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的任何经验主义的概念都没有像集体无意识概念那样遇到过那么多的误解。下面我将试图（一）给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二）描述它在心理学上的意义，（三）解释用以证明它的方法，（四）举出一个例子。
一、定义
集体无意识是精神的一部分，它与个人无意识截然不同，因为它的存在不像后者那样可以归结为个人的经验，因此不能为个人所获得。构成个人无意识的主要是一些我们曾经意识到，但以后由于遗忘或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了的内容；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意识之中，因此也就从未为个人所获得过，它们的存在完全得自于遗传。个人无意识主要是由各种情结构成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主要是“原型”。
原型概念对集体无意识观点是不可缺少的，它指出了精神中各种确定形式的存在，这些形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普遍地存在着。在神话研究中它们被称为“母题”，在原始人类心理学中，它们与列维—布留尔的“集体表现”概念相契合；在比较宗教学的领域里，休伯特与毛斯又将它们称为“想象范畴”，阿道夫·巴斯蒂安在很早以前则称它们为“原素”或“原始思维”。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我的原型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和毫无凭据的，其他学科已经认识了它，并给它起了名称。
因此我的论点就是：除了我们的直接意识——这一意识不仅具有完全个人的性质，而且我们相信它是我们唯一的经验精神，尽管我们也将个人无意识作为对它的补充而加以研究——还有第二个精神系统存在于所有的个人之中，它是集体的、普遍的、非个人的。它不是从个人那里发展而来，而是通过继承与遗传而来，是由原型这种先存的形式所构成的。原型只有通过后天的途径才有可能为意识所知，它赋予一定的精神内容以明确的形式。
二、集体无意识在心理学上的意义
从职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医学心理学着重强调精神的“个人”性质，这里我指的是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这是一种“个人的心理学”，其病源因素几乎完全被看做是个人性质的。然而，即使这样一种心理学也是以某些一般生物学因素为基础的，比如性本能或者自我表现冲动就远不止是个人所具有的特征。由于这种理论自诩为一门解释性的科学，所以也就必须得这样做。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阿德勒的观点都不否认在人和动物身上同样存在着某些先天性的本能，也不否认这些本能对个人心理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本能只是一些具有某种动力或刺激力性质的遗传因素，它们遍布各处，有着非个人的特征，并且经常不能完全升达意识之中，因此，现代的精神疗法的任务就是要使病人意识到它们。就其性质来说，它们并不是模糊而不明确的；相反，它们有着具体形式的动力，不管是早在意识产生以前，还是在意识发展到无论什么样的程度以后，它们都一直在追求着其内在固有的目标。结果，它们形成了与原型极其相似的形态，相似得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原型实际上就是本能的无意识形象，如果换句话说，也就是“本能行为的模式”。
因此，集体无意识并不是一个大胆得不得了的设想，如果真要说这一设想是大胆的，那么其大胆的程度也不过就相当于认为有本能存在这种观点一样。人们都承认，人类活动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着本能的影响，而不管意识中的理性动机如何。所以，如果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想象、知觉和思维都被一些先天的、普遍存在的形式因素所影响，那么在我看来，智识功能正常的人士如果能在这种观点中多多少少发现一些神秘主义的倾向，他们便也能在关于本能的理论中发现同样多的神秘主义倾向。尽管如此，我所提出的这一概念还是因其所谓的神秘色彩而备受非难，但我在此必须再一次强调，集体无意识概念既不是思辨的，也不是哲学的，它是一种经验质料。但问题的根本之点就在这里：究竟有没有这类无意识的、普遍的形式？