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的神经学家迈克尔·米勒（Michael Miller）做了一个关于词语记忆的实验。他让16位实验对象依次躺在核磁共振仪里，给他们展示一组词语，同时对他们的脑部进行扫描。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实验对象开始阅读第二组词语，并在看到第一组词语再次出现时按下按钮。与此同时，核磁共振仪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并绘制出记录大脑活动的数字图谱。实验完成后，米勒公布了自己的发现。就像所有的神经学家那样，他汇总了所有个体大脑图谱，并绘制成一张标准大脑图谱。[1] 米勒期望这个标准大脑图谱会揭示出典型的人类大脑在词语记忆时的神经回路。
在阅读神经科学文献时，你总会看到大脑示意图。大脑被分成了若干部分，每个部分用不同颜色标注——当你感觉到爱的时候，这个部分会亮；当你感觉害怕的时候，这个部分也会亮——可以肯定地说，你所看到的是标准大脑图谱。当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曾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学过脑部影像学，学习如何绘制和分析标准大脑（在科学术语里称之为“随机效应模型”[2] ）。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标准大脑代表着正常、典型的大脑，而不同个体的大脑则是这个正常大脑的一种变异——这种假设与诺玛模仿大赛的设计理念类似。基于这种假设，神经学家拒绝让左撇子参与实验（因为据推测，左撇子的大脑与正常大脑有差别），有时候神经学家还会排除大脑过于活跃的个体，因为他们担心这些特例会影响他们对于标准大脑的分析。
米勒发表了标准大脑图谱，这并无特别之处。真正神奇的是，当他开始分析实验结果时，有些东西促使他更加仔细地查看每一个实验对象的大脑图谱。那时米勒正在用脑部研究的标准方法研究一个已经很成熟的智力测试，虽然标准大脑的实验对象并没有什么异常，可他却无意中瞥见了几张大脑图谱。“真是令人惊讶，”米勒对我说，“如果你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就会发现有几张图谱确实与标准大脑很相似，可是其他的大多数却一点都不像这个标准大脑图谱。”[3]
在米勒之前，曾经有人也注意到了个体大脑和标准大脑之间的差异，但是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忽视了这一令人尴尬的事实——正如科学家和物理学家一直无视没有哪个女人和诺玛长得一样。然而米勒却做了一件很明显应该去做但有些人却不屑于尝试的事：他系统地比对了词语记忆实验中用于绘制标准大脑图谱的16幅个体大脑图谱，结果令他大吃一惊，不只是个体大脑与标准大脑不同，甚至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也毫无相同之处。
大脑中的记忆活动
有些人的大脑主要活动区域在左边，而有些人则在右边；有些人大脑的前端活动频繁，而有些人则是后端活动频繁；有些人的大脑活动区域看起来像印度尼西亚的地图——长而宽阔的群岛，而有些人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这些都反映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没有一个人的大脑像标准大脑。米勒的研究与丹尼尔斯对手部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这次研究的对象不是肢体，而是产生思想、情感和性格的摇篮——大脑。
米勒感到很疑惑。根据标准大脑理论的基本假设，大多数人的大脑应该与标准大脑相当接近，因为神经学家曾确信某些大脑应该与标准大脑相似。但是在米勒的研究里，几乎没有哪一个大脑与标准大脑相似。米勒怀疑是不是实验设备的技术误差导致了这种差异，因此几个月后，他又让许多参加过词语记忆测试的人再次做了相同的实验。而两次实验结果几乎完全一致——每个人第二次的大脑图谱与第一次的图谱非常相似，而个体的大脑图谱与标准大脑图谱的差异却非常大。
“这让我相信，我们看到的个体模板并不是随机噪声，而是个体在完成任务时的系统化表现，每个人的记忆系统都是一个独特的神经模板。”米勒解释道，“然而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模板的差异之处并不是细微的，而是广泛存在的。”[4]
由米勒发现的这种广泛存在的差异，不仅限于人类大脑的语言记忆方面，这种差异在面部识别、心理意象、知识习得、情绪发展等各种研究中也均有发现。[5]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如果你在标准大脑的基础上创造了关于思想、感知或个性的理论，那么你的理论将不适用于任何人。神经科学研究几十年来所基于的指导性假设是不成立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标准大脑。
米勒发表了这个反直觉的发现后，引来了一片质疑声。一些科学家认为，他的发现是由软件运算问题造成的，或者仅仅由于他在选择实验对象时运气不好——可能他的实验对象大多数都是“特例”。然而，米勒的同事们对此最普遍的反应不是批评，而是不予理会。“其他人在自己工作中，曾注意到了我所注意的事，但是他们对此不屑一顾。”米勒告诉我，“人们总说，‘大家都知道，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得用统一标准，它已经囊括了所有的个体差异。你没必要把每一处差异都指出来，这没什么意义’。”[6]
