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已听过力比多机能要经过长期的发展，然后才可能起到其正常形式的生殖机能。我现在想要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个事实在引起神经症中的重要意义。
我想我们同意一般的病理学理论，假定这种发展涉及两种危险——一是停滞（inhibition）；二是退化（亦译“退行”、“倒退”，regression）。也就是说，根据生物过程的一般变异趋势，并非每一个预备阶段都要经历同样的成功和完全的取代，部分机能可能永远在这些早期阶段被阻止，并且整个的发展就会有某种程度的停滞。
让我们从其他的知识领域中寻找与这些过程相类似的东西。像人类历史的早期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一个民族离开他的故乡去寻求一个新的领地，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必然不会全部到达那个新的领地。除了一些死亡者外，通常总有一部分移民在中途停下，定居下来，而其他大多数的人则继续向前行进。或者，再如另一个就近的比喻，在高等哺乳动物中，你们都知道雄性的性腺本来深深地位于腹腔之中，而在胚胎的某一发展期中它开始一种运动，这使它们移植于盆腔顶端的皮肤之下。这种迁移运动的结果，我们发现一些雄性个体的这一对器官或其中的一个停留于盆腔之中，或永远滞留于他所必须经过的腹股沟管之中，或者这个腹股沟管在性腺通过之后，本应关闭却仍然打开着。再如，当我是个年轻的学生时，我在布吕克（E. W. Brücke）的指导下，从事我最初的科研工作，我关注于一个很原始的小鱼脊髓的背部神经根的起源。1948这些神经根的神经纤维由灰色体后角内的大细胞发展而来，这种情形在其他脊椎动物身上已找不到了。但是不久之后我也发现这种神经细胞出现于整个后根的脊髓神经节上的灰色体外，而由此我推断出这个小鱼的神经细胞在通过的路线上，也有许多在中途停留下来。这也可由它们进化的历史看出。但在这种小鱼中，它们移动的整个道路都仍留在后面的细胞来证实。1949
如果你们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些比喻的缺点。因此我直言相告，各个性的冲动的单独部分都可滞留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尽管其他的部分可以到达他们的最终目标。这里你们会认识到每一个冲动都可看作一条溪流；从生命开始时起，就不断地流动着，并且这个流动可以看作不断的运动。你们感到这些观念需要进一步说明才是合理的；但这样做不免会离题太远。进一步讲，我们假定一部分的倾向在其较早阶段中的停滞叫作固着（fixation）或本能的固着。
这种发展阶段中的第二个危险在于那些已经向前进行的部分也可能很容易地向后退回到早期的发展阶段——我们把这称为退化。如果一种倾向的机能的实施（即获得其目标满足），在其随后的或更高的发展形式中遇到强有力的外界障碍，这种趋向便只有向后转，形成这种退化。我们可以认为固着和退化相互依赖。在其发展道路上固着愈强大，那么其机能也愈容易被外界障碍所征服，并退到那些固着之处；也就是说愈是新近发展的机能，愈难以抵抗发展道路上外界的困难。例如，如果一个迁移中的民族，在其迁移中有大多数人都停留于中途，那么，前进更远一些的人在遇到强有力的敌人或被打败时，很可能会退回到那些中途停留的地方。并且他们在迁移中留到后面的人数愈多，被击败的危险也就愈大。
你们不应对固着与退化之间的关系置之不理，它对于你们理解神经症十分重要。这会为你们解决神经症是如何引起的问题奠定稳固的基础。我们不久就会讨论神经症的病因学（亦译“病源学”，aetiology）问题。
现在我们进一步讨论退行问题。在你们学习了有关力比多机能的发展情况之后，你们接下来要学习两种形式的退化：（1）退回到力比多发泄的第一个对象，我们已知道这种对象具有乱伦的本质；（2）使整个性组织退回到更早的阶段。这两种退化形式都会在“移情性神经症”中找到，并且在其机制中起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退回到力比多的第一个乱伦对象这种形式是神经症患者常有的现象。如果还要讨论另一类“自恋性神经症”（the narcissistic neuroses），那么对于力比多的退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但是，在此我不想多说。1950这些症状既可以给我们提供尚未讲到的有关力比多机能的其他形式的发展过程的结论，又可以向我们表明与这些过程相对应的新的退化形式。但是首要的，我想应警告你们现在不要混淆退化和压抑作用1951的区别，并且帮助你们形成一个有关两种过程的关系的一种清晰的观念。你们应记得压抑作用是指一种心理活动本可以成为意识的（也就是说，它本属于前意识系统），但却被改造成为潜意识，从而被推回到潜意识系统之中的过程。1952我们也可把压抑作用说成是潜意识的心理活动，是在意识阈限之处，受到稽查作用的阻止，而不能进入前意识系统的过程。可见，压抑概念不必涉及性欲，我必须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一点。它只是一个纯粹的心理过程，我们最好把它称作是“地形学”的过程，我们想说的是，它是指我们所假定的心理区域；或者，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简陋的假设，那么我们可以再换一个说法，就是指由有关几种相区分的精神系统所形成的一种心理构造。
我们所提出的比喻使我们的注意力首次转向这样的事实：我们的退化一词是狭义的，而非广义的用法。如果我们赋予它广义的用法（即从更高的发展阶段回到较低的发展阶段），那么压抑作用也可能被附属于退化概念之下了，因为它也可以被描绘为一种心理活动发展中所有退回到较早或较低阶段的现象。然而，在压抑情况下，这种倒退运动与我们无关，因为在一种精神活动被阻止到更低的潜意识阶段时，我们也从动力的意义上来使用压抑作用。可见压抑作用是一种位置的、动力的概念，而退化作用则是一种纯粹的描述概念。然而，我们前面曾把退化作用与固着作用相提并论，这里的退化作用乃是专指力比多退回到发展的停顿阶段的现象——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本质上与压抑作用完全不同，并且完全独立于它的东西。我们不能将力比多的压抑作用称为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过程，并且我们也不能告诉你们在心理构造中的哪个地方固定它。尽管它对心理生活确实产生最强有力的影响，但它作为主要的因素却仍然是机体的。
先生们，像这样的讨论容易使人感到乏味，所以，我们转向临床的材料，以便找出实际中的较有意义的东西。你们知道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是两种主要的移情性神经症的代表。就癔症来说，其力比多的退化已到达最初的乱伦性对象，并且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但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退回到性的组织的早期阶段。因此，癔症机制中的主要部分由压抑来起作用。如果可以采取大胆地推断来补充这种神经症的已有知识，我可以这样解释其情形：在原初的生殖器统治之下的部分本能，已经联合起来，但这种联合的结果，遭受到来自和意识有关的前意识系统的抵抗。这样，生殖器组织可很好地用于潜意识，但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用于前意识；而且这种对前意识部分的拒绝引起一种类似于生殖区占优势前的状态。但这在实际上又是十分不同的东西。