如果它们是存在的，那么在精神之中就有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无意识的领域。要诊断出集体无意识的存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仅指出无意识产物的原型性质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性质通常是明显易见的，并且还可以通过语言和教育的手段而获得。除此之外，还须排除掉密码记忆（cryptomnesia），但这在有些时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不过，尽管存在着这许多困难，仍然还是有足够的个体例证显示了神话母题在土著中的复活，从而使得这个问题免受了理性怀疑的攻击。但是，如果这样一种无意识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它们纳入心理学的解释之中，并对所谓的个人病因论予以更尖锐的批评。
我的意思或许可以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清楚地表达出来。你们可能读过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一幅画所作的评论，也就是那幅圣·安妮和圣母玛丽亚与儿童基督的画。弗洛伊德在解释这幅卓越的画时，引用了列奥纳多有两个母亲这一事实。这里的因果关系是个人的。这幅画的题材远不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弗洛伊德的解释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准确之处，即圣·安妮是基督的祖母，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解释的那样，是基督的母亲。但在这些细节上兜圈子毫无必要，我们只需指出，与明显的个人心理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非个人的母题。在其他领域中这个母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就是“双重母亲”的母题，它是神话和比较宗教领域中以各种变体出现的一个原型，它构成了无数“集体表现”的基础。我还可以提出“双重血统”的母题为例；所谓“双重血统”是指同时从人的和神的父母那儿获得的血统，就像赫拉克勒斯一样，因受天后赫拉的抚养而获得了神性。在希腊作为神话的东西在埃及却成为了一种仪式：埃及法老的本质就是人神合一的。在埃及神庙的出生室的墙上就描绘着法老的第二次的、神圣的孕育和诞生，他经历过“两次诞生”。这一观念隐伏在所有的再生神话之中，基督教也同样包括在内。基督自己就有过“两次诞生”：约旦河中的洗礼赋予他以新的生命，使他从水与精神之中再生了。因此，在罗马的礼拜仪式中，洗礼盘被称作“教会之腹”。你还可以在罗马祈祷书中读到，直到今天，每逢复活节前的圣星期六，在“洗礼盘的祝福”之中，人们还这样称呼它。再举一例，根据一个早期的基督教——诺斯替教观念，以鸽子的形象出现的精神被解释作索菲亚—莎皮恩替亚——智慧和基督之母。多亏了这一双重诞生的母题，今天的孩子们才有了一个“教父”和一个“教母”作保护人，而不再让仙女或者妖精在他们刚出生时就给予祝福或加以诅咒，把他们魔术般地“收养”为自己的孩子。
第二次诞生的观念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可以找得到。医学刚开始诞生之时，它是一种治病的魔法；在许多宗教中，它是首要的神秘经验；在中世纪的神秘哲学中，它是关键性的观念；最后——但决非最不重要——它是一种童年幻想，出现在无数儿童的头脑之中，这些儿童无论大小都相信他们的父母并不是他们的亲生父母，而只是收养他们的养父养母罢了。本弗莱脱·塞利尼也怀有这样一种幻想，他在自传中曾对此有过叙述。
如果说所有相信双重血统的人在现实中都有两个母亲，这未免令人难以相信；如果说是列奥纳多及其他几个与他命运相同的人用他们的情结传染了其余的人，则更是不可能。我们倒不如作这样一种设想：双重诞生的母题与两个母亲的幻想无处不在的联系是应和了人类中一种普遍存在的需要，这种需要恰好正反映在这些母题之中。如果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确是在圣·安妮和玛丽亚的形象中描绘他的两个母亲——虽然对此我表示怀疑——那么他也只是表现了他以前和以后的无数人都相信的某种事物。秃鹫的象征（弗洛伊德在上面提到过的著作中也对此给予过讨论）使这一观点更加可信。弗洛伊德不无道理地把荷拉波罗的《象形文字》一书作为这一象征的来源。在列奥纳多的时代，这是一本被广泛运用的书。在书中你可以读到秃鹫全是雌性的，象征着母亲，它们受风（灵气）而孕。