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把人类的攻击行为分为“敌意性”和“工具性”两种。
在分析敌意性和工具性攻击行为的原因时，社会心理学家主要有三种观点：（1）人类有基于生物本能的攻击性驱力；（2）攻击行为是对挫折的自然反应；（3）攻击行为是习得的。
什么是攻击行为
在印度北部，曾有一个犯罪团伙，这些最早的暴徒在1550～1850年间绞死了200万以上的人，声称这是为一位女神服务，他们无疑是具有攻击性的。但人们同样使用“有进取心”来形容一个热情的售货员。社会心理学家把这种自信、精力充沛、有雄心的行为区别于伤害、损害、破坏性行为，前者称为敢于自表性，后者称为攻击行为。
19世纪的雕版画，描绘西班牙战士征服蒙提祖玛二世统治的阿兹台克王国。
我们把攻击行为[1]定义为意图伤害他人的身体行为或者言语行为。这一定义排除了车祸、牙科治疗和人行道上的碰撞，但包括打耳光、当面侮辱，甚至说风凉话。研究者通常通过让人们决定伤害他人的程度，如施加多强的电刺激，来度量攻击行为。
该定义涵盖了两种不同的攻击行为。当动物发怒时，它们在展示典型的社会性攻击行为；而当掠食者潜行在猎物之后时，它们表现的是静息的攻击行为。社会性和静息攻击行为分属不同的脑区。对于人类，心理学家把攻击行为分为“敌意性”和“工具性”两种。敌意性攻击行为[2]由愤怒引起，以伤害为目的。工具性攻击行为[3]只是把伤害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
大多数恐怖活动属于工具性攻击。罗伯特·佩普对1980～2001年间发生的所有自杀性爆炸事件进行研究后指出：“所有自杀性恐怖活动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有明确的、现实的和战略性的目标——迫使自由的民主国家从恐怖分子眼中属于他们家园的领土上撤军。”
谋杀大多是敌意性的。其中约有一半因为意见不合而爆发，其余的源自恋爱中的三角关系和酒精或致幻毒品导致的争吵。这些谋杀是冲动性的情感爆发，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来自110个国家的数据显示：更为严厉的死刑惩罚并没有减少杀人案件的发生。尽管如此，一些谋杀以及由于报复、性胁迫导致的暴力活动却是工具性的。1919年以来，发生在芝加哥的1000多起团伙谋杀中，大部分是冷静并有计划的。
人类不断增强自己破坏能力的同时，却没有使自己制止攻击的能力同步增强。
攻击行为的生物学理论
哲学家关于人性的争论由来已久，有人认为人性在根本上是仁慈、知足而高贵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人性的本质是残忍的。第一种观点以18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1712～1778）为代表，把社会罪恶归咎于社会而非人性。第二种观点则以英国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为代表，将社会法律视为控制残忍人性的必要手段。20世纪，“性恶论”，即攻击性驱力与生俱来、无可避免的观点得到了弗洛伊德和德国的洛伦兹的赞同。
本能论和进化心理学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攻击行为根源于一种自我破坏的冲动。攻击行为把这种对死亡原始的强烈欲求所蕴涵的能量转向他人（一般而言，他称这种强烈欲求为“死本能” ）。作为动物行为专家，洛伦兹认为攻击行为更多是适应性的而非自我破坏。两种理论都认为，攻击性的能量来自本能[4]，是非习得的和普遍的。如果得不到释放，这种能量就会越积越多，直到爆发为止；或者有一个合适的刺激使之得到发泄，就像老鼠摆脱捕鼠器一样。虽然洛伦兹认为我们同样拥有一个可以抑制攻击行为的先天机制（如消除我们的防备），但他为人类在不断武装自己好战本能的同时，却未能增强控制能力而深感担忧。人们对两种释放攻击性本能的方法关注的失衡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多于此前所有战争的总和。
为了涵盖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见的人类行为，假设的人类本能的清单越来越长。这时，“攻击是一种本能”的观点开始瓦解。1924年一项对社会科学著作的调查，列出了近6000种假设的人类本能。社会科学家试图通过“命名”来解释社会行为，就像玩一个循环论证的游戏：“为什么绵羊总待在一起呢？”“因为它们有群居的天性。” “你怎么知道它们有群居的天性？”“只要看看它们就好了：它们总待在一起！”