在力比多的两种退化形式中，退回到性组织的前一阶段的那一种更令人感到惊奇。因为这在癔病中是不存在的，还因为我们对于神经症的整个观点，又过分地受到目前有关癔病研究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力比多退化作用远比不上压抑作用重要。如果以后我们在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之外，再增加其他种类的神经症（如自恋神经症）的研究，那么我们现在还要做进一步的扩充和修改。
相反，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力比多退化到从前虐待的、肛门的组织阶段，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而且决定了症状应有的方式。这时，爱的冲动在发生时被迫将自己化装为施虐狂的冲动。这种强迫观念，即“我想要杀你”，当它摆脱了某些附加而不可省略的成分时，其根本意义则是“我想要享受你的爱！”如果你们进一步想到这个冲动既然又退回到原来的主要对象之上，同时只有最亲爱的人才能满足这个冲动，那么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患者由这种强迫观念会引起什么样的恐怖，同时这些观念又怎么是他的意识所不能解释的了。但是，压抑在这些神经症的机制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尽管我们的粗略介绍很难证明这种作用。一种没有压抑的退化不会产生神经症，但它会导致性变态现象。由此，你们可以看出压抑对神经症来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过程，并且是它们的最主要的特征。或许我后面有机会告诉你们我们所知道的性变态现象的机制，并且你们会看到这些现象并不像我们揣想的那么简单。1953
先生们，我想你们最好将我给你们所讲的有关力比多的固着作用和退化作用的知识看作是探索神经症病因学的准备，至此，我只给你们提供了一条有关的信息：如果人们的力比多满足的可能性被剥夺，那么他们会患神经症（也即我所说的由于“挫折”而引起疾病），而他们的症状正是其挫折满足的一种替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阻止力比多满足的每一挫折都会使人发生神经症，而只不过是说，挫折的因素可以在我们所观察的每一个神经症病例中被辨认出来。这样，像逻辑学家所说的，这个假定是不能翻过来讲的。无疑你们也一定会理解这种假说的意思，它不想揭示神经症病因学的全部秘密，只不过想用来对这样一个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条件进行强调而已。
为了对这个论题做进一步的探索，我们是讨论挫折的本质，还是思考受其影响的人的特殊性格呢？毕竟挫折极少是普遍和绝对存在的。为了进行病因学的探索，影响满足方式的必须恰好是那人所渴望的，而且可能是唯一的满足方式。一般来说，人们可以有许多方法来忍受力比多满足的剥夺，而不至于使其最终发病。首先，我们知道人们能够忍受这种剥夺，而不会受到伤害：尽管他们在忍受渴望时会感到不快，但他们并不会生病。其次，我们必须牢记性本能冲动是有极大的可塑性（plastic），如果我们这样表达的话，它们中的一个可被另一个所取代，一个可以接管另一个的强度；如果一个冲动在实际中受到挫折，那么另一冲动的满足，则可以提供完满的补充。它们彼此相互联系，就像一组装满液体的水管，相互连接成网状1954；尽管它们都受到生殖器官的原初控制（受控制的条件难以想象得出来），也不免如此。再者，性生活的组元本能和来自于它们的性冲动都可以彼此交换对象——也就是说，都可改换成一种容易获得的对象。而这种彼此变换和迅速接受替代物的能力，当然会对剥夺的结果产生一种强有力的相反的影响。在这些预防因剥夺而致病的过程中，有一种已获得了特殊的文化意义。由于有了这个过程，性冲动就能够放弃从前的部分冲动的满足或生殖的满足目的，而采用一种新的目的。而这个新的目的虽然其起源和第一个目的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它已不再被看作是性的，而应被称为是社会的。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升华作用”（sublimation），与一般的估价相适应，我们说过社会的目的置于性的目的（根本上说是利己的）之上。顺便说一下，升华作用只是一个特例，其中性的冲动与其他的非性的冲动相联系。我们以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1955
你们现在可能会感到由于有了这些忍受剥夺的方法，那么剥夺可能已无足轻重了。不然，它仍然是有其致病的力量。这些应对措施从总体上说还是不够的。人们所能承受的力比多不满足的程度毕竟十分有限。力比多的可塑性或自由灵活性并非每一个人都完全具有的。许多人的升华能力是十分微小的，而且即使有升华作用，这种方式也只能使力比多的一部分得到发泄。这些限制中最重要的是力比多的自由灵活性，因为一个人的满足依赖于很少数目的目标对象的获得。你们还记得力比多的不完满发展，有可能使其固着于早期的性组织（实际上大都不能满足）及对象的选择，这些固着的范围很大（有时数目也很多），并且你们可以认识到力比多固着这个第二强有力的因素与挫折结合到一起成为疾病的原因。你们可以概括地认为，在神经症的病因学中，力比多的固着表示内在的成因，而挫折则代表偶然的外在的成因。
我趁此机会警告你们，不要在没有必要的争论上表明你们的立场。在科学事业中，人们很喜欢选择一部分真理，而把它当作整个的真理，并因为支持这一部分，而对其他的表示蔑视。正是以这种方式，一些学派的观点已从精神分析运动中分裂了出去。一些人承认自我本能而否认性本能，而另一些人则只看到生活现实的影响，而忽视个体以往的生活经验的作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1956这里还有一个未能解决的争论，就是神经症究竟起自于内因呢，还是外因呢？它们究竟是某种身体构造的必然结果呢，还是产生于生活中的某种有害的（创伤）经验呢？更进一步讲，它们来自于力比多的固着（如性构造的其他特点）呢，还是来自于挫折的压力呢？这种困境在我看来正好像下面的一个疑问一样：即小孩是来自于父亲的生殖活动呢，还是产生于母亲的怀孕呢？你们可能会说这两个决定因素都是不可缺少的。神经症的例子虽然与此不尽相同，但都与此很类似。就起因来说，神经症例子可排成一个连续不断的系列，其中有两个因素（性构造和经验，或者力比多的固着和挫折），可以这样表示：如果一个较占优势，那么另一个就按比例而退到不显著的地位。而在这个系列的一端你们肯定可以说出一些极端的例子：这些人由于其力比多的发展与常人有区别，所以不管他们有什么遭遇或何种经验，或者不论他们生活如何地适意，最终总难免会得病。而在这个系列的另一端，还有另一类的极端例子，即生活不给他们造成很多这样那样的负担，那么他们肯定不会得病。对于处于二者之间的情况来说，性构造中的倾向的因素和他们生活中的决定性经验此消彼长混合到一起，如果他们没有经验，那么单靠性的构造不足以形成神经症，同样，如果他们的力比多有正常的构造，那么生活的变化也不足以使他们生病。在这个系列里，我或许某种程度地倾向于性的构造因素，但这依赖于你们究竟选择把神经症疾病的界限扩展到多远而定。
先生们，我提议我们应将这种系列称为“互补系列”（complemental series），并且我先告诉你们，我们还会有机会来建立其他这种同样的系列。1957
