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讲 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
女士们，先生们：
在新学年的开始，我很高兴又看到你们来继续参加我们的讨论。去年我给你们讲了用精神分析来解释失误动作和梦的方法。今年我想使你们对有关神经症现象有所了解。你们将会看到，神经症现象和梦及过失两者都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但我必须首先警告你们，我不会让你们再和我保持像去年一样的关系了。那时，我每前进一步，总是先征求你们的同意；我和你们一起讨论了很多，并且对你们的反对总是做出让步——实际上，我承认你们的“共同感觉”常起决定的因素。可是，现在我们不可能再这样了，理由很简单，过失和梦都是你们所熟悉的现象，可以说你们有很多的经验或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和我一样多的经验。然而，神经症现象这个领域对你们来说是陌生的；你们自己不是医生，除了我要给你们所讲的之外，你们没有获得这方面经验的其他途径；如果你们对这方面的材料不熟悉，再好的判断能力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我的警告意味着我要给你们以教义式的演讲，并且只许你们无条件地接受。这样一种误解将阻碍你们的进一步的学习。我不想让你们迷信，我只想激起你们的思考，并且打消你们的偏见。如果由于缺乏有关材料的知识，你们不能做出判断，那么，你们暂时不必相信，也不必拒绝。你们应静静地听讲，让我所讲的东西对你们发挥作用。信仰是不容易获得的，如果你们很快获得，它们不久就会失去其价值，并且没有抵抗力。只有像我这样对这种材料研究过多年，并从中获得一些同样新的和令人吃惊的经验的人，才有权对这些问题表示信仰。然而，在学问上，这些轻信，这些突然转变，这些即刻的反对又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还不清楚“一见钟情”的爱源于一种很不同的情绪作用吗？我们甚至不需要我们的患者将其对精神分析的事实的信仰带入到治疗之中，或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态度时常引起我们的怀疑。我们发现最需要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主义。因此，你们也应努力允许精神分析的见解伴随着一般的或精神病学的见解，默默地在你们内心发展起来，直至找到机会使两者相互影响、相互竞争，以形成某种结论。
另一方面，你们也不应该认为我所讲的精神分析观点是一种推测系统。相反，它是经验的——不论是直接的观察表达，或者是根据这些观察而得出的结论。这些推导出来的经验是否适当和合理，那要看这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情况而定。而实际上，我毫不夸张地说，经过了近25年的研究，现在也算是上了年纪了1864，这些观察是专心致志和详细钻研的结果。我时常感到我们的反对者不愿意讨论这个理论的起源，就好像是他们认为这个理论只来源于主观决定，所以别人可以任意地指责。我们的反对者的这种行为，我是完全不能谅解的。这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造成的：作为医生时常很少与神经症患者联系，并且很少注意到他们的讲述，以至于不能想象出从他们的说法中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东西。我借此机会向你们保证在这些演讲当中，我将不涉及相反的观点，尤其是个人的。我从不相信“辩论是真理之源”这句话。我认为它来自于古希腊诡辩派的哲学，而诡辩派就错在过分夸大辩论的价值。相反，在我看来，所谓科学的论辩，从总体上来说则是没有多大效果的，更不用说论辩几乎总是各持己见的这个事实。几年前，可以说我生平第一次从事过一次正规的科学争论——对手是一位工作人员（慕尼黑的洛温费尔德）。1865最后，我们成了朋友，我们至今仍是朋友。我很久没有再重复这样的实验，因为我不敢保证争论的结果会是同样的。1866
现在，我这样公开地拒绝讨论，你们肯定会认为我太固执己见，而且太不虚心。我想这样回答：在人们通过艰苦的工作而获得信仰的时候，他同时就获得了某种权利来顽强地保持这种信仰。我认为在工作过程中，我曾在某些重要的地方修改过观点，用新的观点改变它们，替换它们——当然，每次修改，我都会让公众知道。可这种坦诚得到了什么结果呢？一些人不顾我曾做过的自我修正，至今仍继续批评我原来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对我来说很久以前就已不再具有同样的意义了。还有其他一些人则批评我善于变化，并认为我不值得他们信赖。当然，屡次改变观点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因为他最新修改了的假设也许仍然难免是错误的；但是努力坚持己见的人，或不愿很快让步的人，则必定被认为是固执而不虚心的！面对批判者们的这些矛盾的反对意见，除了仍然保持己见并按照自己判断行事之外，人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决心这样做，我仍将根据我新近的经验的需要，来不断地修改或撤销我的任何理论，但是根据我的基本发现，现在还不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并且也希望这在将来仍然是正确的。1867
因此，我现在给你们讲解有关神经症现象的精神分析观点。这样做，为了类推或对比，最好的方案似乎是一开始就与我们已遇到过的这种现象相联系。我先来讲一下症候性动作（symptomatic action），在我咨询时，常可以看到许多人表现出这种症候。一些人来我们的咨询室，用15分钟的时间向我们叙述他们多年的痛苦，我们这些分析者并不轻举妄动。医生会说：“没什么病。”并建议说：“你应接受点水疗法（hydropathic treatment）。”而分析者拥有更深入的知识，使之不会有这种表示。有人问我的一个同事，他是如何对付那些咨询患者的，他耸耸肩说：“我罚他们用很多的钱来赔偿时问损失。”因此，当你们听说即使是最忙碌的精神分析者也没有很多的病人咨询时，你们不会感到吃惊。我在我的候诊室与咨询或治疗室之间设有两个门，并装衬了粗纺呢。这种布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时常发生的情况是，当我把一个人从候诊室带入咨询室时，他往往忘记关门，并且时常是让两扇门都开着。我注意到这一点，我就很不友好地让他回去，重新把门关上——即使是一位绅士，或一位时髦的女士。这可能给人以傲慢的印象。我有时在弄明白这个人自己根本不能关门时，也会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要求是一种误会。而当和他一道的人能帮他做这一切时，我还是感到很高兴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正确的，因为不论是谁这样做，将医生的候诊室和咨询室之间的门开着不关，那么他是行为习惯很差的人，并且应受到不友好的对待。但在你们听完我的演讲之前，请不要误会这一点。因为部分患者的这种粗心大意只发生于只有他一人在候诊室的情况，他才因此不关门，如果有其他陌生人在那里和他一起候诊，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在这后一种情况中，他很清楚地知道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他与医生谈话时，最好不要让他人听到，这样他就不会忘记把两个门都关好。
