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百万美元俱乐部

1997年，通用电气的一家子公司一反常态，给出了一笔极端慷慨的工资。杰里·宋飞（Jerry Seinfeld），NBC电视台热门喜剧的明星，宣布自己打算辞职。他那时每拍一集《宋飞正传》（Seinfeld），能挣到100万美元，这已经是个天价了。NBC听说他萌生去意之后，主动提出把每集的报酬涨到500万美元——只要他答应再多拍一季。

这个提议相当够意思。NBC每年能从《宋飞正传》的广告和各地联合播出权力挣大约两亿美元。这就是说，这出电视剧每季22集，每集能带来大约900万美元的利润。为了不丢掉这棵摇钱树，NBC宁肯选择“超公平”的做法——把半数的利润都拱手奉给大明星。

宋飞不屑一顾。尽管他的节目依然搞笑，他还是铁了心地要辞职。不可避免地，NBC开价的消息传了出去，很快就上了各地的娱乐新闻。广播电视台的大佬们肯定指望所有人都以为宋飞是个特殊的例子，遭到拒绝、未能兑现的500万美元开价并未成为先例。

各层食物链上的演员们却不这么想。接下来的几年里，明星以及各色配角的加薪要求前所未有地白热化了。2002年，《老友记》（Friends，又译《六人行》）的主角们集体开价，要求薪水涨到每集100万美元。这可是6位“老友”每人100万美元哪！《人人都爱雷蒙德》的雷·罗曼诺（Ray Romano）要求每集80万美元，《欢乐一家亲》（Frasier）的主演凯尔希·格兰莫（Kelsey Grammer）要价160万美元。詹姆斯·甘多费尼（James Gandolfini）拒绝继续出演《黑道家族》（The Sopranos），致使剧集草草收尾，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收入才跟《欢乐一家亲》里的管家一样多。一个电视明星值多少钱？从这个意义出发，建筑工头、棒球手或者美国总统又该值多少钱？劳务经济学把工资看成人才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理性权衡的结果，要不，就当成是就职者在闲暇的欲望与购物金钱的欲望之间深思熟虑的选择。可到了最近，行为经济学家收集了一批案例，说工资有可能跟价格一样，是随心所欲定下来的。“我们怀疑，挣工资的人面对消费与闲暇的权衡，对自己的时间值多少钱并没有准确的认识，甚至也不清楚自己在别家公司能挣多少，”阿雷利、鲁温斯坦和普雷莱克写道，“换句话说，工人关心工资的变化，但对工资的绝对水平以及它相对于其他公司同类工人的薪资水平如何，他们是比较迟钝的。”他们指出，有一句老话心照不宣地说明了工资的任意连贯性：所谓富人，就是总能比自家连襟多挣100块的家伙。

按通胀调整后，收入最高群体的所得相差极大。以 CEO为例,经济政策研究所算出了一个广泛采用的比例数。根据他们的数据，2005年，美国高层企业管理人员的收入是英国同行的1.8倍，是日本同行的4倍。另一个指标是美国CEO收入与普通工人的比率（见图33-1）。2007 年，这个数字是275。变化够大的，里根时代才不过50上下，20世纪60年代是25。

20世纪90年代初，参议员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 ）带头哀叹这一变化趋势。上一代人，普通工人不过勉强跟上了通货膨胀的速度，CEO的收入却翻了一倍。美国国会作出反应，在1993年制定了一部法律，取消了百万美元收入门槛之上的若干税收减免。

此举非但没有起到限制 CEO薪酬的作用，反倒把百万美元的门槛弄得像是锚点了。它对着企业世界脚步稍慢的大部队高声嚷嚷：7位数的薪水是可以的（为啥我没挣到呢）。 1989年，该法律颁布的4年之前，CEO与普通工人的收入之比是71。2000年，它已经蹿上了300。“要是评选无意识后果的排行榜，”管理监督小组 “企业图书馆”（Corporate Library）的内尔·米诺（Nell Minow）说，“这部法律肯定排名最靠前。”

图33-1

劳动者和管理层之间的阶级斗争打开了新战线——管理层和股东闹开了。为回应股东对不合理的CEO高薪的关注，证券和交易委员会颁布新规定，要求对高管薪酬曝光。“我绝对认为‘高管薪酬’会下降，因为曝光多叫人尴尬啊！”曝光规定的设计师格拉芙·克里斯托（Graef Crystal）回忆说，“可事实证明，要是有人的收入高高盘旋在两亿美元之上，他是绝不会尴尬的。”

身为苹果公司的CEO，史蒂夫·乔布斯的薪水是1美元。他的真正报酬主要来自公司给他的限制性股票。2006年，这笔钱达到了6.47亿美元，约占苹果56亿美元利润的11.6%。苹果制造的每一样东西，都向乔布斯纳了什一税。[1]

