的注意程度和对于其他情绪刺激的注意程度基本上是相等的。布洛伊尔在书中谈到那个姑娘时——她因为是布洛伊尔的第一个病人，所以从那时起就很出名了——曾提到，她在性方面的发育当时还很不成熟。这样一来，便很难从《癔症研究》一书中看出，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到底起着多大的重要作用。
接下来的发展阶段，也就是由宣泄法向狭义的精神分析的转变阶段，我已多次详细地叙述过，很难再提出什么新的事实。形成这一阶段开端的事件，是布洛伊尔从我们的共同工作中的引退，这样我便成了他的未竟事业的唯一继承人。在很早的时候，我们之间便有分歧，但这些分歧并没有使我们分离。在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上，布洛伊尔倾向于赞成所谓的生理学理论，即：一种心理过程何时开始使人致病，换句话说，这种心理过程在什么情况下变得不可能通过正常方式加以处理。他认为，那些找不到正常发泄途径的过程，产生于异常的“类催眠”的心理状态之中。这样便又产生了一个关于这些类催眠状态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而我却与此相反地倾向于认为，存在着多种力的交互影响，以及在正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各种目的和意图的作用。这样就出现一种“类催眠的癔症”与“防御性神经症”之间的分歧情况。但是，如果没有其他一些因素起作用的话，他还不至于因为这样的分歧而离开这一课题。其中一个原因，无疑是他既是医院里的医生，又是一个私人大夫，这占去了他的大量时间。同我一样，他不可能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宣泄法的工作上来。此外，我们的著作在维也纳和德国所受到的冷遇对待也影响了他。他的自信心和抵抗力可不如他其余的心理结构那样发达。例如，当《癔症研究》遭到了斯图吕贝尔（Strümpell）3392的严厉驳斥时，我能够因他的批评显露的对该书缺乏理解而感到可笑，但布洛伊尔却感到受到了伤害，并变得沮丧起来。但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个人的进一步研究已进入新的方向，而他则发现自己无法调和。
我们在《癔症研究》一书中试图建立的理论，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还很不完善。尤其是我们几乎没有触及病源学的问题，没有触及致病过程的根源问题。后来，我从我迅速积累的经验中认识到，在神经症现象背后起作用的，并不是任何一类情绪刺激，而常常是一种性本能。它或者是一种当时的性冲突，或者是早期性体验的影响。对于这种结论，我当时还没有思想准备，而且以前也毫无预料，因为我开始研究神经症时根本没有一点设想。1914年写《精神分析运动史》时，我回想起布洛伊尔、沙可和克洛巴克（Chrobak）向我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是这些话使我较早地发现这个问题。但在当时，我并没弄懂这些权威们讲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实际上，他们所告诉我的内容，比他们自己理解的、或者准备辩护的东西更要多一些。我从他们那里听来的这些话在我头脑中处于潜藏和静止的状态，直到我进行宣泄法实验时才把它们引发出来，仿佛是明显的新发现。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在得出癔症起因于性欲的结论时，我是回到医学的最初阶段，并且追溯到柏拉图的一个思想。这是我后来才从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一篇文章里知道的。3393
在这个令人吃惊的发现的影响下，我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我超出癔症的研究范围，开始调查那些在我咨询时间大批到来的所谓神经衰弱症患者的性生活。这种实验确实使我失去了作为一个医生的声誉，但也使我更加确信自己的发现。在几乎三十年后的今天，这种信念依然坚定如初。在治疗过程中，要克服许多含糊其辞的东西和难以理解的现象。但是，一旦这些克服之后，便能发现，在所有的这种病人身上，都存在着严重的性功能恶习滥用现象。一方面是这些性功能的恶习滥用；另一方面是神经衰弱症。考虑到两者都是这样普遍地存在着，所以，两者经常同时出现也许并不证明什么。但是，比起这明显的事实来，其中还有更多的东西。进一步仔细观察使我认识到，从这种在神经衰弱症的名目掩盖下的混乱临床现象中，可以区分出两种基本的不同类型。这两种类型有可能以任何一种混合程度出现，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其纯粹形式中对其进行观察。在一种类型中，其主要表现是焦虑发作，并伴有相应的症状、基本的形式和长期的替代性症状，我因此把它命名为“焦虑性神经症”，而用“神经衰弱症”这个词来表示另一种类型。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确定如下事实：这些类型的每一种，都具有不同的性生活反常作为其相应的病源学因素。前一种类型是性交中断，未达高潮的性兴奋，以及性欲节制；而后一种类型则是过度手淫，频繁梦遗。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特殊病例，这些病人在临床中曾经表现出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类型的惊人的改变。从这些病例中可以证明，在这种基本的性生活规律中，曾经有过一次相应的变化。如果有可能制止这种滥用而代之以正常的性生活，这种状况便会大大改善。
