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辍学之后，我曾在犹他州克利尔菲尔德的一家大型铝制品冲压厂工作过一段短暂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工作。上班第一天，我得到了一张卡片，卡片上清晰准确地描述了我该如何工作，甚至还清楚地标明了我的手和脚的运动方式。我从铝块原材料堆中取出一块板材，然后把它搬到滚烫的烫印机上。我推着铝板穿过烫印机，将其压成L形或是S形的铝条，就像在玩培乐多妙趣工厂（Play-Doh Fun Factory）。接着，我把铝条放在一个托盘上，并按下按钮，记录我已制作完成了一根铝条（我的部分工资就由完成铝条的数量决定）。最后，我跑回原材料堆，又从头开始。
这份工作给我留下了两个最深的印象：一是无休止的重复动作，按键、跑，按键、跑，按键、跑……二是工厂里尖锐的铁铃声，宣告我的重复动作的开始和结束。这段经历是非人性的。作为铝制品冲压厂的一名工人，我的个性完全不重要。相反，就像英国诗人赛普洛斯曾警告的那样，我就是一个“人形的零件”——只不过是一个统计学数字、一名标准工人而已。这并非巧合，整个工厂都是根据平均主义的原则设计而成的。该原理认为，通过把个人与平均标准相比较，就可以对个人进行评价、分类和管理。
平均主义产生自两位欧洲科学家之手，他们试图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平均主义原本可能只是学者和知识分子圈内的哲学观点。但是在你和我出生的这个世界里，平均标准的概念影响着从出生到死亡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心灵深处对自我价值的判断。平均主义究竟是怎样从科学象牙塔里的一种抽象假设，摇身变成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学校都遵守的组织原则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集中在一个叫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人身上。
一位经济学家这样写道：“泰勒的影响力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个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可能比20世纪的任何人都要大。”[1] 1856年，泰勒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富裕家庭。在他十几岁时，曾在普鲁士度过了两年求学时光，而普鲁士是几个最早运用凯特勒的观点来改造学校和军队的国家之一。泰勒很可能就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平均主义，并最终形成了他的哲学基础。[2]
泰勒回到美国后，进入了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这是一所大学预科学校。他的家人希望他跟随父亲的脚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法律，可他却成了费城一家水压工厂的机械学徒。当我第一次读到泰勒年轻时的职业选择时，我以为自己找到了志趣相投之人，把泰勒想象成在学习和生活中找不到出路而陷入困境的年轻人。其实，我错了，泰勒去水压厂工作的雄心比起马克·扎克伯格从哈佛退学创办脸谱网时的雄心有过之而无不及。
19世纪80年代，美国从农业国家逐渐转型为工业国家：新建的铁路像钢铁网络一般连接起各个城市；移民快速涌入美国，如果你那时穿过整个街区，甚至可能都听不到一句英语；城市规模急剧扩张，1870—1900年，芝加哥的人口增长了6倍。伴随着这些社会动荡而来的是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最大的变化就发生在工厂这座巨大的制造业新大厦里。泰勒从哈佛退学进入水利行业时，恰逢电气工厂的诞生。那段时期的生产、组装和建造，如同今日的硅谷一般，引发了征服世界的激情。[3]
泰勒希望自己能在崭新的工业世界里名垂青史，他的这个雄心得到了水压厂的支持，因为这家工厂的老板是泰勒家的世交。泰勒几乎没干过什么重活，所以他有大量的自由时间来观察和思考工厂运行中的细节问题。学徒期结束之后，他成了米德维尔钢铁公司（Midvale Steelwork）机械加工车间的一名工人，而这家公司的老板也是他家的朋友。在这里，他一路平步青云，在6年时间里，一共得到了6次提拔，最终当上了整个公司的总工程师。[4]
在这6年里，泰勒一直在思考新时代的工厂生产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当时存在很多问题。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几十年，充斥着恶性通货膨胀、工资水平下降和频繁的金融恐慌。泰勒刚到米德维尔钢铁公司工作时，美国正处于他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经济最低迷的时期。工人们很难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工厂，工厂每年的周转率从100%到1500%不等。[5] 没有人真正明白，是什么导致了工业时代的所有新经济问题。但是泰勒成为总工程师之后，他认为自己找到了问题所在：效率低下。[6]