力比多依附于特殊的趋向和对象的固执性[我们将这称为力比多的“附着性”（adhesiveness）]，以独立的因素出现，随人而异，其决定因素我们尚不清楚，但其对神经症病因学的意义，我们则当然不能再低估。1958另外，我们也不应过高估计这种联系的密切程度。因为同样的力比多的附着性发生于正常人的很多种条件之下（不知为何），并且人们发现它是性反常者的决定因素。甚至在精神分析之前人们已经知道（如比纳，1888），在性反常者的记忆中，常清晰地保留着小时候所有的变态本能的趋向或对象选择的印象，后来力比多仍然附着于此，直至终生。这时常不可能解释这种印象对力比多为何能有这种强烈的吸引力。我想描述一个我亲自看到过的例子。
这个男子至今对于女人的生殖器及其他一切诱惑都无动于衷，但是，他对于穿某种特殊形式鞋的脚却具有难以遏制的性兴奋。他回忆起6岁时的一件事，这造成了他力比多的固着。那时他正坐在保姆旁的凳子上，跟保姆读英文。保姆是位年长的、干瘦的、相貌平常的老处女，眼睛是深蓝色的，塌鼻而向上仰。那天她因一只脚受伤而穿呢绒拖鞋，她把脚放到软垫上时，腿部十分得体地隐而不露。而到了青春期的他偷偷地尝试了正常的性行为之后，只有那种类于保姆的瘦削而且有力的脚才成为他唯一的性对象。如果与这种脚有关的其他特点能使他联想起那英国的保姆，他会深深地被吸引。然而，这种性的固着不会使他成为一位神经症患者，但可以使他成为性变态者——我们将此称为脚的崇拜者（foot-fetishist）。1959由此，你们可以看出尽管力比多的过分的未成熟的固着是神经症的必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其影响远远地超出神经症的范围之外；但是这个决定因素本身也不一定致病，这正如我们已谈论过的挫折一样。
这样，神经症的起因问题似乎变得更为复杂了。实际上，精神分析的探索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新的因素，这在我们的病因系列中尚未讨论过，而在那些由于突然患神经症从而失去健康的人们身上才最易于显示出它的存在。在这些人身上，我们时常发现充满愿望的冲动（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精神冲突）之间争斗的迹象。其人格的一部分拥护某种愿望，而另一部分则反对它们。如果没有这种冲突，就没有神经症存在。这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你们知道，我们的心理生活中时常有这种有待解决的冲突存在。因此，如果这种冲突要成为病因，无疑必须满足一些特殊的条件。我们必定要问这些条件是什么，这些病因冲突在什么心理力量之间起作用，以及这种冲突和其他的起因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希望能就这些问题给你们以适当的回答，即使这种回答可能十分地简略，这种冲突由挫折引起，因为力比多得不到满足就会转向寻求其他的对象和途径。冲突的必要前提条件是，这些其他的对象和途径在部分人格中引起了不快，以至于施加了某种限制，使新的满足不可能实现。这便是症状的形成的出发点，我们随后再谈这个问题。1960然而力比多趋势受到阻止，它便成功地沿某种迂回的道路前进，而要打破这个阻力，还得采取各种化装的方式。这种迂回的道路是指症状的形成；这些症状是新的或替代的满足，由于挫折的事实，它已变得十分必要。
精神冲突（psychical conflict）的意义可以适当地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示，即外部的挫折必须辅之以内部的挫折才能致病。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在与内在的挫折与不同的途径和对象相联系。外在挫折去除满足的一种可能性，并且内在的挫折又取消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而正是这两种可能性使冲突爆发。我以这种方式表示，是因为有一种秘密的内涵在其中。它隐含着内部的障碍在人类发展的史前时期来源于真正的外部障碍。1961
但是反对力比多趋势的力量来自哪里呢？致病的另一组冲突是什么呢？一般来说，这些力量是非性本能力量。我们将它们归结到一起就是“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1962。对移情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使我们还难以对这些本能做进一步的研究；至多我们从患者反抗分析中粗略地知道这些本能的性质。这样，致病的冲突在于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冲突。在许多的病例中，似乎在不同的纯粹的性趋向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冲突。但这实质上是一回事。因为在两个相冲突的性趋向中，我们可以说其中的一个为“自我调谐”（ego-syntonic）1963，而另一个则引起“自我防御”（ego’s defence）。因此，在自我和性欲之间仍存在着一种冲突。
先生们，当精神分析宣称一些心理事件是性本能的产物时，学者们都再三愤怒地提出抗议，以为精神生活中不仅仅是有性的本能和兴趣，还必定有其他的本能和兴趣存在，我们不能认为一切事件都来源于性等等。而人们如果发现自己曾以某种方式与其反对者达成一致意见，那也是令人十分愉快的。精神分析从未忘记也有非性的本能力量存在。这基于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清楚区分，无论受到他人怎样的反对，它能坚持的是神经症起源于自我和性欲之间的矛盾，而非性欲本身。精神分析虽然研究性本能在疾病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但它从来都未否认自我本能的存在或重要性。只是精神分析始于对性本能的关心，因为移情性神经症使本能最易于研究，并且精神分析必须研究其他人所忽略的问题。
事实上精神分析也并非不关注人格的非性部分。从自我和性欲的区别来看，自我本能的发展有赖于力比多的发展，并且对力比多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我们对自我发展的熟悉程度远不及对力比多发展的了解，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对自恋神经症的研究[[[在第26讲讨论。]]]才能对自我的结构有所认识。而在我们之前，费伦齐（1913）也曾试图从理论上来构建有关自我发展的阶段，并且至少有两点为我们判断这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不相信一个人的力比多兴趣一开始就对立于自我保存的兴趣；相反，每个阶段的自我都力图与性组织的相应阶段互相协调而寻求适应。力比多发展的一系列不同阶段可能遵循一个规定的程序。但也不能反对这样的可能性，即这种事件的过程可能受到自我的影响，并且我们可以预料这两种发展阶段（即自我和力比多发展阶段）之间有某种平行或相对应的关系；确实这种适应的扰乱可能提供一种致病的因素。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果力比多在发展中强烈地固着于一个较早的阶段，那么自我会如何表现呢？自我可能接受这种固着，并且随后造成性变态的或幼稚的现象；然而，它也有可能对这种固着采取蔑视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在力比多经历一种固着的地方会体验到一种压抑。