“独行侠理论”（Lone Ranger theory）说，公司的股票市值，CEO负主要责任。对乔布斯和苹果公司，这一点倒不难相信；在公众心目中，他俩简直是同义词。2008年冒出一连串的谣言，开了好多电话会议，说是乔布斯的健康状况堪忧，苹果的股价于是遭受重挫。一些统计学研究声称执行官与股票价值存在有力的联系，就算是公众并不熟悉的普通CEO也一样。

接受独行侠理论，CEO的薪水支票开得再大也可以想象了。典型的例子是杰克·韦尔奇。他执掌通用电气公司20多年，公司的市场价值从 140亿美元膨胀到5 000亿美元。“取得了如此成就的CEO值多少钱呢？”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沃尔特·威廉斯（Walter E. Williams）最近问道，“倘若韦尔奇只拿相当于通用电气公司1%价值增幅的一半，那他的报酬总额也差不多有25亿美元了，但他实际上只拿了寥寥几千万。”独行侠理论的问题在于，你很难判断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展有多大部分归功于韦尔奇，多大部分归功于运气（这里提到“运气”，是因为我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1981年到1991年，光是通货膨胀，就让通用电气的价值翻了倍。在这一点上，韦尔奇大概说不上有什么功劳吧！同一时期碰上股票牛市，标准普尔股票翻了9倍，对此，他也说不上有什么功劳。韦尔奇还在合适的时间退了休——就在“9·11”事件前5天——运气实在好得叫人没法相信。“9·11”事件之后，世贸中心向保险公司提出赔偿，而相关的保险公司恰为通用电气所有。这一下，通用损失了6亿美元，接下来的几年里更是损失了几十亿。不过，这可就不是韦尔奇要头疼的问题了，21世纪初惨淡的股市自然也跟他毫无关系。到韦尔奇的继任者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手上时，通用电气的市场价值已减少到960亿美元左右。你可能会说，伊梅尔特是个倒霉蛋。他一上任，通用电气80%的股东财富就化为了泡影。按独行侠理论来说，这一切全是伊梅尔特的错。

这当然十分荒唐。伊梅尔特是个有天赋又苦干的经理人，有人说他和韦尔奇一样优秀。伊梅尔特恐怕接受不了这样的提议：别从通用电气领工资了，直接赔偿股东们的损失吧！他会坚决地指出，通用电气股票价值下跌是时机不好，运气糟糕。那么，韦尔奇的成功又有多大的运气成分呢？有什么办法能判断出来吗？

2006年，韦尔奇在 MSNBC电视台的《硬球》（Rigid Sphere）节目上亮相，援引了企业界最爱的平民风格比喻。“CEO们就好像棒球选手，”韦尔奇说，“这些人有什么比率吗？人人都掏出支票本和钱包想签下个明星球手，经纪人乐得开了花。他们有三个星期的斡旋时间。”

主持人克里斯·马修斯（Chris Matthews）也很帮忙，他回忆了贝比·鲁斯（Babe Ruth）[2]说的俏皮话。人家问鲁斯为什么挣得比总统还多，他回答道：“我去年干得比他漂亮。”

其实，球员的薪水跟CEO 的一样叫人觉得神秘。1922年，贝比·鲁斯成为头号球手，每年赚5 万美元。这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64万美元。2000年，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Alex Rodriguez）签下一份10年合同，队里每年给他2 500多万美元。倘若按通货膨胀加以调整，罗德里格斯也比贝比收入高49倍。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可能光是因为类固醇。罗德里格斯和棒球比赛在流行文化上的脚印，也比不上贝比那个时代的辉煌。自20年代以来，美国人口增加了差不多3 倍，电视增加了棒球观众和广告收入。然而，如今要打发闲暇时间，方式真是太多了。

假设我们把棒球球手的薪水根据通货膨胀加以调整，再除以贝比·鲁斯1922年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薪水。所得的结果，我们就叫它“贝比·鲁斯比”好了。下表显示，尽管棒球在体育比赛和娱乐方式里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球手们的薪水却在一个劲儿地飞涨。

工资结构存在很大的一致性。大联盟球手比小联盟球手挣得多，伊梅尔特挣得比他手下的副总裁多，副总裁挣得比生产线上装灯泡的家伙多。薪水的任意性到底有多大，我们看不太清。我们都喜欢这么想：勇气胜过运气，“明星”人才能扭转球队或跨国企业的败局。但这很难被证实，给它安什么价格就更难确定了。

实践当中，顶级薪水是留待少数人判断的，剩下的人只能耸耸肩，觉得那数字恐怕不会不合理。这不光是供给和需求，更是锚定和调整。

[1] 源起于旧约时代，由欧洲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主要用于神职人员薪俸和教会日常经费以及赈济的宗教捐税。这种捐税要求信徒按教会当局的规定或法律的要求，捐纳本人收入的1/10供宗教事业之用。——编者注

[2] 美国20年代最著名的棒球选手。——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