泰勒断言，新的电气工厂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所有这些浪费都是由于工厂对工人的组织管理方式不当造成的。对泰勒来说，这种方式既笨拙又不合适，更重要的是，非常不科学。在此之前的70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初期，纺织业、制造业、钢铁冶炼业、蒸汽动力业中的第一批大规模工业引起了社会剧变，激励了阿道夫·凯特勒通过社会科学来解决这些问题。凯特勒成为社会物理学界的艾萨克·牛顿。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面对社会经济正发生剧变的新时期，泰勒声称，工业时代的问题只有通过科学的管理才能得以解决。换句话说，泰勒打算成为企业管理界的阿道夫·凯特勒。
他相信，自己可以运用平均主义的核心思想，系统地消除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的现象。而平均主义的观点就是个体并不重要。泰勒称：“过去，人排在第一位。未来，系统必须排在第一位。”[7]
系统必须排在第一位
在泰勒开创新兴的科学管理法之前，公司通常会聘请最有能力的工人，不管他们有多少特殊技能，公司让这些明星员工按照他们认为最能帮助自己高效生产的方式，对公司的生产流程进行结构调整。泰勒坚信，这种方式完全是落后的。不管员工有多么特别，企业都不能让自己的系统来适应员工个人，而应该雇用平均标准人来适应这个系统。“一个由中等能力的个人组成的机构，在分析员工情况的基本因素后，制定各种政策、计划和程序，并以此进行生产活动，那么从长远来看，与依靠天才和灵感所建立的机构相比，这种机构会取得更大的成功，组织结构也会更稳定。”泰勒如此断言。[8]
自19世纪80年代起，泰勒开始分享他的产业组织新理论。他建议，要像平均主义消除误差那样消除低效率。他的理论基于平均主义的一个关键概念：标准化。[9] 虽然凯特勒是第一个将标准化引入政府行政和科学数据收集的人，但是泰勒说他对于劳动力标准化的灵感来自他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读书时的一位数学老师。[10] 这位老师经常给泰勒和他的同学们布置一连串的数学题，要求每个孩子在做完题后打个响指并举手。老师用秒表为学生计时，然后计算出处于平均水平的学生完成题目所花费的时间。接着，在布置家庭作业时，这位老师用平均时间算出平均水平的学生消耗两个小时应完成的作业量。
泰勒意识到，老师所用的作业标准化的方法，也可用于任何工业流程的标准化。[11] 他在米德维尔钢铁公司对标准化进行了首次试验。首先，泰勒需要找出提高工厂每一项工作速度的方法，比如把煤铲进炼钢炉里。一旦一项工作被优化到令泰勒满意的程度，他就会测量出工人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平均时间。他还确定了工人以往完成这项工作的标准动作，比如，他确定了一次性铲煤的最佳重量为21磅。泰勒接着把整个工厂的生产流程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使每一项工作都具有固定模式，不容改变（就拿铲煤来说，他坚持每一次铲煤的重量为21磅，这个标准一直在沿用）。工人不能改变这些标准——就像我在铝制品冲压厂里，必须准确地按照指示压制铝条一样。
据泰勒称，完成任何给定程序的“最佳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是标准化道路。[12] 对于泰勒而言，没有什么比工人用自己的方法做事更糟的了。“许多有天赋的人才都被捆住了手脚，是被他发明的‘标准员工’这个概念给捆住的。”1918年的一篇杂志文章是这样警告泰勒的，“要让平均标准人去制造完全崭新的机器，制定新的工作方法或工作流程，去替换本已成功的流程，这完全不合理。”[13] 美国的工厂却接纳了泰勒的标准化原则，并很快张贴出了工作规则，印刷出了标准操作流程手册，发布了生产作业指导卡，所有这些都铺陈出完成工作的必需方式。工人，曾经被誉为富有创造力的匠人，如今沦为了机器。[14]
如今，现代企业所采用的标准化的方式与泰勒最早的设想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这正是我在铝制品冲压厂的亲身经历。由于这是我的第一份真正的全职工作，我以为那种泯灭人性的折磨是犹他州的这家工厂所独有的。很快，我就纠正了这种看法。两年后，我被聘为一家大型信用卡公司的客户服务代表，坐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舒适的转椅上。看起来这份工作与工厂里的工作大不相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的角色，再一次被泰勒的标准化原则给完完全全地固定住了。