这样，我们在神经症的病因学中发展了第三个因素，即冲突的倾向（tendency to conflict），它依赖于自我的发展，同样也依赖于力比多的发展。可见，我们对神经症起因的认识就更为完善了。首先，最为一般的前提条件是挫折；其次，迫使神经症朝某一特殊的方向发展的力比多固着作用；第三，冲突的倾向，它来自于反对这些力比多冲动的自我发展。那么这种情况并非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神秘而难以理解。然而事实上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尚未完成这方面的工作。还有一些新的东西要增加，并且还有一些已熟悉的东西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为了给你们证明自我发展对于冲突的趋势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神经症的形成，想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虽然出于想象，但并非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将这个例子[根据内斯特罗的一个滑稽剧[[[约翰·内斯特罗（Johann Nestroy，1801～1862），在维也纳以其喜剧和滑稽剧而著称，关于内斯特罗的这个剧目的字面翻译是《底层和一层》；19世纪的维也纳和伦敦的社会习惯方面的差异需要加以改变。]]]名称，称为《楼上楼下》（In the Basement and on the First Floor）]。假如有管家住在楼下，而富有的主人住在楼上，他们都有自己的孩子，假定主人允许其小女孩与管家的小女孩在一起自由玩耍，并不对她们进行任何监视。那么，她们的游戏很可能是“顽皮的”，也就是说常带有性的意味；她们可能将自己装扮成父亲和母亲，相互窥视对方的大小便或者换衣服的动作，相互刺激生殖器官等。管家的小女儿或许会扮演诱惑人的女人的角色，虽然她只有五六岁，但已知道了很多有关性方面的事情。尽管这些游戏的动作通常时间很短，但足以引起这两个小女孩的性兴奋，而在她们的这种游戏整个地停止之后，这种冲动随后表现为多年的手淫行为。虽然她们的经历相同，但其结果却具有明显的差异。管家的女儿或许将继续其手淫行为，一直到月经期开始为止，她那时会毫无困难地终止手淫行为。几年之后，她或许会找到一位爱人，生一个小孩，她将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并有可能成为一位著名的演员，以一位贵妇人的身份终其一生。当然，她也可能整个一生都默默无闻，但无论如何，她肯定不会因其未成熟时期的性生活而受到伤害，她不仅不会有神经症，而且还能够过上舒服的生活。然而，那位主人的女儿则可能大为不同。她很快在孩子时就会体验到罪恶之感；不久，她就想努力摆脱手淫的满足，但其心中总不免有郁闷之感；而到年纪大一点对性交有所认识时，不禁会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厌恶感并且宁愿自己仍然是无知的。现在她可能会屈服于手淫的难以抵制的压力，不过她不愿意将此告诉他人。而在她可施展其对男子的女性魅力时，神经症会突然爆发，使她逃脱结婚和对生活的希望。如果在此之后，一种分析成功地使她对其神经症有所认识，那么就会发现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的、理想的女子，其性冲动受到了完全的压抑；然而，这些潜意识仍然与她和童年时的朋友之间的邪恶体验有联系。
尽管这两个女孩具有同样的经历，但她们的生活却明显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她们中的一个女孩的自我经历了一种发展，而另一个女孩则没有。性活动似乎对于管家的女子来说，无论是在其幼小时或年长时，都是自然而无害的。主人的女儿受教育的深刻影响并接受了教育的要求。通过这种教育，她的自我建构起一种女性的纯洁和寡欲的理想，而这种理想与其性活动难以并存。她的理智教育减少了她对女性角色的兴趣，而这种女性角色正是她应尽的义务。由于她的自我得到这种高度的道德和理智的发展，她陷入与其性欲需要的冲突之中。
我再讲一下有关自我发展的另一个方面，这不仅是因为我看到一些更为远大的目标，而且还因为由此可以证明我们所确定的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严格而不易理解的界限是有其相当的道理的。在形成我们的有关两个发展过程（自我和力比多的发展）的判断时，我们必须强调以前所疏忽的一个方面。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们两者都是由于遗传，都是整个人类在远古及史前的进化的缩影。在力比多发展的情况中，我敢说这种种系发生的（phylogenetic）起源是显而易见的。请考虑有些动物的生殖器与嘴有密切的关系，而另一些动物的生殖器则与排泄器官难以区分，还有一些动物的生殖器则与其运动器官有关——所有这些你们可以参考波尔希的名著（1911～1913）所描写的这些十分有趣的事实。在动物中，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可以发现很多种性组织的变态现象。然而在人类中，这种种系发生的观点则不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属于遗传性质的东西要重新在个体发展中获得1964，或许是因为原先引起这种获得的条件，现在仍然存在，并且不断地对每一个体产生影响。我想说的是后来又产生一种新的反应，而现在则引起一种倾向。除此之外，无疑那种既定的发展过程，可能由新近的外在影响在各个个体中引起混乱和变动。但我们已知道至今仍使人类不得不有这种发展，并能维持不变的力量，这还是现实的挫折，如果我们要给它一个真正的名称的话，可称为生存需要的压力——即必要性（necessity）。它是一位严厉的教育者，并且教会了我们许多事情。神经症则成为这种教育所带来的恶果，但所有的教育都有这样一种冒险。这种有关生活的必要性的理论不必削弱“内在发展趋势”（internal development trends）的重要性，如果这种趋势存在的话。
现在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实，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在面对现实的必要性[[[“Reale Not”，意即现实所施加的要求。至于后面的内容，参见《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的第3段，标准版，第12卷，第222页。]]]时其表现方式不同。自我保存本能以及有关的东西比较易于教育：它们很早就学会遵照必要性的旨意，并且使其发展与现实的教导相适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获得所需要的目标对象；如果没有这些对象，个体不免会死亡。性本能则难以教育，因为起初它们不需要对象，它们既像是寄生于他种生理机能之上，又好像可以自身获得满足。它们最初本不受现实必要性的教育影响，就大多数人来说，在其整个一生的某些方面，其性本能保持这种自愿的特点；并且不受影响（我们称为“非理性的”）。再者，一般来说，年轻女人的可教育性在其性需要达到最为强烈的时候已告结束。教育者知道这一点并且知道如何应付；但精神分析的发展或许也可以把教育的重心移到儿童的早期阶段，从婴儿开始。小东西时常在四五岁时机能已完善，之后只不过是渐渐地显现其已有的禀赋而已。