本能理论也无法解释攻击行为在个体和文化之间的多样性。如果攻击行为只是一种人类共有的本能，那又如何解释易洛魁人在白人入侵者到来之前是如此的爱好和平，而在那之后又是如此充满敌意呢？虽然攻击行为的确有其生物学基础，但人类的攻击倾向不能仅仅被限定为一种本能行为。
进化心理学家巴斯和沙克尔福德发现，攻击行为对我们的远古祖先在特定情况下的确有着适应意义。攻击行为对于获得资源、抵抗攻击、威吓乃至干掉情敌、防止配偶的不忠都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在前工业化时代的一些社会里，一名优秀的战士可以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繁衍机会。巴斯和沙克尔福德相信，攻击行为的适应性价值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种行为在人类历史上更多地出现在男性之间。“这并非因为男人有一种‘攻击本能’，感觉到一些能量被压抑着必须释放。这是男人从他们成功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一种心理机制”，从而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基因在下一代中得到保留的几率。
神经系统的影响
攻击行为是复杂的，并非简单地受大脑中某个特定区域控制。尽管如此，研究者还是在动物和人类身上发现了一些能够促进攻击行为的神经机制。当科学家激活这些脑区时，人们的敌意程度增加了；当这些脑区的活动被抑制，敌意程度下降。通过这样的方法，温驯的动物也可以被激怒，同样可以让狂怒中的动物恢复顺从。
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以一只行为专横的猴子为研究对象，将电极安置在抑制其攻击行为的脑区。另一只小猴子掌握着激活电极的按钮，它很快就学会了在这只跋扈的大猴子变得危险时按下按钮。对脑区的激活机制在人类身上同样有效：一位妇女在其脑区的杏仁核受到无痛的电刺激后发怒，把她的吉他砸向墙壁，差点砸中她心理治疗师的头。
既然如此，那些有暴力倾向的人是否在大脑某些方面存在异常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阿德里安·雷恩等人利用大脑扫描来测量杀人犯的脑活动，并测量了有反社会行为障碍的人的大脑灰质总量。结果发现，未受过虐待的杀人犯的前额叶激活水平比正常人低14%，反社会者的前额叶则比正常人小15%，而前额叶被认为是对与攻击性行为有关的脑区进行紧急抑制的。其他对杀人犯和死囚的研究也证实，脑区异常可能导致异常的攻击行为。仅仅大脑异常本身就可以导致暴力行为吗？也许答案并不那么简单，但对于一些有暴力倾向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因素。
基因的影响
遗传因素影响神经系统对暴力线索的敏感性。我们早就知道，很多种动物可以被驯养得有很强的攻击倾向。有时这是为了一些实际目的，如培养斗鸡等；有时，这种驯养只是为了科学研究。芬兰心理学家赖格斯佩兹在一组正常小鼠中挑选出攻击性最强的和攻击性最弱的分别饲养，在此后它们繁殖的26代中始终重复这一选择过程，最终她得到了一组凶猛的小鼠和一组温顺的小鼠。
基因影响了这只斗牛犬的攻击性。
在灵长类动物和人类中，攻击性有着较大的多样性。我们的气质（即我们的反应性和反应强度）部分是与生俱来的，同时也受交感神经系统反应性的影响。一个人在幼年表现出来的气质通常是稳定的。一个大胆、冲动、容易发脾气的孩子更有可能发展出青春期暴力行为。在8岁时没有表现攻击性倾向的儿童，成年后到48岁时也不会成为富有攻击性的人。在分开询问的条件下，相对异卵双胞胎来说，同卵双胞胎更可能在“脾气很大”或者“经常打架”的问题上给出一致的回答。如果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个被判有罪，那另一个双胞胎有一半的可能也有犯罪记录，而在异卵双胞胎中这一比率仅为五分之一。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几百名新西兰儿童进行了追踪，结果显示攻击行为是由一种能够改变神经递质平衡的基因和童年时期的受虐待经历共同决定的。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并非单纯地只受“不良”基因或“不良”环境的影响；相反，基因会使某些儿童对虐待更敏感，反应更强烈。先天和后天因素是互相影响的。