我得到了一张打电话的详细脚本，并明确告知不能对该脚本做任何改变。准确地按照脚本打电话，意味着一次售后服务电话应持续相同的时间。我的每一次电话持续时间都与我的工作绩效相关。如果某一次通话超过了平均时长，我的屏幕就会红光闪烁。我没法把注意力放在通话质量上，而是专注于我是否能尽快按下结束按钮。在每一次通话结束后，电脑都会更新我的平均通话时长，并将它与团队平均通话时长进行比较，同时将比较结果共享给我的主管。如果我的平均时长超过团队平均时长过多，主管就会走到我的身边。其实，他的确来过好几次。如果我的平均通话时长持续居高不下，他就会解雇我——虽然在他解雇我之前就辞了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曾在零售店、餐厅、商场、工厂都工作过，在每一个机构，我的工作都按照泰勒的“系统必须排在第一位”的观点给标准化了。每一次，我都只是机器里的一个齿轮，没有任何表现个人主动性的机会，没有任何担负个体责任的机会。每一次，我都希望能尽可能地符合平均标准——或是像其他所有人那样，超过平均标准。然而更糟的是，当我抱怨这些工作没有考虑我的个性，让我感到又无奈又无聊时，我却经常被指责为懒惰和不负责任。在一个标准化的系统里，个性并不重要——这正合泰勒之意。
管理者的诞生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标准化没有给出答案：应该由谁来制定和管理企业标准呢？当然不会是工人，泰勒坚持认为。他认为，企业应该从工人们的手中收回所有的规划权、控制权和决策权，并将其交给一个新阶层——“计划制订者”，由他们负责监督工人以及确定组织标准化的最佳方式。泰勒用一个新发明的术语来描述这个新角色——“管理者”。[15]
虽然管理者这个概念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似乎是非常明显的概念，然而它却与19世纪的传统企业观念相悖。在泰勒之前，公司认为聘请一个只坐在办公桌前而不做任何体力劳动的“非生产性”员工，是一项不必要的开支。雇一个只会规划工作而不实际工作的人似乎毫无意义。但是泰勒坚称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工厂需要大脑来指挥双手。[16] 它需要策划者找出安装冲压机和冲压铝制板的最佳方式，以及聘用、安排、支付和解雇工人的最佳方式。泰勒的独特视角塑造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管理者作为决策者的角色。
泰勒还建立了企业角色的基本分工，迅速定义了我们的现代工厂：负责整个生产运行的管理者和负责实际生产的员工。在泰勒的年代，这些员工主要是工厂的工人，但是今天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角色：行政助理、抽血师、空中交通指挥员、电气工程师和药剂研究员等。在1906年的一场演讲会上，泰勒解释了他是如何看待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的。“在我们的计划里，我们不会要求我们的人具有主动性，我们不想要任何的主动性。我们只需要他们听从我们的指挥，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而且要做得快。”[17] 1918年，泰勒再次详细阐述了这些概念，给有志气的机械工程师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每个人都应该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为谁工作？第二，他想让我做什么？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用你上司确定的方式来工作，而不是用你自己的方式。”[18]
泰勒将关于标准化和管理的思想写进了他的《科学管理原则》（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一书里。[19] 这本书出版于1911年，成了美国乃至全世界企业管理的畅销书，被翻译成了十几种语言。[20] 就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科学管理法——通常简称为“泰勒主义”——席卷了整个世界产业。
企业主将他们的企业重组，组建了各种部门和分支机构，每个部门都由一位泰勒主义管理者负责管理，组织结构图变成了企业的新焦点。人事部门和人力资源部建立起来了，它们的任务是物色和雇用合适的员工，并为其分配工作。泰勒主义首创了企划部、效率专家、工业组织心理学和时间研究工程师行业。（仅仅一个西屋电气公司在1929年就有120名时间研究人员，他们负责每月为超过10万个工艺流程制定标准。）[21]
由于思考和计划如今已与生产制作完全分离，企业需要专家来告诉它们思考和计划的最佳方式的需求越来越大，管理咨询行业随即应运而生，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管理顾问。他的意见备受追捧，他有时会收取相当于现在的250万美元的咨询费。