因此，这就使我毫无例外地把神经症都当作性功能紊乱来看待，而所谓“真性神经症”，则是这种紊乱的直接中毒表现，精神神经症则是其心理表现。作为医学工作者所特有的良心，使我对于自己得出这一结论感到满意。我希望我的发现填补了医学科学中的一个空白。以前的医学在处理这一具有如此重大生物学意义的功能时，只是考虑那些由传染或严重的解剖上的病变所引起的损伤，而没有考虑任何其他损伤。此外，这一发现在医学方面还得到了如下事实的支持：性欲并非某种纯心理的东西。它也有肉体的一面，并且其中可能还有某种特殊的化学过程，而引起性兴奋的原因则可能是由于存在着某种目前还不知道的特殊物质。一定也有一些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这种真正自发性神经症为什么不像其他种类的疾病，而更接近于中毒和禁欲现象，或者突眼性甲状腺肿。那些中毒和禁欲现象的发生，是由于服用或缺乏某种有毒物质，而突眼性甲状腺肿则有赖于甲状腺的分泌。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那种“真性神经症”3394的研究上去，同时也没有其他任何人来继续做我的这一部分工作。今天如果回过头来再看一看我早期的研究成果，我所得出的印象是：这些发现，不过是可能要复杂得多的课题的一个初步的粗略梗概。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些研究成果今天仍然适用。如果我后来能够对单纯青少年神经衰弱症的更多病例进行精神分析的检查的话，那我就非常满意了。遗憾的是没有这种机会。为了避免误解，我想阐明这样一点：我绝非否认在神经衰弱症中存在有心理冲突和神经症情结。我所坚持的是：这些病人的症状，并不是由心理因素决定的，或者通过分析就可以除去的，这些症状必须被看作是紊乱的性化学过程的直接中毒的后果。
在《癔症研究》一书出版以后的几年当中，根据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所起的作用而得出了这些结论之后，我向各种医学学会宣读了有关这一课题的一些论文，但所得到的反应只是怀疑和否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布洛伊尔竭尽全力以个人的最大影响来支持我，但效果甚微。并且很明显可以看出，他对于神经症的性欲病因论这一认识是顾虑重重的。他本来可以用他的第一个病人向我施加压力，或者至少来为难我。不论怎么说，在这个病人身上性的因素显然是不起作用的。但他从未这样做过。直到我开始对这一病人进行正确解释，并且根据他以前的一些言论，对于他关于这一病人的治疗结论进行重新修正时，我才懂得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原来，就在对这一病人的宣泄工作似乎就要完成的时候，这个姑娘突然出现了一种“爱恋移情”（transference love）的现象。布洛伊尔当时并没有把这一情况同她的病症联系起来，所以便沮丧地引退了。显然，对于布洛伊尔来说，想起这件明显的意外事件是很痛苦的。他对我的态度一度处于赞扬和严厉的批评之间，摇摆不定。接着，我们之间便时而出现意见分歧。遇到使人尴尬的情况，分歧是必不可免的。最后，我们终于分手了。
关于一般性精神失调研究的另一个结果，是我改变了宣泄技术。我放弃了催眠术，而寻求用另外一些方法来代替它，因为我期望在治疗癔症的过程中不受任何约束。随着经验的增长，我对于甚至把催眠术当作实现精神宣泄的一种方法来使用，也产生了几点很大的怀疑。首先，如果我和病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一有干扰，那么即使最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也很容易突然消失。当然只要重新建立和谐关系，这种效果可以重新确立。但是这种偶发事件却证明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个人情感关系，毕竟要比整个宣泄过程牢固得多。确切地说，正是这一因素避开了控制的种种努力。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向我显示了我长时间以来一直猜想的东西。这关系到与我配合得最好的病人之一。我用催眠术在她身上能够取得最神奇的效果。我正在通过追溯她痛苦发作的根源来解除她的苦难。有一次，她一醒来便伸出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一个佣人偶然走进来，使我们得以从一场极不愉快的讨论中解脱。但是，从那时起，我们都心照不宣地认识到，催眠治疗应该到此为止了。我足够谦虚，不至于把这件事情归因于我拥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我感到我现在已经抓住了在催眠术背后起作用的那个神秘因素的实质。为了排除这个因素，或者无论如何要分离这个因素，放弃催眠术是必要的。