灵气一词主要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才获得了“精神”的意义。甚至在对彭特科斯的奇迹的记述中，灵气一词仍然还具有风与精神的双重意义。在我看来，这个事实无疑是针对玛丽亚而言的，她作为一个处女，受圣灵而怀孕，就像一头受风而孕的秃鹫一样。据荷拉波罗说，秃鹫还进一步象征着雅典娜；我们知道雅典娜不是分娩而生，而是直接从宙斯的头中跳出来的，她是一个处女，只知道精神上的母性。这一切都实是暗指玛丽亚和再生母题。没有任何一点证据证明列奥纳多还想用他的画来表现其他的思想。但弗洛伊德却认为列奥纳多是把自己当做了儿童基督。不过，即使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列奥纳多在其一切的可能性中都是在表现双重母亲的神话母题，而决不是在表现他自己的个性的前史。如果他真是在表现他自己的个性的前史的话，那么又怎样解释画这同一题材的其他画家呢？他们并不是都有两个母亲吧？
现在我们把列奥纳多的例子移至神经病的领域中。让我们假设一个有母亲情结的病人，他受一种幻觉的支配，以为他的神经病的原因在于他确实有两个母亲这一事实之中。如果从个人方面作解释，就必须承认他是对的——然而实际上却是大错特错。事实上，他的神经病的原因在于双重母亲原型的复活，这与他是否有两个母亲毫无关系。如我们所见，原型是单独地和历史性地起作用的，它决不牵涉有两个母亲这种异常稀少的情况。
自然，在这样一个例子中，人们很容易倾向于预先推断出一个如此简单、如此具有个人性质的原因，然而这种推断不但是不准确的，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对于只受过医学训练的医生来说，双重母亲的母题是完全陌生的，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母题何以会具有如此大的决定力，以至竟能产生出一种创伤性的效果呢？要想了解这一点，其困难的程度是众所公认的。但如果我们考虑一下隐藏在人的神话和宗教领域内的巨大力量，原型作为病源的重要性就显得不那么荒唐突兀了。在无数的神经病病例中，骚乱的原因都起于这样一种事实：病人的精神生活缺乏这些动力的配合。然而，一个纯粹以个人为中心的心理学却竭尽全力地把一切都减缩为个人的原因，以此来否认原型母题的存在，甚至还极力以对个人的分析来摧毁消除它们。我认为这种方法是危险的，它在医学上也得不到认可。今天我们对有关的动力的性质可以作出比二十年前更好的判断了，难道我们就看不出整个国家是如何在恢复一个古老的象征，甚至在恢复一种古老的宗教形式吗？难道我们就看不出这种群体感情是怎样在灾难性地影响和改变着个人的生活吗？过去时代的人今天仍然还在我们身上活着，而且这种阴魂不散的程度是我们在战前连做梦也没有梦到过的。一言以蔽之，伟大民族的命运如果不是个人精神变化的总和，又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呢？
只要神经病仅仅是一桩私人的事，其根源只在个人的经历中，那么原型就决不在其中担当任何角色。但如果问题在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适应，或者存在着一种相对大量地产生神经病的有害条件，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有聚集的原型在其中起作用了。既然神经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的”现象，因而我们应该认为在这些病例中都聚集着原型。与这种情景相应的原型被激活了，结果，藏在原型中的那些爆炸性的危险力量就被释放出来，它们的活动常常带着难以预料的后果。受控于原型的人绝不会不成为精神错乱的牺牲者。如果三十年前有任何人竟敢预言，我们的心理发展会朝着复活中世纪犹太人迫害的方向行进，会使人们再一次像两千年前一样行罗马似的军礼，以一个古老的字代替基督教的十字，召引数百万的战士前驱赴死——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被大家呵斥为带有神秘色彩的傻子。然而今天怎么样了呢？说起来简直令人吃惊，这一切荒谬悖常的事情竟都成了可怕的现实。在今天的世界里，什么私人的生活，私人的病源，私人的神经病，差不多都变成了一种虚构的事物。生活在过去时代中的人，生活在一个古老的“集体表现”世界中的人，今天又重新获得了异常明显而真实得令人痛苦的生命，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出现在几个不平衡的个人之中，而是出现在成百上千万的人之中。