所有这些管理顾问、企划部门和效率专家都用平均主义的计算方法进行分析。管理者认为，凯特勒和高尔顿的科学改变了对待每一名员工的方式，把他们当成电子表格上的一个单元格，是一列数据中的一个数字，是可相互替换的平均标准人。要让管理者相信个性不重要并不难，因为这使他们的工作更简单、更稳当。毕竟，如果你通过分类和分级来判断人，并以此做出决策，虽然你不一定每次都是正确的，但是你往往会在平均程度上是正确的。而对于拥有许多标准程序和标准角色的大型机构来说，这就已经足够了。有些时候，管理者确实对某一名员工做出了错误的决策，他们却可以简单地将错误归咎于这名员工，指责他不适应这个系统。
美国橡胶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都是最早采用科学管理法的公司。泰勒主义还被用于砌砖作业、罐头制造、食品加工、织物印染、图书装订、出版、印刷以及编织行业，后来又延伸至牙科、银行业和酒店家具制造业。在法国，雷诺公司将泰勒主义应用于汽车制造，米其林公司将其应用于轮胎制造。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就是明确以泰勒主义作为蓝本而设计的。到1927年，科学管理法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一份报道称之为“美国文明的特色”。[22]
尽管泰勒主义常常被拿来与美国的资本主义相提并论，但是它的影响力却超越了国界和意识形态。在苏联，列宁提出，科学管理法应该作为助推苏联工业发展以及制订五年工业计划的关键因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泰勒在苏联的知名度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不相上下。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像列宁和斯大林一样，把自己的名字加在泰勒主义的热情支持者名单上，并将其运用于各自的军事工业。[23]
同时，亚洲的集体主义文化也运用了科学管理法。比起西方国家，它们用得更加坚决而彻底。比如三菱公司和东芝电气公司完全按照标准化原则以及工人与管理者分离的原则，彻底改造了公司。1961年，泰勒的儿子访问日本，东芝电气公司的高官还向他讨要了一支铅笔、一张照片，任何他的父亲使用过的东西都行。[24]
今天，在所有工业化国家里，科学管理法依然在企业组织里占据着统治地位。[25] 可是，没有哪家公司肯承认这一点，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泰勒主义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一样声名狼藉。然而，世界上许多最大、最成功的公司仍然在围绕“员工的个性不重要”这个观点来构建自己的组织结构。
所有这些都导向了一个超越泰勒主义的深层次问题：如果一个社会要建立在分割遵守系统的工人和制定系统的管理者的前提下，那么社会应该如何判定谁应该是工人，谁应该是管理者呢？
教育工厂
20世纪初，正值泰勒主义开始重塑美国工业界的时期。工厂对拥有高中文凭的半熟练工的需求量逐渐增大。然而问题是，美国缺乏普通高中教育，那时就没有几所高中。1900年，只有大约6%的美国人拥有高中学历，只有2%的美国人拥有大学学历。[26] 与此同时，移民和工人的子女数量在大量增加，致使未受教育的年轻人数量大大增加。尤其是在美国各大城市里，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很快大家就发现，美国教育系统需要进行全面整改。
早期的教育改革者面临的问题是：新的学校体系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使命。人文主义教育家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为学生提供自由的环境，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学习和发展，发现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所在。一些人文主义者甚至建议，应该不设置必修课程，学校开设的课程数应该多于学生能够接受的课程数。[27] 但是，当需要建立全国性的高中义务教育系统时，人文主义模式就让位给了完全不同的教育观念——泰勒主义观念。
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不公平。战斗的一方是人文主义者，是那些在富足排外的美国东北部大学里身着呢料大衣的学者。他们的对手是由务实的工业家和雄心勃勃的心理学家组成的大联盟，他们满脑子都是标准化的价值观和分级管理理论。这些泰勒主义教育者指出，虽然人文主义理想（如教育的自我决定）看起来很美好，但是那时候在许多公立学校里，一个班就容纳了100个学生，而且一半学生不会讲英文，许多学生的生活还很贫困，教育工作者们没那么奢侈，给不了年轻人实现梦想的自由。[28]
