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你现在得到了新的工作机会。雇主对你表示欢迎，并告知你薪酬水平。你是直接接受，还是会跟雇主商量提高薪酬？
这个问题和你是男性或女性有没有关系呢？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琳达·巴布科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她的合著作品《女性不开口》一书中，她明确指出，女性薪酬只有男性薪酬的77%，原因在于雇主提出薪酬水平之后女性几乎很少再协商提薪。一项针对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的调查结果显示，52%的男生会协商提薪，而仅有17%的女生会协商提薪。其他83%的女生会默默接受对方一开始提出的薪资水平。
琳达进行了一项巧妙的实验，测试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女性协商提薪的概率是否低于男性。实验参与者被告知，玩一局拼字游戏能够获得3~10美元。游戏结束之后，每名参与者她都给了3美元。琳达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他们可以协商得到更多钱，她也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给了3美元，没有对他们的表现做出评论。如果有人提出想得到更多钱，她就直接付予相应的数目，10美元为上限。不出所料，男女之间进行协商的意愿存在巨大差别：提出涨钱要求的男性人数是女性的8倍。这并不是巧合。在真实的职场中，男女行为模式同上述毫无二致。
不过，调节权力感带来的影响也存在男女差异。在同纽约大学乔·麦基合作的实验中，我们为参与实验的男性与女性都设定了以下场景：“现在，你被取消了航班座位。你会不会要求航空公司给你提供价值更高的乘机优惠或者升舱等服务？”当我们提前为实验参与者“设定”权力感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表示会进行协商的概率都大大提升。也就是说，增加人们的权力感，能够使他们以男性的行为模式行动。
不过性格刻板印象中最让人反感的一个问题就是男性出轨概率更高。然而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电影宣传效果。大量研究表明，男性出轨频率更高，出轨对象也更多。对于这个现象有许多解释，但大部分解释归根结底都是女性要面临更高的生育成本，因此出轨概率低。换言之，如果意外怀孕，毕竟还是女性来承担后果。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女性对性伴侣的选择更为挑剔，在出轨行为上也更谨慎。
但是，权力也会增加出轨概率——对男性女性都是如此。艾里斯·罗宾逊的故事你们已经看到了。再来看看科隆大学尤里斯·拉莫斯的一项研究结果。他对1561位职场人士进行了问卷调查，包括让他们以1~100衡量自己在组织中的权力等级位置，然后询问他们的出轨频率（即他们多久有一次不忠的性行为）。
调查结果显示，权力等级越高，出轨概率越高。这也与我们的命题一致，许多人认为的性别差异本质上是权力差异。无论男女，权力等级对出轨行为的影响是一样的。
一系列的研究都表明，许多看似是性别差距产生的影响，其实通过调节权力感可以再现。换言之，男性与女性并不是来自不同的星球。男人并不是来自火星，女人也并不是来自金星。男人和女人都来自地球，他们的行为模式都受到了权力的深刻影响。
那么，性别差距既然本质上是权力差距，是否意味着增强女性的权力感就能够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问题？第2章中提到了很多增强权力感的方法——回忆享有控制力的经历，聆听重低音且节奏感强的音乐，做出权力姿势。难道不能利用这些方法让女性同男性一样享有权力感，从而提升女性的表现？
答案并非如此简单。改变权力感只能解决问题的一半。女性群体拥有的权力少于男性群体，因此当她们希望在行为中展现权力时，面临一个障碍。安·霍普金斯的经历说明，在人们的预期中，女性应该包容一切，关心集体，谦恭温顺。这种行为预期导致了一个困局：当女性感受到权力，展现出控制力的时候，她们会招惹是非，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