这样，患者的疏忽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意义决定的；并且它也确实不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像我们所看出的一样，它会影响到新来者对待医生的态度。这样的患者是许多渴望世俗权威的人中的一员，他想要被推崇。他可以用电话安排一个他最方便的时间见面，他想象有许多人在寻求帮助的情景，就像欧战时杂货店外面所看到的情景1868一样。而现在他来到一个空候诊室，并且室内布置得很朴素，不免会感到失望。他认为医生应该对这种失敬负责：所以——他不去关候诊室与咨询室之间的门，他用这种行动向医生表明：“呸！这里现在没有别人，我在这期间恐怕不会有人来这里。”如果他的这种想法在开始时不受到打击，咨询期间他可能会表现得同样无礼和放肆。
对于这个小的症状性行动的分析不能告诉你们任何新的东西：（1）这种动作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动机、有意义和有意图的；（2）这种动作在可指定的心理背景中具有一定的位置；（3）这种动作通过小的线索可以提供更重要的心理过程的信息。但是，除此之外，发生这种动作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因为留下两扇门不关的任何一位患者都不会承认他想要以此来表示其轻蔑，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记得在他们进入空的候诊室时那种失望的感觉。但是在这种印象和症状行动之间存在着联系，这当然仍然不为他们的意识所知。
除了对一个症状行动所做的这个小分析之外，我们现在还要举一个对一位患者进行观察的例子。我选择这样一个例子，一方面是因为它使我记忆犹新，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简单便于叙述。然而这种叙述中，也有许多细节是必不可少的。
一位年轻的军官休假在家，请我给他岳母治病，这位老妇人尽管家庭环境很幸福，但她却以一种很无聊的想法使自己和家属生活得很苦恼。这样，我认识了这位保养得很好的53岁的妇人，她性情友善而诚实，她坦率地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她和丈夫幸福地结婚并一起住在乡间，丈夫是一个大工厂的经理。她说丈夫对她恩爱备至。他们已经结婚30年，从来没有发生任何烦恼、争吵或嫉妒。她的两个孩子已幸福地结婚，她丈夫尽职尽责却仍不愿退休。一年前，她接到一封匿名信指控其丈夫正和一位年轻女子相爱，她信以为真，从此以后她的幸福生活被毁坏了。事件的起因更详细地说是这样的：她曾经雇了一位女仆，她们时常亲密无间地谈很多话题。这个女仆有一女友，和这位女仆相比出身虽不高贵，但在生活上却比较幸运。她努力获得一种商业训练，并进入工厂，而没有去当女仆，由于男职员服兵役去了，缺乏人手，结果她就被提升到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上。她现在住在工厂里，与所有的男士都有一些社会关系，她因此被称为“女士”（Fr?ulein）。这样，那位在生活中很少成功的女仆当然就想要给她这位原先的同学捏造很多罪状。一天，老妇人与这位女仆谈论起一位来访过的男士。据说这位男士没和妻子住在一起，却与另一位女士同居。这位老妇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但却突然说：“如果我知道我亲爱的丈夫也有这样的事情，那真是太可怕了。”第二天，她收到邮局送来的一封匿名信，就好像是变戏法一样，信中告诉她的正是这种信息，信的字迹是伪造的。她断定这封信可能是不怀好意的女仆所为，因为信中说她丈夫的姘妇正是那位女仆所痛恨的女人。尽管这位老妇人立刻识破其骗局，她还是深受刺激，终于因这封信而得病。她变得十分地激愤，立刻把丈夫叫回，并大加责备。她丈夫大笑，否认此事，并把此事处理得很好。他找来一位家庭医生（也是一位工厂里的大夫），这位大夫努力安慰这位不幸的老妇人。他们所做的第二步行动也很合理。立刻解雇了女仆，而不是那假定的姘妇。从此以后，患者（老妇人）多次考虑了这件事，似乎不再相信这封匿名信的内容。但不久，只要她听到有人提及这位年轻女子的名字，或在大街上遇到她，就会重新引起她的不信任、痛苦和责备。
以上是这位老妇人的病史。和其他神经症相对照，不需要很多的精神病学的经验就可以知道：她在叙述她的症状时太心平气和了——也就是她是在掩饰，另外她从来未真正忘却那封匿名信的内容。
那么精神病学者对于这种病例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已知道他如何对待未关咨询室门的患者的症状行动。他说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没有心理学上的兴趣，所以他认为对此不必进一步研究。但这种态度则不能用于对待那种爱妒忌的妇女的病。这种症状行动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但症状本身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它由强烈的主观上的痛苦感受伴随，并且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它直接威胁到家庭生活，这样，它又无疑会引起精神病学的兴趣。精神病学者开始努力给这种症状赋予一些基本的特征。那折磨着老妇人的观念本身不能说是荒唐的；确实，年老的丈夫有可能与那年轻的女性发生关系。但有其他一些荒唐的东西，是很难理解的。患者除了匿名信中所讲的内容外，没有其他理由来证明她亲爱的忠实的丈夫也曾属于这一类人，显然不能算是普通的一类。她知道这类材料没有证据，并且她能够给出其来源的一种满意解释。因此，她应告诫自己没有根据的妒忌，她也确实这样告诫过自己。尽管如此，她仍然好像认为真有此事而深感痛苦。这种观念不基于现实的逻辑论证，它被通称为“妄想”（delusions）。那么这位老妇人的痛苦则来自于“妒忌妄想”（delusions of jealousy）。这无疑是这种病例的基本特征。
在这第一个观点确立之后，我们的精神病学的兴趣变得更为浓厚。如果一种妄想通过与现实的比照而未得到去除，那么无疑它便不是来源于现实。它来自于别的什么地方呢？有各种各样内容的妄想：为什么在我们的例子中特别以妒忌妄想为内容呢？哪种人才产生妄想，尤其是妒忌妄想呢？我们想要听一下精神病学者对此如何解释，但在这一点上，他仍不能使我们明白。他只讨论了我们所询问的很多问题中的一个。他要探查这个老妇人家庭史，并且给我们的回答很可能是：“如果一个人其家族史中曾发生类似的或其他的精神错乱，那么他本人也会产生妄想。”也就是说，如果这位老妇人有妄想发生，那么她具有引起这种妄想的倾向。无疑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想要知道的一切吗？难道这是引起这种疾病的唯一原因吗？难道我们同意假定发生这种妄想而不发生另外一种妄想这一事实是无关紧要的，或任意的，或不可解释的吗？我们应认为遗传素质倾向也产生消极的影响——而不管老妇人一生遇到过何种经验和情绪，她最终不免在此时或彼时会出现这种妄想吗？而我给你们的回答则是：“他是一位以吹牛骗人的流浪汉。”精神病学者根本不知道如何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她尽管有丰富的经验，也只能满足于诊断和预测其将来的变化。