为了理解这种我们指出的两组机能间的不同的完整意义，我们要回过头来；并且介绍一种值得被描绘为“经济的”思考。这将我们引向一个重要的，但是也不幸是最不易明白的精神分析部分。我们可能会问：我们的心理器官的工作是否有一个主要的目的？我们可以做第一个近似的回答是这个目的指向快乐的获得。似乎我们的整个心理活动都是趋乐避苦的——也就是自发地受快乐原则（the pleasure principle）的调节。1965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什么样的条件可引起快乐，什么样的条件可带来痛苦，而这种知识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只能冒险地这样说：心理器官内刺激量的减少、降低或消灭，可引起快乐；而刺激量的增高，可带来痛苦。人类可获得的最强烈的快乐是完成性行为的快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种快乐的过程与心理兴奋或能量的量有关，所以我们将这种考虑称为“经济的”。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描绘心理器官的任务和成就，还可以用更为普遍的方式，而非强调快乐获得的方式来描绘。我们可以说心理器官是用来掌握和处理从外部和内部附加于本身之上的刺激量和兴奋量的。1966很显然性本能从其发展的开始到其结束都是趋向于获得快乐；它们毫不改变地保持其原始的机能。其他的本能，自我本能，一开始也具有同样的目标。但在必要性的影响之下，它们不久学会用其他的原则来代替快乐原则。它们知道避免痛苦的任务与追求快乐的任务同样重要。这样，自我发现有时不得不舍弃直接的满足，延缓满足的享受，忍受某些痛苦，甚至被迫放弃某种快乐的源泉。受过这种教育的自我成为“理性的”，它不再让自己受快乐原则的支配，而是遵循现实原则（the reality principl）1967，现实原则最终也是在追求获得快乐，但是这种快乐通过现实来实现，尽管这种快乐被延迟并被减小。
从快乐原则转化为现实原则是自我发展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进步。我们已经知道性本能后来也很不情愿地进入这个发展阶段，并且我们后面会听到，人的性生活的满足是因为有了与外界现实的联系。现在在结论中还可以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点，如果人的自我具有像力比多一样的发展过程，那么你们在听说也有所谓的“自我的退化作用”（regressions of the ego）时，就不会感到吃惊了，而且你们也会急于知道自我退回到发展的早期阶段在神经症中究竟起什么作用。1968
第23讲 症状形成的途径
女士们，先生们：
对于外行而言，症状构成疾病的实质，并且疾病的治疗在于消除症状。医师们将疾病与症状严加区分，并认为症状的去除并不意味着疾病的治愈。但是在症状消除以后，所余下的唯一可捉摸的东西是形成新症状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暂时采纳外行人的立场，并假定揭示了症状，就相当于理解了疾病。
症状（symptoms）——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当然是精神的（或心因性的）症状和心理疾病——对于患者的整个生命来说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是无益的；患者时常抱怨症状的可恶和给他们带来的痛苦。症状的主要伤害在于它本身所带来的心理消耗，以及对抗症状的进一步的消耗。在症状广泛地形成的地方，这两种消耗可能产生大大地削弱患者的心理能量的结果，以致患者难以应付自己生活中的重要任务。由于这种结果主要依赖于所消耗的能量的数量，你们很容易发现“患病”实质上是一个实用的概念。但是，如果你们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顾这个数量问题，那么你们可能会说我们“都”有病——即神经症——因为形成症状的前提条件在正常人身上也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的症状是一种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来自于一种新的满足力比多的方法。两种相互抵抗的力量在这种症状中再次相遇，并且由所构成的症状的妥协而相互调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症状是如此的具有对抗性：它由双方所支持。我们也知道彼此冲突的一方是未满足的力比多，它正由现实所压抑，并且现在它必须寻求其他的满足途径。如果现实是毫不留情的，尽管力比多易于选择某一对象来代替被拒绝的那个对象，那么最终它将被迫选择倒退的途径，而努力在一种以前曾经克服过的组织或已被放弃了的对象中获得满足。于是，力比多通过固着而被引向倒退的途径，力比多在其以前发展中曾经历过这种固着。
性变态的途径和神经症的途径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这些倒退作用不引起来自自我的反对，那么也不会有任何神经症产生；力比多也将得到一些真实的满足，尽管这种满足不再是正常的。但如果自我不仅控制意识，而且要统治动作的神经支配和心理需求的实现，假若自我不同意这些倒退，那么冲突将继续发生。力比多既被阻止，它必定试图逃避某些方向，与快乐原则的需求相适应，从而可以找到发泄其精神能量的途径。它必定避开自我。这种逃避由其发展道路上曾经历过的固着所提供，要进入这种固着，现在需要通过倒退来实现。自我本身在过去曾通过压抑作用来防止这种固着。通过退回这些被压抑的“位置”（position）的发泄，力比多已摆脱于自我及其法则，并且还同时抛弃了以前在自我的影响之下所已获得的一切教育。只要力比多得到满足便易于控制；但在内外挫折的双重压力之下，力比多变得难以驾驭，而停留于以往美好的时光之中。这就是力比多根本的难以改变的特性。这对通过发泄改变其能量的想法属于潜意识系统，并且从属于这个系统所特有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过程。这样看来其建立的条件与梦的形成的条件十分相似。梦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的，并且是一种潜意识充满愿望的幻觉的实现。它与一部分意识（或前意识）活动相对立，这种活动起稽查作用，并且只允许一种和解方式的显梦形成。同样，潜意识中力比多所代表的1969东西不得不认真对待前意识自我的力量。自我追求中所已产生的对力比多的反抗以一种“反贯注”（anticathexis）1970出现，并且迫使力比多选择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可同时成为反对本身的一种表现。这样，症状出现，成为潜意识的力比多的愿望实现的一种多重歪曲的满足和一种完全相互矛盾的两种意义的巧妙选择的混合。而就最后一点来说，在梦的形成和症状的形成之间存在着不同。因为在梦的形成中，前意识目的只关心保全睡眠，不让任何东西打扰它，使它进入意识；它对于潜意识愿望冲动决不高喊：“不！相反！”它可能更为缓和，因为某人睡眠的情境没有什么危险性。睡眠状态本身就足以使欲望不能成为现实。
你们应明白冲突条件之下的力比多的逃避由于固着的存在而成为可能。这些固着的倒退的发泄会巧妙地避开压抑作用，并导致力比多的释放（或满足），它从属于观察得到的一种和解条件。通过这种迂回曲折的道路，即通过潜意识和过去的固着，力比多最终成功地获得一种真正的满足——尽管这种满足极其有限，微乎其微。我想对这个结论再补充两点：第一，我想要你们注意，一方面力比多和潜意识，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和现实，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到一起，尽管起初它们之间并没有这种联系。第二，我想要你们记住，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及随后要讲的东西只与癔症神经症中症状的形成有关。
