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集体无意识这一假设属于那种起初人们认为奇怪,但不久却被人们掌握和应用的熟悉概念。一般的无意识概念就是这种情况。以卡勒斯和冯·哈特曼二人为主所提出的哲学上的无意识概念,在唯物主义及经验主义强大潮流的冲击下消失得几乎无影无踪,但现在又逐渐开始在医学心理学这一科学领域里重新出现。

最初,无意识概念仅限于指那种受到压抑的或遗忘的内容状态。甚至弗洛伊德,他至少是隐喻地让无意识登台表演,也认定无意识只不过是遗忘和压抑内容的集合场所,而且仅仅由于这种情况才具有一定的功能上的意义。因此,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虽然他看到了无意识这一概念具有古老和神话色彩的思想形式,他仍然赋予无意识以完全个人的特性。171

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无疑含有个人特性,我把它称之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地存在的。我把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只有在产生了“可以意识到的”内容时才具备了认识心理存在的条件。因此,只有当我们能够对无意识的内容加以说明时才能够对其进行探讨。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名为“带感情色彩的情结”所组成,它们构成心理生活中的个人和私人的一面,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谓的“原型”。

原型一词最早是在犹太人斐洛谈到人身上的“上帝形象”时使用的。它也曾在伊里奈乌的著作中出现,如:“世界的创造者并没有按照自身来直接造物,而是按自身以外的原型仿造的。”《炼金术大全》把上帝称为原型之光,这个词多次在狄奥尼修法官的著作中出现。例如在《天国等级》第二卷第四章中写到“非物质原型”以及在《天国等级》第一卷第六章中写到“原型石”。原型一词未见于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但文中是有此含义的。例如他在《杂说》第八十三条中写道:“主要观点虽未形成……但确存在于上帝的思想中。”原型这个词就是柏拉图哲学中的形式。为了我们的目的,这个词既适宜又有益,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了这些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并关系到古代的或者可以说是从原始时代就存在的形式,即关系到那些自亘古时代起就存在的宇宙形象。列维—布留尔所用的“集体的表现”一词是指那些世界的原始观念中的形象符号,但也同样适用于无意识的内容,因为它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事物。原始部落的传说与原型有关,但这些原型已采用特殊方式加以修改。它们已不再指无意识所包含的内容,而变为意识的公式,根据传统进行传授,并且一般是秘密传授。这种传授是一个传递那些溯源于无意识的集体内容的典型方式。

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表达原型的方式是神话和童话。但是这也是从古代传下来的一些具有特殊烙印的形式,在这里,原型一词只能够间接地应用于“集体表现”,因为它指的只是那些尚未经过意识加工的心理内容,所以还是心理经验的直接材料。从这个意义来说,在原型和经过演变的历史公式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尤其是在较高级的秘密传授中,原型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可以准确无误地揭示出意识加工所施加的品评估价的影响。正如在我们的梦境和幻境中所遇到的那样,原型的直接表现更富于个性和更难理解,例如,它就比神话更为天真幼稚。原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无意识的内容,当它逐渐成为意识及可以察觉时便发生改变,并且从其出现的个体意识中获得色彩172。

顾名思义,那么原型的词义从它和神话、秘密传授以及童话之间的关系来看,是足够清楚的。不过当我们试图确定何种原型属于“心理学性质”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比较复杂了,至今神话学者仍然求助于太阳、月亮、气象学、植物学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念。他们至今才承认,神话是揭示灵魂现象的最早和最突出的心理现象。原始人对显见事实的客观解释并不那么感兴趣,但他有迫切的需要,或者说他的无意识心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渴望,要把所有外界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对原始人来讲,只见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够的,这种外界的观察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就是说太阳运行的过程应当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运,而且归根到底还必须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至于所有的神话化了的自然过程,例如冬夏、月亮的圆缺、雨季等都绝不是客观现象的喻言173,而是内在的无意识心理的戏剧的象征性表现,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接近人的意识——即在自然现象中反映出来……

原始人的主观性给我们留下了如此强烈的印象,应该使我们早就猜想到神话与一些心理活动有关。他对自然界的知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无意识心理过程的语言和外衣。这个过程是无意识的,这件事实本身说明了为什么人在企图解释神话的时候想到了一切,但却恰恰想不到心理活动。他根本不知道,心理活动包括了产生神话的全部形象,而我们的无意识只是一个正在内在戏剧中表演和受难的主体,而这种戏剧是原始人借助比拟类推的方法在大大小小的自然过程中重新发现的。

“你命运的星宿在你自己的胸中”,塞利对华伦斯坦说——只要我们知道哪怕一点儿心的秘密,这一名言也就完全能够满足所有的占星术士了。但人们长久以来对此却所知极少,今天的情况我也不敢说就要比以往好一些。

部族学问总是神圣的和危险的。一切秘密传授所追求的都是对看不见的精神事物的理解,并且它们都各自自封为绝对权威。对于原始学问来说是确实的东西,在更高的程度上对于统治着世界的各大宗教来说也同样是确实的。它们都包容着某种最初隐藏不露的启示的知识,只把灵魂的秘密陈列于各种光辉的形象之中。它们的圣殿和神借助形象和言词宣述着那因年代的久远而变得神圣起来的信条,并使得这信条能为每一颗虔敬的心灵、每一双敏锐的眼睛和每一缕最幽远的思绪所理解。我们确实不能不说,越加美丽的事物,便是越为崇高的事物;不断进行而来的、随传统继承而来的形象越是包容万方,它也就越是远离个人的经验。我们只能够摸索出一条路来进入到这一形象之中去,感觉到它的微妙,然而它的原始的经验是早已经失去的了。

为什么心理学在各门经验科学中是最年轻的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早早地发现无意识、启开它那些永恒形象的宝库呢?答案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对每一个精神现象都有一个宗教的程式——这是一个远比直接经验更为美丽和包容性更大的程式。尽管对许多人来说,基督教的世界观已经变得黯然失色,但东方象征的宝库仍然满是神奇,在长时间内还足以滋养那种追求外表的绚丽新鲜的热情。而且,这些形象——不管它们是基督教的,是佛教的,还是你所愿意的任何教的——都是美丽、神秘而富于自觉性的。自然,我们越是熟悉这些形象,就越是不断地使用它们,从而把它们磨得光滑平润,结果到头来只剩它们平庸、浅薄的性质以及毫无意义的似非而是了。圣灵感孕的神秘,或者父子同质,或者决非三个一组的三位一体——这些形象已经不能再借翼与哲学幻想的翱翔了,它们已经全然僵硬,仅成了信仰的对象而已。鉴于这一原因,一般有教养的欧洲人的宗教需要及其信仰的头脑和哲学的思考为东方的象征所吸引这一事实也就毫无令人惊异之处了。他们是为印度那些宏壮的神的概念和中国道家哲学的深渊所吸引的,这情况颇像在古典时代人们的心智曾为基督教的观念所抓住一样。许多欧洲人开始时完全倾伏在基督教象征的影响之下,但随着日益贫瘠的象征体系最后发展成一种繁杂得不堪容忍的“我—你”关系以后,他们便陷入了克尔凯郭尔似的神经病状态之中,或者说一种克尔凯郭尔似的与上帝的关系之中,最终也沦为东方象征的魔力与新奇的俘虏了。但是,这种对东方象征的屈服并不意味着失败,它反倒证明了宗教意义上的兼收并容性和生命力。我们在有教养的东方人那里也能观察到同样的情形,他们也常常感受到基督教象征的吸引,感受到与东方式头脑那么格格不入的科学的吸引,最后竟能培养起一种对基督教和科学的令人羡慕的理解。人们拜伏在这些永恒形象的脚下,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事实上,这些形象的作用也正在于此,它们本来就是为着吸引人、折服人、蛊惑人和压倒人而生就的。它们从启示的原始物质中被创造出来,映照着无穷奇特的神的经验;这便是它们总给人一种神的预感而同时又保护他不直接体验到神的原因。多亏了人类精神那么多世纪以来的劳绩,才将这些形象融入了一个广泛的思想体系之中;这一思想体系赋予这个世界一种秩序,同时,它又被一个强大的、分布辽远而又历史悠久的机构所代表着,这个机构就是教会。

为了最好地说明我的意思,我将用伏利乌的尼古拉斯兄弟作为例子。他是瑞士的神秘论者和隐士,新近才被封为圣徒。他最重要的宗教经验或许就是所谓的“三位一体显圣”。这一显圣的幻象几乎占据了他全部的心灵,使得他把这幻象画在了(或者请人画在了)他的小屋的墙上。这幅画现在还保存在萨息森教区的教堂里,它画的是一个被分成六个部分的曼陀罗,中央是戴着皇冠的上帝的面容。现在我们知道了,克劳斯兄弟(即尼古拉斯兄弟)曾经借助于一个德国神秘论者所写的插图版祈祷小册子来研究他的显圣幻象的性质,我们知道他极力想把他的原始经验套进一个他所能理解的框架之中。数年来他都从事于这一工作。这就是我所称的象征的“加工”。他对于显圣的幻象性质的思考,因为受他用作导线的神秘图画的影响,难以避免地引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一定是窥见了圣三位一体本身——那最崇高的、永恒的爱。现存萨息森的“洁”本可以证明这一点。