但是对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米勒却坚信不疑。他知道这不是学术辩论，而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问题。“常常有神经法学的人找到我，”米勒说，“他们试图在法庭上利用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来做出推断。他们想用大脑扫描结果来判断某人是否应该进监狱，因此个体大脑与标准大脑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就显得尤其重要了。”[7]
米勒不是第一个受标准模型困扰的科学家。长久以来，所有研究人类的学科都在使用同一种主要研究方法：把一群人放入实验环境中，记录他们对这一环境的普遍反应，而后根据普遍反应总结出适用于所有人的结论。生物学家信奉标准细胞理论，肿瘤学家主张标准的癌症治疗方式，而基因学家则试图标记标准基因组。在这种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我们的学校将学生个体与标准化的学生进行比较，以便对每个学生进行评价；企业将应聘者和员工与标准化的应聘者和员工进行比较。但是如果所谓的标准化人体或标准大脑并不存在，我们就得思考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人类社会对“标准人”这一观念笃信不疑，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科学家、学校和企业信奉“标准人”这个错误概念，其背后的故事始于1819年一个比利时年轻人，他叫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虽然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他却位居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家之列。
社会中的数学
凯特勒生于1796年。23岁时，他获得了根特大学授予的数学博士学位。这是根特大学自成立以来授予的第一个数学博士学位。他很聪明，渴望得到认可，盼望像自己的偶像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那样名垂青史。牛顿从杂乱无章的物质和时间中提炼出了有序的原则，从而揭示了宇宙运行的奥秘。这一切让凯特勒无比惊叹。他感觉自己最有可能在天文学方面取得类似成就，而天文学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8]
19世纪初，最杰出的科学家们都将注意力投向了太空。那时，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科学水平的标志，就是能否拥有一座天文台。然而，比利时当时还没有天文台。1823年，凯特勒说服了当时统治比利时的荷兰政府，让其同意支付一大笔资金在比利时建造天文台。很快，凯特勒被任命为天文台台长。[9] 在天文台的建造过程中，凯特勒陆续走访了欧洲的多家天文台，学习最新的天文观测法。看起来他正在为自己积攒科学声誉，一切都那么令人羡慕。可是后来，就在1830年，正当凯特勒整理行装、准备再次开启欧洲之旅时，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比利时爆发革命了，比利时天文台被反对派占领了。[10]
凯特勒不知道这次革命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新政府是否会继续支持天文台的建设，更不知道新政府会不会允许他保留比利时“皇家天文学家”的头衔。总之，这是他生命的转折点——也是社会如何看待个体的转折点。[11]
在此之前，凯特勒从未关心过政治，也从未在意过复杂的人际关系。过去，他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天文学上了。他以为自己可以远离社会动荡，因为这与他崇高的科学工作毫不相干。可是，当他的后院起火、自己的天文台内部爆发了革命时，人类的社会行为就突然变得与自己息息相关了。凯特勒非常希望政府能长久稳定，颁布合理的法律法规，避免发生那些影响他事业的社会动乱，而这些社会动荡似乎会让整个欧洲发生剧变。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现代社会似乎是完全不可预料的，人们的行为似乎完全没有遵循任何规则……正如艾萨克·牛顿出现之前的宇宙，根本无法解释。[12]
面对这场终结了他的事业抱负的革命，凯特勒陷入了沉思。就在这时，他突然有了灵感：是否能创建一种治理社会的科学呢？他穷尽一生去寻找隐藏在天体运行中的法则，同样，他是否也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找到隐藏在混乱的社会行为中的社会运行法则呢？凯特勒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他要运用天文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他将成为社会物理学界的艾萨克·牛顿。[13]
幸运的是，凯特勒研究社会行为的决定恰好赶上了历史上的最佳时机。那时，欧洲正经受着历史上第一波“大数据”的洗礼，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数据大爆炸”。[14] 19世纪初期，很多国家开始建立庞大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开始向公民发布大量的数据，比如每月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每年入狱的罪犯人数以及每个城市的发病率等数据。[15] 这是现代数据收集的雏形，可是当时没人知道如何解读这些杂乱无章的数字。那时候，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人类的数据太乱，根本不能分析——直到凯特勒运用天文数学来进行分析，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凯特勒知道，18世纪的天文学家通常都会测量天体运动的速度。他们会记录天体（如行星、彗星或恒星）经过望远镜上刻画的两条平衡线所需的时间。例如，如果想要计算出土星的运行速度并预测下一次它出现的位置，那么天文学家需要在看到土星接触到第一条线时按下怀表的按钮，开始计时，并在土星接触到第二条线时，停止计时。[16]