那么，力比多为了冲破压抑究竟在哪里找到其所需要的固着呢？在婴儿的性活动和性经验里，在被遗弃的部分倾向里和童年期已被放弃了的对象里。力比多在这些地方得以发泄。这种童年期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在此期间儿童先天获得的本能倾向首次显现；另一方面，他的其他本能首次被外在的印象和偶然的经验所唤醒和激活。我想，无疑我们做出这种双重的区分是合理的。我们本不否认先天倾向的表达；但分析的经验实际上迫使我们假定，童年期纯粹偶然的经验能够导致力比多在此之后的固着。对于这一点来说也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困难。无疑，天赋素质也是过去祖先经验的遗产；它们也是从前所获得的，没有这种获得，就没有遗传。像这种获得的特性本可以传递给后代，怎么能认为到了后代就会完全消失呢？婴儿经验的意义不应完全被忽略，比照被试祖先的经验和他自己成熟的经验，人们喜欢忽视婴儿的经验；其实恰恰相反，儿童期的经验需要特别的注意。由于它们发生于个体没有完全发展的时期，更容易产生重大的效果，罗克斯1971和其他人对发展机制的研究已表明：用针刺入一个在分裂的胚胎细胞团，就可以使其发展受到严重的干扰。然而，同样的损伤则对幼体的或完全成长的动物就不会有损害。
这样，我们把成人的力比多固着引入了神经症的病因公式，代表构成的因素。现在为了我们的目的，还可以进一步分成两部分：即遗传继承的素质和儿童早期获得的素质，像我们知道的一样，学生们易于接受表格式的记载。所以，现在我将这种列表总结如下1972：
这种遗传的性组织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素质倾向，根据其侧重点的不同，有时为一部分冲动或另一部分冲动。有时只有一种，有时则联合成其他的，分别以特殊的力量得到遗传。性组织再次形成，当幼儿期的经验因素一道成为一种“互补系列”（complemental series），它与我们起初所知道的素质倾向和成人的偶然的经验之间的关系十分相似，在这两种系列中，我们可以找到同样极端的例子和所涉及的两种因素之间的同样关系。而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最为显著的力比多退行（性组织较早阶段所产生的东西）是否不由遗传的体质因素所优先决定。但最好先将这个问题的答案暂时搁置起来，到我们讨论了更广泛范围中的神经症形式之后，再来回答。
让我们现在考虑这样的现实：分析研究表明，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与他们幼年的性经验有关。这样看来，这些经验在成人的生活和疾病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分析治疗工作来论，这种重要性丝毫没有降低。但从另一种观点来看，我们不难认识到这一点时常有被误解的危险。这种误解会使我们完全根据神经症的情境来对生命进行观察，我们如果一想到力比多是在抛开其新的地位后，才倒退到幼儿经验的，那么幼儿的经验的重要性便被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这些力比多的经验在其发生时一点也不重要，其重要性只不过是由后来的退化作用而获得的，你们要记住我们在讨论俄狄浦斯情结时曾考虑过一种相似的两者选一问题。
我们再次很容易地可以得出结论。幼儿经验的力比多发泄（并因此具有致病的意义）已极大地由力比多的退化作用增强，这个假设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只以此作为决定的因素，也可能导致误会。其他的思考也必须受到重视。
首先，观察显示，幼年的经验肯定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这在童年期可以找到很多证据。事实上，儿童也常具有神经症，在这种神经症中，时间上的倒置成分必定极大地减少，或一点也不存在，因为神经症往往紧随创伤性的经验之后发生。对婴儿的神经症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避免误解成人的神经症的危险，这就好像是我们可使用儿童的梦来解释成人的梦一样。1973儿童的神经症十分常见，甚至比我们时常所推想的更为经常发生。儿童的神经症常被忽视，人们常把它看作是恶劣或顽皮儿童的表现，并且，时常用抚育者的权威来制服它；但通过回想，它们时常可以很容易地被识别。它们通常以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的形式出现。我们后面将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一种神经症在个体后期的生活中爆发，分析的结果往往认为这种病是幼小时期神经症的直接延续，只是幼时它可能以具体而隐微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前面已经谈过，许多例子表明，童年期神经症的这些迹象会不间断地成为终生的疾患。对于少数的病例来说，我们固然可以在童年期分析这些儿童的神经症（在它们实际出现时1974），但对于大多情况来说，我们不得不由成年得病的人而推测他童年期的神经症，只是为了避免错误，在推测时应特别慎重。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童年期没有什么可以吸引力比多的东西，那么力比多如此经常地退回到儿童时期这一点就很令人费解。只有在我们假定发展的某阶段上的固着具有一定量的力比多能量时，这种固着才具有意义。最后，我可以给你们指出，在婴儿以及后来的经验强度与病源上的重要性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关系。这和前面所讨论的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很相似。对于有些病例来说，病因全在于儿童时期的性经验；这些经验往往具有一种创伤性的效果，只要辅之以一般的性的组织和不成熟的发展，就足以引起疾病。还有些病例，发病的原因主要在于后来所发生的矛盾冲突，之所以分析侧重于儿童期的经验，似乎仅仅是因为倒退作用的结果。这样，我们具有两种极端的情况：即“发展的阻止”和“退化作用”，并且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两种因素间的不同程度的合作。
这些因素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具有某种意义，如果教育能及时地干预儿童的性发展，就可以防止神经症的发生。只要一个人关注于幼儿的性经验，他就必定会假定只要性的发展被延缓，并且使其避免这种经验，那么他就算尽了最大努力来预防神经性疾病了。然而，我们也知道，神经症起因的前提条件是复杂的，如果我们只考虑单一的因素，一般是难以对它产生影响的。对年轻人进行严格的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对于组织因素来说是无能为力的。除此之外，它比教育者想象的更难以执行，并且它可能会带来两个新的不容低估的危险：其一是，控制得过于严密——它会造成过分的性压抑，并造成有害的结果；其二是，使儿童在对青春期产生的性需求毫无抗拒力的情况下步入生活。1975这样，在童年期就开始预防神经症的工作是否有利，或者一种改变了的对现实情境的态度是否奏效，这些都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让我们现在回到症状上来。症状可使患者产生一种替代满足，满足的方式是使力比多退回到过去的生活，因为它和倒退是紧密地相联系的，也就是退回到有关对象选择或性组织的较早阶段。前面我们已谈过，神经症患者难以摆脱过去生活中的某一时期1976，现在我们才明白这个过去的时间其实正是他的力比多得到满足并感到快乐的时期。患者回顾过去的生活史，不断地追求这一时期，他往往只依靠记忆或想象的帮助，来努力回复到哺乳时期。症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那种早期婴儿获得满足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因冲突而带来的检查作用而不得不进行化装，或者尽管它也常常转化为一种痛苦的感觉，并且包含有致病经验的成分。症状所带来的这种满足具有许多奇怪的东西。