然而克劳斯兄弟的原始经验却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的迷狂中启示给他的是一种异常恐怖的景象,他的面目都因之而吓得改变了形状——而且改变得那么厉害,旁人见了都感到无比的害怕。他看到的是一种极度强烈的景象,对此,沃尔弗林,我们最早的资料来源,是这样写的:

所有来看他的人一见之下都充满了恐惧。他自己曾经解释过这原因,说他看见了一束刺目的光芒,这光芒像一张人的脸,他刚一看见它就害怕自己的心脏会裂成碎片。恐惧攫住了他,他马上转过脸去,倒在了地上。这就是他的脸至今看着还吓人的原因。

这一幻象正好可以与《启示录》1:13中的幻象相比较,启示录里的那个奇异的基督形象,其狰狞与奇特的程度除了七眼七角的怪羊(《启示录》5:6)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超过。要找出这个基督形象与福音书中的基督形象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最早的那些材料来源都以非常明确的态度来转述克劳斯兄弟的幻象。1508年,人文主义者卡尔·波维纳斯(查尔斯·德·波叶尔)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到:

我希望能告诉你在天上向他显现的一幅幻象,那是一个群星闪烁的夜晚,他站着,沉浸在祷告和沉思之中。他看见了一个人的形状,带着一张充满了愤怒和恐吓的可怕的脸。

这一转述与《启示录》1:13提供的现代扩充极相吻合。我们也不应忘记克劳斯兄弟的其他幻象,如披着熊皮的基督,圣父圣母,以及他自己作为圣子的幻象,它们都展示出一些实在不合教义的特征。

传统的解释法将这次重大的幻象与萨息森教堂的三位一体图联系在一起,所谓“朝圣者之域”中的轮盘象征也同样与这幅图画相联系。我们得知,克劳斯兄弟曾把那轮盘的图画给一位朝圣者看,显然,那图画占据他的头脑已有相当时间了。勃朗克的观点与传统解释法大相径庭,他认为幻象与三位一体图并无联系。但在我看来,这一怀疑论调似乎又走得太远了些,在克劳斯兄弟对轮盘的兴趣中肯定藏着某种原因。像他所经历的这种幻象常常是会导致头脑的混乱与崩溃的(目睹心脏“裂成碎片”)。我们从经验得知,保护性的圆圈——曼陀罗,是对头脑混乱状态的一剂传统的解药,因此,克劳斯兄弟迷恋于轮盘象征的原因也就非常清楚了。对那次作为上帝体验的可怕幻象的解释也不必离谱太远;在我看来,那次重大的幻象与三位一体图的联系,以及这两者与轮盘象征的联系,在心理学的基础上都是非常可能的。

这一无疑是可怕的与高度令人不安的幻象,像火山一样在他的宗教世界观中喷涌而出,没有任何合于教义的预兆和评注,因此自然需要长时期的吸收来使它融合入精神的整个结构之中,从而恢复被扰乱的精神的平衡状态。克劳斯兄弟在教义的基础上与他的经验取得了和谐,然后便如同磐石一样的坚固了。教义把某种活生生的、可怕的东西转化成了三位一体观念的美丽的抽象形式,由此它证明了自己的吸收能力。但这一和谐也同样可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发生,在一个由幻象本身及其可怕的现实性所提供的基础上发生——这自然将对基督教关于上帝的概念大为不利,对克劳斯兄弟自己无疑还会更为不利得多,那样一来他就不会再成为一个圣徒,而只会成为一个异教徒(如果不成一个神经病人的话),并且可能会在火刑柱上结束他的生命。

这个例子证明了教义象征的用途:它将一次巨大的、有着危险的决定作用的心理经验——这一经验被恰如其分地称作一次“神的经验”——匡正成了一种人类理解力所能容忍的形式,既不局限这经验的范围,也不损害它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我们在雅各布·波墨那里也遇到过这种神怒的形象,它与《新约全书》中天国慈父的上帝形象竟有着那么大的差距,仅仅这一点就很容易成为一种内心冲突的根源。不过雅各布·波墨的幻象正好与时代精神相符合——那是十五世纪末,库萨的尼古拉的时代,他的“对立面统一”的公式实际上已经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分裂。以后不久,《圣经》头六章里的上帝概念在新教中经过了一系列的再生。耶和华是一个在仍然未经分裂的状态中包含着对立面的上帝概念。

克劳斯兄弟抛掉习俗的陈规,离家数载,独处幽居,深深地窥进那黑暗的镜子,因此,原始经验的奇妙与恐怖向他降临了。在这种状况下,经过数世纪之久发展起来的教义中的神的形象就像一副治病的灵药,帮着他吸收原型形象的致命袋击,从而避免了被撕裂分崩的危险。昂吉努斯·西拉修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内心的冲突把他撕成了碎片,因为在他的时代,被教义保证着的教会稳定已经崩溃了。

雅各布·波墨也同样知道一个“怒火”的上帝,一个真正的神秘上帝。但他一方面通过基督教的父子公式沟通了深刻而痛苦的矛盾,并思辨性地将它体现在他自己的世界观中——他的世界观尽管是诺斯替教的,但其所有的基本点又是基督教的。如果不这样,他就会变成一个二元论者。另一方面,无疑是长期在秘密中酿制着对立面的合一的炼金术帮了他的忙。然而,在他显示神性的著作《灵魂问题一百一十讲》后面所附的曼陀罗图上,还是留下了对立倾向的明显痕迹。曼陀罗被分成了黑白两半,那些围绕着它们的半圆并不是合拢在一起构成一个环形,而是彼此背对着。

教义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大规模地化作某种公式从而替代了集体无意识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天主教的生活方式根本就不知道心理问题的存在。几乎整个的集体无意识生活都被输入进一条教义原型观念的河流中,在教义和仪式的象征形式下循规蹈矩地流淌着。它在天主教精神的内向性中体现了自己。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集体无意识,以前从来没有成为过“心理学”的对象,即便在基督教教会还没有存在以前,古代的神话就起着与教会同样的作用,这些神话一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史前迷雾中。人类从来就没有缺乏过强有力的形象,精神深处的离奇事物总能够借着这些形象的魔力而得以掩蔽起来。无意识的形象总是出现在保护性和调和性的外衣之下的,这样,它们就被排挤出了精神的领域而进入了宇宙空间。

然而宗教改革的反传统潮流在这些神圣形象所筑起来的保护墙上冲开了一道缺口。自从那时候起,这些形象就一个接一个地坍塌瓦解了。它们因为与觉醒的理性相冲突而变得含糊暧昧,而且,人们早已忘掉了它们的意义。不过,难道人们真的忘掉了它们的意义吗?他们会不会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知道过这些形象的意义,会不会是信奉新教的人们最近才翻然猛醒,发觉他们竟然一点也不懂得圣灵感孕、基督神性以及三位一体的复杂性所包含的意义呢?这些形象好像从来就在那儿摆着,人们只是简单地接受了它们的存在,没有问过任何问题,也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就像人们装扮圣诞树、藏复活节彩蛋但却不知这些风俗的含义一样。事实就是这样,原型形象包藏着丰富的意义,只是人们从未想到过要问一下,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神们一一死去了,这得归因于人们突然发现它们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只不过是由人的双手制造出来的一个个木头和石头的无用的偶像而已。然而实际上,人们所发现的只是,到那时为止他们还从未对这些形象进行过任何思考这一事实。当他们开始思考的时候,他们所借助的又只是他们称之为“理性”的东西——而这理性,说实在的,不过是他们的偏见和短浅目光的总和而已。

新教的历史是激烈反传统倾向的历史。一堵墙接着一堵墙倒塌了;一旦教会的权威已经粉碎,这破坏的工作也就并不显得太难。我们都知道,教会是怎样一片瓦一块砖地崩溃的——无论是在小事还是在大事上,也无论是在普遍的方面还是在具体的方面。我们也知道象征的惊人的贫瘠状况是怎样发生的,目前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种贫瘠的惊人状况之中。教会的权势随之而消失了——它成为一个被拔去了炮台箭垛的堡垒,成了一所被挖空了四面墙壁的房屋,无遮无掩地受着世界的狂风的吹袭,受着一切危险的威胁。

恰当地说,这次可悲的崩溃实在是触犯了我们的历史感,但骚乱不宁的状态并没有停止,它还在继续着,新教分裂成近四百个宗派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新教徒被抛进了一种毫无遮拦的景况之中,这景况足以使自然人瑟瑟发抖。当然,新教徒已经启蒙的意识决不会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平静地在别处寻找着欧洲已经失去的东西。我们寻求着灵验有效的形象,寻求着能够满足我们心灵和头脑的不安的思想形式,于是我们发现了东方的宝藏。