那么，精神分析能在此有所作为吗？是的，当然可以。我希望能够向你们表示，即使像这样难以理解的病例，精神分析也可以有所发现，从而使初步的了解成为可能。首先，我想让你们注意这难以理解的细节：患者自己招来了那封支持其妄想的匿名信，因为她前一天曾对那位狡诈的女仆说，如果她丈夫与一个女人私通，就会引起她的极大的痛苦。这样，她最初使那位女仆产生了送匿名信的念头。这样，这种妄想独立于这封匿名信而存在，它早已以害怕的形式存在于患者的自身——或以愿望的形式。现在再让我们看一下仅仅两个小时的分析而发现的各种迹象。患者确实表现得很不合作，在她告诉我她病情的经过后，再问她一些更进一步的思想、观念和记忆时，她说没有发生什么事，她已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两小时后，分析被迫中断，因为她说她已经感觉良好，并且肯定这种病态的想法不会再发生了。当然她这样说，一是出于抵抗，二是害怕进一步分析。然而，在这两个小时的分析中，她曾说过几句话，使我们不仅有可能，而且确实也很有必要做出一种特殊的解释；这种解释揭示了她的妒忌妄想的根源。原来她对那位劝她到我这里诊断的女婿情有独钟。当然，她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或许只知道很少一点这种爱。处于这样一种家庭关系之中，她的迷恋易于被表现为无害的慈爱所隐藏。根据我们各方面的经验，不难使我们推断出这位53岁的好太太、好母亲的心理。这种爱，是怪异的、不可能的，不可能出现于意识之中，但它仍然存在，即使它处于潜意识之中，它仍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压力。这种压力既已产生，就必须寻求解脱，而最容易的解除法就是通常造成忌妒的移置作用的机制。如果不仅她这位老妇人与一位年轻的男子相爱，而且她的丈夫也与一位年轻女子私通，那么她就可以为自己的不忠实寻求到良心上的解脱。所以她对丈夫不忠实的幻想乃是对自己病痛伤痕的一种安慰。她自己的爱，她并未意识到，但由于妄想给她提供了种种便利，她的私爱在妄想中的“反影”（mirror-reflection）便成为使其烦恼的意识和妄想。任何对它的指责当然都无效，因为这些指责只指向这种反影，而不是针对那强有力的、而且深藏于潜意识之中的原物而来的。
现在让我们把精神分析对于此病的解释所取得的结果总结一下。尽管这种分析是简短的，并且受到阻止的，但它还是有助于我们对这个病例的理解——当然，我们假定所收集的材料都是真实的，你们对此也不必怀疑。第一，这种妄想不再是荒谬的或不可理解的了；它具有意义，具有合理的动机，并且它与患者的情感体验背景相吻合。第二，这种妄想是必要的，它是对我们从其他线索推断出潜意识心理过程的一种反应。而且妄想之所以称为妄想，以及它对现实的和逻辑的开端的抵抗，都是由于它和潜意识心理过程有这种特殊的联系。妄想来自于欲望，是一种自慰。第三，这种妄想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妒忌妄想，而非另一种事实，这显然是由致病的经验而决定的。1869你们当然记得：前一天，她曾对不怀好意的女仆说，如果她丈夫不忠实，那对她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你们也不会忽视在这个病例和我们所分析的症状行动之间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相类似之处——对症状意义或意图的解释，以及症状与这个情境中所涉及的潜意识欲望的关系。
这自然不能回答我们对于这个病例的所有疑问。相反，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一些还未解决，而另一些则由于特定的环境限制而不可能解决。例如，为什么这位婚姻幸福的老妇人会爱上自己的女婿？而且即使发生恋爱，也可有各种各样的托辞，为什么偏采用把自己的心事硬推向丈夫这种寻求解脱的方式呢？你们可能认为这些问题不必提起。我们已掌握了一些材料，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这位老妇人已到了更年期，这时妇女的性需要出现突然的和莫名的亢进，这一点就可以用于说明这个事件。或者更进一步说，她的忠实的丈夫几年来已不再具有让这位保养得很好的老妇人要求得到满足的性欲望。经验告诉我们，世上只有这种男人才会忠实，才会特别抚爱妻子，并且非常体谅她们的不安。再者，这位老妇人其变态的爱竟以女婿为目标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女儿的性爱关系，往往可以转移到她的母亲，因为母女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联系中，我可以提醒你们，岳母和女婿的关系，从远古以来，被人类看作是一种有特别意味的关系，而且在原始人中，还产生一种强有力的禁忌调节和“避讳”（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1912～1913）。这种关系往往超出文明社会正、反两个方面的标准的限制。这三个因素之中的哪个因素在起作用呢，或者是它们中的两个，或者也许三种都起作用呢？我确实不能告诉你们；但这是因为我仅做了两个小时的分析，实际情况不允许我继续分析下去。
我现在注意到我已给你们讲了许多你们还不准备理解的内容。我这样做是为了在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之间进行比较。但有一件事我现在要问你们，你们看到了二者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吗？精神病学不采用精神分析的技术方法，也不讨论妄想的内容，而是研究遗传问题，它给我们指出一种很一般的遥远的病因学理论，而不是首先指出更特殊的和更为新近的起因。但是这里存在矛盾和对立吗？难道它们不能相互补充吗？遗传因素与经验的重要性相抵触吗？难道这两种因素不能合并成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吗？你们可能会同意精神病学的研究确实没有什么和精神分析研究互相对立的地方。反对精神分析的不是精神病学，而是精神病学者。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的关系基本上类似于组织学与解剖学的关系：一个研究器官的外在形式，另一个研究由组织和细胞所形成的构造。很难想象出这两种研究之间存在着矛盾，它们两者相互联系，互为始终。你们知道，解剖学现如今是医学研究的基础。但是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曾严禁医学通过解剖尸体来研究身体内部的构造，这正好像现在社会也严禁精神分析去了解心理内在机制一样。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将会认识到基于科学的精神病学如果没有关于心理生活的潜意识过程的知识，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或许你们当中存在屡受驳斥的精神分析的朋友。如果从治疗方面说，精神分析能够自圆其说，他们会感到高兴的。正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我们的精神病治疗至今不能对妄想产生影响。精神分析既然深入到了这些症状的机制，那么，它能够对妄想产生影响吗？它不能。它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治疗一样，对于这些病症是无能为力的（至少就目前来说）。我们确实可以理解患者发生了什么，但我们没有方法使患者自己理解它。你们已听我讲过，我只能对妄想做最初步的分析。你们很可能认为这种分析会受到拒绝的，因为它是无结果的。我则不这样想。我们有权利或者有责任进行我们的研究，而不管是否立即见效。最终（我们不能准确地说何时何地）零碎的知识将会转化为一种力量，转化成治疗的力量。即使精神分析不能治疗妄想和其他形式的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它仍然被视为科学研究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工具。我们确实还不能运用这种技术。我们寻求理解的资料是人，而人是有生命和意志的，并且要参与这种研究，需要有动机，然而他却没有这种动机。因此，我想用下面这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对于很多神经错乱者来说，我们把好的知识转化成为治疗力量并得以实施，而且这些病用其他方法是很难治疗的。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已取得了成功，这在医术上算得上是首屈一指了。1870