生物化学因素
血液中的化学成分同样可以影响神经系统对攻击性刺激的敏感性。实验室研究和警方资料都表明，一旦人们被激怒，酒精会使攻击行为更容易发生。有暴力倾向的人比一般人更可能饮酒，在喝醉以后更可能变得具有攻击性。请看以下材料：
在一项实验研究中，喝醉的人会施加更强的电击，在回忆人际关系冲突时感觉到更强烈的愤怒。
一项对强奸犯的调查显示，他们中有略多于一半的人在犯案前喝了酒。在最近一项对171所大学近9万名学生的调查中，五分之四有过不愉快交往经历的学生承认在那之前使用了酒精饮料或药物。由此可以推测，那些攻击他们的人也大多如此。
在65%的杀人案件和55%的家庭暴力案件中，攻击者和（或）受害者喝过酒。
如果虐待配偶的酗酒者能够在治疗后终止他们的问题饮酒行为，那他们的暴力行为通常也会停止。
酒精与性攻击。《纽约时报》这样描写在2000年6月，一伙公然袭击了参加纽约市游行的约50名妇女的暴徒：“那是一些平常的男人，喝了过多的酒，就开始向妇女大声叫嚣，抢夺她们的东西，用水把她们浇透，扯下她们的上衣和裤子”。
酒精可以降低人们的自我觉知和考虑后果的能力，进而增加暴力行为发生的可能。酒精使人们的个性弱化，降低我们的抑制能力。
暴力行为与雄性激素即睾丸激素也有关系。尽管激素的影响对低等动物比对人类要强烈得多，但降低雄性激素水平的药物的确可以削弱有暴力倾向男性的攻击性。在听到寻呼机的嘟嘟响声时，睾丸激素水平很高的个体报告，他们感觉到了更多的不安与紧张。他们显得较为冲动、易怒，挫折忍受能力也相对较低。
只要把12～28岁强壮的年轻人全部保持在低温睡眠的状态，就可以消除2/3的犯罪。
——戴维·莱肯，《反社会人格》，1995
25岁以后，暴力犯罪率与人们的睾丸激素水平均下降。被判为蓄意的或无端的暴力犯罪的罪犯，其睾丸激素水平比非暴力犯罪的罪犯要高。在正常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中，那些睾丸激素水平高的人更容易出现不良行为、使用致瘾麻醉品以及对挑衅产生攻击性回应。正如詹姆斯·达布斯所言，睾丸激素“分子虽小，但作用巨大”。给男性注射睾丸激素并不能直接使人变得富于攻击性，虽然睾丸激素水平低的男性一定程度上不易被激惹起攻击性行为。睾丸激素大致可比作电池的电力，只有电力水平很低时，暴力犯罪才会有明显下降。[为了摆脱自身持久存在的破坏性冲动，也为了缩短他们的刑期，一些因性暴力而入狱的罪犯主动请求对他们施行阉割。相比女性子宫切除，这种手术对人体的侵入性危害较小。是否应该同意他们的要求呢？如果这一要求得到满足，并且此后他们被认为不再有实施性暴力的危险，他们的刑期是否应该被缩短甚至取消呢？]
暴力行为另一个常见的元凶是神经递质5-羟色胺的缺乏，在控制冲动的额叶区有其许多受体。在灵长类动物和人类中，有暴力倾向的幼儿和成人5-羟色胺水平均偏低。此外，在实验室条件下降低人们的5-羟色胺水平，可以增强他们对厌恶事件的反应和释放电刺激的意愿。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睾丸激素、5-羟色胺和行为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比如，睾丸激素可以促进支配欲和攻击行为的产生，但同时支配或取胜的行为也会提高睾丸激素的水平。在劲敌之间进行的一场世界杯足球赛或者重大篮球比赛之后，胜利一方球迷的睾丸激素水平显著上升，而失败一方球迷的睾丸激素水平则下降了。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人5-羟色胺水平往往也比较低。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这也许是一种自然的反应，这种状态使他们敢于承担风险去增进他们的利益和地位。
综上所述，神经系统、基因、生物化学因素对某些人在面对冲突、挑衅时会不会做出攻击行为都有重要的影响。但攻击性是否真的如此多地源自人类本性，乃至使世界和平的愿望无法实现呢？美国心理协会和国际心理学家理事会已经联合其他组织签署了一份由来自12个国家的科学家起草的有关暴力行为的声明：“在科学上，（声称）战争与其他暴力行为是世代相传的人类天性（或者）战争是由‘本能’或者某个单一动机引发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因此，正如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减少人类的攻击行为。