对此绝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不管是在它内部还是为它自身。没人强迫罗马人大批进口亚洲的宗教祭礼。如果基督教真像所说的那样对日尔曼诸部落是“格格不入”的,那么在罗马军团的声威衰落以后,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把它排挤出去。但基督教还是留了下来,因为它符合原型模式。在以后数世纪的时间进程中,它变得连它的创建人也会感到惊奇,如果它的创建人还活着的话。黑人皈依者的基督教也肯定是一种值得引起历史反思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西方不能吸收东方的形式呢?罗马人也曾为了受教而去伊里乌西斯、撒摩得拉斯岛和埃及,据说埃及还曾为此办过一种定期的旅游业呢。

希腊和罗马众神的死亡也同基督教的象征一样,是出于同一种病症:那时的人们也像今天一样,发现他们在这一点上不曾有过任何的思考。另一方面,异域他方的神祇还保有无以穷尽的威信,它们有着怪诞难解的名字,它们的行为奇异而黑暗——有时与奥林匹斯的那些陈腐的丑闻录全然不同。至少,人们不理解亚洲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象征不像传统的神祇那样陈腐不堪。不过,人们对一切新的毫无疑虑地接受和对一切旧的毫无顾忌地抛弃这一习性在那时还没有成为一种问题。

那么这习性现在已经成为一种问题了吗?我们能否像穿上新衣服似的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裹上了皇袍的叫花子,或者一个化装成叫花子的国王呢?我们能否像这样为自己换上那些生长在异国的土壤里、贯注着异国的血液、说着异国的语言、为异国的文化所滋养、与异国的历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象征呢?无疑这是可能的。或者,我们身上是否有着某种东西在向我们发号施令,叫我们不要去参与哑剧的演出,但却又甚至于要我们去为自己缝制戏装?

我深信象征的日益贫瘠是蕴含有某种意义的,它是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发展。一切因我们不曾思考而与我们发展的意识脱离了有意义的联系的事物,都已经丧失了。如果我们现在像通神论者一样试图用东方那些艳丽的装饰物来遮盖我们赤裸的身体,我们将会错待我们自己的历史。一个人决不会仅仅为了要摆出一副印度君主的样子而将自己首先降到讨饭的地步。在我看来,公开地声明我们精神的困乏和象征的贫瘠,比起谎称是一笔本不属于我们的遗产的继承者来要好得多。我们是基督教象征体系的确实的法定继承人,但不知怎么我们却浪费掉了这笔遗产。我们让祖先们建造的房屋塌成了一片废墟,如今又想着要闯入我们的祖先们从来就不知道的东方的宫殿。今天,任何丧失了历史的象征而又不能满足于那些替代物的人都确定无疑地处在一种异常困难的位置上:他的面前伸展着一片空虚,他于恐怖中转过脸去,背对着这空虚的景象。更糟的是,这空虚中充满了荒唐的政治和社会观念,所有这些观念都以精神的苍白为其特征。但如果他不能与这些迂腐的教条主义善为相处,这次他就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迫严肃对待他那所谓的对上帝的信仰,尽管结果常常是他害怕自己如果这样做事情将会变得更糟一些。这种害怕远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上帝离哪里最近,哪里的危险也就最大。声明精神的穷困是危险的,因为穷困的人都有欲望,而有欲望的人总是为自己引来灾难。有一句瑞士谚语将这一点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每一个富人后面都有一个魔鬼,而每一个穷人后面则有两个。”

正如基督教对世俗贫困的誓言使人们扭头无视这个世界的富足一样,精神的贫困则力求弃绝精神的虚假丰富,从而不仅离弃一个伟大的过去所留下的令人遗憾的残迹——即今天自称为新教教会的东西——也摆脱馥郁馨香的东方的一切诱惑,最终达到独自止息于自身之内的目的,让这世界单调苍白的贫瘠在意识的冷光中升达那满天繁星的高处。

我们从父辈那里继承这一贫困。我清楚地记得从我父亲那里受过的坚信礼的教育。那些教义问答使我感到说不出的乏味。一天,我正翻着那本小书,想找到点有趣的东西,这时我的目光落在了三位一体那一段上,它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急不可耐地等着功课讲到那一部分。但当讲到我等了如此之久的那一课时,我父亲却说:“我们跳过这一段,我自己对这也有点摸不着头脑。”就这样我最后的希望也被埋进了坟墓。我非常钦佩父亲的诚实,但这改变不了我自此以后就对宗教讨厌得要死这一事实。

我们的智识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但同时我们精神的寓居之地却陷入了破损失修的状况之中。我们已经彻底相信,即使借助正在美国建造的最新最大的天文望远镜,也没法透过最遥远的星云发现火红色的上帝与天使之宫,我们的眼睛只会在星际太空的一片死寂中绝望地游荡、徘徊。数学、物理向我们揭示的无限小的世界同样不会有更好的作用。最后,我们发掘出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智慧,但却只是发现,一切对我们来说最珍贵的东西都已经用一种最超级的语言表述过了。我们就像贪心的孩子一样,伸出双手,想着只要我们能抓住它就能够拥有它。然而我们占有了的东西已经不再有用,我们的手也抓得累了,因为在我们目光能及的地方,到处都摆着宝物。我们所占有了的一切东西都化作了水,不止一个小巫师为他自己所招来的水灾溺毙——只有从一开始就匍匐在那救命的幻觉之下,才有可能摆脱这种命运,那幻觉就是:这种智慧是好的,而那种智慧是坏的。那些认为自己担有预言使命的令人畏惧的病人,就正是从这些行家里手之中产生出来的。因为将真假智慧作人为的分割,就会在精神中制造出一种紧张状态,由此而生出一种类似吗啡吸毒者的孤独和渴望,希望能找到和自己有同种恶习的人来。

一旦我们的遗产被挥霍殆尽,精神就会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从火焰般的高度上降落下来。但当精神变得太沉重时,它就化成水,于是智识以魔鬼似的专横和放肆僭据了曾经属于精神的宝座。精神可以合法地要求对灵魂的出生权,地生地造的智识则不能做此要求,因为它只是人的剑和锤,而不是精神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灵魂的父亲。因此路德维希·克拉盖斯和马克斯·舍勒尔试图要恢复精神的地位,其用心是颇为良苦而可嘉的,因为在他们的时代,精神再不是高踞在上的了,而是地处低下,精神也再不是火,而是成了水。他们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孩子。

因此,灵魂寻找其失去的父亲——像索菲娅寻找拜索斯一样——的道路伸向了水边,伸向了静置在水底的黑镜那里。无论谁选中了精神的贫瘠状态,被带往其逻辑结论的新教的真正传统便走上那条引向水边的灵魂之路。这里的水并不是一种修辞比喻,而是黑暗的精神的一个活生生的象征。为了最好地说明这一点,我将举出许多具体例子中的一个来。

有一位新教神学家经常做一个相同的梦:他站在一个山坡上,下面是一个深谷,谷底有一面黑湖。他在梦中知道有什么东西阻止他靠近那面湖水。这一次他下了决心要到那水边去,当他靠近湖岸的时候,一切事物都变得黑暗而奇怪起来,一阵风突然刮过水面,他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攫住,醒了过来。

这个梦向我们显示了自然象征体系。做梦者潜入了自己精神的深处,这条道路把他引向那神秘的水边。贝塞斯塔之池的奇迹在此发生了:一个天使降临,点了那水一下,于是赋予了它治病的功能。在梦中,行使天使职命的则是那一阵风,那一股灵气,它愿意吹向哪里就吹向哪里。人走到水边是为了激发那奇迹的诞生。但那掠过黑水的精神的气息是奇异的,它就像一切我们不知道原因的事物一样——因为这些事物并不是我们自己。它暗示着一种看不见的存在,一种既非人类的期望也非意志的谋划所能赋予生命的神意。它是独立存在的;那些曾经以为“精神”只是他们相信的、他们自己创造的、书上说的或人们所谈论的东西的人,对此简直会不寒而栗。但精神自发地发生时,它是鬼魅一样的事物,于是原始的恐惧威慑住了天真的头脑。肯雅的艾尔恭伊部落中的长老们向我描述的夜神形象完全与精神毫无二致,他们称这夜神为“恐惧的制造者”。“它向你走来”,他们描述道,“就像一阵冷风,使你颤抖;或者它尖啸着在长草中回旋”——一个非洲的潘于群魔猖獗的正午时分在芦丛中巡行,他吹着他的孔笛,惊吓了所有的牧羊人。

这灵气的呼吸在梦中又这样吓住了另一位牧师,另一个羊群的牧人,他于夜的黑暗之中在精神的深谷里踏着那生满芦丛的湖岸。是的,往昔火焰般的精神沉入了自然的王国,沉降到精神的木石、水域里,像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那位老者,厌倦了人类,隐入了山林,与熊罴共吟啸,以颂造物主的荣光。