第17讲 症状的意义
女士们，先生们：
在前一讲中，我曾给你们讲过临床的精神病学是不关心个人症状的内容或外在形式的，但是精神分析则以此为起点，认为症状具有意义，并且与患者的经验有关。神经症的意义是由布洛伊尔（J. Breuer，1880～1882）首先发现的，他曾研究并成功地治愈了一个癔症病例，此病从此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实际上，法国让内（Pierre Janet）也独立地取得了同样的证据，并且，让内发表其研究结果要早于布洛伊尔。10年之后（1893，1895）布洛伊尔和我合作时，他才发表了其观察结果。究竟谁先发现，这并不重要，因为你们知道，每一种发现都要经过多次的验证，而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且除此之外，成功并不总是与劳绩成正比的：如美洲并不以哥伦布来命名。在布洛伊尔和让内之前，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劳伊莱特1871就谈论过疯人的妄想，认为如果我们能理解并翻译这些妄想的话，就会发现它具有其意义。我必须承认，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都很重视让内对神经症状的解释。因为他曾把它们当作是支配患者的“隐意识观念”（idées inconscientes的表现。1872但是从那以后，让内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似乎他想要承认潜意识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单词形式，一个权宜的名词，并没有真正的意义。1873从此以后，我就不能理解让内的学说了；但我认为他已无缘无故地丢掉了他卓越的信誉。
这种神经症症状和失误动作及梦一样具有意义，并且也像它们一样都与患者的内心生活有一定的联系。我想用几个例子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我只能假定（虽然还不能证明），无论何种神经症都是这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可以发现这种证据。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将不选取癔症的例子，而选取另一种很特殊的神经症作为例子，这种病的起源和癔症十分相近。对于这种病我必须先加以简单的介绍。
这种病称为“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它没有大家所熟悉的癔症那么流行。或者我可以这样说，它没有这么吵闹，它更像患者个人的私事，几乎没有身体上的表现，只有心理上的症状。强迫性神经病和癔症都是神经症的表现形式。最初精神分析的建立也是基于这两种疾病的研究之上的。而我们的疗法在治疗这两种病中也取得了成功。但就强迫性神经症来说，心理的感受没有成为躯体的表示，所以它和癔症相比更容易通过精神分析的研究而使人理解，并且我们已知道它要比癔症表现出更为显著的神经症的本质特点。
强迫性神经症表现为：患者头脑中充溢着他并不感兴趣的思想，时常感到有奇怪的冲动，并且被迫去做一些毫无乐趣的动作，但这对他来说又不可缺少。这些思想（强迫观念）自身可能是无意义的，或对患者来说只是乏味的东西；它们时常是愚蠢透顶的，并且总是引起紧张心理活动的起点，患者常为这种思想精疲力竭，他虽不情愿但却控制不住自己而陷入其中。他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劳心苦思，就好像是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一样。患者自己认识到的冲动可能也会产生一种幼稚的和无意义的印象；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是些最可怕的内容，例如，犯重罪的诱惑，以致患者不得不承认对自己感到陌生，而且害怕地逃避它们，并且用种种预防的方法来阻止它们的执行。同时，这些冲动从来都没有得到执行；结果却总是预防和摆脱取得胜利。患者实际上执行的（他的所谓的强迫行动）是无害的和琐碎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日常活动的重复和再次演习。一些必要的活动（像睡觉、洗漱、穿衣或散步等）却成为极为艰难和最为繁重的任务了。在不同种类和形式的强迫神经症中，那些病态的观念冲动和行为并不以相同的比例合成；总的来说，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由此也决定了神经症的名称。但所有这些形式中的共同成分仍是很明显的。
当然，这是一种古怪的病。我想最为荒唐的精神病学想象也不会成功地捏造出像这样的病来；如果人们不是亲眼看到这种现象，也肯定不敢信以为真。然而不要认为你们通过劝说患者努力摆脱，让他不要注意这些荒谬的观念，或用合理的动作取代那些无聊的动作，这就可以治愈他的病。这正是他自己想要做的，因为他头脑中完全清楚，也赞同你对于他的强迫性症状的意见，而且他自己甚至也会自动提出这些见解。这里的问题是他总是情不自禁。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所进行的行动受到一种能量的支持，这种能量在我们正常心理生活中是无可比拟的。患者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他能够进行替代和交换，他可以用一个愚蠢的观念替代另一个比较缓和的观念，他可以从一种阻止或预防进入到另一种，他可以从事另一仪式来代替原来的仪式。他只能替换这种强迫性观念而不能消除它。将任何症状替换成与其原来形式根本不同的东西的能力是其疾病的一个主要特征。再者，这种病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患者心理生活中交织着的矛盾似乎分化得更为明显。除了强迫的积极和消极内容之外，智慧领域中也出现了疑虑，甚至逐渐发展到对通常最为肯定的东西也产生了怀疑。所有这一切最终使患者变得日益犹豫不决，丧失其精力，并且减少其自由。同时，强迫性神经症开始时都具有旺盛的精力，时常是自我意志的，并且一般来说都具有超常的智力。他通常达到令人满意的较高的道德发展水平；他表现出过分的谨慎，其行为一般是正确无误的。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在人们对这种矛盾的性格特质和症状认识之前，还需要大量的工作。我们现在的目标是理解一些这样的症状，并且能够解释它们。
听了我们前面讲述的内容之后，你们可能想先了解一下现代精神病学对于这种强迫症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精神病学除了给各种强迫行为提供不同的名称之外，别无其他贡献。另外，它坚持认为具有这种症状的人是“退化的”（degenerates）。这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实际上，它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不适当的宣告而不是一种解释。我们认为各种可能的怪态都可能来自于这种退化。我们确实认为那些具有这种症状的人其本质与其他人存在着某种不同。但我们可以问：他们真的比其他的神经症患者——如比癔症患者或其他精神错乱者更为退化吗？这种特点显然太一般了。确实，当我们知道这种症状也发生于一些具有盖世奇才的知名人物身上时，我们便可能会怀疑这个特性是否妥当了。由于伟人们自己的谨慎和他们的传记作者的失实，我们通常很难了解他们的本性，然而他们中确实有爱真理如狂者，像左拉（émile Zola），并且我们从他那里了解到他终身有很多古怪的强迫性习惯。
