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空军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飞行员无法控制他们的飞机。当时喷气式飞机刚刚诞生，飞机的速度比以前更快，驾驶难度更大，因此这类问题发生得非常频繁，很多型号的飞机都出现了类似情况。此刻，摆在空军面前的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必须马上解决。“那时候，飞行相当困难，”一位退役飞行员回忆道，“你不知道会不会丧命。”最糟糕的时候，一天之内就有17名飞行员遭遇了坠机事故。[1]
这些非战斗性伤亡各式各样，包括意外下坠、着陆失败，甚至机毁人亡等。当时的政府将这些伤亡称之为偶然事件或意外事故。最初，军队高层将原因归咎于坐在驾驶室里的人。在事故调查报告里，“操作失误”成了总结原因的常用字眼儿。这种判断看起来当然很有道理，因为飞机自身几乎不会发生故障，这一点是经过工程师们一再确认的。他们反复检查了飞机的机械部分和电子元件，都没发现任何故障。飞行员们也非常疑惑，他们唯一确信的是，他们的驾驶技术不是造成事故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是人为因素，也不是机械故障，那是怎么回事呢？
在多次调查无果而终之后，军官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到驾驶舱的设计上。早在1926年，在设计第一个驾驶舱时，工程师们就测量了几百名男性飞行员的身体尺寸（那时候，没人认为女性可以当飞行员），再根据这些数据设计出标准尺寸的驾驶舱。在接下来的30年里，驾驶舱内座椅的大小和形状、踏板和操纵杆的距离、挡风玻璃的高度，甚至头盔的形状，都是根据1926年的驾驶员标准尺寸制造出来的。[2]
于是，军事工程师们开始猜想，现在的飞行员个头是不是比1926年时的飞行员更高大呢？为了获取最新的飞行员身体尺寸，美国空军批准了一项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飞行员研究工作。[3] 1950年，研究人员在位于俄亥俄州的赖特空军基地（Wright Air Force Base）测量了4000多名飞行员的身体尺寸，包括拇指长度、裆部高度、眼睛与耳朵的距离，甚至计算了各种数据的平均值。所有人——或者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掌握飞行员的平均尺寸会有助于设计出更合适的飞机驾驶舱，进而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然而一位刚入职的23岁科学家却对此表示怀疑。
吉尔伯特·S.丹尼尔斯（Gilbert S.Daniels）中尉不是空战中常见的那种雄性特征十足的人。他身材纤瘦，戴着眼镜。他喜欢花朵，喜欢自然风景。高中的时候，他是植物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学毕业后，他直接进入了赖特空军基地的航空医学实验室（Aero Medical Laboratory）。在此之前，他从未坐过飞机。可是这些都没关系，因为作为年轻的研究者，他的任务只是用皮尺测量飞行员的四肢罢了。[4]
这已经不是丹尼尔斯第一次测量人体尺寸了。航空医学实验室之所以聘请丹尼尔斯，是因为他的本科是在哈佛大学学习的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这是人类解剖学的一个分支。20世纪上半叶，这个学科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把人按照不同的身体形态归类成不同的性格，即分类。[5] 比如许多体质人类学家认为，矮而胖的身材意味着快乐而乐观的性格，而退后的发际线和厚嘴唇则反映了人的“犯罪倾向”。[6]
然而，丹尼尔斯对这些分类并不感兴趣。相反，他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对哈佛大学250名男性学生的手部进行了比较。[7] 被丹尼尔斯测试的学生在种族和社会文化背景方面（即富有的白人）都非常相似，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手部没有任何相似性可言。更令人惊讶的是，丹尼尔斯集合了所有数据并算出了平均值，而这个平均化的手部与任何一个个体的手部都不相似。[8]
因此当空军派他去测量飞行员时，丹尼尔斯对平均概念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他反对近100年来一直贯彻的军事设计理念。当他坐在航空医学实验室里测量手部、腿部、腰部和额头时，他的脑袋里一直在反复思索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少飞行员的尺寸真的与平均值一致呢？