如果要发掘出父辈们留下的宝物与珍贵的遗产,我们就必得走那往下沉降的水之路。在诺斯替教的灵魂赞美诗里,一对父母把他们的儿子送去寻找国王皇冠上掉下的一颗珍珠。那珍珠在埃及人土地上的一口深井的底下,由一条龙护卫着。埃及是一片奢侈迷醉的土地,充满着物质的繁华和精神的富足。那作为王位继承人的儿子出发去取回宝物,但他在埃及的世俗狂欢之中忘记了自己和自己的任务,直到他父亲写去一封信才使他记起了自己的职责。于是他向着那水边进发,投进了那井的黑暗的深渊里,在井底他找到了那颗珍珠,最后把它奉献给了最高的神灵。

巴底桑尼斯所作的这首赞美诗所产生的年代至少有一个方面与我们现在非常相似。人类观望着、等待着,变成救主的象征,变成治病的神医的是一条鱼——从深处被拉了上来。

当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从旺库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那里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对他的梦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所有这些梦都与水有关系:“几乎我每次做梦都梦见水;不是我在洗澡,就是盥洗室的水溢了出来,或者水管破裂,或者我的房子滑到了水边,或者我看见一个熟人马上就要沉入水里去了,或者我使劲要从水里挣脱出来,或者我正在洗澡,浴盆的水要漫出盆沿”,等等。

水是对无意识的最普通的象征。山谷中的湖就是无意识,它潜伏在意识之下,因而常常被称作“下意识”,但这个词通常带有一种自卑意识的贬蔑的含意。水是“谷之精灵”,水是“道”的飞龙,它的本性像水一样——一个怀抱在阴之中的“阳”。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水是变成了无意识的精神。所以,那神学家的梦所告示的确实正确无误:下到水边他就能体验到那活的精神的运行,像贝塞斯塔之池的治病的奇迹一般。向上的飞升似乎总是以向深渊的沉降为先导的,因此另一位神学家梦见他看到在一座山上有一座圣餐具城堡似的东西。他沿着一条好像直接引向山脚的路走去,并向山上爬。但当他走近看时,他异常失望地发现有一道裂痕把他和那山分隔开了。这是一道幽深、阴暗的峡谷,谷底奔涌着地水。一条陡峭的小路一直通向谷底,又异常险峻地爬上另一边。这种情景是令人望而却步的,接着做梦者就醒了过来。这里再一次出现了做梦者渴望着光耀四照的高度,但他必须首先下到那黑暗的深渊里去;这无疑是要想爬得更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谨慎的人避开了埋伏在这些深渊中的危险,但同时他也抛掉了一次大胆莽撞的冒险可能带来的好处。

这个梦所道出的观点遭到了从意识方面来的强烈反对,意识只知道“精神”,是在高处才能见到的事物,“精神”总好像是从上面来的,而从下边来的事物都是卑陋的、毫无价值的。对持这种想法的人们来说,精神意味着最高的自由,意味着在深渊之上的翱翔,意味着从地下世界的囚笼解放出来,因此它成了一座避难所,庇护着所有那些不想变得有一点与众不同的胆怯的灵魂。但水却是实在的、明确的,它是那本能之躯中的液体,是血以及血的流动,是动物之气息,是充满着激情的肉欲。无意识是深入到长期被称为“交感性”神经系统中的精神,它从理智与道德之明晰意识的日光下脱离了出来。它不像脑脊髓系统那样操纵着知觉和肌肉的活动,因而控制着环境;不过,尽管它不用感官的辅助以行使其功能,它还是保持着生活的平衡,并通过交感神经兴奋的神秘路径向我们提供他人内心生活的知识,同时对他们施行内在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极具集体性的系统,是一切“神秘参与”的功能基础。而与之相对的脑脊髓系统,它最高的功能只是将自我的具体性质彼此分离,并且总是用空间的方法对事物只做表面和外部的理解。脑脊髓系统把任何事物都作为一种外在来体验,而交感神经系统则把一切都作为内在来体验。

普遍的观点认为,无意识是我们最个人、最隐秘的生活的一种未经遮掩的断片——类似于《圣经》里所称之为“心”和视为一切邪念之来源的东西。心室中伏息着邪恶的血精、暴怒的脾气和感官的软弱性。从意识的角度看,无意识就是这样一副模样。但意识基本上是一种大脑的活动,它孤立地看待一切事物,也孤立地看待无意识,把它完全认作“我的”无意识。因此,一般人都相信,任何潜入无意识的人都进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性的窒息空气之中,在这死胡同里,精神的地下世界会放出它那黑暗洞穴中的一切凶禽猛兽,他将在这条死胡同里遭受所有凶兽的袭击。

确实,谁要是照进那水的镜子必定首先照见自己的脸孔,谁要是走向他自己必定与自己遭遇。那镜子决不取悦于人,它忠实地反射照镜子的人,也就是说,它忠实地映出我们从未向世界显示过的那副面容,那张我们用“人格”、用演员的面具掩盖起来了的面容。但那镜子是处在面具之后的,它照出了一张真实的脸孔。

与自己的这一遭遇,从内在方面来说是对勇气的第一次考验,它足以吓退大多数人,因为遇见自己是尤其不令人愉快的事情。不过,只要我们把一切后面的事物都投放进这一环境之中,这类不愉快的事就能够得以避免。如果我们能够看见阴影,并且能够容忍有阴影存在这一事实,那么问题的一小部分就已经得到了解决:至少我们已经把个人无意识挖掘了出来。阴影是个性的有机部分,因此它希望以某种形式与个性聚合一体。它的存在是不会因为人们对它有所争辩就能够加以排除的,它的危害也不会因为把它理性化就可以消减掉。这是一个异常困难的问题,它不仅向整个的人提出挑战,同时还使人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强烈的自然本性——或者是否应该叫它做软弱的自然本性呢?——决不愿意意识到这种无能为力的境况,它喜欢把自己想象成超出善恶之外的英雄,喜欢快刀斩乱麻,而不愿意去慢慢解那些纠缠不清的难结。但无论如何,账目是迟早都得清算的。最终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做的优点是直率、真实,合符现实,为集体无意识的补偿性反应做好了铺垫:现在你更愿意去注意某种能对你有所帮助的观念或者直觉了,或者更愿意去注意那些以前被束缚住因而未曾显露出来的思想了。也许你会注意这时出现在你睡眠中的那些梦,会沉思这时发生的那些外在的和内在的事情。只有在你具备了这样一种态度以后,沉睡在人性深处的救助力量才会苏醒和介入。无能为力和软弱是人类永恒的经验和永恒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也有一个永恒的答案,不然人类在老早以前就彻底完蛋了。当你已经做了你可能做的一切以后,剩下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即使你知道了这一事情,你还能对它做些什么。但话又说回来,我们究竟对自己又知道多少呢?用经验来衡量的话,确乎少得可怜。我们知道,祈祷实际上就是唤起一种与上述非常相似的态度,因此它的效果也大致相同。

来自集体无意识的必要及必须的反应把自己表现在原型形式的观念之中。与自己的遇会首先是与自己的阴影的遇会。那阴影是一条狭路,是一道窄门,任何走下深井的人都逃脱不掉那痛苦的挤压。但人们必须先学会认识自己,才能知道自己是谁,因为那门后涌出的是些令人惊异不已的东西,那是一片充满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的无边之域,没有任何内外、上下、彼此、我你以及好坏之分。那是一个水的世界,其中的一切生活都在悬浮中漂游;交感神经系统的王国,所有有生之物的灵魂都在此中开始;在这个世界中我是不可分割的此“和”彼;在这个世界里,我于己身之中体验他,而非我之他也同样体验我。

不,集体无意识绝不是裸露的个人系统,把它说成其他任何一样东西都要比这更合适些。它是彻头彻尾的客观性,它与世界一样宽广,它向整个世界开放。在那里,我是每一个主体的客体,与我平常的意识站在完全相反的位置上,因为在意识之中我总是作为一个具有客体的主体而存在的。在那完全的客观性中,我与世界完全同一,我在如此之深的程度上变成了这世界的一部分,因而我轻而易举就忘记了我真正是谁。“迷失了自己”这句话正是绝妙地描述这种状态的。但是,如果意识能够看得很清楚的话,那么它便会知道这个“自己”就是世界。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是谁,其原因也就正在于此。

一旦我们“是”无意识——当我们变得意识不到自己的时候——无意识就不再触及我们。这是一个古老的危险,与这种危险境地相距如此之近的原始人本能地知道并害怕这一危险。他们的意识刚刚浮出那原始之水,还那么幼稚、不稳定,还在迈着蹒跚的步子。无意识的一波微浪也会轻易地漫过它的头顶,于是他们就会忘记自己的身份,做出连自己也觉得陌生的行动。因此,原始人害怕无羁无控的情感,因为意识会在这些情感之下崩塌、缴械。于是,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指向了筑固意识这样一个相同的目标,这也同样是祭式与教义的目的,它们是防范无意识危险的堤坝,是阻挡“灵魂的危险”的墙垣。因此,原始祭式包含着驱鬼、除咒、避凶、牺牲、净化等程序,以及通过交感神经的魔力产生出有助的事件。