天文学家很快就发现，这项技术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如果10个天文学家测量同一星球，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得到10个不同的数据。如果多次观测的结果均不相同，那么怎样才能知道应该使用哪个数据呢？最终，天文学界开创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最初被称为“平均计算法”[17] ：把所有独立测量的结果加起来，求其平均数，就得到了“平均测量值”。崇尚这种方法的人认为，平均数比任何单一数据都更准确，更能体现研究主体的真实值。[18]
当凯特勒转向建立社会物理学时，他所做的最关键决定就是从天文学里借来平均计算法，并将其运用在人类研究上。他的这个决定让社会看待个人的方法发生了重大改变。
平均标准人
19世纪40年代初，凯特勒分析了爱丁堡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组来自5738名苏格兰士兵的胸围数字。这个事件即便不是特别值得庆祝，也算得上是有关人类科学研究史上的重要事件。凯特勒把所有数据都加了起来，除以士兵人数，得出的结果是39¾英寸多一点，这是苏格兰士兵的胸围平均尺寸。这个数字标志着科学家第一次计算出了人类特征的平均值。[19] 然而，创造历史的并不是凯特勒的计算，而是他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所做出的回答：究竟这个平均值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花上几分钟思考下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平均尺寸”的意义并不明确。它是正常人类尺寸的指导性标准吗？是随意挑选出来的人的尺寸估算值吗？还是这个数据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凯特勒对此的阐释，是对人类平均值做出的第一次科学解释，而他的解释毫无意外地与天文观测法如出一辙。
天文学家相信，对天体的每一次测量（例如测量土星的速度）都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一组独立的测量数据（例如多位科学家测量土星的速度，或是同一位科学家多次测量土星的速度），其平均值会将误差最小化。[20] 事实上，著名数学家卡尔·高斯（Carl Gauss）给出了证据，证明了平均值最接近真实值（例如土星真正的运行速度）。[21] 凯特勒在解释人类平均值时运用了相同的思路，他宣称，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存在缺陷，只有平均化的人才能代表真正的人类。[22]
在计算出了苏格兰士兵的胸围平均值之后，凯特勒得出了结论，每一名士兵的胸围尺寸都代表一种自然存在的“误差”，相反，胸围平均尺寸代表着“真正的”战士的胸围尺寸，这名战士完美无缺，没有任何身体缺陷，正是自然设计出的战士样式。[23] 为了证明他的解释是正确的，凯特勒用“角斗士的雕像”做了比喻。
凯特勒请人们想象一尊角斗士的雕像。假设雕塑家们做了1000个复制品。凯特勒声称，每一个雕塑家手工制作的复制品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差和瑕疵，不会与原作品完全相同。然而，据他说，如果能将这1000个复制品进行平均，那么这个“平均化的雕像”就会非常接近原作品。凯特勒引导人们在逻辑上再迈进一步，如果用同样的方法把1000名战士进行平均化，那么平均化的战士则会非常接近完美的战士，而这名战士只存在于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真实世界里的战士只是他的不完美的复制品罢了。[24]
凯特勒把这种推理方法运用到了整个人类，他宣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依照某种人类标准模板而做出的带瑕疵的复制品。凯特勒把这个模板称为“平均标准人”。[25] 今天，我们常说的某人达到了平均水平，指的是略微逊色或有缺陷，也就是平庸；但是对于凯特勒来说，平均标准人本身就很完美，他是大自然渴望的典范，是十全十美的代表。他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都是在自己的那个地方和那个时代最接近“标准人”的人。[26]
为了揭开平均标准人的神秘面纱，凯特勒开始计算所有他能收集到的数据。他计算出了平均身高、平均体重、平均肤色；计算出了平均结婚年龄和平均死亡年龄；计算出了平均年出生率、平均贫困人口数、平均犯罪率、平均犯罪类型、平均受教育程度，甚至平均年自杀率。他创造了凯特勒指数（Quetelet Index）——现在称为身体质量指数（BMI），分别计算出男性和女性的身体质量指数，以确定平均健康状况。凯特勒说，所有的这些平均数都代表着“平均标准人”这个最完美人类的各项特征。
凯特勒在极力赞美标准人的同时，极端厌恶那些与平均值差别较大的“不幸之人”。“所有与平均标准人的比例和状态不同的方面，都会导致畸形，引起疾病。”凯特勒表示，“任何异于平均标准人的方面，不仅是比例和形态，也包括超过限度的方面，都会造就异形人。”[27] 毫无疑问，凯特勒一定会对诺玛赞不绝口。“如果一个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拥有平均标准人的所有特征，”凯特勒说，“那么他所代表的全都是伟大、优秀与美丽。”[28]