他决定找出答案。丹尼尔斯将4063名飞行员的数据收集起来，计算出常用于设计的10个人体部位的平均值，包括身高、胸围、臂长等。这些数据便构成了“标准飞行员”的尺寸。数据相差30%以内的人也被丹尼尔斯慷慨地算作标准飞行员。比如，平均身高精确值为175厘米，那么他定义的“标准飞行员”的身高则为170~180厘米。接着，丹尼尔斯把所有飞行员一个一个地与标准飞行员进行比对。[9]
在他处理数据之前，他的同事、美国空军的研究人员一致认为绝大多数飞行员的多数尺寸都应在平均尺寸范围内。毕竟，这些人在成为飞行员之前就已经被筛选过了，他们看起来似乎都是平均尺寸（比如，如果你身高2米，那么你绝对不可能当上飞行员）。科学家们同时还预计，相当大一部分飞行员的10个身体部位尺寸应该全部在平均值之内。但是，当丹尼尔斯统计出最终数据时，连他自己都惊呆了。
因为结果是：零。
在4063名飞行员中，没有一个人符合所有10个尺寸的平均值。有的人手臂较长，而腿较短；有的人胸围很大，而臀围却稍小。更令人惊讶的是，丹尼尔斯发现，如果只选择三个部位进行比较，例如颈围、大腿围、腕围，那么只有3.5%的飞行员在这三个维度符合平均尺寸。丹尼尔斯的发现很清楚地表明，根本就没有标准飞行员。如果为标准飞行员设计驾驶舱，那么这个驾驶舱就不会适用于任何人。[10]
丹尼尔斯的发现非常重要，它本可以推翻以往对于个体概念的基本假设，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就算最伟大的思想也需要正确的阐释。我们很愿意相信事实胜于雄辩，然而事情往往不是这样。毕竟，丹尼尔斯不是第一个发现根本就没有标准人的人。
被误导的典型
7年前，《克利夫兰老实人报》（Cleveland Plain Dealer ）在其头版发起了一场比赛，由克利夫兰卫生博物馆出资举办。此次比赛还联合了克利夫兰医学会、医学院以及克利夫兰教育委员会等组织参与，优胜者将分别获得100美元、50美元和25美元面额的战争债券，另有10名幸运女性将获得价值10美元的战时邮票。比赛内容是什么呢？提交与标准女性“诺玛”（Norma）最接近的身体尺寸，而这位“诺玛”则是在克利夫兰自然历史博物馆展览的一尊雕像。[11]
诺玛是由著名的妇科专家罗伯特·L.迪金森博士（Robert L.Dickinson）创造，由他的合作人艾布拉姆·贝尔斯基（Abram Belskie）根据收集到的15000名年轻女性的身体数据雕刻而成。[12] 迪金森博士在他的年代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是布鲁克林中心医院妇产科的主任、美国妇科学会会长、美国医学会产科分会主席。[13] 他也是一位艺术家，他的同事称他为“产科届的罗丹”。[14]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用素描画出不同女性的尺寸和形状，用于研究不同类型的身体与其行为之间的关系。[15] 就像他那个年代的许多科学家一样，迪金森相信，通过收集大量的数据并取其平均数，就可以得到某个确定的结论。对迪金森来说，成千上万的数据汇成了一个标准的女性体形——正常的女性（在英语中，“正常”的单词normal的发音与“诺玛”相似）。
诺玛
注：该图片经克利夫兰自然历史博物馆授权使用
除了展览雕像，克利夫兰卫生博物馆还售卖微缩版的诺玛雕像，将诺玛炒作成“理想女孩”，[16] 由此还引发了一场诺玛热。一位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断言，诺玛的体形是“最完美的”，艺术家宣称她的美是“优秀的标准”；体育老师则把她当作年轻女性的典范，教育不符合这种理想身材的学生们如何锻炼。一位牧师甚至在弥撒中推测诺玛拥有正常的宗教信仰。当这场热潮到达巅峰的时候，诺玛还登上了《时代周刊》，出现在多家报纸的漫画版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拍摄的系列纪录片《美国形象》（This American Look ），专门有一集重点讲述诺玛的身体尺寸，以便观众检查自己的体形是否标准。[17]
1945年11月23日，《克利夫兰老实人报》宣布了获胜者，她就是拥有深色皮肤、身材苗条的电影院收银员马莎·斯基德莫尔。该报纸还报道说，斯基德莫尔喜欢舞蹈、游泳、打保龄球——换句话说，她的品位与她的身材一样，正常又讨人喜欢，这使她成为当时美国女性的典范。[18]
在比赛开始之前，裁判们预测大多数入围者的尺寸都会非常接近标准尺寸，比赛最终会以毫米之差分出胜负。然而事实与预测截然不同。在3864名参赛者中，只有不到40人的5个部位达到平均标准，没有一个人符合全部9个尺寸的平均标准——就连马莎·斯基德莫尔也不例外。[19] 正如丹尼尔斯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根本没有拥有平均标准身材的飞行员。同样，诺玛模仿大赛（Norma Look-Alike Contest）也证明了拥有平均标准身材的女性是不存在的。