我们可能忽略这种事实：患者不但认识不到这种满足，反而深以为苦，并且抱怨这种满足。这种转化是心理冲突的一种机能，这种冲突正是处于症状形成的压力之下。从前对患者来说是一种满足的东西，现在却引起他的抵抗或厌恶。我们很熟悉这一心理变化的平常而有启发的模式。一个儿童原本是从母亲的乳房吸吮乳汁，但在几年之后，却对喝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这种感觉经过训练也难以消失；如果这种乳汁或他种含有乳汁的液体表面形成了一层薄膜，这种厌恶会增强为恶心。或许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层薄膜使他记起了从前他曾十分喜爱的母亲的乳房。而且，在两种情境之间，存在着带有创伤效果的断奶经验。
还有一些东西使我们对于作为力比多满足方法的症状感到奇怪而难以理解。症状中出现的没有一事是我们日常视为满足的东西。症状大都无视对象，并因此而放弃了与外部现实的联系。我们知道这是放弃了现实原则而退回到快乐原则的结果。但这实质上也就是退回到了一种扩大了的自淫，即一种最早时期用来满足性本能的方法。这些替代通过被试自身的改变而代替对外部世界的改变，他们用内在的行为来取代外部的，用适应来取代行动——从物种史的观点来看，这又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倒退作用。如果我们把它与分析研究症状形成所发现的一种新的因素联合起来考虑，这一点就可能更为清楚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记住，与梦的形成一样，症状的形成有同样的潜意识过程在起作用，也就是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和梦相同，症状也表示一种幼稚的满足；但是，由于极端的压缩，这个满足可以转化为一种单独的感觉或冲动；或由于多重的移置，这个满足可由整个力比多情结而转化为一小段的细节。那么，我们在症状中难以看出力比多满足就不足为怪了，尽管我们时常毫不费力地就可以认识到这种症状的存在。
我前面已告诉过你们，我们还有一些新的东西要学习，这个东西确实令人感到惊奇。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通过对症状的分析，我们已获得了有关幼儿经验的知识，力比多固着于这种经验，并且症状也来自于这种经验。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幼儿经验并不总是真实的。确实，它们在大多数病例中是不真实的，并且在一些例子中它们正好与历史事实相反。像你们所看到的一样，这些发现和其他的一切事实相比，更易于使我们得出这种结果的分析过程，或对整个神经症的分析和了解所依赖的患者本身产生怀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更为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如果通过分析而得出的幼儿的经验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会感到我们有了稳固的基础；如果它们都是患者虚构的和幻想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种不可靠的论据，而另寻出路。但是，这两者都不是真实的情况：就我们所知道的通过在分析中回忆而得出的幼儿时期的经验来说，有些属于虚构的，有些却确实可靠；对于大多数病例来说，分析所得的东西都是真假相混的。有时，症状代表真实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将这些事件归于对力比多的固着的影响，并且有时它们代表患者的幻想，这种幻想当然不适于起病因作用。这里很难找出一条妥善的办法。或许，我们可以在下述的类似的事实中找到出路——即人们在记忆中所常保存着的有关童年期的模糊记忆，同样也可能是伪造的，或者至少可以是真假相混的；而其中的错误之处是易于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确信，对这种出人意料的失望承担责任的，某种程度上要归于患者，而非分析者。
在一些反省之后，我们将会很容易地理解这个问题的令人惊奇之处究竟是什么。它是对现实的低估，对现实与幻想之间区分的忽视。我们对患者用捏造的故事浪费我们的时间感到气愤。在我们看来，现实与幻想有着明显的区分，我们分别赋予它们以不同的价值。再者，患者在正常思考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当他提供一些素材，引导我们从其症状的背后到达所希望的建立于其幼儿经验之上的情境时，我们开始怀疑是在涉及现实还是在涉及幻想。只有根据后来的某种迹象才有可能了解这一点，并且我们还要想办法让患者知道真正的结果，哪些归于幻想，哪些归于现实。要完成这个工作是困难重重的。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告诉患者，说他所想到的是他想以此来掩盖其童年期经验的幻想，那么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就会突然减小（这正好比每一民族都将远古时期已忘掉的历史混杂为种种神话一样）。他也想要体验真实的东西而蔑视所有的纯粹“想象”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暂且让患者相信我们所研究的是他幼时的真实事件，而到整个分析结束时再告诉他结果，那么我们就要冒后来出现错误的危险，同时他还会讥笑我们易于受他的欺骗了。患者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理解这个观点，即幻想和现实都可以同等对待。并且在分析的最初，所研究的童年期经验究竟是属于幻想的还是真实的，这都是无关紧要的。这显然又是对于这些心理产物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它们也是实在的一种。病人自己确实创造出了这些幻想，而且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对于神经症来说几乎不亚于他真正经历过的其他事实。这些幻想拥有与物质现实相反的心理现实，我们渐渐地明白在神经症领域中，心理现实乃是决定性因素。
