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德·罗斯的《平均的终结》并不是一本科普书。罗斯使用了最新的科学研究结果，引用了前人的学说，考察了历史，并不是为了“普及”一个什么旧思想，而是为了提出一个新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人不是工业品”。
你可能觉得我这么说有点奇怪，人本来就不是工业品，这怎么是新思想呢？我要说的是，过去上百年间，工业化成功的一个秘诀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势，就是把人变成工业品。所谓工业品，就是按照固定规格批量生产出来的标准化产品。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文化特征，就是认为符合“标准”的就是好的，就放心了，一旦不符合“标准”，就非常担心。
大概是我儿子9个月大的时候，我和妻子带他去医院做例行体检。身体检查之外，医生还做了一些测试，看他会不会爬，会不会翻身，和人交流的情况如何。我们还按要求填写了一份很长的问卷调查，内容都是关于孩子已经掌握哪些技能以及不会哪些技能。
医生做完测试，又看了我填写的问卷，面带微笑、非常友好地告诉我们一件事——你儿子的发育程度落后于平均水平。医生甚至还打算派遣一名义务社会工作者定期来家里给我儿子做训练。
可能大多数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很着急。人们相信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存在各种阶段性的里程碑。比如一个孩子从最开始学会爬，到最后学会走路，中间要经历一个固定的过程。从出生到会走，专家们还给制定了一个进度表，中间包括在不同时期要掌握的不同爬行动作。
这个心态，就是工业品心态。我们想知道“标准人”什么样，然后把自己跟标准人对比，一旦比不上就觉得肯定有哪里不对。职场中，人们认为存在一个“标准的”职务升迁轨道——多少岁入职，多少岁升到公司中层，在多少岁上应该拿到什么职称。如果一个人40多岁还在搞技术没有获得管理职位，可能人们就会觉得他的职业生涯是失败的。
而罗斯这本书用事实告诉你，所谓“标准”，其实只是一个人为的想象，根本就没有科学依据。罗斯指出，所谓婴幼儿成长进度表其实是过去的人用统计值平均出来的结果。事实上早在1998年，就有人实地跟踪观察了28个孩子，发现这28个孩子从爬行到走路的成长模式一共有25种！
这25种模式各不相同，如果你强行搞一个平均值，然后说这个平均出来的模式就是标准成长模式——你会发现没有哪个孩子符合标准模式。
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有这个研究，但是也没把医生说的当回事儿。我拒绝了救助服务，没去查阅资料，也没有搞什么特殊训练，我们只是单纯地对孩子有信心。我儿子现在上小学二年级，一切正常，还被学校认为有数学天赋。
事实上，不但成长模式不能平均，连人的身材尺寸都不能平均。罗斯书中一上来就列举历史上的几个研究，发现用众人数据平均出来的“平均人”，其实毫无意义——你几乎就找不到一位符合“平均人”尺寸的人。
我在“得到”App有个个人专栏叫《万维钢·精英日课》，我的专栏去年连载解读了罗斯这本书。有一位读者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曾经做过两年儿科医生。他说，他当儿科医生的时候也相信成长进度表，还曾经据此给发育“迟缓”的孩子家长提过到更大的医院积极检查的建议——可是他后来遇到好几个没有按时间表发育的孩子，结果都很健康。那项1998年就出来的研究成果，显然至今都没有成为儿科医生的常识。
这是因为“平均”和“标准人”思维，已经太过深入人心了。
你想不想知道自己的身材是不是太胖了？那你可以用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计算一下自己的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BMI。如果你的BMI是在22到24之间，那你就拥有一个理想身材，如果你的BMI偏离那个区间太远，那你就是太胖或者太瘦了——这个说法，其实并不科学。
但是它非常好用。BMI是19世纪中叶的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勒的发明。当时欧洲各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地统计人口数据，凯特勒借鉴了天文学家对观测结果取平均值的做法，开始对“人”也取平均值。
据罗斯考证，从那时候开始，对于“平均人”就有两派思想。一派思想以凯特勒为代表，认为“平均人”是最标准的人，是人中的楷模。偏离平均值代表错误！如果你太高或者太矮，太胖或者太瘦，那说明你没长好。
另一派思想以人类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为代表，认为“平均人”其实就是“一般人”，优秀的人应该高于平均人。凯特勒关心的是身高、体重这些数据；高尔顿关心的是智商和能力指标。凯特勒用一群人的平均值来代表一个人，说明什么叫“正常”，并且作为公共政策的依据；高尔顿用偏离平均值的距离，来给人排序和分类。