虽然丹尼尔斯和比赛组织者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但是两者对此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那时大多数的医生和科学家并不承认比赛结果证明了诺玛是一个被误导的典型；正好相反，许多人由此认为，美国女性基本上都身体不健康、身材欠佳。克利夫兰卫生博物馆馆长布鲁诺·格布哈特医生（Bruno Gebhard）痛心疾首地感叹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女性们大多数都不健康，不适合参军，还责备她们“既不是好的生产者，也不是好的消费者”。他的解释进一步强调了健身的重要性。[20]
丹尼尔斯对实验结果的阐释却正好相反：“‘标准人’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陷阱，很多人都因此犯了错。”1952年，丹尼尔斯这样写道：“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找到标准人，这并不是因为实验组的人有多么独特，而是因为身体尺寸多种多样，所有人都有这种情况。”[21] 丹尼尔斯没有要求所有人都为了拥有不切实际的“正常体形”而努力。基于这种观点，丹尼尔斯写下了这本书：《任何围绕标准人设计的系统都注定失败》（Any System Designed Around the Average Person is Doomed to Fail ）。
丹尼尔斯将他的发现发表在了1952年的《美国空军技术报告》（Air Force Technical Note ）里，文章标题为《标准人？》。[22] 他写道：如果军队想要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包括空军战斗力，就必须改变所有士兵的参战环境。他建议进行彻底变革：环境必须适应个体，而不是让环境去适应平均标准。
同样令人惊讶又值得称道的是，美国空军接受了丹尼尔斯的观点。“老式的空军设计基于寻找类似标准飞行员的人，”丹尼尔斯向我解释道，“然而当我们向他们说明标准飞行员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后，他们便致力于改变飞机座舱，使其适合每一个飞行员。从此，情况就发生了好转。”[23]
在放弃了平均化的参考标准后，美国空军在设计理念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形成了新的指导原则：个体适用原则。美国空军不再要求个体去适应系统，而逐渐让系统来适应个体。很快，空军就要求所有的飞机座舱都必须适合95%的飞行员的体形。[24]
当飞机制造商第一次接到这个新命令时，他们提出了反对意见，坚持说这样会导致造价过高，而且需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来解决相关的工程问题。然而美国空军拒绝让步。而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航空工程师很快就找到了造价低廉又易于制作的解决方法。他们设计了可调节的座椅，这个技术如今普遍用在了汽车制造上。他们发明了可调节的脚踏板，开发了可调节的头盔和飞行服。当这些设计和类似的其他设备投入使用后，飞行员的战斗力立即飙升，美国空军成了这个星球的空中霸主。不久，美军的其他兵种也颁布了类似的指导性命令，要求军用设备适合大部分士兵的体形，不能以平均值为制造标准。[25]
为什么军队愿意在极短的时间做出如此大的改变呢？这是因为改变飞机系统而不是智力训练，是在解决实实在在的棘手问题。当飞行员驾驶超音速飞机飞行时，他们需要使用复杂的操控系统来完成艰难的飞行动作。如果他们看不到某个仪表或者够不到某个开关，后果将不堪设想。战场上，瞬间的判断就能决定生死，而飞行员必须在这个充满危险的环境里执行任务。
平均标准的隐形压迫
试想一下，军队改变了对士兵的看法，与此同时，社会的其他方面也同样做出改变，人们不再被拿来与一个被误导的典型进行比较，而是被视为真正独立的个体并且受到重视，结果该有多好啊！然而，今天大多数的学校、公司和科研机构仍然相信，诺玛是真实存在的。它们依然以“平均值”作为建筑和科研的标准，强迫我们把自己和他人与一个虚构的典型相比较。
从摇篮到坟墓，你都是被拿来与平均标准这个尺度来比较，看你与其有多接近或是超过了多少。在学校，你的表现将与平均化的学生相比较，从而确定你的得分和名次；在申请大学时，你的成绩被拿来与申请者的平均成绩相比较；找工作的时候，你的成绩，还有工作技能、工作经验，甚至是性格测试分数，将与平均化的应聘者相比较；同样，如果你得到了工作，你的年度审查报告很有可能被与同一等级的平均化雇员相比较，甚至你所得到的市场机会的多寡，都与你的信用度有关。你一定能猜到，信用度正是通过与平均值比较得出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会凭直觉相信，性格测试的结果、标准化的评估排名、平均绩点或是工作报告并不能真实反映你、你的孩子、你的学生或雇员的能力。然而，用平均值作为衡量个体的标尺这个概念已经根深蒂固，我们甚至很少对此提出质疑。我们偶尔对平均标准感觉不安，可除此之外，我们通常都认为这才反映了人的客观现实。