精神病学只找到了把这种患者称为“退化的伟人”（dégénérés supérieurs）的方法就告完结。但从精神分析中发现，我们有可能永久性地消除这些奇怪的强迫症状，正像我们消除那些没有退化的患者的其他症状一样，我就多次取得这样的成功。
我在这里只举两个有关强迫症状分析的例子：一个是旧例，我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例子来替代它；另一个例子是新近遇到的。我只选这么少的例子，是因为在这种报告中，需要既明白又详尽。
一位女士，近30岁，她患有很严重的强迫症，我本可以治愈她，如果我的工作没有因命运的突变而受到影响的话（我或许以后可以更详细地告诉你们）。她每天总有多次重复下面的奇怪的强迫性动作：她从一个房间跑到临近的一个，站在房间中央的餐桌旁边的位置，按铃叫她的女仆来，或给她安排一些琐事，或无事又把她挥走，然后又跑回自己的房间。这当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强迫性症状，但却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这种解释由患者以很直接很明确的方式就得到了，没有经分析者的任何可能的帮助。我根本不可能会猜出这个强迫性动作的意义，也不能对如何解释提供任何建议。然而，我曾问患者：“你为何这样做？它有什么意义？”她回答说：“我不知道。”一天，在我成功地劝说她在某种行为上不必心存疑虑后，她突然知道了答案，并且告诉我与这种强迫行动有关的一些情况。10多年前，她与一位比她大许多的男人结婚，而在新婚之夜，他阳痿不举。那一晚上，他曾多次跑到她的房间，尝试了一次又一次，但每次都未成功。第二天早晨，他生气地说：“女仆铺床时，我在她面前真是感到羞愧。”于是，他随手拿起一瓶红墨水倒在床单上面，但没有倒到合适的位置。我起初不能理解这种回忆与问题中的强迫行动有何关系；我可以找到的唯一的相似之处在于她从一个房间跑入另一个，或许还有女仆人进来这一幕。我的患者然后带我来到第二个房间的餐桌边，并且给我看桌布上的一个大斑点。她进一步解释说她站在桌边，让女仆一进来就能看见桌布上的这一斑点。尽管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有待研究，但无可怀疑这种强迫动作和结婚之夜的情景具有一定的联系。
很清楚，首先，患者将自己与其丈夫认同；她在其中扮演了丈夫的角色，从一个房间跑入另一个。其次，为了进行类比，我们同意床和床单由餐桌和桌布替代。这看来有点牵强，但我们可以用梦的象征作用来说明。在梦中我们也时常发现必须被解释为床的桌子。桌子和床一起代表结婚，所以床和桌子可以很容易地相互替代。
这似乎也证明了强迫行动具有意义；它表现为一种有意义的场景的再现和重复。但我们不必就此停下来。如果我们更为仔细地看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能获得有关某种东西的信息，这种东西进一步揭示有关强迫行动的意图。这个动作显然以叫女仆过来为中心点。在患者向女仆示以红斑点，与患者的丈夫说他会在仆人面前感到羞愧的这句话相对应。这样，患者所扮演的丈夫的角色不会在仆人面前丢脸；因为那个斑点处于适当的位置。因此，我们明白了她不只是简单地重复这个场景，而且她是在继续，并且同时纠正它；她正在把它改正过来。但是，她也是在修正另外一种东西，这就是那天夜里如此受到强迫，并使红墨水成为必需的东西——也就是他的阳痿。所以强迫行动是说：“不，这不是真的。他不必在女仆面前感到羞愧，他并不阳痿。”像是在梦中的情况一样，这代表这种愿望通过目前的行动得以实现，其目的是使她的丈夫从过去的不幸中修复过来。
我所告诉你们的有关这个妇女的所有情况与此相吻合。或者更准确地说，有关这位妇女所有的其他事实，都足以使我们对于她的令人费解的强迫行动做出上面这种解释。这位妇女实际上已和其丈夫分居多年，并且正想依法离婚。但她内心总也脱离不开他，她被逼仍然对他忠实，她逃避外部世界以便不受到诱惑。她在自己的想象中，宽恕了他，并使其本性理想化。确实，她的病的深层秘密在于使其丈夫不受到恶意的诽谤，使她与他的分居合理化，并且使他能够过上一个很舒心的单身生活。这样，对这种无害的强迫行动的分析直接把我们引向这种病的最为核心的部分，但同时又向我们显示了一般强迫性神经症的秘密。我很高兴让你们对这一病例进行更多的研究，因为它综合了我们在每个神经症病例中无法发现的条件。在此，这种症状的解释是由患者自己一刹那间发现的，没有经分析者任何督促或干预；并且它不是来自于小时候已被遗忘的事件，而是来自于患者成年时的生活，这种生活她仍然记忆犹新。批评家强加于我们对这种症状的解释的所有反对意见，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都站不住脚了。我们这样好的运气是不常有的。1874
还有一件事。你们难道不对这一无害的强迫性行动竟直接地引导我们接近患者生活的最隐秘部分感到惊奇吗？妇女不能告诉他人的最为隐秘的东西莫过于新婚之夜的故事。我们现在竟详细地了解了这位患者性生活的秘密，这难道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没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吗？无疑这可能是我特意选择此例的结果。让我们不要急于下结论，还是先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与前一个十分不同，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是一种睡觉的仪式。
一位19岁的女孩，既聪明又漂亮，是父母的独生女，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智力上也优于他人。小的时候，她性情活泼、开朗，但是近几年来，不知什么原因她变成了一位神经症患者。她易于动怒，特别是对她母亲发火；她还时常抑郁，并表现出多疑和犹豫。到后来，她承认说她甚至不能独自走过广场或沿着较为宽大的街道行走。我们对于她复杂的病情不想多谈，这种病至少需要两种诊断——即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和强迫性神经症。现在请注意这个事实：她形成了一种睡觉仪式，这引起她父母的极大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每一位正常人都具有其睡觉仪式，或他已形成某种必要的条件，这种条件不满足就会影响入睡；他形成一定的方式，来由清醒状态而转入睡眠状态，并且每晚都要重复这同样的方式。但是，健康人睡眠所需要的条件可以理性地理解，并且如果外在的环境需要改变时，他能很容易地适应，并且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然而，病态的仪式则一成不变，甚至要花费很大的牺牲才能坚持下去。在表面上，它具有其合理的基础，和常态的不同之处只表现在它实行起来太过于小心。然而，通过更为仔细的检查，我们可以明白这种借口是不充分的，这种仪式的所有惯例也不能用这些理由进行掩饰，有些惯例还直接和理由相抵触。我们目前的患者为了能顺利入眠，说她需要夜间环境安静，一定要排除一切噪音。最终，她做了两件事：她把她房间里的大闹钟停了下来，房间中所有的其他时钟或手表移开，就连她的小手表也不许放到她床边的桌子里。花盆和花瓶被收集到写字台上，以便它们在夜间不至于跌落、摔碎，并且打扰她的睡眠。她认识到这些寻求安静的措施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即使小手表被放到床边的桌子上也不至于听到其滴答之声，并且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时钟有规律的滴答声是不会打扰睡眠的，而反过来还会起到催眠的作用。她也承认即使花盆、花瓶被放到原来的位置，它们也不可能会跌落并打碎，她的这种恐惧是没有道理的。就这个例子中其他的由仪式产生的动作来说，却又失去了求静需要的基础。确实，要她的房间与父母的卧室之间的门必须半开着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把各种各样的障碍物置于开着的门口），似乎相反又起到了产生干扰噪音的作用。但是最为重要的行动都与床本身有关。床头的长枕必须不和木床架接触。小枕头必须放到这个大枕头之上成一特殊的菱形；然后她的头正好可放在这个菱形之上。在盖上鸭绒被（或者如我们在奥地利所说“Duchent”1875）时她必先抖动一下鸭毛，以便使绒被的下部变得很厚；然而，随后她又必须把这些累积起来的羽毛重新压平。