但是，催眠术在宣泄治疗中曾经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它开阔了病人的意识范围，把病人在觉醒时所不具有的认识置入他们所能得到的距离之内。看来，要再找出一种替代方法是相当困难的。我正在茫然无措的时候，想起了和伯恩海姆在一起时经常看到的一个实验，这对我有所帮助。我记得，当被试者从催眠梦游状态中醒来时，他好像一点也不记得他处于那种状态时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伯恩海姆却坚信这种记忆肯定一直存在。只要他坚持让被试者回忆，只要他断言被试者本人肯定记得这些东西，只需说出来就是，同时把手放在被试者的前额上，那些忘记的东西便确实常常能够复现。起初很慢，最终就如潮水般完全清晰地涌现。我于是决定，我也这样做。我认为，我的病人肯定实际上“知道”所有那些迄今为止只是在催眠状态中他们才能接近的东西。我想，有我的断言和鼓励，也许再辅以我的手的触摸，应该能使病人把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事实和联系引入意识之中。无疑，这一过程可能要比催眠辛苦得多，但它可能证明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所以我放弃了催眠术，只是保留了催眠术开始时的那些准备过程，即让病人躺在沙发上，我坐在病人后面看着他，但不能让他看到我。3395
三
我的愿望实现了，我从催眠术中解放出来。但是随着这一技术上的改进，宣泄工作则呈现出了一种新局面。催眠术使我们看不到各种力的交互作用，现在这种作用则呈现在眼前。而对这种作用的理解，又给我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患者本来已经忘记了他们内部和外部生活的大多数事实，但是，只要采用一种特殊的技术，他们便能够回忆起这些事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观察给这些疑问提供了详尽的答案。所有那些被遗忘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些痛苦的经历。就患者以他自己的人格标准来判断而言，这些经历或者是可惊的，或者是痛苦的，或者是羞耻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得出这种结论：这正是这些经历要被忘掉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这正是这些经历没有被保留在意识之中的缘故。尽管如此，为了使其重新被意识到，就必须克服某种在患者头脑中进行抵抗的东西，必须使患者独立地进行努力，以促进和迫使他回忆。医生所要求的努力程度要因不同的患者而异。努力的程度和所要回忆的难度直接成正比。医生自己所花费的力量，很明显是衡量患者本人的“抵抗（resistance）”程度的标准。我只需把我自己所观察到的情况诉诸语言就可以了。同时，我也因此而拥有了“压抑（repression）”理论。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构想致病的过程了。我们还是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在患者头脑里，先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冲动，但是接着又出现了另一种强有力的冲动与之相对抗。我们可以想象，紧接着出现的这种心理冲突，将采取下面这样一个过程。这两种能量——为了现在叙述方便，我们把它们分别称为“本能”与“抵抗”——在意识的最清晰之处互相斗争了好长时间，直到本能被否定，能量贯注（cathexis of energy）从其冲动中退出为止。这就是正常的解决途径。然而，在神经症中（由于一些仍旧不清楚的原因），这种冲突却得到了另一种结果。自我，当它第一次与这种讨厌的本能冲动发生冲突时，似乎是向后退却，它阻止这种冲动进入意识，阻止它的直接的能量释放；但同时，这种冲动维持其充分的精力贯注固定不动，我把这一过程称为“压抑”。这一过程很新奇，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以前从未识别出与此相类似的某种东西。很明显，这是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好比一种要逃跑的企图。实际上，它只是后来所产生的正常的罪恶感（guilt feeling）的前兆。压抑的第一个行为包含着若干进一步的后果。首先，自我被迫采取一种持续的能量消耗，即反宣泄，以保护自己不受被压抑冲动的重新攻击的持续威胁。这样一来，自我就要消耗它自己。而另一方面，此时处于潜意识之中的被压抑冲动，却能够迂回地找到释放和替代满足（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的途径，这样便使压抑的整个意图归于失败。在转换性癔症患者身上，这种迂回途径便导致了躯体的神经支配，被压抑冲动从某个地方冲出来，这样便产生了“症状”。所以说，这些症状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因为尽管得到了替代满足，但由于自我的抵抗，它们还是背离和偏斜了自己的目标。