如果我告诉你平均标准常常是错误的，尤其是用平均标准来衡量个体的时候，结果很有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容易造成误导；如果告诉你，就像飞机驾驶舱的设计和诺玛雕像那样，这种典型只是一个传说，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本书的主要观点异常简单：没人符合平均标准。你、你的孩子、同事、学生或是配偶，都不符合。这个观点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激励，也不是空洞的口号，这是通过大量实验得出的科学事实，你不能无视它。你可能觉得我在宣扬类似于加里森·凯勒在《牧场之家好做伴》（A Prairie Home Companion ）一书中所描绘的：在沃伯根湖，所有的孩子都在平均标准之上。你可能还是认为，肯定有人符合平均标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统计事实。本书将向你展示，即便那些看似不言而喻的假设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必须予以抛弃。
并不是说平均标准毫无用处，它也有用武之地。如果你比较两个不同群体，例如比较智利飞行员团队和法国飞行员团队的表现（而不是比较这些团队中的两个个体），在这种情况下，平均标准就有用了。但是在你需要一名飞行员、一个水管工或一位医生时，当你教育一个孩子或决定是否聘用一名员工时，当你需要对一个个体做出决定时，平均标准就没有用处了。无比糟糕的是，平均标准误导了人们的认知观念，事实上它掩盖了个体这个最重要的概念。
在本书中你将会学到，就像没有标准身材一样，也没有标准才能、标准智力或标准性格。就此而言，也没有标准学生、标准员工或是标准大脑。任何与此类似的概念都是基于科学想象的谬论。当今社会对于“标准人”的概念不是计算出来的真理，而是人为发明的，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由两位欧洲科学家创造出来并用以解决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的。他们创造的“标准人”概念，当时的确解决了很多问题，甚至促进了工业时代的形成。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工业时代了，我们如今面临的问题已经大为不同，而且我们拥有的科学和数学水平都远远超过了19世纪。
过去的10年，我一直在研究个体科学，这是一门令人兴奋的崭新的跨领域学科。[26] 这个学科拒绝将平均标准作为研究个体的主要方法；相反，它认为，我们只能通过个体自身的独特性来研究个体。近年来，细胞生物学家、肿瘤学家、基因学家、神经学家、心理学家运用这个崭新学科的基本原理，彻底改变了对细胞、疾病、基因、大脑和行为的研究。一些非常成功的企业也已经开始将这些原理付诸实施。实际上，个体科学的原理正在运用到各个领域，如今，只有一个地方还未改变，如果这里发生了改变，势必产生更加巨大的影响，那就是你自己的生活。
我写下《平均的终结：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就是为了改变这个现状。
在以下章节中，我将与你们分享三个个体科学的原则——锯齿原则、情境原则和途径原则。这三个原则均从我的最新研究领域中总结而出，它们将帮助你理解自己最真实、最独特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们将告诉你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独特之处在生活中获得优势。你不再需要在喷气式战斗机的时代驾驶“二战”飞行器，你也不再需要让自己与虚构的诺玛体重一致了。
个性的承诺
我们即将用一个崭新的方法来看待这个世界，促使这一改变发生的，是一个伟大的观点，即个体很重要。你可能认为这个基本概念过于简单，不可能产生深远而又实际的影响。但是只要想想另一重要观点——细菌概念的引入对世界所造成的重大影响，你就会明白了。
19世纪，最负盛名的健康和医学专家们都认为疾病是由“瘴气”引起的，这是对空气质量差的一个形象说法。[27] 那时，整个西方健康系统都建立在这个假设上：想预防疾病，你就必须对室内外瘴气的情况进行比较，然后决定是开窗或是关窗。人们相信，医生不会传播疾病，因为绅士们都不会生活在空气质量差的区域。接着，细菌的概念出现了。[28]