攻击行为的挫折—攻击理论
那是一个暖和的夜晚，在两个小时的认真学习之后，你觉得又累又渴，于是你向朋友借了一些零钱，走向最近的一个自动售货机。你把钱放入机器里，迫不及待地想要喝一口冰凉爽口的可乐。但是，当你按下提货的按钮时，售货机却完全没有反应。你又按了一次，然后按下了把钱退回的按钮，机器仍然毫无动静。你用力地敲打着按钮，然后用拳头捶它们。最后你晃动、敲打售货机。可一切仍然无济于事。你跺着脚回到自己的房间，两手空空。此时，你的室友是不是该很小心地对待你呢？那时的你是否更容易说出一些伤人的话语，甚至做出一些伤害性的事情呢？
作为最早对攻击行为进行解释的心理学理论之一，流行的挫折—攻击理论[5]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约翰·多拉德和他的同事认为，“挫折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这里的挫折[6]指的是，任何阻碍我们实现目标的事物（比如那个出现故障的自动售货机）。当我们达到一个目标的动机非常强烈，当我们预期得到满意的结果，却在行动过程中遇到障碍时，挫折便产生了。鲁珀特·布朗和他的同事对乘渡船去法国的英国乘客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当法国的渔船堵塞码头，挡住渡船前行时，他们的攻击性显著增强了。由于达成目标的愿望受阻，在看了一些图片后，乘客们更加同意打翻咖啡杯的法国人应受到斥责，对威胁到当地乡村面包师生计的法国糕点应予抵制。
如图11所示，攻击的能量并非直接朝挫折源释放。我们学会克制直接的报复，特别当别人会对这种行为表示反对或者进行惩罚时；相反，我们会把我们的敌意转移到一些安全的目标上。一则古老的故事为转移[7]做了很好的诠释：一个被老板羞辱的男人回家以后大声斥责他的妻子，妻子只好向儿子咆哮，儿子只能踢狗解气，而狗则把来送信的邮递员咬了一口。在实验情境和现实生活中，当新的目标与挫折源有相似之处，并且稍稍刺激了攻击能量的释放时，攻击的转移最容易发生。相信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人满怀着怒火时，哪怕是平时根本不予理会的轻微冒犯也可能引发一个爆炸性的过度回应。
图11 经典挫折—攻击理论
挫折产生攻击的动机。由于对反对和惩罚的畏惧，人们往往不直接对挫折源进行攻击，因此攻击驱力可能会被转移，指向其他目标，甚至转而指向自己。
许多评论认为，可以理解，9·11恐怖事件激起了美方的强烈愤怒，促成了其对伊拉克发动袭击。美国人此时需要寻找宣泄愤怒的对象，于是把矛头指向了罪恶的暴君——萨达姆·侯赛因，他们昔日的盟友。2003年，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发动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在于：9·11事件后，美国需要对阿拉伯世界的某些人进行打击。而之所以选择萨达姆，原因很简单：他罪有应得，而且他正处于这一世界的中心部位。”战争的另外一位发动者，副总统理查德·切尼似乎同意这一观点。他在被问及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反对美国发动战争时指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9·11事件。"
挫折触发的攻击行为有时表现为公路狂暴。
修正后的挫折—攻击理论
对挫折—攻击理论的实验检验得到了不尽一致的结果：有些情况下挫折增加了被试的攻击性，另一些却并没有。如果这种挫折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在一项实验中，如果一名成员是因为他的助听器发生故障而不是粗心大意阻碍了团体的问题解决时，那么它只会导致愤怒，而不是攻击行为。
图12 经伦纳德·伯科威茨修正的挫折—攻击理论简图
伯科威茨认为原有的理论夸大了挫折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联，因此他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伯科威茨认为挫折产生的是愤怒，攻击行为的一种情绪准备状态。愤怒起源于某个有其他行为选择可能的人阻挠了我们实现目标。一旦有攻击线索“拔掉了瓶塞”，受挫者就特别容易大发雷霆，把愤怒“倒个底儿朝天”（图12）。有时瓶塞也可能在没有这样线索的情况下被打开。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与攻击行为有关的线索会放大这种攻击行为。[请注意：挫折—攻击理论是用来解释敌意性攻击而非工具性攻击的。]