虽然今天我们不会认为平均水平的人就是完美的，但我们可以就此推测，平均化的个人是一个群体（或一类人）的典型代表。人类的思维方式总有让事情简化的倾向，总认为同一类人的所有成员——例如律师、流浪汉、墨西哥人——具有相同的特征，而凯特勒的研究则用“科学”的方式证明了这种思维模式的正确性，因此他的理论很快就变成了社会科学的奠基石。自从凯特勒发表了“标准人”这个概念后，科学家们纷纷描绘出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群特征，例如“好胜型”“神经质型”“好事型”和“领导者型”。他们认为，只要对在特定群体中处于平均水平的成员（即典型）特征进行分析，就可以对这一群体中的任何个人做出预测。
凯特勒创造的平均标准人让杂乱无章的人类数据变得有序起来，同时还符合人们喜欢给别人贴标签的自然冲动，因此他的理论会像野火燎原一样也就不足为奇了。政府以凯特勒的社会物理学为基础，了解公民状况，制定社会政策。他的思想促使政治注意力集中在中产阶级上，认为他们最接近平均标准公民。根据凯特勒理论的推理，他们才是最真实的比利时人、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或者普鲁士人。1846年，凯特勒为比利时政府组织了第一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成了后来所有现代人口普查的黄金标准。甚至时任美国国会议员的詹姆斯·A.加菲尔德也前来咨询凯特勒，以便改进美国的人口普查。[29]
美国军队也受到了凯特勒的影响。在美国内战期间，时任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认为北方军应当更了解自己的士兵，以便做出更有效的战斗部署。于是他授权展开了一次人体分析研究。这是那个历史时期世界上开展的最大规模的人体分析研究。每一名北方军士兵都接受了针对身体、健康和品德方面的测量，而后完全按照凯特勒的新科学计算出了平均值，并呈报给林肯。这场声势浩大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美军当作标准设计哲学的基础。[30]
我们对各种平均数早就习以为常了。它们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斥着我们的媒体。就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纽约时报》还报道了学生债务的平均数目、黄金时段的电视观众平均人数，以及医生的平均收入。但是，每当凯特勒公布一种新的平均数时，民众都会吃惊不已。比如，凯特勒曾表示，每年的平均自杀率都相对稳定。[31]
这对于我们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自杀似乎是一件非常不理智的私人决定，根本不可能符合任何模式。然而，凯特勒的研究表明，自杀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不仅如此，他还声称，稳定的自杀发生率意味着每个人都具有自杀倾向。凯特勒由此证明，平均标准人也普遍具有自杀倾向。[32]
当时，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们纷纷拥护凯特勒的学说，颂扬他揭示了管理社会的隐形法则。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将他的思想运用在医学护理上，并断言平均标准人符合“上帝的意志”。卡尔·马克思利用他的观点，发展了共产主义经济学理论，宣告平均标准人佐证了历史宿命论。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受凯特勒的数学运算的启发，创立了气体力学的经典理论。医学家约翰·斯诺将凯特勒的学说用于抗击伦敦的霍乱，标志着公共卫生学的创立。实验心理学之父威廉·冯特读了凯特勒的学说后，断言道：“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从统计平均值里学到的心理学知识，比从所有哲学家那里学到的都多，除了亚里士多德。”[33]
凯特勒创造的平均标准人预示了平均时代的开端。就在那时，平均标准成了正常标准，个体差异被理解为错误，刻板的模式被打上了科学的印记。这些假设的前提最终导致美国空军设计出了适合平均标准人的飞机驾驶舱，也致使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老师们教我解读标准大脑图谱。如果孩子没有按照标准成长，父母会非常担忧。如果健康、生活和事业与平均状况差距太大，几乎所有人都会感到焦虑。
然而，凯特勒的故事只是开启了平均时代的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则是有关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的故事。他最开始是凯特勒最虔诚的信徒，但后来却变成了他最有名的批评者。[34]
杰出者和低能者
1851年，伦敦举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有时也称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各国参展商们展示出了他们最得意的商品、最先进的技术和最新的发明。在此之前，英国人原本希望通过这次盛会向世界展示自己国家的优越性。可是，当逛完世博会后，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因为最优秀的展品不是来自英国，而是来自美国。大西洋彼岸的企业家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工业奇迹，统统胜过了英国人。这些产品包括塞缪尔·柯尔特的左轮手枪、艾萨克·辛格的缝纫机，还有罗伯特·麦考密克的机械收割机。[35] 许多英国人开始担心他们的国家会落后于人。其中一个人尤为担心，他就是弗朗西斯·高尔顿。他确信英国急速衰落是由下层人民逐渐提高的社会地位造成的。[36]