这两派思想，一直影响后世的工业生产和教育。
19世纪90年代，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泰勒借鉴凯特勒的“平均人”思想，发明了“泰勒制工作法”。泰勒制的核心思想是标准化。我不要求你做得多，也不要求你做得快，我要求你在标准的时间内完成标准的工作量。这是一个以系统为本的工作法——人要适应系统，而不是系统为人服务。泰勒制不需要什么高人牛人，只需要“标准人”。
对当时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无组织无纪律的“粗人”来说，变成“标准人”，可是对自我的提升！泰勒制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在各国掀起了一场管理革命。工人不见得喜欢泰勒制，可是泰勒制实际上造福了无数工人家庭。
泰勒制在工业上的成功，很快就引发了教育界的改革。美国普及了高中教育，而这种高中教育的目标，就是给泰勒制工厂提供标准工人。学生被按照年龄排列好，每一学年、每个学期应该学习什么内容，完全标准化。
那些特别聪明的学生怎么办呢？这时候高尔顿的思想也被用上了。高尔顿发现人的智商和人的各种能力都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智商高的人，其他方面往往也不错，比如说自律能力、经济水平，包括身体条件都更好。那既然如此，教育系统的另一个任务就是按学习成绩把人分类，把不同类型的学生输送到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去。
这不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公立学校教育吗？整个教育系统就是一个大工厂。这个工厂干的事情不是什么“启蒙”，也不是什么“培养人才”，什么“传播知识”，而是把人分类。大部分人去泰勒制工厂当工人，一部分人去当经理。每个人都被贴上了标签，评定了排名。你作为一个个人的个性、想法和感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对于“平均人”是个什么状态。
人，在泰勒制工厂和公立学校教育构成的这个大体系中，只不过是个劳动力，是个生产单元，是个工业品。
而罗斯这本书说的恰恰是，这个体系已经过时了。凯特勒和高尔顿原本的思想就有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化指标，智商和其他能力的相关系数没有那么高，单独用一个数字描写一个人是太过简单粗暴的做法。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不规则人才”的时代。谷歌对内部工程师的研究就发现，一个人的SAT（相当于中国高考）成绩、大学毕业院校、是否在编程比赛中得过奖，这些指标和这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毫无关系。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一流公司注意到了这一点，用一个或者几个简单数字来描写一个人，是不行的。
没有标准人，没有标准能力，甚至连所谓性格，现在都被证明也是不标准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罗斯这本书，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新时代的精神。像谷歌、微软这些公司，已经开始尝试用新的方法录用和评价员工。传统的统计方法，包括现在非常热门的“大数据”，都开始被人质疑。罗斯并不孤独，2017年还有一本新书，克里斯琴·麦兹伯格（Christian Madsbjerg）的《意会：人文学科在算法时代的力量》（Sensemaking:The Power of the Humanities in the Age of the Algorithm ），也在呼吁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理解”人，而不是简单地“统计”人。
泰勒制那个年代的时代主题是“生产”，而我们今天的时代主题是“创新”。
你不可能用泰勒制管理程序员，或者任何但凡有一点创新任务的人才。标准化的教学大纲和分类考试不适合培养真正的创新人才。这个时代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业品式的劳动力，我们需要的是有血有肉、有主见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罗斯这本书，指向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新指导思想。
万维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