正是这些在原始时代建立起来的障碍成了以后教会的基础,随着象征的日益衰微而崩溃的也同样是这些障碍。于是水涨了起来,无穷的灾难冲击着人类。道斯村的宗教领袖拉可·铁棱·哥白纳多有一次对我说:“美国人应该停止和我们的宗教搅和在一起,因为它死亡以后,我们就再也不能帮助我们的父亲太阳越过天空了,美国人和整个世界在十年以内就会有所报应的,因为到那时太阳不会再升起来了。”换言之,黑夜就要降临,意识之光就会泯灭,无意识的黑海将到处泛滥。

不管是原始人还是现代人,都总站在他们自己进行的行动的边缘上,但他们对这些行动却不加控制。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全世界都希望和平,而全世界又都在为战争做准备。人是无力反对人的,因此就只好让神来示以命运的道路。我们今天把神叫做“因素”,这个词是从facere而来的,意思是“创造”。创造者们站在世界这个剧场的幕后,操纵着无论巨细的所有事件。在意识的王国里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似乎就是“因素”自身。但一当跨过阴影的门槛,我们深感恐惧地发现自己原不过是看不见的因素的客体而已。这绝不是令人愉快的认识,什么都不会给我们带来比这更大的幻灭了;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这一发现甚至还会引起原始的痛苦,因为意识严守的崇高地位——事实上这是人类胜利的秘密之一——不再为世人所信仰,它遭受到最危险的怀疑。不过,既然无知并不是安全的保证,它实际上使我们的不安全感变得更为严重,那么战胜自己的恐怖心情去搞清楚危险之所在,或许会好一些。发现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也就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了威胁着我们的最大的危险来自于精神反应的不可预测性。明察善辨的人们早已意识到,任何外部的历史条件的出现都只不过是为那些威胁着我们的真正的危险提供机会罢了。现存的政治及社会的制度体系就是这样一种外部历史条件,因此,我们不应把它看做外部条件的必然结果,而应把它看做是在集体无意识的促动之下所产生的结果。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以前的一切时代都信仰以某种形式出现的神;与年代悖行的象征体系的衰微才使我们重新发现,神只是一些精神因素,即无意识的原型罢了。难怪这一发现目前令人难以置信,除非我们经历过那神学家梦中所描述过的体验才会相信,因为只有在那种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体验到拂动在水面上的精神的自我活动。繁星已从天穹陨落了,我们最高的象征已经变得苍白,于是一种秘密的生活在无意识中震荡起来。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了一门心理学,我们之所以谈论起无意识问题,其原因就在这里。然而在一个拥有象征的时代和文化中,这一切都无疑会变得多余了。象征是来自于上的精神,在这一条件下,精神也同样是高高在上的。因此,对生活在象征的时代和文化中的人们来说,希望去体验与探索无意识无疑是一件愚蠢的、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无意识中除了自然本性的沉默的、未受打扰的摇曳不宁外,便空无一物了。另一方面,我们的无意识掩藏起了那活水,那变成了自然的精神,这就是无意识受到了骚扰的原因。天空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了物理学家们的宇宙空间,天宫神殿也只是古时优美的神话了。然而,“心在燃烧着”,一种秘密的骚动不安在咬啮着我们存在的根须,我们可以用沃拉斯巴的话问道:

沃顿在米默的头上呢喃些什么?

那温泉已经沸腾……

对无意识的关注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个精神的存在或非存在的问题。一切有上述梦中提到过的经历的人,都知道那宝藏潜伏在水的深处,都会想法去把它捞上来。他们决不能忘记自己是谁,同样也决不能危害自己的意识,而是必须牢牢地立足在地面上,然后变成——在此仍沿用这个比喻——那用钓钩和渔网捕捉水里游物的渔夫。当然,可能会有十足的傻瓜不解渔夫的所为,但渔夫们不会弄错他们的行为的永恒意义,因为他们这一行动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比起至今不衰的圣餐具故事来,还要古老好多世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渔夫。有些时候,这一形象在更早、更本能的阶段上就被吸收了,然后变成了一只水獭,我们在奥斯卡·席米兹的童话里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谁照进水里,就会看见自己的形象,但这形象的后面很快就有活物隐隐出现,大概这些活物是鱼吧,这些深渊里无害的居住者——但也只有在湖水不被搅动的情况下,它们才是无害的。它们是一种特殊的水生动物。有时会有一只娃娃鱼,一只半人形的雌鱼钻进渔夫的网中;娃娃鱼都是些迷人的动物:

她半拖着他,

他半截沉下

以后便再也看不见了。

这娃娃鱼是一种神奇女性的更本能化的变形,我把那神奇女性称作阿利玛。她也是一个海妖,一尾美人鱼,一个变成了树的山林水泽之仙子,一位优雅女神,或者是艾尔金的女儿,或者是一个女妖,或者是一个女魔,她迷惑年青的男子,从他们身上吸走了生命。道德化的批评家一定会说这些形象是热烈激荡的情感状态的外象化,不过只是一些无价值的幻想而已。必须承认,这种说法确实有它的真实性,但它是不是完全真实呢?难道娃娃鱼真的只是道德衰颓的产物吗?难道很久以前,在那人类刚刚破晓的意识还牢牢地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时代就没有这样的存在物吗?回答是肯定的,在道德良心问题还没有存在以前,就有了山林、田野、河流的众多精灵。不仅如此,这些精灵还被人们惧怕着,同样也为人们所热爱,这样看来,她们的性的魅力仅仅只是她们的特征之一罢了。那时候,人类的意识还远为简单,他们对意识的把握能力还弱得难以形容。今天只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内容,对原始人来说却是无以限量的,它们在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里把自己进行各种外象化。

“外象化”并不是一个真正合适的词,因为并没有任何东西从精神中投射了出去,反倒是精神在一系列的摄入行为后获得了它现有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增长是与自然的非精神化程度成正比的。一只在过去时代的阴影中挑逗人欲的娃娃鱼,今天被称作为“性幻想”,她以一种最痛苦的方式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复杂化。她出现在我们面前,像女魔一样坐在我们头上,变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比如变成一个女巫——一般说来显示出一种难以容忍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在精神的内容中是绝不适宜的。有时,她激起各种迷醉状态,足以匹敌最厉害的魔咒;或者释放出我们自身内的可怕的事物,即使是恶魔的任何一种显形都难以超过它们令人恐怖的程度。她是一个害人精,在难以数计的变形和伪装中走过我们的路,以各式各样的诡计捉弄我们,唤起幸福与不幸的幻觉,唤起忧伤和狂喜,唤起爱的迸发,等等。娃娃鱼就是在理智的摄入状态中也没有放弃她的恶作剧,那女巫没有停止搅和她那爱与死的毒剂,她的神奇般的毒药被炼制成了诡计和自欺,尽管看不见,但其危险的程度却丝毫不会因此而有所减低。

……

有灵魂的存在物便是有生命的存在物。灵魂是人身上的活物,是独立存在并导致生命的东西。故而上帝将一股活气吹进了亚当的身体之中,以使他有了生命。但灵魂狡猾地玩弄着幻象的把戏,她把不追求生活的物质的惰性诱进了生命之中。她到处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着人跌进网里,摔下地来,在那里纠缠不清、耽搁流连,就此度过生命。不这样做她是决不甘休的,这就像夏娃在伊甸园中不得满足,必须使亚当相信了那禁果的好处后才肯甘休一样。不过,幸亏有灵魂的跳荡开合,人类才不至于在他对懒惰这一最大的迷恋中腐烂掉。有某种理智是支持和拥护它的,还有某种道德赐福于它。然而,拥有灵魂是生活所特有的冒险。因为灵魂是赋生命于物的魔鬼,它围绕着人类的存在要它那精怪的把戏,因此——在教义的王国里——它同时受着超人类的惩罚的威胁和超人类的隆恩的赐福,这是人类可能有的赏罚所绝不能及的。天堂和地狱是给灵魂设置下的命运,而不是给文明人设置下的,文明人的裸露无遮与谨小慎微会使他们在天国的耶路撒冷里不知所措。

阿利玛不是教义意义上的灵魂,不是一个“理性的阿利玛”,这不过只是一个哲学的概念。阿利玛是一个自然的原型,它令人满意地概括起无意识所有的供述,概括起原始头脑以及宗教和语言史所有的供述。它是“因素”一词在其本意上的一个“因素”。人是无法创造它的,相反,它总是预先存在于人的情绪、反应、冲动之中,存在于精神生活中自发发生的其他事件里。它独自存在,迫使我们生活;它是意识后面的生活,不可能与意识完全联系在一起,但意识却必须从它之上产生,因为精神生活的大部分归根到底都是无意识生活,它从四面八方将意识包围起来——只要你考虑一下,比如要记录下一个感官印象需要进行多少无意识准备,那么这一见解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尽管看起来我们整个的无意识精神生活都可以归于阿利玛一身之内,但她却至多不过是许多原型中的一个罢了。因此她并不代表整个无意识,而只是无意识的一个方面而已。阿利玛作为女性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凡不是我,不是男性的一切,都最有可能是女性的,因为这非我是被感觉为不属于我的,因而是在我之外的;阿利玛形象通常都是在女人身上得到外象化的。不管是在男性还是在女性身上,都伏居着一个异性形象,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仅仅是因为有更多的男性基因才使局面向男性的一方发展。少数的女性基因似乎形成了一种女性性格,只是因为这种女性性格的从属地位,所以它通常停留在无意识之中。