挫折是否与剥夺相同
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人们通常认为有吸引力并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对象，那么我会说他是被剥夺的；而只有在他未能从这个对象身上获得他原本预期可以得到的快乐时，才可以说他受挫了。
——伦纳德·伯科威茨，1972
请描绘一下一个极端受挫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不论是经济方面、性方面还是政治方面的挫败。
凭直觉，我猜你在想象的一定是一个在经济方面、性方面或者政治方面被剥夺的人，并且自认为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一旦社会失业率上升，暴力犯罪率也随之上升。当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失业人数大幅下降时，暴力犯罪也显著减少了。21世纪初，失业率再次上升，暴力犯罪亦然。
但是，我们所说的挫折可能和这种剥夺并没有关系。在性方面最为受挫的人可能并不是独身的人；在经济方面最为受挫的人可能并不是那些生活在牙买加临时陋屋里的贫困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到处都是经济破产的人，但暴力犯罪率并没有因此显著上升。如暴力成因与预防国家调查组1969年总结的那样，经济上的进步甚至可能增加挫折的发生，使暴力犯罪逐步上升。同样地，巴勒斯坦的“人体炸弹”也并不是巴勒斯坦最贫困的人。如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意大利的红色旅，德国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大都是中产阶级。9·11恐怖袭击者也是如此，他们受过专业训练且游历过世界各地。集体的羞耻感与敌意催生了恐怖主义，而远非单纯的剥夺。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1967年的一天，密歇根州长向媒体吹嘘：该州在公民权立法上在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3.67亿美元的联邦救助被投放到底特律。这些话刚刚在电台广播完，底特律一个大型黑人居住区就爆发了美国20世纪最严重的城市暴乱，43人死亡，683处建筑被焚毁。
人们惊呆了：为什么暴乱会发生在底特律？虽然相对于当地白人的富裕生活，黑人居住区仍然较为贫困落后，但在其他一些地方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要严重得多。为回答此类问题而建立的民事动乱国家顾问委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公民权立法和司法的成就提高了人们对生活状况的期望，而当预期与现实存在差距时，挫折感便产生了，这是暴乱发生的一个直接的心理原因。当底特律等地市民的预期发生 “革命性上升”时，挫折感就可能渐渐积累，即使真实的生活状况正在得到改善。
当不幸看上去不可避免时，人们可以耐心地承受；一旦人们感到他们可以摆脱这些不幸，它们就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了。
——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
这一原则普遍适用。伊沃和罗莎琳·费厄瑞本德组成的政治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小组应用挫折—攻击理论来研究84个国家政治的不稳定性。在高速现代化的国家里，随着城市化程度和人们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他们对物质生活的可能的前景越来越敏感。但富裕群体通常只能较慢地扩展。因此，人们的期望与实际所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使得他们的挫折感变得更为强烈。一旦人们的期望超过了现实生活，即使我们完全消除剥夺现象，挫折和政治攻击行为也依然会逐步增加。