生活中有多少种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刻进了我们的精神构造中，它们在我们的精神中并不是以充满着意义的形式出现的，而首先是“没有意义的形式”，仅仅代表着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动的可能性。当符合某种特定原型的情景出现时，那个原型就复活过来，产生出一种强制性，并像一种本能驱力一样，与一切理性和意志相对抗，或者制造出一种病理性的冲突，也就是说，制造出一种神经病。
三、证明方法
现在我们必须转到如何证明原型的存在这一问题上来。既然原型被认为是能够产生某些精神形式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讨论在哪里和怎样才能获得表现这些形式的材料。“梦”自然是主要的来源。梦的优点在于它们是不自主的、自发的，其性质没有被任何有意识的目的所歪曲，因而是纯粹的无意识心理的产物。我们可以通过对个人的询问来确定，出现在他梦中的哪些母题是他所知道的。自然，我们必须把所有他“可能”知道的母题从他不知道的母题中排除出去，比如——还是回到列奥纳多的例子中来——那秃鹫的象征。我们不知道列奥纳多是不是从荷加波罗那里得到的这一象征，尽管对他这样一个当时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当时的艺术家对人文科学都有广博的知识。因此，尽管那鸟的母题是一个典型的原型，但它存在于列奥纳多幻想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什么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寻找做梦者本人并不知道的母题，它们虽然不为做梦者所知，但却仍旧在他的梦中起着作用，这种作用正好与我们从历史来源所知道的原型的作用巧合起来。
我们所需材料的第二个来源可以在“积极想象”中发现。我用“积极想象”一词指的是由蓄意专注状态中产生出来的一系列幻想。我发现，如果梦中存在着未经认识的、无意识的幻想，那么梦的频率和强度就会增长；但一当这些幻想进入了意识之中，梦就改变其性质，其强度就减弱，频率就降低。由此我得出结论：梦中常常包含着“希望”进入意识的幻想。梦的根源通常是被压抑的本能，它们有一种影响意识的自然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只需叫病人回想对他非常重要的幻想中的任何一个片断——一个偶然的念头，或者在一次梦中意识到的东西——直到这个片断在其中出现的整个上下文联系，也就是说，它置根其中的相应的联系材料，都变得清楚时为止。弗洛伊德所推荐的“自由联想”对这一问题是不适用的。“自由联想”，是用以分析梦的方法，而这里需要加以详尽阐明的却是幻想，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观察进一步的幻想材料，这些材料会非常自然地把自己与幻想的片断融合起来。
现在来插入一段关于方法的技术性讨论显然不是时候，我们只需说明以下一点就足够了：作为结果出现的一系列幻想把无意识释放了出来并制造出富于原型形象和联想的材料。很明显，这一方法只适用于某些精心选择的例子，它并不是全无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使病人过于远离现实，因此有必要警告人们不可机械地运用这一方法。
最后，原型材料的一个有趣的来源还可在妄想狂的妄想中、在恍惚状态下的幻想中以及在三至五岁的儿童早期的梦中找到。尽管这类材料可被大量地发现，但除非人们能够从神话中引证出与这些材料相似的东西来，否则它们便是毫无价值的。当然，只是简单地把一个关于蛇的梦与神话中蛇的故事联系起来是很不够的，因为谁能保证在梦中起着作用的蛇的意义与神话背景上的蛇的意义是相同的呢？因此，要得出一个相似的类比，首先必须知道在单个象征中起作用的意义，然后找出与之表面上相似的神话象征是否也有一个相似的上下文背景，从而才能决定那起作用的意义是否也相同。确立这些事实不仅需要繁复辛苦的研究，而且还会由于难以证明而费力不讨好。象征不能脱离上下文的背景，因此详尽的描述是必不可少的，不管这些描述是个人性质的还是象征性的；这一点在一次讲演中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我反复地试过多次，都险些儿把一半的听众送入了梦乡。
四、例子
在此我选了一个病案作为例子，尽管这个病案是已经发表过的，但由于它的简洁短小很宜于用来说明问题，所以我想再一次选用它。这次选用时，我还可加上一些评语，这些是上一次发表时被省略掉了的。