随着阿利玛原型,我们进入了神的王国,或者更准确地说,进入了形而上学为自己保留的王国。阿利玛所触及的一切事物都变得神秘起来——变成了无限制的、危险的、禁忌的、魔幻的事物。她是那天真无邪的人所居住的乐园中的蛇,怀着良好的决心,怀着更为良好的愿望。她奉出最可信的理由,要人们不得探进无意识,因为这种行动会破坏我们的道德禁律,释放出众多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最好还是让它们留在无意识之中不加搅扰的好。阿可利玛所说的话中总有正确的东西,因为生活自身中并不全是好的,也有坏的。阿利玛需要生活,她需要好的也需要坏的。这些范畴是不存在于精灵的国度里的。没有了世俗的道德,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将会相处得更为和谐,为此它们也会更为健康一些。

阿利玛信仰“美和善”。“美和善”是一个原始的概念,在人们发现美学和道德之间的冲突之前,它就存在着。基督教用了一千多年才将美和善区分开来,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善的东西并不总是美的,而美的东西也并不一定就是善。这种矛盾的观念结合给原始人和古人都没有带来多大麻烦。阿利玛是保守的,她以最为极端的方式紧紧地抱着人类早期的习惯不放,她喜欢罩着古装,表现她对希腊和埃及的偏爱。我在这里要提一下这种联系中的古典阿利玛故事,它们是里达·荷加和皮埃尔·贝诺伊所写的故事。以波里菲罗之梦相传闻的文艺复兴之梦以及歌德的《浮士德》都同样深入到了古代,试图为此情景找寻一个“真正的词”。波里菲罗用魔术召来了维纳斯女皇,而歌德则唤出了特罗伊的海伦。安利亚拉·杰菲在稳定时和浪漫时代为阿利玛勾画了一幅生动的形象。如果你想知道阿利玛在现代社会里有什么变化,我热情地推荐约翰·艾尔斯金的《特罗伊海伦的私生活》一书。这并不是一部影子创造物,因为永恒的气息存在于一切真正有生命的事物里面。阿利玛的存在超出了一切范畴,因此她也免却了一切功过毁誉。从一开始,人就以其健全的动物本能同他的灵魂及其灵魂对魔鬼的崇信进行着不断的斗争。如果灵魂仅是一片漆黑,事情也还简单得多。但不幸的是事情并非如此,阿利玛也能现形为一位光明天使,一个指出通往最高意义之路的精神仪式,如我们从《浮士德》中看到的那样。

如果说在个性的发展中,与阴影的遇会只是一件“习作”的话,那么与阿利玛的遇会就无疑是“杰作”了。与阿利玛的关系又是一次对勇气的测试,一次对人的精神和道德力量的火的考验。我们必须记住,在与阿利玛打交道的同时我们是在与人们以前从未把握住的精神事实打交道,人们之所以未能把握住这些精神事实,是因为他们总是发现这些精神以外象化的形式出现在自己的精神领域之“外”。对儿子来说,阿利玛隐藏在母亲的统治力中,有时她甚至会使儿子产生一种情感上的依恋,这种依恋会持续一生并影响他成年后的命运。但在另一方面,她又会刺激他远走高飞。阿利玛对古代的人显形为女神或女巫,而对中世纪的人来说,这一女神的形象就被天国之后和母教会所代替。新教非象征化的世界首先产生出了一种不健康的多愁善感情绪,接着是道德冲突的加剧,当它发展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时,就必然地导向了尼采的“善恶的彼岸”。在文明的中心,这种状态表现在正在增长的婚姻的不安全感中,欧洲的许多国家如果不是超过了,至少也是达到了美国的离婚率。这一现象证明阿利玛通过对异性的偏爱来使自己得以外象化,从而导致出魔术一样复杂的各种关系形式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一事实的病理性质,才引出了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现代心理学在弗洛伊德学说的形式下怀抱着这样一种确信,即一切骚动的基本原因便是性欲——这一观点实际上只是加剧了已经存在的冲突。因与果之间在这里出现了一种混淆;性骚动绝不是神经性困难的原因,而是像这些困难一样同属意识顺应不良的诸种病理性结果之一,这种顺应不良是由于意识面临着与它不平等的环境和任务而引起的。患此病症的人根本不能理解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不知道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适应这变化了的世界。

仅仅只是知道了阴影或者阿利玛这样一些概念并对它们进行思考是不足以对付它们的。我们也不能够自己摸索进入到它们之中,或者借助他人的感情来体验它们的内容。把一长串原型记得烂熟于心是毫无用处的。原型是经验的集结,它们像命运一样降临在我们头上,其影响可以在我们最个人的生活中被感觉到。阿利玛再不会化作一位女神,走过我们的道路了,她可能会化作一种最隐秘的个人的不幸,或者化作我们最好的冒险。举个例子,当一个已经年逾古稀的声誉卓著的教授在抛弃家庭与一位红发的年轻女演员私奔了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些神们又捕获了一个受害者。魔鬼的力量就是这样显示在我们面前的。我们知道,要把一个年轻女子当做女巫处死,就在不久以前还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照我的经验,我相信有许多聪明与受过教育的人都能毫无困难地理解阿利玛及其相对的自主性这一观念,也能理解妇女身上的阿利姆斯现象。心理学家在克服这个方面的问题上遇到了更多的困难,或许这是因为他们并非迫不得已要解决无意识心理学的这些复杂事实所致吧。如果他们也是医生,他们的人体—心理的思维方式就会插进来挡道,以为心理活动可以用理智的、生物学的、生理学的语言来加以描述。然而心理学既不是生物学,也不是生理学或者其他科学,它仅仅只是有关精神的知识。

我为阿利玛画的像至今还远不是完整的。尽管她是生活混乱的促动力,但某种奇怪的意义附在她身上,这是种秘密的知识或者潜藏的智慧,它与阿利玛自身的非理性的精灵的性质形成了最为奇异的对照。这里我想再次提到我们已经提及过的作家,里达·荷加把“她”称作“智慧的女儿”;贝诺伊的亚特兰特斯的皇后拥有一座非常优秀的图书馆,里边甚至藏有柏拉图的一本已经失传的书。特罗伊的海伦在她再生时被睿智的西蒙·马加斯从一家泰尔红妓院救出来,以后便陪伴着他进行他的漫游。我有意没有在前面提及阿利玛这最具特征的一面,因为与阿利玛初遇时,往往使人推断出其他的结论,而不会推断出智慧。这一面只向那些严肃对待她的人呈现出来。只有在那时,当这一艰难的任务为人所正视的时候,他才可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她那一切对人类命运的残酷的戏弄后面,还埋伏着某种隐藏的目的,这隐藏的目的仿佛反射着一种生活之律的优越知识。正是这最令人预料不及、最混乱骚动的事物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意义。这一意义越是被认识到,阿利玛也就越将失去她猛烈强迫的特征。防波堤逐渐地被筑了起来,挡住了混乱的汹涌澎湃,意义将自己与无意义分隔开来。当意义与无意义不再同一的时候,混乱的力量便因混乱的减少而削弱,意义便被赋予了意义的力量,而无意义也被赋予了无意义的力量。一个新的宇宙由此诞生出来。这并不是医学心理学王国内的一个新发现,这是一个古老的真理,是从人类经验的丰富性中产生的一个训谕,一个可以父子代代相传的训谕。

在精灵的本性中,智慧与愚蠢是一体的、相同的,只要它们被阿利玛表现出来,它们就是一体。生活是疯狂的,同时也充满着意义。如果我们不对它的一面加以嘲笑,而对它的另一面加以沉思,那么生活便极其单调乏味,一切事物都被减至其最小的限度。于是既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无意义。当你想着思考一下的时候,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因为哪里没有人思考,哪里也就没有人对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解释仅是对那些不明白的人所作的,只有我们不明白的事物才有意义。人们在一个他们所不理解的世界中醒来,这就是他们想要解释这个世界的原因。