泰勒主义教育者宣称，新的教育使命应该是大批量地培养学生以适应新兴的泰勒主义经济社会里的工作。按照泰勒的格言，一个全是平均标准工人的系统要比一个全是天才的系统运转得更高效。泰勒主义教育者认为，学校应该为平均水平的学生提供标准的教育，而不是培养伟人。举例来说，约翰·D.洛克菲勒资助建立了通识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该委员会在19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学校的泰勒主义教育目的。文章这样写道：“我们不应该试图把这些人或他们的孩子培养成为哲学家、学者或者科学家。我们不需要在他们之中培养作家、演讲家、诗人、文人。我们不应该寻找大艺术家、画家或音乐家的坯子……也不应该寻找律师、医生、牧师、政客或政治家的苗子，因为这些人已经够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简单、易行而且非常美好……我们应该把孩子们放在一个小社会里，教他们如何完美地完成父辈都做不好的工作。”[29]
为了把学生组织起来，并把他们培养成能够“完美地”完成工作的人，泰勒主义者开始遵照科学管理法的中心原则，即将所有事物依照平均水平进行标准化，来改造整个教育系统的结构体系。美国各地的学校都采用了“加里计划”，该计划以其发源地印第安纳州的工业城市加里市（Gary）命名。“加里计划”按照年龄大小将学生分组（而不是按照表现、兴趣或者天资分组），每组学生轮流学习不同的课程，每一堂课的持续时间相等。学校还引入了铃声，以效仿工厂的铃声，目的是让学生为他们将来的工作做好思想准备。[30]
泰勒主义教育改革者还在教育系统中推出了全新的职业角色：课程设计者。这些设计者以科学管理法为模板，制定了固定不变的课程，规定了学校里的一切事物，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科书的内容以及学生的成绩评定等。当标准化蔓延到全美国的学校时，学校董事会迅速采用了从上至下的分级管理模式，照搬了泰勒主义的组织结构，把执行计划的角色依次分配给校长、教导主任和年级教导主任。
到1920年，大多数美国学校都改用泰勒主义教育观作为组织原则，把每一个学生都当作中等学生对待，把为所有学生提供相同的标准化教育作为办学目标，丝毫不考虑他们的家庭背景、学习能力或者兴趣爱好。1924年，美国记者H.L.门肯总结了当时的教育系统：“公共教育的目标完全不是启蒙和教化，而只是尽可能地减少个性，把不同的个体改造到同一个安全水平，培养和训练标准化公民，消除异议和创造力。这就是美国教育的目的……也是全球教育的目的。”[31]
换句话说，美国的学校都坚信凯特勒主义。它们的课程安排、课堂设计都服务于中等学生，服务于创造标准工人。即便如此，有一个人仍然觉得泰勒主义教育者运用平均主义的方法还远远不够。这与历史惊人的相似，正如高尔顿曾全盘接受了凯特勒的平均标准人一样，后来又对这位比利时老人的观点进行了改造，以便区分社会的高级阶层和低级阶层。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也接受了泰勒的标准化，而后又对上述观点加以改造，以便区分优等生和差等生。
天才和庸人
桑代克是有史以来最多产、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32] 他发表了400多篇文章，由他编写的教科书的销售量数以百万计。[33] 由于他工作狂般的生产能力，他的导师、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将他描述为“大自然的怪物”。他最有影响力的成就是，在平均主义时期里确立了中小学和高等院校的教育宗旨。与此同时，他还帮助开创了教育心理学和教育测验学。
桑代克完完全全地支持学校实行泰勒主义。事实上，桑代克主导了美国最大的教导主任培训项目。他把教导主任培训成了标准教育系统中的科学管理者。[34] 但是桑代克认为泰勒主义里关于教育目的的说法是错误的，泰勒主义将教育的目的定为为所有学生提供相同的教育，以便为将来相同的工作做好准备。桑代克则认为，学校应该将年轻人按照他们的能力进行分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有效地进入生活中的适当位置，成为管理者或者工人、杰出的领导人或者遭人唾弃的流浪汉。通过这样的方式，教育资源才能得以相应的分配。桑代克说过这样一句名言：“质量比平等更重要。”他的意思是，挑选出优秀的学生并全力支持他们，比为所有学生提供同等的教育机会更重要。
桑代克是弗朗西斯·高尔顿的热忱支持者，还尊称其为“极其公正的科学家”。[35] 他赞同高尔顿的等级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方面优秀，那么他很可能在其他方面也优秀。他用自己的生物学理论来证明这一点。桑代克认为，有些人的大脑生来就比其他人反应更灵敏，他们学得很快，不仅会在学校里取得成功，而且在生活中也会取得成功。相反，有些人生来大脑反应就慢，这些可怜的人注定会在学校里表现不佳，而他们一辈子都要艰难地挣扎。
桑代克认为，学校应该为优秀学生铺平道路，让他们顺利进入大学直至工作。到那时，他们的卓越能力就能得以施展，领导整个国家向前发展。而桑代克假定，在平均水平徘徊的大部分学生，可以在高中毕业后或者在此之前就直接进入工作，成为工业经济社会里的泰勒主义工人。至于那些学习较慢的学生，桑代克以为，我们应该尽早停止在他们身上浪费资源。[36]