请你们原谅，我将有关这个仪式的其他一些琐碎的细节略而不谈，因为它们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信息，并且会使我们离题太远。但你们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所有这一切都并非很顺利地得到执行的。她每做一事，总是担心可能没有做好。一会儿怀疑这个，一会儿又怀疑另外一个，结果一两个小时被浪费掉了，而在此期间这位女孩自己却不能睡眠，并且也不让为其犯愁的父母休息。
对这些病情的分析不像对前面那个患者的强迫行动的分析那么简单，我被迫给这位女孩以暗示和一些建议性解释，这些时常受到这位女孩的拒绝，她或者肯定说“不”，或讪笑表示怀疑。但在起初拒绝之后，她接着对给她提出的一些可能性进行思索，努力地去联想，回忆所有可能的关系、结果，一直到后来她自愿接受了所有的解释。在这之后，她开始使其强迫行为表现得到放松，甚至在治疗结束之前，她已放弃了整个的仪式。你们也必须理解我们现在所做的分析工作不包括任何单个症状的系统治疗，直至它整个地被清除。相反，我们被迫继续放下那些特殊的课题，而在另一个有关的情形中又将它提起。我们现在给你们所做的有关这位女孩的症状的解释是许多相应分析的综合，这些结果要经过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获得，并时常被其他工作所打断。
我们的患者逐渐地认识到钟表在晚间被移到室外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闹钟和手表（尽管在别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对它们的其他的象征解释1876）之所以有女性生殖器的意义，是因为它们也有同期的动作和有规律的间隔。妇女可以用像钟表一样有规律来自夸其经期的到来。然而，我们的患者的焦虑特别地指向钟表的滴答声会打扰其睡眠。钟表的滴答声可与性兴奋期间阴蒂的悸动、颤动相对应。1877她确实被这种感觉多次从睡眠中唤醒，这现在已成为对她的一种强迫；她由于对这种性兴奋有一种害怕的印象，所以她夜间把附近的钟表都移开。花盆和花瓶像所有的容器一样，也是女性的象征。这样小心不使它们夜间摔破、打碎并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知道订婚时打破一个花瓶或盘子的习俗很流行。每个在场的男子都拿去一块小碎片，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表示不再认新妇为己有，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一夫一妻制的开始。1878与这种仪式相联系这位女孩也产生一种回忆和一些联想。从前，她小的时候，曾因跌倒，打碎了所拿的玻璃式瓷花瓶，并划破了手指，还流了很多血。在她长大后渐渐地知道有关性交的情况，很害怕在新婚之夜她可能会不流血，并表示自己已不是处女。可见，她怕花瓶摔碎是表示她要摆脱有关贞操和初次性交流血的情绪，这也就是说要摆脱既怕流血，又怕不流血的情结。她归之于避免噪音的这些预防与其顾虑之间几乎是无关的。
有一天，她找到了她的仪式的中心意义，她突然间理解了长枕不能接触床背这个规则的意义。她说长枕时常代表一个女人，而直立的木头后背代表一位男子。这样她想要（用一种魔法）使男人和女人分离开来，也就是说，使其父母亲彼此分隔开来，不让他们发生性交。在前几年，她还没有形成这种仪式前，她曾试图用更为直接的方法来获得这同样的目标。她曾假装害怕（或利用已存在的惧怕倾向），使其住室与父母的卧室之间的门不被关上。这个规则一直保持到她现在的仪式之中。她的这种方式使自己有机会听到父母的举动；这件事曾使她失眠数月。她有时还不满足于以这种方式打扰父母，她不时地还睡在父母之间。这样长枕和木床背真的不能连到一起了。最后，在她已长大时，她睡到父母之间已感到身体上的不舒服，她于是通过一种假装的焦虑，试图使母亲和她晚上交换位置，让母亲让出位置，以便病人可以睡在父亲旁边。这种情况无疑成为其幻想的起点，其后果可在这种仪式中看到。
如果长枕代表女人，那么抖动鸭绒被使羽毛积聚到下部，并使之隆起，这也确有其意义。它的意思是使女人怀孕；但她也曾希望能免于怀孕，因为她多年来一直害怕父母性交会再生一个孩子，给她带来一个对手。另外，如果长枕代表女人，代表母亲，那么小枕则只能代表女儿。为什么这个小枕斜放在长枕之上成一菱形，而她的头正好放在其中呢？很容易就会想到菱形常用于画内或墙上来代表女性的生殖器。果真如此，那么她自己扮演男人，由其头来代表男性性器官（参考杀头为阉割的象征1879）。
你们可能会说，这样可怕的思想会出现于一位未婚的女孩头脑中吗？我也承认这一点。但你们不要忘记，我并未创造出这些观念，而只是在对它们进行解释。像这样的一种睡眠仪式1880也是一种很怪异的东西，你们会清楚地看到这种仪式如何和这种由解释而揭示出来的幻想相对应。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你们要记住，在这种仪式中所看到的东西不是单个幻想的产物，而是许多幻想的混合物，尽管这些幻想总会汇合于某处。再者，仪式所遵循的规则一方面积极地、另一方面消极地再现了患者的性愿望——这些仪式的规则一部分是性欲的表示，另一部分则是对性欲的反抗。
如果这种仪式可以和患者的其他症状适当地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更多的对这种仪式的分析结果。但是，我们的道路并非在于这个方向。你们必须认识到患者小时候曾处于对父亲的一种“性依恋”（erotic attachment）的控制之下。或许这就是她如此不友好地对待其母亲的原因。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这种症状的分析再次将我们带回到患者的性生活。我们对于神经症症状的意义和意图了解越多，我们或许对此越不感到惊奇。
根据上述的两个例子，我已向你们表明神经症症状像失误动作与梦一样具有某种意义，并且这种意义与患者的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我能让你们通过这两个例子的证据相信这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吗？不对。但你们希望我再举些例子，一直到你们完全相信为止吗？同样不对。因为对每个患者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所以我要充分地讨论有关神经症理论的这一部分内容，那就需要一周讲5个小时的课程，所以，我必须满足于我的论点只给你们提供这一点的论据；对于其他的论据，我建议你们参阅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如布洛伊尔对于他的第一个病例的症状（癔症）的经典解释1881，由荣格（1907）所进行的对于一种称为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的最为模糊的症状的出色解释（那时荣格只是一位精神分析者，还没有期望成为一位理论家），以及其他一些后来我们各种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这些方面的研究是不缺乏的。对神经症症状的分析解释和翻译引起精神分析者的极大兴趣，以致在某一时期他们忽视了神经症的其他问题。