压抑理论于是成为我们理解神经症的基础。关于治疗任务，我不得不采取一种新观点，其目的不再是“发泄”误入歧途的情感，而是要揭示种种压抑，并以判断行动取而代之。这种判断行动可能导致、或是承认、或是谴责以前曾被否定的东西。我不再把我的研究和治疗方法称作“宣泄法”，而是称作“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以此来表示我对这种新的情形的认识。
把压抑作为一个中心问题，然后把所有精神分析理论的全部内容都与压抑联系起来，这样做是可行的。3396但在这样做之前，我要对一个受到争论的实质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评论。按照让内的观点，一个患癔症的女人是个可怜的生物，由于体质虚弱，她不能使自己的心理活动整合为一体，正因如此，她成了自己精神分裂及意识范围受限的牺牲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精神分析的调查结果说明，这些现象是动力因素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心理冲突的结果和压抑的结果。对我来说，这一区别似乎具有深远意义，它足以结束下面这一观点的反复狡辩：凡是精神分析中有价值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从让内的思想中借用过来的。读者将会从我的论述中了解到：历史地看，精神分析与让内的发现无关。它在内容上，正好背离并远远超过了让内的那些发现。让内的著作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意思，即：使精神分析在心理科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使之吸引如此广泛的注意。我对让内本人一向是尊敬的，因为他的发现在相当的程度上与布洛伊尔的发现不谋而合。布洛伊尔的发现比他早，发表却比他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精神分析终于在法国也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主题时，让内的行为却不大高雅，表现出对于那些事实的无知，并使用了一些很险恶的论点。最后，他因为下面的说法而让我看到了他的本质，也因此而毁掉了他自己著作的价值：他宣称，在谈及“潜意识”心理活动时，他并没有用这一词语指任何东西，而只不过是指一种“谈话方式”罢了。
但是，对致病的压抑以及其他一些仍须提到的现象的研究，迫使精神分析严肃地采用了“潜意识”这个概念。精神分析把一切心理的东西首先看作是潜意识的；在精神分析看来，“意识”作为心理的东西的更进一步的特性，可能是存在的，或者也可能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自然要引起哲学家们的反对。对他们来说，“意识”和“心理”是同一个东西；他们不能设想，竟然还有“潜意识心理”这样一种荒谬的东西。然而实在没有办法，对于哲学家的这种癖性，我只能耸一耸肩而置之不理。有关冲动的频率和力量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从病理学材料中获得的，而哲学家对此一无所知），并没有留下什么可供选择的东西。对于那些冲动，人们不可能直接感知；对于其存在，人们只能像对外部世界的某种事实一样进行推测。顺便指出，这就好像人们拿自己以前经常描述其他人心理生活的办法，来描述自己的心理生活。人们毫不犹豫地认为一些心理过程属于其他人所有，虽然他不能直接意识到这些过程，而只能从这些人的言行中推测得知。但是，对其他人适用的东西肯定也适用于自己。任何人，如果要进一步论述这一观点，并从中推导出以下观点，即某人自己的潜藏于后的过程，实际上属于一种第二层的意识，那么，他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他根本不知道其为何物的意识概念，即“潜意识的意识”（unconscious consciousness）——这个概念当然绝对不比“潜意识心理”（unconscious mind）这一假设更好接受哪怕是一点点。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像其他一些哲学家那样宣称，他准备考虑一些病理学的现象，但是潜藏于这些现象之下的那个过程不应该被描述成心理的（mental），而应该被描述成“类心理的”（psychoid），那么，这一见解上的差异就退化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文字之争了。即使如此，如果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应采用“潜意识心理”这一表达法为好。至于进一步地追问潜意识的最终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同那个关于意识的本质是什么的老问题一样，既不明智也无裨益。
