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就在弗洛伊德周围聚集起一群追随者和研究者的同时，他也开始陷入理论的困境，这些难题导致许多学生最终选择离开这位大师，从阿德勒开始，最后是荣格。造成这些人叛变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最突出，即使当今也是蔚然成风，即认为在个体人格的形成过程中，演进的基础应该是社会环境，而不是弗洛伊德认为的纯粹的生物力量。起始者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奥托·兰克，继而是苏利文、卡伦·霍妮和艾瑞克·弗洛姆，这些心理治疗师们越来越关注人格塑造中所呈现出的社会因素。以阿德勒为例，他认为了解个体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他在社会中的人生目标，而不是他的幼儿时期（弗洛伊德学说认为的）；而兰克则强调社会关系在情感压力病因学方面的作用；苏利文更进一步提出了“人际关系治疗”理论，主张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变为社会化的过程；弗洛姆详细说明了心灵伪装和社会结构之间广泛的相互关系。此外，在社会现象学、家庭治疗、人际关系心理分析及其他相关领域中，研究的兴趣近年来也得到了扩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对意识光谱中所谓生物社会带的关注在日益提高。
现在让我们简要探究一下这些研究者就生物社会带发表的见解。既然我们在此阶段关切的是“治疗方法”，我们将详述在生物社会带会“发生什么病变”，但切勿将此误解为对生物社会带的卢梭式控诉。实际上，每个文明、文化、社会和个人的存在都密切而直接地依赖于生物社会带，这一事实已毋庸置疑。我们必须探索的不是生物社会带是否存在，而是对其的滥用。
我们可以说，生物社会带就位于存在阶层之上，我们也可以说它代表了存在阶层的上限。就这点而论，生物社会带最显著的二元对立就是生与死（或过去与未来）以及自我与他人（或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对立。因此我们才感觉自己在根本上是存在于时空中的单独生命体。生物社会带的研究者因此很关注这些因素，它们某些是生物学上的，但大多数是社会学的。研究者因素塑造了基本的存在意识。研究者关注的还有那些在自我与他人之间，两者或多人之间，个人与环境之间产生相互影响的因素。在自我阶层，我们关注“我”，而在生物社会带，我们关注“我和你”。
显然这个领域不容我们忽视，因为社会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个体体验现实世界及随后体验自我的方式，这些因素包括语言结构、社会价值体系、沟通的内在潜规则等。简言之，即个体受社会赋予他的解释和转换现实的映射所影响。个体对这些映射的处置属于自我阶层，但映射本身却无疑是生物社会带的现象。
大量的此类符号性映射构成了生物社会带，所以生物社会带就是所有这些普遍存在的社会惯例，比如某一文化特有的语言结构及句法、逻辑、法律及盛行的道德标准；基本的宗教见解、家庭结构及强有力的禁忌；目标、沟通的规则、策略及有关现实的常识性假设；意义的概念、价值、自我价值及影响力。总而言之，就是用于分别某种社会的所有那些符号性关系，而且该社会的成员所具有的美德也使任何个体或多或少地将其内化。因此，生物社会带也标志了符号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人类意识中大规模地积累。
这些深深根植的符号性映射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基本上都具有相同的用途，即将个体先前的意识塑造成对于他所处的社会来说可以接受的、有意义的、约定俗成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开始意识到，是这些观念塑造了个体的觉知！实际上，个体学着将现实编辑并解释为与他人共享的社会术语。显然，如果个体想要和周围的一切进行沟通，那么他必须学会将自己的体验转换为在社会中有意义的单元。事实上，这也是某个社会（文化、子文化、群体或家庭）中“成员”的意义所在，因为一个人只有成功地将映射内化，或构成社会的符号关系集合时，才能成为该社会的成员。简单地说，当社会“融入”一个人时，他才算是处于该社会之中。
那么，在光谱的生物社会带，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存在或人马座意识的社会化到底指什么。也就是说，通过符号化映射将体验和现实转换为社会认可的形式。简而言之，指的就是学习如何按照他人认可的方式去看待世界并对其做出响应。