高尔顿来自富有的商人阶层，他的家族从事银行业和枪支制造业。他相信他的家族和其他上层阶级天生就高人一等。在他看来，社会民主化进程玷污了大英帝国的荣耀。[37] 他确定，要想恢复不列颠的荣耀，就应该重新夺回上等社会阶层渐渐逝去的权力，而他认为凯特勒的计算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高尔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数学家，他认为这位上了年纪的比利时人能力超群，还称他为“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统计学的最高权威”。[38] 高尔顿赞同凯特勒的“平均标准是了解人类的科学基础”这一观点。实际上，高尔顿同意凯特勒的大部分观点，但是有一个观点除外：平均标准人代表自然的意志。他声称没什么比这一点更偏离真理了。对他来说，平均意味着平庸、粗糙、毫无特色——就像如今有权选举下议院议员的下层阶级那样。[39] 高尔顿一定会嘲笑那些照着诺玛的模样改造自己的女性。他相信，如果女性真的想要模仿某人的话，没有比英国女王更为适合的模仿对象了。
高尔顿认为，人类想要尽可能地超越平均标准的尝试是不可避免的。他还引用表兄查尔斯·达尔文的研究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写道：“自然的行为是盲目、缓慢而残酷的，而人类的行为则是慎重、快速而仁慈的。”[40] 凯特勒认为，与平均标准相差过大就会造就“怪物”；而高尔顿认为凯特勒只说对了一半。像高尔顿、维多利亚女王和艾萨克·牛顿这样的名人，远远超过了平均标准，而他们绝对不是怪物。相反，高尔顿为这个阶层起名为“杰出者”。那些远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则被他称作“低能者”。[41]
就这样，高尔顿反对凯特勒关于“偏离平均标准就是错误”的论断，然而，他又赞同凯特勒关于类型的概念，认为杰出者、低能者和平凡者分别代表着不同类型的人类。简单地说，高尔顿想要保留凯特勒的“群体的平均标准代表这个群体的类型”的观点，而又反对“偏离平均标准就是错误”的观点。他要怎样解决这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呢？通过将道德和数学进行糅合，他把“错误”重新定义为“等级”。[42]
凯特勒也许会说，不管你比平均速度快50%或慢50%，不论是哪种情况，你与平均标准的差距都是一样的，这就表明你存在同等的错误，与完美相隔同等的距离。高尔顿不赞同这种说法，他曾说，比平均速度快50%的人显然比慢于平均速度50%的人更优秀，他们是不一样的：速度更快的人意味着他们来自更高的等级。
高尔顿把人类划分为14个等级，从最低等级的“低能者”，到中间等级的“平凡人”，一直到最高等级的“杰出者”。高尔顿把正常的概念转换成了平凡，这在对平均标准意义的解释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变。然而，高尔顿并没有就此停止。他自信地认为“杰出者”代表的是一个独立的人类群体，这些人的各个方面——心智、体能和品格——都是连贯一致的。[43] 根据高尔顿的说法，如果你的智力属于杰出等级，那么你的身体也很可能是杰出的，你的胆量和诚信也是如此。同样，如果你的数学能力在最低等级里徘徊，那么你的语言能力很有可能远低于平均水平，更不用说容貌和修养了。“有数据表明，好的品质大多是相互关联的，”高尔顿在1909年写道：[44] “那些成为法官、主教、政治家和带动英国发展的领袖，在他们的青年时期，都是运动强队的队员。”
如果高尔顿的分类设想是正确的，那么杰出者就是复兴英国逝去荣耀的最大希望，因为杰出者这个等级在各个方面都是杰出的。为了证明不同等级是真实存在的，高尔顿开发了一套新的统计方法，包括关联法，来帮助他分析同一等级中不同品质之间的关联性。
所有高尔顿的统计学创新都是在他称为“偏离平均法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法则的内容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比平均标准优越或者低劣的程度。对我们21世纪的人来说，有才能的人“高于平均标准”，而无能的人“低于平均标准”，这是再明显、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人们根本不会去想最初是谁创造了这个概念。而恰恰是高尔顿几乎以一人之力就取代了凯特勒的观点，把人的价值由他与平均标准的接近程度而定，变为人比平均标准越高则价值越大。就像凯特勒关于类型的观点在19世纪40年代席卷知识界一样，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高尔顿根据能力把人由低至高分成不同等级的观点，几乎渗透了整个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界。
在平均标准的年代里——这个文化时期从19世纪40年代凯特勒的社会物理学发明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不自觉地相信两个假设前提：凯特勒的平均标准人和高尔顿的等级划分。我们都相信，就像凯特勒那样，平均值是正常的表现指数，尤其是涉及身体健康、精神健康、性格品格和经济地位的时候。我们同样开始相信，对个人成就略做估测，就能评判他们的真实能力。这两个观点构成了现行的教育系统、绝大多数的招聘行为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员工绩效评估的制定原则。