那么，学校究竟应该如何将学生分级呢？桑代克在自己的书里给出了答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名为《个性》（Inpiduality ）。书中，他在高尔顿的个性定义基础上，重新解释了个性的含义：一个人的独特性和个人价值由他与平均水平的差距而定。[37] 桑代克同意，教育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围绕平均水平而进行标准化，不仅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确保标准化的培养成果，正如泰勒主义者所坚信的那样，还因为这样做更容易测验出每个学生与平均水平的差距有多大——进而更容易确定谁更优秀、谁更差。
为了建立他所构想的学生分级系统，桑代克开创了书写、拼写、算术、综合英语、美术、阅读等科目的标准化考试。很快，全美国的学校就都采用了这些考试科目。[38] 他根据特定年龄阶段学生的平均水平，编写了算术、词汇、拼写的标准教科书，这种编写教材的方式在教育系统里沿用至今。他为私立学校和名牌大学设计了入学考试，他甚至改革了法学院的入学考试。[39] 桑代克的思想催生了天才学生、优等生、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以及教学方法等概念的诞生。他主张将分数作为衡量学生整体才能的简便方法。他认为大学应该招收平均绩点高以及标准考试得分高的学生，因为（根据高尔顿的等级观点）他坚信，这些学生不仅在大学里最有可能取得成功，而且不管他们以后从事什么职业，都最有可能成功。
对桑代克而言，学校的办学目的不是把所有学生培养到同一水平，而是根据学生自身的能力水平对其进行分级。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教育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竟然认为教育几乎不能改变学生的能力，而只能将天生大脑聪明的学生与天生大脑不够聪明的学生区别开来。就像其他许多学生一样，我感受到了桑代克的分级法对我的未来理想施加了沉重的压力。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标准化大学能力测试，这种考试被广泛用作美国大学的招生标准。桑代克肯定会喜欢这种考试，因为它不仅能反映出你的排名情况，还能在排名的基础上预测你在几所备选大学里的不同表现。我曾试图忘记所有关于这次考试成绩的事，但是记忆的痕迹就像经历过悲惨经历的创伤残渣，至今依然存留。我的成绩处于高尔顿所说的“平庸”这一等级。考试结果预测，我在犹他州奥格登市的一所开放注册型学校——韦伯州立大学（Weber State University）里，得到B及以上分数的可能性仅为40%。这个结果真是令人沮丧。然而，这却高于我的首选学校——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在那里，我得到B及以上分数的可能性只有20%。
记得看到这些预测结果时，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已毫无希望。毕竟，这些百分比数字被整齐地列在表格里，具有数字严肃的权威性。我觉得仅仅这一次考试就决定了我的整个价值，确定了我本事不够。我本以为自己会成为工程师或是神经学专家，但是，不，这是多么可笑的幻想啊！相反，这次测试郑重地宣布，我最好要习惯于自己只是平均水平的普通人。
今天，令桑代克痴迷的错综复杂的教育分级困住了所有人，不只是困住了学生。每一学年末，教师都要接受学校管理者的教学评估，并以评估结果来确定他们的晋升、处罚和聘期。各种不同的出版物也会发布学校的排名，比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就非常看重学生的平均考试成绩和平均绩点。学校的排名决定了学生将会申请哪所学校，以及他们愿意支付多少学费。公司根据应聘者的成绩和他们母校的排名来决定是否聘用他们；而公司的排名有时候也基于它们所拥有的高学历员工以及名校毕业生的人数。不同国家的教育系统也是根据国际标准化测试里，如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里的不同表现进行排名的。[40]
我们21世纪的教育系统正如桑代克所预期的那样：从最低年级开始，我们就学习根据平均水平而设计的标准化课程，根据学习成绩的优劣，我们被依次排名。高于平均水平的学生得到奖励和机会，而落后于平均水平的学生却受到各种限制和轻视。当代的权威人士、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直都说我们的教育系统已经坏掉，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在过去的这一个世纪里，我们完善了教育系统，使之运行顺畅，像是上足了油的泰勒主义机器，为实现它的最初设计目标——高效地对学生进行排名，以便将他们安排在适合的社会位置上——尽可能地挤出每一滴功效。
分类和分级的世界