在诸多事件之中，这种对现实的惯例化使学习如何在符号与其象征物之间，世界与我们的描述之间进行可行的一对一社交关联显得很有必要。例如，在最简单的阶层，我们必须学会将特定的“对象”与社会用于代表该对象的约定俗成的相应词汇联系起来。让我们举个例子，当我要“一杯水”时，你明白我要的是一种容器中装着的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我们心照不宣地同意用“wt-er”的发音来代表它。这样，通过此类语言游戏,我们最终掌握了数量惊人的关联，从而可以以大家彼此都理解的共有方式来觉知世界并做出反应。毕竟，如果我的是要一杯水，而你给我拿一斤糖，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交流了。
通过这种关联的过程，我们学会了掌握从根本上讲没有意义的振动或振动集，比如“wt-er”的发音振动，并赋予它社交上的意义。对于“wt-er“这个声音本身而言，它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仅仅指它自己，从本质上讲它不指什么具体的事物。简单地讲，它只是一个噪音，一个声音振动；就它本身而言它将像“thorgle”、“whiplittle”或“hinderthrumptie”等没有意义的发音一样毫无意义。如果你对此还不能明了，那么请快速重复“水”（water）这个英文单词30秒，这样你即能将其从所有关联中剥离出来，并将之还原为本质上没有意义的振动。然而，我们通过同意让它代表“真正的”水，从而为这个中性的振动“wt-er”赋予了一个“意义”。
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注意到“真正的”水本身同样也是另一种无意义振动或振动组。我们分别将这些振动称作“湿的”、“清澈的”、“凉爽的”或其他类似的，但就它们自身而言，这些振动是没有意义的，它们不指向任何事物、不表明任何事物、没有任何含义，它们只表示它们自己。于是我们发现，“真正的”水本身就像“wt-er”的发音一样没有意义。所以，在为“wt-er”这一声音分配意义时，我们实际上不过是同意把一个无意义的振动指向另一个无意义的振动。那么，在这个简单的层面上，指向的动作建立了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将无意义的振动转换为有意义的符号，具体方法就是在所体验到的各个振动之间进行可行的一对一社交关联。也可以说，当我们照惯例同意让某个振动指向它自身之外的另一个振动时，它即获得了意义。
有所指向的振动通常被称为符号，而被指向的振动则是它的意义。于是，如果我问你符号“树”的含义是什么时，你就会把我领到户外指一棵树给我看，并解释道这就是我们都认可称作“树”的对象。正是通过这种被演绎得无限错综复杂的关联过程，我们的经验和现实才最终得以社会化和符号化。
现在让我们更为详细地注意一下，什么是这一符号化过程所必需的。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个人体验到了振动，比如“wt-er”这个声音，只有大家同意将其指向它之外的另一个所体验到的振动时才能呈现出意义，即“真实之物”，比如水这一物质。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两个振动是同样完整的经验，所以在意义建立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将连贯的经验断为两个片段，然后让其中的一个指向另一个。这样，经验的完整性必须被割裂、切断和肢解。毕竟，如果某个事物具有了含义或意义，也就是说，如果它指向了自己之外，那么也必须将宇宙至少割裂为两个片段：一个用于指向，另一个用于被指向，即指向者与被指向者的对立！难道这不是宇宙从自我分开，随后又背叛自我的又一明证吗？为了使我的生活有意义，就需要将我的经验和现实深深地片段化。
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真实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它不指向任何事物，因为它之外再无可指之物！真实的世界是无意义的、无法指向的。正如维根斯坦所说：“世界上的每一种事物都是其本然的样子，并按其本然的方式运作着。它本身没有价值，如果有，它也就毫无用处了。”当然，这乍听起来很令人吃惊，因为我们已习惯于将无意义与虚幻或病态、荒谬等关联在一起，但这不过是反映了我们不再用被告诉的方法诠释和评估体验时的暂时恐慌。