我们看待个体的方法深深地受到了凯特勒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各种社会机构之中。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高尔顿的影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都想努力提升自己，尽可能地高于平均水平，从而承受了许多压力。很多时候，我们从没想过究竟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地超越平均水平，因为原因很清楚：在平均标准的年代，我们要想取得成功，只能避免成为别人眼中的平庸者，如果低于平均水平，那就是灾难！
平均主义者的出现
20世纪初，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和决策者都以平均水平为基础进行决策。[45] 这个转变不仅体现在采用新的统计方法上，还标志着我们在看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分类型和分等级都是基于个人与群体平均标准的比较。而且，凯特勒和高尔顿均明确而强烈地表明，任何特定的个人只有在与群体比较后才能真正被了解。因此，从这个新的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看，个人几乎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在谈到个体时必须要知道，我们不会讨论这个人或那个人，而必须要研究一定数量人群的整体印象。”凯特勒在1835年写道，“去掉了个体性，就消除了所有的偶然因素。”[46] 无独有偶，高尔顿在他创办于1901年的学术杂志期刊《生物统计学》（Biometrika ）的第一期里说道：“在研究任何类型生活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发现，个体的重要性实在太微不足道了。”[47] 看起来，“某个人的测试得分在100人中只排名第90位”与“某人性格是内向型”这两种说法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但是两个论断都是通过个人与平均分值相比较而得出的。这两种说法只是同一种计算方式的不同解释而已，却暗含着同一个核心的论断：个体不重要。
在维多利亚时期，当平均标准的概念最初被引入社会时，许多知识分子立即就认识到，这种用来了解人类的崭新但是奇怪的方法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许多人发出了警告，忽视个体是极其危险的，他们似乎是在预言什么。1864年，著名的英国诗人威廉·赛普洛斯在一篇文章里点评了运用平均标准的新一代科学家和政客们，他假意认可他们的观点，还给他们起了个特别而轻蔑的绰号——平均主义者。这个名字很有用且恰如其分，现在我用它来代表任何使用平均标准来描述个体的人，包括科学家、教育者和管理者等。
在文章中，威廉·赛普洛斯表达了他的担忧，如果平均主义者掌管了社会，未来将会是怎样：“这些平均主义者通常会列出关于谋杀、自杀以及婚姻的统计数据（不幸的关联！），证明这些事情是按照一定周期和规律发生的……我们将会被看作人类团体而不是独立的个人……我们只能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忍耐或取得成功；命运将不再是上天给每个人的特定安排，而是根据各种统计数据而划分的不同类型……到那个时候，很可能会爆发抗议，反对这种滥用计算的现代迷信。如果我们默许这种现代迷信，那么它将会威胁到整个人类，导致世界经受前所未有的荒芜。这可不是什么天定的使命，而是用十进制表达的命运。这种后果不是降临到个人的头上，而是平均地影响到每一个人。”[48]
面对平均主义者逐渐增大的影响力，不仅有诗人在表示担忧，医生同样也在坚决地反对将平均标准用于评估他们的病人个体。“政府只想知道，经过特殊的治疗，80%的病人能够痊愈。而每个病人想知道的是，我属于那80%吗？”实验医学之父、法国医生克洛德·贝尔纳于1865年这样写道：[49] “医生完全用不上所谓的大数定律，按照一位伟大的数学家的说法，这种定律在总体上是正确的，而在个体方面则是错误的。”[50]
然而社会并没有倾听这些早期反对者的声音。现在我们条件反射似的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拿来与平均标准做比较——包括我们自己。媒体发布人们平均拥有的亲密朋友人数（美国人有8.6个），人们一生中平均要亲吻的爱人个数（女人有15个，男人有16个），夫妻平均每个月为钱争吵的次数（美国是3次）——其实，很少有人不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生活与这些数字做比较。如果我们亲吻的次数比该数字多，我们甚至可能觉得非常骄傲；如果自己的数字较低，我们可能会自怨自艾或者感觉羞愧。[51]
如今，给个体分类型和排等级似乎是非常基本、自然、正确的事情，我们不会感觉到这种判断会磨灭人的个性。在凯特勒提出新观点的一个半世纪之后，正如19世纪的诗人和医生所担心的那样，我们都变成了平均主义者。
[1] Michael B.Miller et al.,"Extensive Inpidual Differences in Brain Acti-vations Associated with Episodic Retrieval Are Reliable Over Time,"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4,no.8(2002):1200–1214.
[2] K. J.Friston et al.,"How Many Subjects Constitute a Study?"Neuro-image 10(1999):1–5.
[3] Michael Miller,interviewed by Todd Rose,September 23,2014.
[4] Miller,interview.