在神经症患者早期的历史中所经常发生的事件，有几种特别重要，也值得我们思考，我想用下面这些事例来加以说明：（1）窥视父母的性交；（2）为成人所引诱；（3）被阉割的威胁。认为这些在物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年长一点的亲属们都能明确地证明这些。例如，在一个孩子开始玩弄自己的生殖器，而且还不知道要隐蔽这种动作时，其父母或保姆会恐吓他，说要割掉他的生殖器或他的罪恶的手。在人们问到父母的时候，他们时常承认这个，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威胁孩子是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情；许多人对这种威胁有一种准确的意识记忆，特别是这种事情发生于晚一点的时期更是如此。如果进行威胁的人是母亲或其他女性，她往往把执行这种惩罚行为的人说成是父亲或医生。从前，有一位法兰克福的儿科医生霍夫曼（Hoffmann）曾写了一部著名的《斯特鲁韦尔彼得》（Struwwe/peter）（这本书因作者对童年期的性及其他情结有深入彻底的了解而驰名），你们可以从此书中找到作者提出以割大拇指作为对吮指头的惩罚的例子。这其实就是用来替代阉割的观念的。通过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可以看出，阉割的恫吓似乎十分平常，但事实上未必是这样。我们必须看到，在成人的暗示下，儿童应知道自淫满足是为社会所不容的，又由于窥视女性生殖器的构造而受其影响，于是就用这种知识作为编造上述威胁、恫吓的基础。就是那些非无产者的家庭里，小孩子在不曾有什么理解和记忆的时候，也可能亲眼看到父母或其他成人的性交行为；并且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通过后来的反省回忆（retrospect）他能够理解并对这种印象做出反应。然而，如果这种性交被描绘得十分详细，事实上很多细节很难观察得到，如果像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种性交是从背面进行的（像动物的方式一样），那么，他这种幻想无疑是由观察动物的交媾而来的（如狗），并且其动机是儿童的未满足的青春期的窥视欲。至于那种儿童在娘胎中观察父母的性交的幻想，则纯属极端的成果了。被引诱的幻想就更有趣了，因为它们时常不属于幻想而是真实的记忆。然而，幸运的是它们仍然不像分析的发现起初所表明的那样常常是真实的。大点的儿童或同龄人的引诱要比成人的引诱更为常见。假如由女子来叙述她自己孩提时代的这种事情，那么她常把父亲说成是引诱者，她引起幻想的性质和产生幻想的动机就十分清楚了。1977如果在儿童时期没有受到引诱，儿童便时常用幻想来掩盖其自淫行为；由于他因手淫而感到惭愧，于是他就在幻想中假定那时确实有一个心爱的对象存在。然而，你们也不要认为儿童由其近亲引诱的事都属于虚构的。大多数分析者在其治疗的病例中，都确实遇到这种事情；但尽管如此，它们与童年期后期有关，并且被转移到更早的时期之中。
我们所获得的唯一印象是这些童年期的事件无论如何都是神经症的必要的基本成分。如果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已发生过，那很好；但如果它们由现实所阻止，那么它们必定起源于暗示，并为幻想的产物。不论是幻想或是现实，哪个在童年期事件中占有更大的份额结果都一样，我们至今也未能在结果中找到任何的不同之处。这里我们再一次具有了前面所讨论过的那些互补关系的一种，而且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为奇妙的一种。那么对这些幻想的需求和有关的材料究竟来自于哪里呢？无疑它们的源泉在于本能；那么同样的幻想是由同样的内容构成，这又如何解释呢？对此，我有一个对你们来说可能很荒唐的答案。我喜欢把这些幻想及其他幻想称之为原始幻想（亦译“原发幻想”，primal phantasies），我确信这些原始的幻想用自己的经验不能应付的时候，他往往利用前人所曾有过的幻想。在我看来，凡是如今在分析时所得出的幻想，如儿童期的引诱，窥视父母性交引起性的兴奋，以及阉割的恫吓（或阉割本身），这些在人类的史前时期都是事实。儿童在幻想中只不过是用史前的真实经验来补充自己的经验。我不断地产生疑虑、神经症的心理学无论和哪一门学科相比，都更有可能给我们提供有关人类发展的源泉的知识。1978
先生们，我刚才所讨论的东西迫使人更为深入地关注被称为“幻想”（或“想象”）的心理活动的起源和意义。1979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幻想具有很高的名声，但它在心理生活中的地位却并不清楚。我下面就来谈论这个问题。你们知道，人类的自我逐渐受到评鉴现实的外界需要的压力，并遵从现实的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它被迫暂时或永久地放弃各种求乐欲望的目标对象，而且不仅仅是性快乐。但人们时常发现放弃快乐是很困难的；他们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是不能使自己这样做的。因此，他们保持一种心理活动，在这种心理活动中，凡是已被抛弃的快乐的源泉和满足的途径，都容许继续存在——在这种存在中，他们脱离现实的要求，并且脱离我们所谓的“现实检验”。1980各种愿望都立即成为满足的观念；在幻想中使欲望得以满足当然也可以引起快乐，虽然人们明白这并非现实。这样，人类仍然能够在幻想中继续地享受着不受现实束缚的自由，享受着这个实际上早已被舍弃了的自由。他这样一会儿成了寻求欢乐的动物，一会儿又成为理性的人类；因为来自于现实的那些微乎其微的满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正如丰唐（Theodor Fontane）从前说过的一样1981，“我们要有所作为就会有附带的产物。”幻想这个创造的精神王国与这种情况相类似：在农业、交通、工业兴旺发达而使地貌迅速丧失原始形态的地区，可以建设一种“保留地带”和“自然花园”。保留下来的地带，目的在于保存那些任何地方因必要而不幸被牺牲了的旧有事物。任何东西，不管它是无用的、有害的都可以在这里任意生长和繁殖。幻想和精神王国也正是这种从现实原则那里夺回的停留区。
幻想的最著名的产物是所谓的“白日梦”，我们前面已讨论过这种白日梦，它是野心、夸大和性爱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实际上，越是谦虚，在幻想中就越是骄傲自满。可见，幻想的幸福的实质即是从现实的束缚中再次获得快乐自由，它准确无误地表现于它们之中。我们知道，这种白日梦是夜梦的核心和模型。夜梦从根本上说也不过是白日梦，它通过夜里的心理活动任意扭曲，并通过夜里的本能冲动的解决而成为可能。我们已经熟悉白日梦不一定是意识的——也有潜意识的白日梦。这种潜意识的白日梦不仅仅是夜梦的源泉，而且也是神经症症状的根源。1982
幻想在症状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你们通过我下面所讲的内容就可以明白。我说过力比多由于受到剥夺而退回到以前曾离开过、但仍有少许能力依附于其上的地方。我现在并没有修改或撤销这句话的意思，而只想在这中间增加一个起连贯作用的枢纽。力比多到底是怎样回到这些固着之处的呢？实际上，力比多并没有完全丢掉其对象和渠道，这些对象或其附带的东西仍然滞留于幻想之中，并且多少保存着原先的强度。力比多只要退回到幻想之中，就可以找到出路，从而回到被压抑着的固着之处。这些幻想原先为自我所容忍，尽管它们和自我相反，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自我也因此而得到发展，这本来依赖于某种保持不变的条件（这是一种数量的条件），但是现在由于力比多回到幻想之中而被搅乱了。结果，由于幻想有能力附加进来，它勇往直前力求变成现实；这时，幻想和自我之间的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无论这些幻想先前是前意识的还是意识的，它们现在一方面要受到自我的压抑，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潜意识的吸引。力比多从现在的潜意识幻想的东西退回到潜意识中的幻想的起源——即退回到力比多自己的固着点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