但是，当我们说现实的世界无意义、无指向或无价值时，我们不是指这个世界是低能的、混乱的、荒唐的，这些表达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只不过是负面的而已。相反，我们的意思是现实的世界无法指向任何事物，而且也不能被指向，这样我们就深刻地超越了意义和评价，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所以，真实的世界是无意义的、无价值的。它自身就是终点，没有目的或目标、未来或结果、意义或价值。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舞蹈，有的只是当下。这正是佛陀用术语“真如”表达的洞见，世界以其“本然”或“如是”的方式存在着。爱克哈特将之称作“在”，老子称其为“自然”，印度教称之为“霎哈嘉”（saluija），柯日布斯基说得更到位，他将之称为“无法言说”。对于真实的世界、道的世界而言，因为它不存在任何概念、符号和映射，因此也一定不存在任何含义、价值和意义。正因为这一点，真如实际上是绝对、空、心灵的别称。我们必须记住，我们说真相中不存在概念时，我们指的不是实际上所有的概念都消失了，而是指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并未按我们天真的想法映射真相，因此它们也不具有我们想当然认为它们具有的意义。我们可以略微笨拙地说，真实的世界是纯净的，是没有对立的王国，其中的所有事件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它们无法指向任何事，所以也就不具有任何意义。或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它们指向所有事物，所以没有任何意义。它们以本然的方式，“自然”地存在着。它们不提及任何事物。我们说“树”这个字的意义就是真实的树本身时，那么这棵真实的树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它又指向何处呢？有人问一位禅宗大师佛教的本质是什么时，他只是说：“啊，这个！”
同时，我们的观念和概念同样是这一非对立国度中的各个方面，在它们的本然中，它们同样从本质上不表示任何事物。它们将天空中的云朵一般显现于我们的脑海。所以，我们强迫自然的某一方面，即我们称为观念的那些，去代表其他方面，比如“事物和事件”，这不奇怪吗？实际上，这就像用花代表高山，或者说鱼的含义就是兔子一样。事实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论点，即使它不是结论性的，也是很杰出的，那就是制造意义和价值一事正是所有基本问题，即逻辑上的和心理上的唯一源头。莎士比亚说过：“事本无好坏，思想使其然也。”禅宗三祖僧璨曾说：“违顺相争，是为心病。”生命本无问题，因为从本质上讲没有什么是错的。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通过纯粹本然的国度建立起意义，方法就是将其片段化。因为有意义就是有所指向，有所指向就意味着分裂、二分，这正是符合化的工作所在！界限一划出，就足以创造出映射。
这就是所有此类社会映射的本质和功能，即通过对存在进行二分来建立意义、指向者和价值。别忘了，映射是指向别的事物的事物，只有借助指示和指向的力量，此事才具有意义。但是，我们会同时意识到这种二分不但存在于指示者和被指示者之间，也存在于施动者与动作、因与果、前与后、善与恶、真与假、内与外、对立物与其反面之间并形成对比。反过来，它们也是和我们的语言、逻辑、禁忌及其他社会映射紧密相连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意义、符号和映射都是认为世界是破碎的这一错觉中的一个碎片。所以，通过将各个社会映射的内在化，我们最终被说服，相信了真实的世界实际上是以支离破碎的片段集合的形式存在的，其中的某些片段因为指向了其他片段而具有意义！但世界之所以显得如此支离破碎，正是因为那些片段成了我们用于理解世界的术语。我们接近世界的方式就是将其切割成碎片，然后急切地得出结论，这就是世界一直以来的存在方式。以一种非常现实的方式，我们的社会观念成为了个体的感知能力。
在社会游戏的此阶段，我们几乎完全将映射与真实的领域相混淆，因而彻底超出了映射的有用范围。我们的映射是虚幻的，它所具有的真实性就像把地球划分为经纬线，或是将一天分割成小时和分钟一样，但社会幻觉却难以消除。虽然它们也有用处，但如果把它们错当成事实，数不清的混乱将随之而来。1752年，英国政府重新排定的标准日历，把9月2日改为9月14日，结果国会议事厅威斯敏斯特前挤满了抗议的人群，人们为自己生命中被夺去了11天而惶恐不已！类似的，在美国有些地方，每年都实行夏时制，这时会有很多女人冲到市政厅，为自己的秋海棠少了一小时的阳光而义愤填膺。