在大约50年的时间里（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机构都开始将个人拿来与平均标准相比较。在这段转型期里，企业、学校和政府逐渐采纳了这一指导思想：系统比个人更重要，应该将每个人进行分类和分级，并在此基础上为个人分配机会。如今，平均标准的时代并未过去。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我们距离平均标准的差距或超过平均标准的程度，依然是评价个人价值的标准。
我不会假装认为，工作场所里采用的泰勒主义以及学校里实施的标准化和排名制度是某种灾难。因为这并不是灾难。社会完全接受平均主义后，企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消费者得到了实惠的商品。泰勒主义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在它的帮助下，摆脱贫困的人可能比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任何单一经济发展时期都要多。由于大学申请者和找工作的人不得不参加标准化考试，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的现象随之减少了，家庭背景不好的学生得到了通向更好生活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以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虽然，桑代克的精英信条是社会应该把资源分配偏重于优秀学生，同时减少差生的资源配给，这一点容易受到贬损，但是他同样相信，财产和继承权不能决定学生能否得到机会（另一方面，他将不同的脑力天赋归因于不同种族）。桑代克帮助建立了课堂环境，把数百万移民聚集起来，造就了美利坚民族，还把美国人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从6%提升到81%。[41] 总的来说，美国社会普遍实行平均主义，无疑帮助了美国发展成为相对稳定而繁荣的民主主义国家。
然而，平均主义确实让我们付出了代价。就像诺玛模仿大赛，社会迫使我们每一个人努力达到一定的、狭隘的期望标准，才能在学校、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我们都力争做到和别人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都想成为更好的别人。天资聪慧的学生之所以被称作天才，是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参加了标准化考试，只是考得更好；优秀的应聘者更受欢迎，是因为他们拥有和所有人一样的各类证书，只是等级更高。我们失去了个人的尊严。我们的独特性成了一种负担、一道障碍或是通往成功道路上的一块令人惋惜的绊脚石。
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里，企业、学校和政客们都坚持认为个人真的很重要，然而所有建立起来的规则都清楚地表明，系统比你更重要。员工为公司工作，可是他们感觉自己只是这台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学生的考试结果和学业等级让他们感觉自己永远都实现不了梦想。在工作和学习中，所有人都告诉我们只有一条正确的路，如果我们走向另一条路，就会被告知误入歧途、不道德，甚至完全错了。很多时候，个人的出类拔萃要排在遵循系统规则之后。然而，我们希望自己的个性得到认可，我们希望在社会里可以真正做自己——依照自己的本性来学习、发展并寻求机遇，而非遵从人为制定的标准。[42] 这种愿望引出了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问题，也是本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只根据平均标准来评判个人价值，它应该如何为了解个性和利用个性创造条件呢？
[1] J.Rifkin,The Wars:The Primary Conflict in Human Hisrory(New York:Henry Holt&Co.,1987),106.
[2] For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Taylor:see Robert Kanigel,The One Best Way: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and the Enigma of Efficiency(Cambridge:MIT Press Books,2005).
[3] Charles Hirschman and Elizabeth Mogford,"Immigration and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from 1880to 1920,"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8,no.1(2009):897–920.