[5] L.Cahill et al.,"Amygdala Activity at Encoding Correlated with Long-Term,Free Recall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U.S.A.93(1996):8016–8021;I.Klein et al.,"Tran-sient Activity in the Human Calcarine Cortex During Visual-Mental Imagery:An Event-Related fMRI Study,"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2(2000):15–23;S.M.Kosslyn et al.,"Inpidual Differences in Cerebral Blood Flow in Area 17Predict the Time to Evaluate Visu-alized Letters,"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8(1996):78–82;D.McGonigle et al.,"Variability in fMRI:An Examination of Intersession Differences,"Neuroimage 11(2000):708–734;S.Mueller et al.,"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rchitecture of the Human Brain,"Neuron 77,no.3(2013):586–595;L.Nyberg et al.,"PET Studies of Encoding and Retrieval:The HERA model,"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 3(1996):135–148;C.A.Seger et al.,"Hemispheric Asymmetries and Inpidual Differences in Visual Concept Learning as Measured by Functional MRI,"Neuropsychologia 38(2000):1316–1324;J.D.Watson et al.,"Area V5of the Human Brain:Evidence from a Combined Study Usin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Cerebral Cortex 3(1993):79–94.Also note,there is even known inpiduality in the hemodynamic response.See G. K.Aguirre et al.,"The Variability of Human,BOLD Hemodynamic Responses,"Neuro-image 8(1998):360–369.
[6] Miller,interview,2014.
[7] Miller,interview,2014.
[8] His full name was Lambert Adolphe Jacques Quetelet.For biographical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see Alain Desrosières,The Politics of Large Numbers:A History of Statistical Reasoni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chap.3;K. P.Donnelly,Adolphe Quetelet,Social Physics and the Average Men of Science,1796–1874(London:Pickering&Chatto,2015);Gerd Gigerenzer et al.,The Empire of Chance:How Probability Changed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Ian Hacking,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Early Ideas about Probability,Induction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Ian Hacking,The Taming of Ch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T. M.Porter,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1820–1900(Prince ton: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1986);Stephen M.Stigler,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The Measure-ment of Uncertainty before 190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Stephen M.Stigler,Statistics on the Table:The History of Statistical Concepts and Metho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9] Stigler,History of Statistics,162.
[10] Porter,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47.
[11] Porter,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47–48.
[12] T. M.Porter,"The Mathematics of Society:Variation and Error in Que-telet's Statistics,"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8,no.1(1985):51–69,citing Quetelet,"Memoire sur les lois des naissances et de la mor-talite a Bruxelles,"NMB 3(1826):493–512.
[13] Porter,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104.
[14] I.Hacking,"Biopower and the Avalanche of Printed Numbers,"Humani-ties in Society 5(1982):279–295.
[15] C.Camic and Y.Xie,"The Statistical Turn i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1890to 1915,"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no.5(1994):773–805;and I.Hacking,"Nineteenth Century Cracks in the Concept of Determin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no.3(1983):455–475.
[16] Porter,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95.
[17] S.Stahl,"The Evolution of the Normal Distribution,"Mathematics Mag-azine 79(2006):96–113.
[18] O. B.Sheynin,"On the Mathematical Treatment of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Archives for the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 11,no.2/3(1973):97–126.
[19] Adolphe Quetelet,"Sur l'appréciation des documents statistiques,et en particulier sur l'application des moyens,"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Cen-trale de la Statistique(of Belgium)2(1844):258;A.Quetelet,LettresàS.A.R.Le Duc Régnant de Saxe Cobourg et Gotha,sur la théorie des proba-bilités,appliquée aux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Brussels:Hayez,1846),letters 19–21.The original data are from the Edinburgh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13(1817):260–264.
[20] T.Simpson,"A Lette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George Macclesfield,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on the Advantage of Taking the Mean,of a Number of Observations,in Practical Astronomy,"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49(1756):82–93.
[21] Stahl,"Evolution of the Normal Distribution,"96–113;and Camic and Xie,"Statistical Turn,"773–805.
[22] Quetelet,Lettres,Letters 19–21.
[23] Quetelet,Lettres,Letter 20.
[24] Quetelet,Lettres,Letters 90–93.
[25] Adolphe Quetelet,Sur l'homm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Paris:Bachelier,1835);trans.A Treatise on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Faculties(Edinburgh: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1842),chap.1.A revised version of this book changed the title:Phy-sique sociale ou essai s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facultés de l'homme(Brussels:C.Muquardt,1869).
[26] Stigler,History of Statistics,171;quoting passage at page 276of Quetelet,Sur L'homme(1835).
[27] Quetelet,Treatise,99.
[28] Quetelet,Treatise,276.