这些幻觉也许容易看穿，但许多其他的幻觉，比如生与死的分离及客观世界“彼处”的存在，却很难识破。原因是我们已被出于好意却同样被洗脑的父母和同辈人彻底洗脑了，其结果就是错把对世界的描述当成以本然空性存在的世界。这不正是印第安巫师唐望的教诲本质吗？正如卡斯塔尼达（Castenada）所说的那样：对于巫师而言，我们所知道的真相或世界不过是一种描述而已。
为了使这一假定生效，唐望努力引导我确信，我脑海中周遭世界的形象不过是对世界的描述而已；我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被灌输着这种描述。
他指出，每个接触孩子的人都是一个说教者，不断地向其描述着世界，直到那个孩子能按照描述的样子认知世界才罢手。按唐望的话讲，我们已记不得那凶险的一刻，因为我们中已没有人具有将之与其他别的事物相比较的参照点……
那么对于唐望而言，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的真实性是由无穷无尽的觉知诠释流构成的，我们作为具有特定成员身份的个体已学会了使其成为大家共有的。一旦我们接受世界的社会描述作为真相，我们想觉知真相的任何其他方面就变得难上加难。我们的眼睛胶着于映射，而自己并不知晓。因此，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社会映射从根本上把个体的觉知塑造成对于社会有意义的约定俗成的单元；而具有灾难性的是，体验和现实的所有方面中与这个普世的社会模型不一致的部分都被筛选出意识之外。也就是说，它们被压抑了其语言、逻辑、伦理和法律，它们被迫变得无意识了，这不仅针对某个个体，更是包括特定社会的所有成员，因为他们都认同了该社会对世界的描绘。
谈到这一点，尽管生物社会带的功能为数众多，但按弗洛姆的话讲，其主要功能是真相的过滤器，对存在和人马座意识的主要镇压者。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解释道：“选择性筛选觉知数据，就等于承认了某些事过滤掉了其他事，这样通过一组文化模式觉知筛选而感知到的经验就与通过另一组筛选而得到的经验截然不同。”揭露得更为清楚的是精神分析学家莱恩，他评论道：“如果我们的希望、感觉、欲望、愿望、恐惧、觉知、想象、记忆、梦想……不符合法律的话，它们将被判为不合法并被驱除。”
虽然是非法的和被驱除的，但这些体验不会这么简单就消失。相反，它们会转入地下，并在那里形成生物社会意识不到的内容。如此便不难理解列维-斯特劳斯将无意识定义为符号功能的用意，而且雅克·拉康也坚持认为无意识“具有像语言一样的结构”。试想，在诸多事务中，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说出“不”，正如弗洛伊德所观察到的一样，“不”是一种抑制的形式。不管怎样，我们的社会映射、词汇和符号几乎是普遍对立的，而且在所有情况中，二元对立都意味着无意识。
从最一般的意义来看，我们可以因此认为，生物社会无意识代表了存在觉知领域与抽象的映射和意义之间的巨大鸿沟，所以我们还天真地认为这种无意识可以“体现”这一点。让我们聆听一下弗洛姆对无意识“内容”的描述，但别忘了，我们必须将他所描述的仅视做生物社会带的代表，因为我们已清楚，无意识本身也存在着多个阶层。个体无法使自己意识到与其文化模式不相容的思想或情感，因此被迫压制它们。说得正式一些，何为无意识，何为有意识，这取决于（除个体之外，还有家庭条件和人性良知的影响）社会结构及其所产生的情感和思想的模式。至于(生物社会)无意识的内容，那是无法归纳概括的,但至少可以说：它始终代表整个人，包括这个人的所有潜能，不管是黑暗的一面还是光明的一面；它始终包含各种答案的原则，而不管人因存在的示意提出了何种问题……(生物社会)无意识就是整个人,但不包括用于响应社会的那一部分。请记住，随着存在阶层的崛起，也就是说，随着主要和次级二元对立的出现，人的基本认同从宇宙转向自己的生命体，所以人从根本上会感觉自己孤立于时空之中。这个人或多或少仍与整个生命体，即人马座保持着联系，尽管他因人马座从环境剥离开的幻觉痛苦不已。随着生物社会带的突起，人马座逐渐被埋没于社会虚幻这个主人的重压之下。
请考虑一下雅克·拉康富有创意的洞见，权当是一个例子吧。他认为婴儿因学习语言而无法表达自我，并且在多数情况下也无法永远满足其整个生命体的“生物需要”。拉康的最著名阐释者，美国人安东尼·维尔登（Anthony Wilden）因此说道：需求代表了儿童无法独自满足的最初的生物需要。因为儿童必须对他要学会说的他人的愿望做出反应……这些需要最终被诠释为词汇。词汇能将生物关系转变为人际关系，因为代表说话主体我或定义关系的语言不完备，因而导致已知无意识愿望的自相矛盾（类推地），却又无法表达出来（以数字形式）。