曾经，所有人都相信是空气质量差才导致了疾病。然后，几乎一夜之间，人们开始认识到那些肉眼看不见的、被称作微生物和细菌的东西才是造成疾病的真正原因。这个新观点彻底改变了医学。外科医生开始使用抗菌药物，科学家发明了疫苗和抗生素。然而更重要的是，细菌的概念让普通人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现在，如果你想保持身体健康，你就必须做一些事情，如洗手、把水烧开、把食物煮熟、用碘酒清洗伤口等。
这种观点的转变，类似于我想让你们思考的旧的平均标准和现代的个体特征。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个体和个体的天分，而以前的人们却不可能做到这些。这个新观点将对我们的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优秀的人才将不再稀缺，学校将会因材施教，雇主将会聘用更多高效的员工。那些认为自己没受到赏识、潜能未被开发、没有机会表现真实才能的人，将会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愿望。
也许你的孩子被贴上了阅读困难的标签，然而他的学校并没有简单地下结论，而是认识到你的孩子正用另一种同样有效的方法在阅读，同时相应地调整了对他的教学方法。也许你的一个雇员被她的同事们评价为“难以相处”，但是你并没有解雇她，而是找到她的表现背后的原因，帮助她改善同事关系，极大地提高了她的工作业绩，从而使你发现了隐藏在自己部门里的人才。一旦认识到运用个体科学的原则将会给你带来深刻变化，你就不会再用同样的方法看待平均标准了。
如今，我们能够绘制人类基因组，改变遗传密码，从而改善健康，但我们却不能精确地描绘出人的潜能，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的工作以及本书所要表达的信息，就是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未来的目标就是通过掌握一些工具和方法来衡量每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把他们作为钟形曲线中的一个点，人的潜能也就不会像我们原先设定的体系那样再受到限制。
对此我有亲身的体会。
一开始接触到个体科学的理念时，我就对此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碾轧，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管我怎么努力，结果都是失败。18岁时，我从高中退学，那时我的平均分数只有0.9分（满分为4分），相当于D– 。在我长到可以喝酒的年纪之前，我同时做了10份工作，拿着最低的工资，还要养活妻儿。21岁时，我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在我生命的最低点，我拿着救济金，做着家庭护士助理的工作，比如给人灌肠，一个小时的工资只有6.45美元。
几乎所有人都说问题出在我身上，我又懒惰又愚蠢，还是一个——最常用的词是——“麻烦制造者”。不止一所学校的老师对我的父母说，他们将会调整对我的期望。但是，即使在最低潮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些评价有失公允。我确信自己有能力，只是在“我到底是谁”和“世界如何看我”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错配。
起初，我觉得努力做到和别人一样就行了，但是结果通常一团糟。上学时，我从一个班被调到另一个班；工作时，我被一次又一次地解雇。最终，我决定不再尝试去符合这个社会的标准，而是致力于弄明白如何让社会适应我。这样做效果很明显：在我从高中退学15年后，我成了哈佛大学教育学研究生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的教师，还是“精神、大脑和教育”研究项目的负责人。
我自己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我唤醒了某种被世界忽视的秘密才能，不是从某一天，我开始倾尽全力拼命工作，也不是因为我发现了某种抽象的哲学新观念。我没有时间去理会抽象的概念，我需要的是摆脱救济金，抚养孩子，找到收入丰厚的工作。我之所以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因为我遵循了个体科学的原则，最开始是凭着自己的直觉，后来则是有意为之。
我写下本书，是要与你分享这些原则，告诉你它们能帮助你在学校、工作和你的人生中表现得更加出色。学习新东西时，最难的部分不是掌握新思想，而是放弃旧观念。本书的目的就是将你从平均标准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