如果要想简洁地解释精神分析如何又对潜意识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将其划分为严格意义的前意识（preconscious）和潜意识两种，可能要更困难一些。对此，我想只要指出以下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即：对于那些作为对经验之直接描述的理论，补充以各种假设，而这些假设的提出，是为了便于对所观察到的经验材料进行处理，但它们本身又是与那些不可能成为直接观察主题的事情有关的，这乃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科学推理的过程。那些较古老的科学，就是采用了与此相同的过程。我试图把心理机制描述为由许多“机构”或“系统”所构成，其间的相互联系用空间术语来表示，这种空间关系当然并不意味着与实际的大脑解剖有任何联系。（我已将这种方法称为心理地形学方法：the topographical method of approach。）潜意识的进一步划分就是这种尝试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认识是精神分析的理论上层建筑结构之一，其中的任何部分，只要证明是不妥当的，便马上可以放弃或改变而毫无损失或遗憾。但是，还有许多更接近实际经验的东西有待于描述。
我已经提到过，我对于神经症的那些沉淀于下和深藏于后的起因的探究，越来越经常地把我带到患者的性冲动及其对性冲动的抵抗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之中。在我研究性压抑深置于其中、作为被压抑冲动的替代的症状也起源于其中的致病情境的过程中，我被越来越深入地带回到患者的生活历史之中，直到追溯至童年之始。探究人性的诗人和学者一直都在宣称的东西证明是正确的：早期生活阶段的印象，虽然大部分难以回忆，但在个人成长方面还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尤其是给后来发生的任何精神失调埋下了心理倾向的种子。但是，由于这些儿童时期的经验总是与性的激动以及对此激动的抵抗有关，我于是发现，我面临着“幼儿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这一事实——这又是一个新异的东西，也是一个与世人最顽固的偏见相抵触的。儿童时期被看作是“纯洁无邪”、没有性欲的时期，与“性欲”恶魔的斗争被认为直到动乱的青春期到来时才开始。像这样的在儿童身上不难发现的偶然的性活动，被当作堕落、或早熟学坏、或一种怪异的天性反常而遭到压制。在精神分析的所有研究成果中，几乎没有一个能像下面这一主张那样，遇到过如此广泛的抵触或者引起如此大的愤慨，即：性功能在生命初期便开始，甚至儿童时期便有一些重要迹象证明它的存在。但同时也应该指出，在精神分析的研究成果中，还没有一个能像这一发现那样能够如此容易和彻底地得到证实。
在进一步探讨幼儿性欲这一问题之前，我必须提到我曾一度犯过的一个错误。这一错误可以说险些给我的全部工作带来致命的后果。在我当时所使用的那一技术程序的影响下，我的大多数患者在回忆中都提到他们儿童时期的一些情境，在这些情境之中，他们在性方面曾经受到过某个成人的引诱。对于女患者来说，引诱者几乎常常是她们的父亲。我相信这些叙述，因此我推测，我已经从这些儿童时期性引诱的经历中，发现了后来所发生的神经症的根源。一些病例增强了我的这一信念。在这些患者身上，这种和父亲、叔父或者哥哥的关系，一直继续到其记忆力可以被信赖的年龄。如果读者倾向于对我的轻信摇头不信，我不能完全怪罪他们，虽然我可以辩解说，在当时，我是有意把我的批评能力搁置一边，以便对这类天天引起我注意的许多新奇之事保持一种不存偏见和易于接受的态度。然而，当我最终不得不认识到这些引诱情境根本没有发生过，它们只不过是我的患者编造出来的幻想，或许是我自己强加给他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一度完全茫然无措了。3397我对自己的技术及其研究结果的自信，也同样遭到了重重的一击。毋庸辩驳，我是用一种我认为正确无误的技术方法而得出这些回忆情境的，其主题无疑与那些作为我调查工作之开端的症状有关。当我重新振作起来时，我才从我的发现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这些神经症的症状并非直接和实际事件相联系，而是同那些愿望中的幻想相联系，而且，就这些神经症来说，心理现实要比物质现实更重要。就是到现在，我也还不相信，是我把那些引诱幻想强加给了我的患者，是我把这些引诱幻想“暗示”给了他们。事实上，我第一次发现“俄狄浦斯情结”（亦译“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是偶然的，这一情结后来表现出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但是到当时为止，我并没有辨认出它是以幻想作为伪装而出现的。加之，儿童时期所受的引诱在神经症病源学中仍起一定作用，尽管作用比较小。但是现在证明，那些引诱者往往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