大略在1906年，我曾遇到过一个非常离奇的妄想，这是在一个已被关押了好多年的妄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发生的，他从青年时就患上了这种病，无法治愈。病人曾在一所州立学校读过书，后受雇为一名办公室文书。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我那时也不懂得神话和考古学，因此当时的情况背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一天，我发现他站在窗前，摇头眨眼地看着太阳。他叫我也这样看，因为这样可以看见非常有趣的事情。我问他看见了什么，他对我什么也看不见表示非常惊讶，他说：“你肯定能看见太阳的阴茎——我把头从一边摇向另一边时，它也跟着我摇，风就是从那地方产生的。”我自然是一点也不理解这奇怪的想法，但我做了记录。四年后当我在进行神话研究时，我偶然读到已故的著名语言学家阿尔布莱特·狄尔特里希的一本书，这本书使我得以解释了这一妄想。这本书出版于1910年，是专门研究巴黎国立图书馆里的一部希腊抄本的。狄尔特里希相信他在抄本的一部分里发现了一种密斯拉教的仪式。这部抄本无疑是为了施行某些符咒而设下的一种宗教法规，密斯拉就是因这些符咒而命名的。抄本来自于神秘主义哲学的亚历山大学派，它与莱顿抄本和《赫尔墨斯之体》一书中的某些段落非常相似。在狄尔特里希所研究的抄本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这样一段话：
从阳光里吸取空气，你尽力地呼吸三次，就会感到自己升了起来，走向那高度，你会觉得你就在天的中间。……那些看得见的诸神的道路将经过太阳的圆盘而出现，那太阳是我的父亲上帝。它同样也将通过那所谓的管子而出现，那是助人之风的风源。你将看到从太阳的圆盘上垂下一段像管子一样的东西，它向着天的西边摇晃，就像吹着无穷的东风一样。但如果有西风往东边吹来，你同样可以看见它向东边摇晃的景象。
很明显，作者的意图是要使人们体验他所看到过的，或者至少是他所相信的这一幻象。读者要么将被引进作者的内在宗教经验之中，要么将被引进某一个神秘群体之中——这似乎更有可能；菲洛·犹大乌斯曾对这些神秘群体作过当代的描述。这里援引的火神或太阳神与许多历史的形象酷似，比如与《启示录》中的基督形象的酷似。因此它是一个“集体表现”，同样也是人们所描述的仪式行为，如对动物叫声的模仿，等等。这一幻象是置根于一个具有明显的迷狂性质的宗教背景之中的，它描述了一种进入对上帝的神秘体验的状况。
我的病人比我年长十岁。在他的妄自尊大狂中，他把自己想成是集上帝与基督于一身。他对我持一种保护人的态度；他之所以喜欢我也许是因为我是唯一对他那些深奥难懂的观念持同情态度的人。他的妄想主要是宗教性质的，他邀我像他那样对太阳眨眼并摇晃脑袋，显然是想让我分享他的幻象。他扮演的是一个神秘的圣者，而我则是一个刚入教的新手。他觉得自己就是太阳神，左右摇晃他的脑袋就可以产生风。阿皮来乌斯在埃西斯神话中，在赫利欧斯登仙的形式中都发现了这种向上帝的仪式般的转换。“助人之风”的意义也许与那具有生殖力的灵气是相同的，它从太阳神中溢出，流进灵魂里，使其结出了果实。太阳和风的联系在古代的象征体系中是经常出现的。
必须指明，这并不是两个各自孤立的例子的纯粹巧合，与上帝或太阳相联系的风管的观念是独立存在于这两个例证之外的，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代也同样有这样的观念。实际上中世纪就有图画描绘一根管子或水龙软管从上帝的宝座上垂下来，伸进了玛丽亚的身体，使她怀了孕，我们还可看到有一只鸽子，也许是儿童时的基督，飞下这条管子。鸽子代表着生育天使，代表着那圣灵之风。
病人是绝不可能知道四年后才出版的希腊抄本的，他的幻象也极不可能与中世纪表现圣母怀孕的图画有所联系，甚至于通过某种机会看到过一幅复制品的可能性也极小，因为这画实在是非常稀有。病人才二十岁时就被诊断为精神病，他从未旅行过，他的家乡苏黎世的艺术馆里也没有这种画。
我提出这个病案的目的不在于证明这一幻象是一种原型，而只是想以最简单的形式来表明我所使用的方法的程序。如果我们有了这类的病案，调查就会进行得相对容易些，但实际上想作出证明却要复杂得多。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把某些象征分离出来，以便于可以将它们认做典型的现象，而不是偶然的事物。这就需要检查一系列的梦，少说几百个吧，来寻找典型的形象，并观察这些形象在所有这些梦中的发展状况。对于积极想象的产物也可用相同的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确立起某一相同形象的连续性和变换形式了。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形象，只要它在一系列梦中或幻景中的行为与原型相似。如果你手上的这种材料被仔细观察过并且非常充分，那么你就会发现以同一种类型发生的变异。这一类型及其变体都可在神话学和种族文化学的证据中得到证明。我在他处也曾描述过调查的方法，并提供了必要的病案材料。
（苏克译自《荣格文集》英文版卷9（1），冯川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