无论你们中的哪一位对于这种问题进行过研究，他肯定会对丰富的证据材料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也会遇到困难。像我们所发现的一样，症状的意义在于与患者经验的某种联系。症状的形成愈因人而异，我们就愈可以清楚地了解这种关系之所在。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每个无意义的观念和每一个无目的的动作寻找出这个观念之所以产生和这个动作之所以需要的过去的情境。我们那位患者跑到桌旁按铃叫女仆的强迫行为就是这种症状的一个完美的模式。但还时常有完全不同特点的症状。它们必须被描绘为某种疾病的“典型”症状；它们在所有的病例中几乎都是相同的，它们中的个别差异消失，以致难以找出其与患者生活或旧时特殊情境的关系。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的第二位患者的睡眠仪式可引以为例，尽管她也同时表示出许多个别特点可用来做一种我所称的“历史”解释。但所有这些强迫症患者都有一种倾向去重复，去使她们的表现呈现周期性，并使它们独立于其他动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停地洗这洗那。具有广场恐怖症的患者，这种症状我们现在已不再把它看作是强迫性神经症，而是把它称为“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他们时常不耐烦而单调地重复同样的病态特点：他们都害怕四周围起来的空间，或开阔的广场、长的路和街道。如果他们由一个熟人或一辆车等伴随时就会感到受到了保护。然而，在这同样的背景下，不同的患者仍表现出个体需要（怪念头），这在一些病例与另一些之中表现得截然不同。一位患者只逃避狭窄的街道，而另一位则害怕宽的街道；一个人只有在街上没有人时才敢走出去，而另一个则只有在有很多人时才可出去。癔症也是如此，除了许多因人而异的特点之外，还有许多为这种病症所共有的症状，这似乎难以用个人的历史作为解释的根据。而我们不应忘记，正是有了这些典型的症状，才可用来进行诊断。假如在一个癔症病例中，我们已知道它的某种特殊症状源于某一经验或一系列同样的经验（如：一种癔症的呕吐起因于一系列令人恶心的印象），那么在我们发现另一种呕吐症状却来自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时，我们不免会感到迷惑不解了。癔症患者似乎总因为某种不可知的原因而呕吐，而且那些通过分析而找到的历史原因，似乎只是患者由于内心需要而随便捏造出的一些托辞，想用这来掩饰其目的。
因此，现在我们只好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发现，尽管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经验对神经症状所有因人而异的方式求得完满的解释，但是我们的技术还不能说明这些病例中很常见的典型的症状。再者，我还不能也不愿让你们了解在追寻症状的历史解释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因为尽管我不愿意对你们有所隐藏，但我却不能在我们的共同研究开始时就把你们置于惊异和迷惑之中。我们确实才刚刚开始努力去理解这些症状的意义，但我们却想坚持已获得的东西，并且逐步地寻求掌握我们还不明白的东西。因此，我试图用以下想法来鼓励你们：一种症状和另一种症状之间的任何基本区分都是难以假定的。如果个体的症状都这样依赖于患者的经验，那么与某一经验有关的典型的症状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人类所共有的经验。神经症中时常发生的其他特征可能是普遍的反应，患者因病理变化而被迫将这些反应加重，例如，像强迫性神经症中的重复或动作和疑虑等。总之，我们没有理由灰心丧气，我们要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发现。
我们在梦的理论中面对着一种十分相似的困难。我在前面对梦进行讨论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显梦内容是十分不同的，并且因人而异的，通过分析，我们已详细地表明了，从这种内容中所得出的是什么。但除此之外，也有些梦可称作是“典型的”，它为每个人所共有，梦的内容相同，这为解释带来了同样的困难。这些梦有：跌落、飞行、漂流、游泳、受到阻止、裸体以及其他种类的焦虑梦——这些梦随不同的梦者其解释也各异，至于为什么它为每个人所共有，这一点还没有得到任何说明。但在这些梦中，我们也观察到这个共同的基础渗透着各人所拥有的不同的特点，运用我们广泛的知识，或许不需要强制就有可能将这些梦的研究也包括到对梦的生活的理解中，我们已从其他的梦中获得了这种有关梦的生活的知识。1882
第18讲 创伤的固着——潜意识
女士们，先生们：
上一讲中我曾表达了一种愿望：我们的工作应以我们的发现，而不是以我们的疑虑为基础继续前进。下面我们来讨论前面所举两例的分析为根据的两个最为有趣的结论。
（一）两个患者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她们都“固着”（fixated）于她们过去的某个特殊地方，就好像她们都不能使自己从中解脱出来，并因此而与现在和将来都脱离了关系。她们好像欣然寄宿于其病中，正好比古时僧尼退隐于修道院中以度残年一样。这种命运带给我们第一位患者的是那实际生活中早已结束了的婚姻。通过她的症状，她继续和其丈夫保持着关系。我们学会理解这种为他辩护、宽恕他、赞美他和为他惋惜的声音。尽管她还年轻，并且能引发其他男人的要求，但她却借这真实的和想象的（魔术般的）理由仍然保持对他的忠诚。她不见生人，她忽视自己的个人外貌；而且她时常独自静坐1883，拒绝签名，不送礼，不让任何人从她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第二位患者的生活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这位少女从青春期前开始就对父亲产生一种性依恋。她得出结论，只要她有病，她就不能结婚，然而我们可能怀疑她病得这么重是为了不结婚，为了仍然能和父亲在一起。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问题：一个人为什么，以何种方式，以及出于何种动机可以达到这样一种对待生活的特异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很不适当的——假定这种态度是神经症的一种普遍的特性，而不为这两个患者所特有。实际上这确实是各种神经症的普遍的和重要的特性。布洛伊尔的第一位癔症患者同样固着于她照料病重的父亲这一时期。尽管她已康复，然而从那时起，她总觉得脱离现实生活；她仍保有健康和效率，但她逃避女人生活的正常内容1884。分析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每一个患者的癔病症状和结果都可以追溯到她们过去的某个特殊时期。确实在大多数这样的例子中，这种过去的时期是生活的早期阶段，如他们的童年期，甚至于他们的哺乳期。