于是，大家可以看出，我的错误与一个人在下面这种情况中所犯的错误属于同一种性质：他相信，关于早期罗马的国王们的那些传说故事（如利维所讲述的那些故事），是在历史的事实性意义上真实的，而不是从这些故事的传说性质来理解这些故事——这些传说性质的故事，乃是对关于那些不重要的、或者偶然情况下可能是不光彩的时间和事件的记忆的一种抵抗。这个错误一清除，研究儿童性生活的道路便打通了。这样便有可能把精神分析应用到科学的另一个领域，并把其资料作为发现一些生物学新知识的一个工具来使用。
根据我的发现，个体生命一开始，性功能便存在，尽管起初它隶属于那些其他的生命功能，直到后来才从中独立出来。在它变成我们所熟悉的、成人的那种正常性生活之前，它必须经过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过程。它的开端表现在那种包括所有组元本能（component instincts）活动之中。这些本能组成成分有赖于身体的性感区亦译“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其中有些是以一对相反的冲动形式而出现的（例如：施虐癖和受虐癖，或者暴露癖和偷窥癖）。在寻求快乐的过程中，它们彼此独立行动，并且就在这同一个人自身寻找绝大部分的目标。所以，性功能在一开始时是非中心化的，主要是“自淫”（亦译“自体性欲”，auto-erotic）。后来，综合开始出现，以“口腔”占统治地位的第一结构期先出现，接着便是“肛门”期，只是在第三期终于到达之后，方可确立阳具的统治地位，于是性功能便开始为生殖目的服务。在这一发展过程期间，这些不同的本能组成成分的一些要素，都被证明与这个最后的生殖目的没有关系，因此便被搁置一旁或者转为他用，而同时另外一些要素则离开它们的原有目标而被归入生殖器组织之中。我把这种性本能的能量叫做“力比多”（libido），这个名称只属于这种能量形式。接着我又被迫推测：“力比多”并非总是顺利地通过其规定的发展过程。由于某些本能成分力量过强，或者某些包括成熟前性满足在内的经验，“力比多”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节点之处可能发生固着（亦译“固恋”，fixation）现象。如果后来发生了压抑，“力比多”便流回到这些关节点之处（这个过程被描述为“倒退”，regression），而这种能量正是从这些关节点之处以一种症状的形式突破而出。后来情况更加清楚，固着点的那一定位正是决定那种神经症选择的因素，即它决定后来的那一疾病的表现形式。
在心理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那种获得某一“目标”的过程，其发生与“力比多”的组织化过程息息相关。在“自恋”阶段以后，男女两性的第一个爱恋目标均是其母。首先，小孩似乎很可能不能把母亲的营养器官同他（她）自己的身体区分开来。后来，还是在婴儿期头几年，这种“俄狄浦斯情结”联系便确定下来：男孩将其性欲愿望集中在母亲身上，把其父亲当作竞争对手，发展对其父的敌意冲动，女孩也采取一种类似的态度。3398“俄狄浦斯情结”的所有不同变异和结果都很重要。人类的先天两性体质，使其自我感知并增加同时活动趋向的次数。儿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清楚两性间的差异。在这一“性探索”阶段，他们创造出一些典型的“性理论”。由于这些理论的创造者自身生理发展的不完善所限，因而这些理论是一种真理和谬误的混合物，并不能解决那些性生活问题（那一斯芬克斯之谜，即婴孩从哪里来的问题）。这样，我们便会清楚，一个小孩的第一个选择对象是一个乱伦的对象。我描述过的这一整个发展过程很快便过去。男性性生活的最显著特征是其二相发作。发作有两次高潮，中间有一间隔期。第一次高潮是在四岁或五岁时达到的。但从那以后，这一早期性欲的全盛期便宣告结束，那些表现如此强烈的性冲动被压抑所征服。接下来便是潜伏期，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青春期，在此期间，对道德、羞耻和厌恶的“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得以确立。3399在所有生物中，似乎只有人才表现出这种性成熟中的二相发作，这也许是决定人的神经症心理倾向的生物因素。在青春期，儿童早年的那些冲动和对象联系又苏醒过来，其中就有其“俄狄浦斯”情结的情绪联系。在青春期性生活中，那些早年的冲动和这一潜伏期的抑制（inhibition）之间出现斗争。在这之前，在儿童处于其幼儿期性欲发展的最顶峰期间，一种勉强称得上的性器组织被确立，但只有男性性器发挥作用，而女性性器则仍然暗藏如初（我曾把这一阶段描述为阳具主导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两性间的差异不是用“男性”或“女性”这样的词来表述，而是用“有阳具”或“被阉割”来表述。在此之上所出现的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对于性格和神经症的形成同样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