这并不是说，剥夺与社会不公和社会动荡无关；关键在于，期望与实际所得之间的差距产生挫折感。当你的所得满足了你的期望，你的需求是你的收入水平可以实现的，这时你会感到满足，而不会是挫折感。
相对剥夺
当我们把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时，我们的挫折感就会变得较为复杂。工人的幸福感取决于和同一条工作线上其他人相比他们获得的报酬是否公平。提高城市警察的工资水平虽然可以暂时提高他们的士气，却可能同时降低该市消防员的士气。
这种感觉称为相对剥夺[8]。它可以预测少数人群体在感觉到不平等待遇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相对剥夺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贫富差距大的国家和社会里，人们的幸福感较低而犯罪率较高。相对剥夺同样可以解释东德人民反抗他们的政权的原因：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要高于一些西欧国家，但却低于他们的西德同胞，从而使他们有挫折感。
“相对剥夺”这一术语是学者在研究美国二战士兵满意度时首先使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空军士兵对于自己获得晋升的机会比军警有着更强烈的挫折感，而事实上军警的晋升要比空军士兵缓慢而不可预期得多。空军的晋升是很快的，而大多数的空军人员可能都觉得自己比一般的空军成员更为出色（自我服务偏见），因此他们所期望的要比实际获得的更多。结果，当然就是挫折感啦。
房子自然是有大有小的，如果附近的房子都和这间一样小的话，那它便足以实现一个住所的所有社会功能。但如果这座小房子旁建起了一座宫殿，它就一下子变成了一间破草棚。
——卡尔·马克思
妇女的不满与她们的发展是完全同步增加的。
——伊丽莎白·凯迪·史丹顿
今天，电视节目和广告中所描绘的富裕生活也是挫折感一个可能的来源。在电视普及的社会里，它把绝对剥夺（缺乏别人拥有的东西）的感觉转化为相对剥夺（被剥夺感）。卡伦·亨尼根和她的同事考察了电视在美国城市中推广的时期内犯罪率的变化。在被考察的34个城市中，电视从1951年开始普及，而当年的盗窃犯罪率（如在商店中行窃、偷自行车等）出现了跳跃性的上升。在另外34个由于政府控制而使电视的普及被延迟到1955年的城市里，一个相似的盗窃犯罪率的飞升也出现了，而时间正是在1955年。
攻击行为的社会学习理论
基于本能和挫折的攻击行为理论认为：充满敌意的强烈冲动来自内在的情绪，这些情绪可以把体内的攻击欲望“释放”出来。社会心理学家指出，学习同样可以“引导”出攻击行为。
攻击行为的回报
通过亲身经历和对别人的观察，我们学习到攻击行为通常需要付出什么。实验可以把温驯的动物改造成凶残的好战者，严重的挫败则可以导致顺从。
同样，人类也可以习得攻击行为的回报。儿童一旦成功地使用武力胁迫了其他儿童，他很可能会越来越富于攻击性。那些最常因为比赛中的粗野动作而被处罚的强攻击性曲棍球手比攻击性不太强的运动员得分更多。在加拿大青少年曲棍球手中，那些父亲赞同身体攻击性动作的选手显示了最富攻击性的比赛态度和方式。在这些例子里，攻击行为是为了得到特定回报而采取的手段。
集体暴力也有类似的效果。在1967年底特律暴乱后，福特汽车公司加大了雇用少数民族工人的力度。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为此开玩笑说：“去年夏天的大火烧得离福特的工厂太近了。宝贝，别把野马汽车烤焦了。”
恐怖主义活动同样如此：它们可以使无职无权的人得到广泛的关注。如中国古语所说：“杀一儆百”。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杀几个人就可以恐吓住上亿人口。杰弗里·鲁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玛格丽特·撒切尔所谓 “公开性的氧气”，恐怖主义必然会被消灭。这就好像20世纪70年代经常发生的观众为了在电视上能有几秒钟的上镜时间而裸体飞奔入足球场的事件一样，一旦社会决定不再理睬这样的事情，这一现象也就消失了。
观察学习