因此,阿利玛和生活本身只要不提供解释便是无意义的。然而它们有一种能被解释的本质,因为在一切混乱之中都有一个宇宙,都有一个秘密的秩序;一切奇想之中都有一个固定的规律:一切活动的事物是以它们的对立面为基础的。认识这一点,是需要人的辨别理解力的——人类的这种能力把每一事物都塞进了矛盾的判断之中。一当人们着手开始解决阿利玛的时候,阿利玛的混乱的幻想就会向他们提供怀疑的动机,使他们去怀疑一种秘密的秩序的存在,去感觉一个计划、一种意义、一个在她的本性之上的目标,或许甚至——我们几乎被引诱得要说——去“假设”出这样一种东西,尽管这与真实不相符合。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并没有随心所欲地掌握一种冷静的反思能力,任何科学或哲学也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而宗教的传统教义所能给予的帮助又极其有限。我们被滞留纠缠于无目的的经验之中,判断的才智连同它的一切范畴都无力可施。人类的解释徒然无益,因为一个骚乱的生活状况呈现出来,它拒绝迎合加在它身上的一切传统的道德意义。这是一个崩溃的时刻。我们沉入了最后的深渊——阿比勒乌斯把它叫做“一种自动的死亡”。这是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屈服,这种屈服不受任何人为意志的支使,它是自然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这不是裹着道德外衣的自动的服从与谦卑,而是完全无误的失败,笼罩在非道德化的痛苦的恐惧之中。只有当一切支撑都全部断折了,后面再没有任何遮掩可以提供最小的安全希望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体验一个原型,它至今还藏在已被阿利玛穷尽了的有意义的空白的背后。这就是“意义的原型”,正像阿利玛是“生活本身的原型”一样。

我们总以为,意义比起生活来是更年轻一些的事件,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意义是由我们自己赋予的,这自然不无道理;我们还相信这偌大的世界不经解释也照样要存在和发展,这无疑也同样是正确的。但我们是怎样赋予意义的呢?归根到底,我们是从何处得来意义的呢?我们用来赋予意义的那些形式都是一些历史的范畴,它们深深地进入了时间的迷雾之中——这是一个我们没有给予充分考虑的事实。某些固定的语言模式是被用来作各种解释的,但这些语言模式本身却是来自于原始的形象。我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都会同语言的历史相遇,同直接引回原始奇妙世界的形象和主题相遇。

以“理念”一词为例,它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式”这一概念。永恒的理念是在超天界的地方蓄积起来的原始形象,只是这些形象在此被赋予了永恒的、超验的形式。目睹者的眼睛把它们知觉为梦中的形象和启示性的幻觉。再让我们举“能量”这一概念为例吧,它是对物理事件的解释,早期它是炼金术士的神秘之火或者燃素,或者物质中固有的热力,就像斯多亚学派的“原始温暖”或者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永恒的活火”,它非常近似于一种无处不在的生命力的原始概念,一种生长的力量以及一种魔术般的愈病良药,人们一般把这种力量称作“超自然的力量”。

我没有必要没完没了地举例子,只要我们知道任何一个重要的观念或见解都有其历史上的先驱就足够了。所有的观念最终都是建立在原始的原型模式之上的,这些原型模式的具体性可以上溯到一个意识还没有开始“思考”,而只有“知觉”的时代。“思想”是内在知觉的对象,它根本不是主观地被创造出来的,而是被感知为外在的现象——或许可以说是被看见的和被听见的。思想基本上是启示,不为我们所创造,而是强加给我们的,或者它是从它的直接性和现实性那里获得了说服力的。这种思想方式存在于原始的自我意识之前,后者与其说是它的主体,倒不如说是它的客体还更为合适一些。由于我们至今还没有登上意识的最高峰,因此我们仍然保存着一种意识之前的思想方式;但是只要我们还为传统的象征所支撑——或者用梦的语言来说,只要父亲或国王还没有死去——我们就不会意识到这种思想方式的存在。

在此我想举一个例,说明一下无意识是怎样“思想”和为解决困境铺平道路的。这次是一位我本人不认识的青年神学生,他的宗教信仰使他处于非常的困境之中,这时他做了下面这样一个梦:

他站在一位老人面前,老人很漂亮,全身穿着黑色。他知道这老人就是那“白”魔术师。老人刚跟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但他却想不起讲话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他只记住了最后一句话:“至于这点我们需要‘黑’魔术师的帮助。”

正在这时,门开了,走进来一个老人,他与前面那个老人长得完全一样,只是他穿着白色的衣服。进来的老人对那白魔术师说:“我需要你的建议”,同时用带着疑问的目光斜着瞟了做梦者一眼。这时白魔术师说道:“你可以放心地说,他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于是黑魔术师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了。他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那里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统治那地方的是一位年老的国王,他感到死期将至。国王早已为自己找好了一座陵墓,因为那地方有很多古代遗留下来的陵墓,国王为自己选了最好的一座。据传说,那座墓里埋着一个处女。国王让人把墓打开以备使用。但墓里的尸骨一见阳光就突然恢复了生命,变为一匹黑马,很快地驰进了沙漠,然后在沙漠中消失了。黑魔术师听说了这个故事,就立刻出发去寻找这匹马。他随着马的足迹追寻了许多天,然后来到了那片沙漠,他越过沙漠,另一边又出现了草地,在那里他看见那匹马正在吃草,他在那里还有了新的发现,他正是为此要征求白魔术师的建议的,因为他找到了已经失去的“乐园的钥匙”,他不知道该拿这些钥匙怎么办。

在这激动的时刻,梦者醒了过来。

根据我们先前的议论,梦的意义不难猜测:年老的国王是那普遍的象征,这象征想走进它永恒的安息之中去,但在那地方还埋伏着一些相似的“因素”。他的选择非常适宜地落在了阿利玛的坟墓上,只要国王活着——也就是说,只要一个有效的原则(君主或者皇帝)还在规定着生活和表现着生活,这个阿利玛就一直处在睡美人似的死寂状态之中。但当国王寿尽归天之时,她又活转过来,变成了一匹黑马。黑马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是代表激情的无羁之力的。追随这匹马的人都会进入一片沙漠,进入一片远离大众的荒野——这是精神和道德隔绝孤立的形象。但那沙漠荒野中却放着乐园的钥匙。

那么什么是乐园呢?很清楚,这就是那长有生命和智慧的两面树,那有四条溪流的伊甸园。在基督教的象征中,它还是《启示录》中的天国,这天国像伊甸园一样,都被构想成一个曼陀罗。但曼陀罗是个性化的象征。因此,压在梦者心上的重负是那位黑魔术师,他找到了解决信仰问题的钥匙,那是一串开启个性化之路的钥匙。沙漠与乐园的对比意味着隔绝与个性化或者自我变生的对比。

梦的这一部分是对耶稣的奥克塞林库斯训谕的绝妙的释义,天国之路在训谕中是由动物指出来的,我们还在其中找到了对我们的告诫:“那么了解你自己吧,因为你就是那城,那城就是那王国。”这梦同样也是对乐园里蛇的形象所作的阐释。那蛇引诱我们的祖先第一次犯下了罪孽,但最终也是这蛇导致了通过上帝之子对人类的救赎。正如我们所知,这一因果联系引出了蛇教式的蛇与救主形象的同一化。那黑马和黑魔术师是半恶的因素,他们与善的相关性已经暗示在衣服颜色的交叉使用中了。那两个魔术师就是“智慧老人”,那优越的主人与教导者,那精神的原型的两个方面。这智慧老人象征着隐藏在生活混乱之中的在先的意义。他是灵魂的父亲,而这灵魂以某种奇迹般的形式又是他贞洁的母亲。因此,炼金术士把他叫做“母亲的第一个儿子”。黑马和黑魔术师也就是在前边的梦中提到过的向黑暗中的沉降。

对一个年轻的神学生来说,这简直是困难得令人不能忍耐的一课!幸运的是,他一点也不知道在梦中向他说话的是一切先知之父,他也一点也不知道这先知之父把一个巨大的秘密放在了他的掌股之中。但人们对这类事情的不合时宜大感诧异。为什么要如此多费笔墨呢?我得承认我们确实不知道这梦最终会给那位神学生什么样的影响,不过我必须承认,这梦至少对我有很多要说的,即使做梦的人自己并不理解它,也决不能忘掉它。