[4] Kanigel,One Best Way,188.
[5] Eric L.Davin,Crucible of Freedom:Workers'Democracy in the Indus-trial Heartland,1914–1960(New York:Lexington Books,2012),39;Daniel Nelson,Managers and Worker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5),3;and J.Mokyr,"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1870–1914,"August 1998,https://faculty.wcas.northwestern.edu/~jmokyr/castronovo.pdf.
[6]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New York:Harper&Brothers,1911),5–6.
[7] Taylor,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7.
[8] Taylor Society,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American Industry(New York:Harper&Brothers,1929),28.
[9] Taylor,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83.
[10] Kanigel,One Best Way,215.
[11] Hearings Before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Taylor and Other Systems of Shop Management Under Authority of House Resolution 90,no.III,1377–1508.Reprinted in Sci-entific Management,Frederick Winslow Taylor(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2),107–111.
[12] Taylor,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25.
[13] Frederick W.Taylor,"Why the Race Is Not Always to the Swift,"Ameri-can Magazine 85,no.4(1918):42–44.
[14] Maarten Derksen,"Turning Men into Machines?Scientific Manage-ment,Industrial Psychology,and the Human Factor,"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50,no.2(2014):148–165.
[15] Taylor,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36.
[16] Kanigel,One Best Way,204.
[17] From a lecture on June 4,1906(cited in Kanigel,One Best Way,169).
[18] Frederick W.Taylor,"Not for the Genius—But for the Average Man:A Personal Message,"American Magazine 85,no.3(1918):16–18.
[19] Taylor,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20] Thomas K.McCraw,Creating Modern Capitalism:How Entrepreneurs,Companies,and Countries Triumphed in Three Industrial Revolution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338;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9/10/12/not-so-fast;and Peter Davis,Managing the Cooperative Difference:A Survey of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the Cooperative Context(Geneva: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19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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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Richard J.Murnane and Stephen Hoffman,"Graduations on the Rise,"EducationNext,https://educationnext.org/graduations-on-the-rise/;and"Education,"PBS.com,https://www.pbs.org/fmc/book/3education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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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For an overview of the general debate,and the views of the Taylorists in particular,see Raymond E.Callahan,Education and the Cult of Efficien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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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For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Thorndike,see Geraldine M.Joncich,The Sane Positivist:A Biography of Edward L.Thorndike(Middletow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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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Callahan,Education and the Cult of Efficiency,198.
[35] Edward Thorndike,Education Psychology:Mental Work and Fatigue and Inpidu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Causes(New York:Columbia Uni-ranking people.In his final book,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1940),Thorndike Proposed a system of moral scoring that could help society distinguish between superior and inferior citizens.An average man received a score of 100,while"Newton,Pasteur,Darwin,Dante,Milton,Bach,Beethoven,Leonardo da Vinci,and Rembrandt will count as 2000,and a vegetative idior as about 1."In Thorndike's system of moral ranking,domesticated animals were assigned scores higher than human idiots.
[36] Joncich,The Sane Positivist 21–22.
[37] Edward Thorndike,Inpidualit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11).Also see his approach to testing:Edward Thorndike,An Introducation to the Theory of Mental and Social Measurements(New York:Science Press,1913).
[38] Callahan,Education and the Cult of Efficiency,chap.5.
[39] Callahan,Education and the Cult of Efficiency,chap.5.
[40] Robert J.Marzano,"The Two Purposes of Teacher Evaluation,"Edu-cational Leadership 70,no.3(2012):14–19,https://www.ascd.org/publications/educational-leadership/nov12/vol70/num03/e-Two-Purposes-of-Teacher-Evaluation.aspx;"Education Rankings,"U.S.News and World Report,https://www.usnews.cm/rankings;"PISA 2012Results,"OECD,https://www.occd.org/pisa/keyfindings/pisa-2012-results.html.
[41] Robert J.Murnane and Stephen Hoffman,"Graduation on the Rise,"https://educationnext.org/graduations-on-the-rise/;"2015Building a Grad Nation Report,"Grad Nation,https://gradnation.org/report/2015-building-grad-nation-report.
[42] Seth Godin,We Are All WeirdEnd(The Domino Project,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