[29] Hacking,"Nineteenth Century Cracks,"455–475;Kaat Louckx and Raf Vanderstraeten,"State-istics and Statistics,"532;N.Rose,"Govern-ing by Numbers:Figuring Out Democracy,"Accounting 16,no.7(1991):673–692;and"Quetelet,Adolphe."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68;Encyclopedia.com. (August 10,2015).https://www.encyclopedia.com/doc/1G2-3045001026.html.
[30] John S.Haller,"Civil War Anthropometry:The Making of a Racial Ide-ology,"Civil War History 16,no.4(1970):309–324.The original report references Quetelet:J. H.Baxter,Statistics,Medical and Anthropologi-cal,of the Provost Marshal-General's Bureau,Derived from Records of the Examination for Military Ser vice in the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Late War of the Rebellion,of Over a Million Recruits,Drafted Men,Substitutes,and Enrolled Men(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75),17–19,36,43,52.Quetelet uses this result as proof of types(Quetelet,Anthropometrie[Brussels:C.Muquardt,1871],16);Quetelet,"Sur les proportions de la race noire,"Bulletin de l'acadi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t belles-lettres de Belgique 21,no.1(1854):96–100).
[31] Porter,"Mathematics of society,"51–69.
[32] A.Quetelet,Du systeme et des lois qui social régissent him(Paris:Guillau-min,1848),88–107,345–346.
[33] Mervyn Stone,"The Owl and the Nightingale:The Quetelet/Nightingale Nexus,"Chance 24,no.4(2011):30–34;Piers Beirne,Inventing Crimi-nology(Albany:SUNY Press,1993),65;Wilhelm Wundt,Theorie Der Sinneswahrnehmung(Leipzig:Winter'sche,1862),xxv;J.C.Maxwell,"Illustrations of the Dynamical Theory of Gases,"Philosophical Magazine 19(1860):19–32.Reprinted in The Scientific Papers of James Clerk Max-wel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0;New York:Dover,1952,and Courier Corporation,2013).
[34] For biographical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Galton see F.Galton,Memories of My Life(London:Methuen,1908);K.Pearson,The Life,Let-ters and Labours of Francis Galton(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14);D. W.Forrest,Francis Galton:The Life and Work of a Victorian Genius(New York:Taplinger,1974);and R. E.Fancher,"The Measure-ment of Mind:Francis Galt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Inpidual Differ-ences,"in Pioneers of Psychology(New York:Norton,1979),250–294.
[35] Jeffrey Auerbach,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122–123.
[36] Gerald Sweeney,"Fighting for the Good Cause,"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1,no.2(2001):i–136.
[37] Sweeney,"Fighting for the Good Cause."For information on changes in voting rights,see Joseph Hendershot Park,The English Reform Bill of 186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20).
[38] Francis Galton,Hereditary Genius: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New York:Horizon Press,1869),26.See the appendix for a dis-cussion of some of the mathematical aspects of the"average man."
[39] Sweeney,"Fighting for the Good Cause,"35–49.
[40] Francis Galton,"Eugenics:Its Definition,Scope,and Aim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no.1(1904):1–25.
[41] Michael Bulmer,Francis Galton(Baltimore:JHU Press,2004),175.
[42] Francis Galton,"Statistics by Intercomparison,with Remarks on the Law of Frequency of Error,"Philosophical Magazine 49(1875):33–46.
[43] Francis Galton,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Lon-don:Macmillan,1883),35–36.
[44] Francis Galton,Essays in Eugenics(London:The Eugenics Education Society,1909),66.
[45] Piers Beirne,"Adolphe Quetelet and the Origins of Positivist Crimi-n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no.5(1987):1140–69;for a broader treatment of the topic,see Porter,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
[46] Quetelet,Sur l'homme,12.
[47] K.Pearson,"The Spirit of Biometrika,"Biometrika 1,no.1(1901):3–6.
[48] William Cyples,"Morality of the Doctrine of Averages,"Cornhill Maga-zine(1864):218–224.
[49] Claude Bernard,Principes de médecine expérimentale,L.Delhoume,ed.(Paris,1947),67,quoted in T.M.Porter,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1820–19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160.
[50] Claude Bernard,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New York:Dover,1865;1957),138.
[51] Joseph Carroll,"Americans Satisfied with Number of Friends,Closeness of Friendships,"Gallup.com,March 5,2004,https://www.gallup.com/poll/10891/americans-satisfied-number-friends-closeness-friendships.aspx;"Average Woman Will Kiss 15Men and Be Heartbroken Twice Before Meeting'The One',Study Reveals,"The Telegraph,January 1,2014,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picturegalleries/howabout that/10545810/Average-woman-will-kiss–15-men-and-be-heartbroken-twice-before-meeting-One-study-reveals.html;"Finances Causing Rifts for American Couples,"AICPA,May 4,2012,https://www.aicpa.org/pressreases/2012/pages/finances-causing-rifts-for-american-couples.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