很明显,梦中那老人是在向人们显示善和恶是如何一同起作用的。这或许就是作为对仍然未能解决的基督教精神中的道德冲突的答案。这一奇特的对立面的依存关系使我们更加靠近了东方观念,靠近了印度哲学的涅槃,这是从对立面中的解放,是通过调和来解决冲突的一条可行之路。这一东方的善恶相依关系具有那么深刻的意义,但同时又那么具有危险性,这一点可以在一句印度的警言似的问题中看得非常清楚:“谁需要更长久的时间才能达到完美,是爱上帝的人,还是恨上帝的人呢?”回答是:“爱上帝的人需七世再生才能趋于完美,而恨上帝的人只需三世再生,因为恨上帝的人比爱上帝的人对上帝想得更多。”要从对立面中解放出来,首先就得把两个对立面看成具有同等的功能,这必然触犯我们基督教的情感。然而,正如上面梦的例子所示,道德对立面的平衡合作是一个自然的真理,这一自然的真理被东方以同样自然的态度加以承认了。在道家哲学中可以找到最明显的例子来对这一点加以证明。不过,在基督教传统中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非常接近这个观点,我仅仅只需提醒你们那不公正的管家的寓言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梦就根本没有什么奇特性可言了,因为使对立面相互依存的倾向本来就是无意识的一大显著特性。但我们必须马上补充一句,这只有在道德敏感性被夸大的情况下才是真实的;在其他情况下,无意识可能会毫不让步地坚守对立面的不可调和性。作为一种规律,无意识的观点是与意识的态度相关的,因此,也许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梦是预示了一个持新教观念的神学意识所具有的信仰和怀疑。这就将这个梦所陈述的一切限制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中了。但即使这样减低这个梦的效力,它还是清楚地显示了其观点的优越性。它非常恰当地借一个智慧的魔术师的观点和声音表达了它自己的意义。这位魔术师直接走回到原始社会中巫师的形象之中,他就像阿利玛一样,是一个用意义之光穿透野蛮生活混乱黑暗的不朽的魔鬼,他是启蒙者,是统治者,是教导者,是一个精神仪式,连尼采这样一位价值的破坏者也逃脱不掉它的体现——因为他(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身上唤起了自己的再生,借那几乎是荷马时代的崇高精神传播和宣讲他自己的“狄奥尼索斯式的”启蒙和狂喜。对他来说上帝已经死去,但那催动的智慧之魔变成了他肉身的又一影像。他自己说到:

于是一个变成了两个

查拉图斯特拉从我身边走过。

查拉图斯特拉对尼采来说远不只是一个诗的形象,他是一次无意的显示,一种信仰的声明。尼采也在那背向上帝和基督教的生活的黑暗中迷失了自己,这就是那启示者和启蒙者,他灵魂说话的源泉,向他降临的原因。这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所用的宗教式语言的源泉,因为那就是这原型的风格。

现代人在体验这原型的时候,慢慢地知道了那最古老的思维形式是一种自主的活动,人们便是这一自主活动的对象。赫尔墨斯·特里斯米吉斯图、炼金术文献中的索斯、奥尔菲、波伊曼德里斯(人的牧人)以及他的近亲赫尔墨斯的波伊曼,都是这同一经验的其他公式。如果“魔鬼”这一名称不是那么带有偏见的话,倒是非常适合这个原型的。但我满足于把它称为“智慧老人的原型”,或者“意义的原型”。像所有的原型一样,它也有肯定的一面和否定的一面。但在这里我还不想进入这个问题之中,读者可以在《童话中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读到有关智慧老人的两面性的详细讲解。

至此已讨论过的三种原型——阴影、阿利玛和智慧老人——都属于同一种类型,可以在人格化的形式中被直接地体验到。在前边我试图指明这种经验出现的一般心理条件,但我传达的只是各种抽象的普遍性。人们确实能够,或者说确实应该描述一下它发生在直接经验中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原型表现为梦中和幻想中的各种积极人格。但这过程本身中还包含了另一类原型,人们可以称它们为“转换的原型”。它们不是人格,而是典型的情景、地点、方式方法,它们赋予我们所讨论的这种转换以象征性。像人格一样,这些原型是真正的、真实的象征,无论用符号还是用比喻都不可能把它们彻底地翻译出来。正因为它们是含糊暧昧的,充满了半露半隐的意义,最后还是不可穷尽的,所以它们才是真正的象征。无意识的基本原则尽管于其自身之中可以辨认,但因其旁征博引的性质,却是不可描述的。人类区分归类的智识自然在不断地试着确立它们意义的单一性,然而这样就使得基本点失去了,因为我们最终能确立起来并与它们的本质相符合的只是它们的“多重意义”,以及它们宽泛得几乎无边无际的涉及面。这样一来,任何单一片面的归纳与概括都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除此之外,它们在原则上还是自相矛盾的,这正如在炼金术士们看来精神是由老人和青年同时构成的一样。

如果有人想要为象征过程描绘一幅图画,炼金术中的一系列图画可以作很好的例子,尽管这些画的大部分都是传统型的——不过画中包含的象征的起源和意义都具有晦涩不明的性质。中国瑜伽的神秘的神经系统是东方可以找出来的绝妙的例证。同样,塔罗特牌上所画的图画也好像是从遥远的转换原型降临而来,贝诺里教授所讲的一次非常有启发性的课使我肯定了这一想法。

象征过程是一种“形象的”经验和一种“在形象中的”经验。它的发展通常都显露出一种两极对称结构,因而呈现一种肯定与否定、失去和获得、黑暗和光明的韵律。它的开始具有一种毫不变更的特征,即人们总是陷落进一条死胡同中,或者某种不可能的情景之中,它的目标广泛地说来是光明或者更高的意识,这一目标使开始时出现的情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被克服了。至于时间因素,这一过程可以被压缩进一个梦里或者一次经验极短暂的时刻里,它也可以延长至数月数年,这就要看开始时那情景的性质、这过程中涉及的人以及要达到的目标而定了。象征的丰富性自然使得一种情况与另一种情况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一切事物都是以形象的形式,即象征性地,加以体验的。但是这绝不是一个只有虚构的危险的问题,而是有着真正的危险性的,整个生活的命运就依靠在它的上面。其中最大的危险就是屈服于原型那具有诱惑力的影响之下,这种情况在原型形象没有被意识到的时候是最容易发生的。如果预先就有精神病的倾向存在,那么甚至会发生原型形象——由于其自然的神秘性质而被赋予了某种自主性——整个儿脱离意识的管辖而变得完全独立,从而产生出控制力的现象。比如,在阿利玛控制的例子中,病人会希望通过他的自我阉割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女人,或者他会害怕这类似的事情用强力发生在他身上。这种情况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席勒伯的《我患神经病的回忆录》。病人通常发现一整套阿利玛神话,里面有许多古代的主题。尼尔铿不久前发现过一个这类的病案,另一个病人在一本书中自己描述了他的经历并作了评论。促使我提出这些例证的原因是至今还有人认为,原型只不过是我自己脑袋中的主观幻想而已。

在精神病中,猛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事物,在神经病中仍然隐伏在背景之后,但它们无疑在继续影响着意识。因此当分析透过意识现象的背景时,它发现的是刺激着精神病人的谵妄状态的那些相同的原型形象。最后,我们还有无数文学和历史的材料证明,我们还在这些原型之中碰到了正常的幻想类型,这些幻想类型并不是精神病的荒谬产物,实际上它们是普遍存在着的。病理因素并不在这些幻想类型中存在,而是存住于再不能控制无意识的意识分裂中。因此,在所有分裂的病症里,都有必要把无意识并入意识,这是一种综合过程,我把它称之为“个性化过程”。

实际上这一过程是尾随着自然的生活进程的——在此生活中,个人变成了他从前的自己。由于人有意识,意识一次又一次地偏离其原型的、本能的基础,使自己与这基础对立起来。因此这种发展并不是顺利的,它常常变幻无定,经受着骚扰。于是,将两面综合的需要便从这对立中产生出来,这甚至可以用来说明采取补偿仪式作为形式的原始精神疗法。作为例子,我将举出澳大利亚土著与其阿尔奇林加时期的祖先的同一,与道斯村的“太阳之子”的同一,以及埃西斯神话中赫利欧斯的登仙,等等。因此,情结心理学的疗法一方面在于使聚集的无意识内容尽可能地呈现于意识面前,另一方面则在于使它们被承认以后与意识综合起来。但由于文明人具有高度的分裂性并不断地运用这种分裂性来回避一切可能的危险,因此,对无意识作出承认后还必须伴随适当的行动。鉴于以上的原因,我所作出的这一结论还远没有过时,相反,仅对无意识作出承认还是非常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认真对待这点,必须坚持对它作富有意义的运用。承认本身通常没有运用的功能,它也不暗示着任何道德的力量。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对神经病的医治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道德问题。

原型像所有的精神内容一样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因而不能简单地用理性的方法把它们结合起来,它需要一种辩证的程序,一种真正的与它们的谐调;这种谐调常常是病人通过对话形式来达到的,如此他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实现了炼金术对“沉思”所下的定义:“与自己的善良天使所进行的内心对话。”这往往是一个充满了上下起伏的戏剧性过程,它在梦中的象征里表现自己,或者说它被梦中的象征陪伴着,这些梦中的象征与“集体的表现”有着联系,而“集体的表现”自最远古的时候开始就以神话主题的形式描绘着精神的历程。

在这样一篇讲演稿的短小篇幅里,我只能满足于举几个原型的例子,于是我选择了在男性精神的分析中起主要作用的原型,同时我还试图向你们介绍了一点这些原型出现的转换过程。自从这篇讲演稿发表以后,我在就自我的象征体系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更详细地讨论了阴影、阿利玛和智慧老人的形象,以及出现在女性无意识中的相应的形象,同时也对个性化过程及其与炼金术象征体系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苏克译自《荣格文集》英文版卷9(1),冯川校)

《心理学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