儿童对他人的第一次恳求方式是哭。某个他人将满足他的某个需要，比如饥饿，但无法满足其需求。哭到底被诠释为何种信息？虽然我们都清楚那信息是什么，但却无法言表。我们总是能说出某事，因为语言无法表达所有需要表达的内容，而某事正是由此产生的无法表达之愿望的隐喻。相连词汇的转喻链导致了言语或语段链的产生，并徒劳地试图填补语言本身制造的空洞。此外，我们必须立刻认出觉知的社会化所驱逐的不但有大量的人马座，而且还有现实的许多方面。这些方面已设法在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对立中幸存下来，就像过去一样。例如，语言就像对付人马座一样过滤掉了大量“外部世界”。这种过滤最明显的结果就是极大强化了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对立。这两种初级二元对立崛起后，世界变得看似“外部的”或“彼处的”，生命体基本地孤立于时空之中。从技术上来讲，对时空不去分别的非对立的生命体觉知，被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对立转变为存在觉知和人马座觉知，蒂利希已将其赋予了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定义，即人对“时空中困境”的觉知，但重点是，在生物社会带的过滤之下，即使是这种存在觉知或人马座觉知也被慢慢地扼制了。这就意味着社会因素深刻地塑造了个体对基本存在的感知。当存在觉知变得社会化和符号化时，这必定会强化主要和次级二元对立，因为所有社会映射基本上都同意内与外的初级二元对立和前与后的次要二元对立。简单讲，主要和次级二元对立被封存，而人马座则被深埋于社会的伪装之下。终于，在这些社会幻想的负担之下和逃离死亡的途中，人马座向称作“自我”的幽灵投降，人吻别了他可怜的傻瓜弟弟。此时，人马座不再被简单地掩盖，而是被彻底地埋葬。人当然幻想天使与野兽应该分割开来：三级的二元对立在灵魂和肉体之间制造了一条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
迄今为止，输入的一切就是，通过把自然的薯条分成若干份儿并标出价格，我们在本然之外或是空无之中制造出意义，并设计出复杂的游戏。然后，我们集体地将这种社会契约与真实的世界混淆等同起来。此时，那些不想参与游戏或不守规矩的体验者被逐出游戏。于是我们开始分割、分配自然并选择做游戏的那一方，当然，这都发生于存在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对立的存在阶层，但整个过程被密封、被极大地扩展，甚至被加剧，最终导致了这种生物社会的无意识。
详细讨论生物社会无意识的错综复杂并不在本章的范围之内。首先，它们的数目很庞大，太过复杂。其次，我们已从非常基本的角度探讨过该现象，即生物社会带，而作为社会分别或社会映射的母体，必定会筛选和过滤某些方面的觉知，因为整个生命体的体验显然比任何社会抽象或定义更为丰富，而且社会映射中所不包含的那些觉知方面构成了生物社会无意识的“内容”。换句话说，导致该问题的并不是这个映射或那个映射，而是社会映射本身的性质。映射意味着二元对立，而二元对立则意味着无意识。
社会映射固有的对立本质导致的另一个后果也立刻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这些映射是对立的，所以它们一直在塑造觉知，但方向常常是矛盾的，因此，在被迫采取行动时它们注定会产生矛盾的结果。简略地讲，在从非对立的本然中制造出对立的意义的过程中，某些事必须要发生反作用。非对立国度中的对立映射被设下了恶作剧的圈套。现在我们有必要探索一下其中的寓意，二元对立不但意味着无意识，而且包括双重的束缚。结果，我们不得不承担这些似是而非或自相矛盾的社会映射和意义，它们暗暗地指向两个对立的方向。至少可以说，这种结果是具有戏剧性的。这种情景十分有趣，但不幸的是，玩笑开在了我们所有人身上。
为了能理解该结果，让我们重申一下，生物社会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包含约定俗成的、分别的巨大网络或母体。我们的符号、映射、根深蒂固的观念和社会意义都具有一种公共的特征，即它们控制着我们分割和描述实相的方式。现在这个分别的母体和个人行为之间的联系是很容易看到的，因为真正起作用的分割或分别其实是一种规则，而且规则反过来又控制着后面的行动。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心灵”分离或完全分别于“身体”，那么这种分别将会导致我们在研究心灵时可以忽略身体这一规则的出现，而我们受这一规则指导的后续行动也将只研究心灵。于是，这种分别（心灵与身体）一旦发生作用，将产生一种规则（忽视身体），而这一规则将导致进一步的行动（仅研究心灵）。简单地讲，正在发生的分别就是控制后面行动的规则。因此，生物社会带不但是人的觉知，而且还是其行为的最基本、最深刻和最普遍的模型。因为当个人分割实相时，他确实在如此行动。