班杜拉提出了攻击行为的社会学习理论[9]。他认为，人们对攻击行为的学习不仅发生在亲身体验其后果时；通过观察别人，人们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学习。像很多社会行为一样，当看到别人表现攻击行为并没有受到惩罚时，我们会习得攻击行为。
班杜拉曾做过这样一项实验：实验者让斯坦福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做一项有趣的绘画活动，同时一个成年人在房里的另一个角落，那里有组合玩具——万能工匠、一个锤子和一个充气娃娃。在玩了一分钟万能工匠之后，成年人站起身，对充气娃娃进行了持续10分钟的攻击。她用锤子重重地砸它，踢它，把它扔来扔去，一边还大叫着：“揍他的鼻子……把他打翻……踢死他……”
目睹了这次突然爆发之后，小朋友被带到另一个屋子，里面有很多漂亮可爱的玩具。但在两分钟之后，实验者打断了小朋友，说这些是她最好的玩具，她必须“把它们留给别的小朋友”。受到挫折的小朋友现在到了另一个房间，里面有各种玩具，有的可用于攻击，另一些则不能，其中包括充气娃娃和锤子。
有样学样。在班杜拉的经典实验中，观察到成年人对玩具娃娃进行攻击的儿童更倾向于表现出相同的行为。
如果小朋友没有看到成年人富于攻击性的示范，他们很少表现出攻击性的言语和行动。虽然有挫折感，他们仍然很平静地玩着。但那些观察到成年人攻击行为的小朋友则很可能拿起锤子击打玩具娃娃，这一现象的发生概率要比没看过的小朋友高出许多倍。对成人攻击行为的观察降低了他们对自己的抑制。而且，孩子常常重复示范者的动作和话语。所以观察攻击性行为不仅降低了孩子对自我的控制，还教给了他们怎样去攻击。
班杜拉认为，日常生活中，我们受到来自家庭、文化和大众媒体的攻击性榜样的影响。
家庭 身体富于攻击性的儿童往往有惯用体罚的父母。父母用尖声训斥和拳打脚踢管教他们，从而塑造了他们的攻击性行为。这些家长通常也受过来自他们父母的体罚。虽然受虐待的孩子日后并不一定变成罪犯或者虐待子女，但其中30%的人确实对自己的孩子实施了类似的虐待，这一比例是平均水平的4倍。在家庭里，暴力的结果往往是新的暴力。
家庭的影响还表现在社会中较高的暴力犯罪率与缺少父亲的家庭的关系。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报告显示，单亲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占了青少年拘留案件中的70%。利用这些数据，戴维·莱肯经过分析发现：相比其他孩子，成长过程中父亲不在身边的孩子被虐待、辍学、离家出走、成为未婚少年父母、暴力犯罪的可能性要高出7倍。双亲家庭的好处在于，不仅能够得到父亲更多的关怀和正面教导，还意味着贫困可能性的降低和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更不会无家可归。父母的缺失（通常是缺少父亲）和暴力之间的相关不因种族、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地区的不同而改变。英国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追踪了1万名儿童从出生到33岁的成长历程，发现在父母关系破裂之后，儿童发生问题的危险也随之增加。
这种关系还表现在时代的变迁中。1960年，只有略多于1/10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因暴力犯罪被捕的青少年只有16000人。到了2000年，有3/10的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中。虽然青少年总数与1960年基本相当，却有10万人因暴力犯罪被捕。并不是说在缺少父亲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儿童就会去违法或者有暴力倾向（如果有母亲或者大家庭的精心呵护，这类儿童都可以健康成长），也不是说缺少父亲是惟一可信的解释。关键在于，无论何时何地，若缺少父亲，暴力犯罪的可能性确实增加了。看来，家庭情况确实是有影响的。
文化 家庭之外的社会环境也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在崇尚“男子汉气概”的社会里，攻击行为可以很容易地传递给下一代。青少年团伙的暴力的亚文化为新成员提供了攻击行为的榜样。