和这种神经症行为最为类似的是近来欧战时的一种名为“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c neuroses）的流行病。当然，同样的病例也出现在战前，像在火车事故或其他危及生命的可怕事件之后。创伤性神经症实质上与我们常分析治疗的自然发生的神经症不同，我们也不能成功地应用有关他种神经病的观点来说明这种神经症，我想以后某个时期有机会再给你们解释这种限制的原因。1885[这已在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的《绪言》（1893a）的第四节得到承认，标准版，第2卷第14页。]1886但我们也可以认为两者之间在某一点上存在着完全相同之处。创伤性神经症很清楚地表明创伤发生时的固着是病源之所在。这些患者在其梦中时常重复这种创伤情境1887；而对于那些可以分析的癔症来说，似乎其发作就是完全召回这个创伤的情境d，好像这些患者没有完成这个创伤的情境一样，好像他们仍然面对着某种没有处理好的任务一样；我们必须重视这个观点，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心理过程的所谓的“经济”的观点。1888确实，“创伤”一词只具有经济意义。某种经验如果在短时期内，给大脑提供强有力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应付或适应，从而使大脑能量的分配方式受到永久的干扰，我们把这种经验称为创伤经验。这个类比使我们试图把神经症患者固着的那些经验称为“创伤的”。由此，我们得到了有关神经症形成的一个简单的决定因素。那么，神经症与创伤疾病相类似，都来自于患者无能力应付某种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经验。这确实是我和布洛伊尔（1893和1895）在把我们新的观察事实归结为理论时而提出的第一公式。1889我上次讲演中的第一位患者（一位少妇与其丈夫分居）与这种观点十分吻合。她不能摆脱她失败的婚姻，而仍然依恋于这种创伤的情境。但我们的第二个病例（那位女孩固着于她的父亲）已向我们显示，这个公式是不足以用来理解这种现象的。一方面少女与其父亲这样的爱是一种十分普遍和常见的经验，并且它常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弱，“创伤”一词应用于它的话会使其失去所有的意义。另一方面，患者的历史向我们表明，第一个例子中她的性爱的固着那时并没有产生任何损害，只是几年后它重新出现于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中。由此可见，这种病的成因是复杂的，是受许多因素决定的；但我们也可以认为没有必要把这种有关创伤的探索看作是错误的而加以抛弃，因为有可能在别的地方适合它。
那么，这里我们必须再次使已开始的课程停下来。因为这时课程已不能再继续下去，并且我们不得不在发现其适当的出路之前再来学习一些其他方面的所有种类的东西。1890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对象固着”（subject of fixation）这一问题，远远地超越了神经症范围。每一种神经症都包括这样一种固着，但并非所有的固着都导致神经症，都与神经症相结合，或都发生于神经症之时。一个完好的对过去某物有一种情感固着的例子可由悲伤提供，这种悲伤实际上与现在和将来完全无关。但是即使是一般的人也能判断出悲伤与神经症之间的明显区别。另一方面，有些神经症可被称为病态的悲伤。1891
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因遭遇到创伤事件而完全动摇了其生活的基础，他放弃了对现在和将来的所有兴趣，并毅然永久地沉迷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但这样的一位不幸者不一定因此成为神经症患者。因此，我们不应太重视这个特征，并把它看作是神经症的一个属性，尽管它是常见的和重要的。
（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通过分析所得出的第二个发现。在这种情况中，不必害怕我们的观点是否够格。我已给你们讲过，我们的第一位患者是如何地进行一种无意义的强迫行动，是如何地告知一段有关往事的记忆。我也曾谈到我是如何检查这二者之间的联系的，并从有关的记忆中发现强迫行动的意图的。尽管有一个因素值得我们充分地注意，但我完全忽略了它。患者虽然时常重复其强迫性行动，但她并不知道它来自于自己过去的经验。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对她是隐藏的，她只能诚实地回答说不知道什么东西使她做出这些动作。突然有一天，在治疗的干预下，她成功地发现这种联系，并将它报告给我。但她仍然不知道她表现出这种强迫性行动的意图——即改正其过去痛苦的事件，并想以此来抬高其亲爱的丈夫的身价的意图。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劳动，才能使她理解和承认这种动机可能是她的强迫行动的驱动力量。
我们将她不幸的新婚之夜以后的情景和患者所形成的情感动作联合到一起称为强迫性行动的“意义”。但在她表现出强迫行动时，她对这种意义的两个方面都不知道——即不知道它之所由起（whence）和它之所欲止（whither）。因此，她一直在进行某些心理过程，而其强迫行动是它们的结果；她以一种正常的心态知道这种结果，但这种结果的心理前提却没有进入她的意识之中，她的行为举止与伯恩海姆被催眠的实验很相似。伯恩海姆曾做过催眠实验，让被催眠者于醒后5分钟时在病房中打开一把伞，被催眠者醒后这样做了，但他对这种行动却没有任何动机。1892这就是我们在谈到潜意识心理过程”（unconcious mental processes）存在时所看到的那种事态。只要有人能对这种事态予以更正确的科学说明，那么我们将乐于放弃我们有关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假设。然而，在他们还没有做出这种证明之前，我们先来坚持这种假设。如果有人反对说这里的潜意识没有一点真正的科学意义，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有名无实的，那么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并把他所说的话斥为令人费解的。不真实的东西居然能产生出像强迫动作这样显而易见的现实效果！1893
我们在第二个患者身上也遇到了实质上同样的东西。她曾形成一个规矩：长枕一定不能与床背接触，她不得不遵守这个规矩，尽管她不知道这个规矩来自何处，它意味着什么，或其动力是什么。不论她把这个规则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或者她竭力反对它，拒不执行它，这一切都不会影响到她最终执行它。她必须遵守，要问为什么，那也是徒然。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观念和冲动，出自无人知道的地方，不受正常头脑的支配，给患者本人的印象是强有力的外星来客，或混在人间的鬼怪——这些症状表明大脑中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与其他的区域相隔离。它们使我们相信大脑中潜意识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只承认意识心理学的临床精神病学，没有办法对付这些症状，而只能把它们称为一种特殊的退化现象。当然，强迫观念和强迫冲动本身不是潜意识的，只不过是逃入意识知觉的强迫行动表现。如果它们不进入意识，那么它们将不会变成症状。但是，我们通过分析所推知的它们的精神前提，和通过解释所发现的联系则是潜意识的，至少在我们通过分析工作使患者意识到它们之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