更广义的文化也有影响，来自经济不发达、贫富严重不均、尚武且参与过战争的非民主文化的人，会倾向于支持和参与攻击行为。尼斯比特和科恩补充道，来自崇尚荣誉的文化的人，也会有攻击性的心理倾向。据他们报告，在美国内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居住在新英格兰、东海岸中部地区的民族冷静而注重合作，而定居在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民族（他们大多是苏格兰、爱尔兰后裔）则崇尚武力和个人荣誉。前者多是农场主和手工工匠，后者则是富于攻击性的猎人和牧人。因此到目前为止，在南方人居住的地区中，白人的杀人案发率要比北方人定居的地区高。例如，得克萨斯州狭长地带（移民者来自上南部地区）白人的杀人率是内布拉斯加州（移民者来自东部、中西部和欧洲）的4倍。相比内布拉斯加州贫困程度更高的城镇，得克萨斯州贫困率较低的城镇杀人案发率却更高。
南方人并不提倡在任何情况下都使用武力，但捍卫自己的财产与尊严、惩戒恶行的暴力行为则是受到推崇的。只有18%的白种非南方人同意“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我们有权杀人”，而36%的南方白人都这样认为。南方白人的持枪率是中西部乡村的白人的两倍；南方人还更倾向于支持战争和打屁股的惩罚方式（塑造社会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方式）。
通过亲身经历和观察攻击性的榜样，都可以习得攻击性的反应方式。但什么情况下会真的出现这种反应呢？班杜拉认为，攻击行为是由挫折、疼痛、受辱等令人不快的体验激发的（图13），这些体验在情绪上把我们唤醒。但我们是否真的选择攻击性行为还取决于我们对结果的预期。当攻击行为看上去比较安全甚至会带来好处时，我们在被唤醒之后就很可能会那么做了。
图13 攻击行为的社会学习理论
由不愉快体验产生的情绪唤醒激发攻击行为。但我们是真的发起攻击行为，还是做出其他的回应，还取决于我们对结果的预期，这是通过学习获得的。
小结
攻击行为有两种形式：敌意性攻击，由愤怒等情绪引起并以伤害为目的；工具性攻击，是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
关于攻击行为有三种主要理论。与弗洛伊德和洛伦兹关系密切的本能观点认为攻击性的能量会在体内不断积累，就像水在大坝后积聚一样。虽然这种观点很少有直接证据的支持，但攻击行为确实受到遗传、血液化学成分和大脑等生物学因素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挫折产生了愤怒和敌意，如果存在攻击性的线索，这种愤怒就可能激起攻击行为。挫折感不仅来自剥夺本身，还来自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我们的攻击行为是习得的。通过亲身经历和观察别人的成功，我们会习得攻击行为的好处。社会学习使家庭、亚文化和大众媒体都能对攻击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1]攻击行为（aggression）：意图伤害他人的身体或言语行为。
[2]敌意性攻击行为（hostile aggression）：由愤怒驱动的、以伤害为目的的攻击行为（也被称为情感性攻击）。
[3]工具性攻击行为（instrumental aggression）：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攻击行为。
[4]本能行为（instinct behavior）：某种群的所有成员表现出的天生的、非习得的行为模式。
[5]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挫折引发攻击准备的理论。
[6]挫折（frustration）：目标导向行为受到阻碍。
[7]转移（displacement）：将攻击行为导向挫折来源之外的目标。新目标一般更加安全，或者更为社会所接受。
[8]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将自己与他人比较时，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如他人。
[9]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我们通过观察和模仿、奖励和惩罚来学习社会行为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