生物社会带通过此方法决定了我们处置自己的体验方式，以便将其社会化、惯例化、符号化，对其进行评估、筛选、描绘、分割、打断并为其披上意义单元的外衣，进而通过这些分别中蕴涵的规则控制我们随后行动的方向。简言之，生物社会带是使规则具体化的分别母体，这些规则反过来控制着行为。
让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受特定规则集合控制的行动其实是一种游戏。这不是指我们所有的行动只是琐碎而轻率的；相反，此处使用的字眼具有最广阔的含义：我们的社会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游戏，它们依赖规则，而规则始终依赖特定的分别。在拯救一切的上帝和无恶不作之人之间划上一道界限，这将产生一个规则，即人只有与上帝接触才能获得拯救，这就是宗教游戏。在有价值的成功和屈辱的失败之间划上一道界限，这将产生另一个规则，要想变得有价值，一个人必须避免失败，这就是竞争游戏。一句话，分别导致了规则，规则反过来形成了游戏。
我们只需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能彰显其中的含义：如果我们做出了不恰当的分别那又会怎样呢？直截了当地讲，不恰当的分别可以导致矛盾或似是而非的规则，而这些规则会导致自己击败自己和自己使自己受挫的游戏。那么，建立在适得其反的游戏之上的社会自然成了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温床。也就是说，社会的分别、规则和游戏本身可能就是隐藏起来的矛盾和悖论，这样按它们行事会使我们受到双重的束缚，因为这种类型的游戏规则能确保我们永远赢不了比赛！下面让我们看几则例子：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从每个儿童的婴儿早期即对其施以诡计。第一个阶段，孩子被教导……成为一个自由的施动者，有独立的思想和行动源泉，这是一种微型的原动力。他接受了这种虚幻的想法，就是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他无法抗拒地成为他出生地的社区中的一员。对于这种社会教化，他无力反抗。奖励和惩罚在不断地强化这种教育。这构成了他所学语言的基本结构。“你可不能做那样的事”或“不要做盲目的模仿者，做你自己”，类似这样的评语在不断地刺激着这种结构。或者，当一个孩子模仿另一个他所欣赏的孩子的行为时，“约翰尼，那可不是你的风格，那是彼得的”这种教化的无辜受害者无法理解这种似是而非的困境。人们告诉他，他必须是自由的。一种无法抵挡的压力在他身上，迫使他相信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压力。他必定要成为某个团体中依赖的一员，而这个团体会将他定义为独立的成员。
第二个阶段，作为一个自由的施动者，他因此被指令道，他必须自发地去做各种事，否则他将不被接受！父母、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说：“你真应该爱我们。”“所有的好孩子都爱他们的家人，而且不用别人告诉就为他们做很多事。”换句话说：“我们要求你爱我们，原因是你想爱，而不是我们说你应该。”……就我们了解的社会而言，它是在玩一场规则自相矛盾的游戏……结果，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永远都会困惑不解。“规则自相矛盾的游戏”就是双重束缚的代名词。我们已看到，这种双重束缚就是制造精神错乱的典型情况。但我们目前关心的双重束缚不是一个人强加给另一个人的，而是构建于某些社会机构的基础之上并强加给我们的！如果这个前提没错的话，我们就能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即至少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就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已经疯了。瓦兹说道：“于是，这一结论是无法避免的，我们所接受的是正常的定义，但它本身却是疯狂的。”尼采说得更为简明：“个体的疯狂是很罕见的，但对于团体、政党、国家和时代而言，疯狂却是规则的。”苏利文过去常常对学习治疗精神病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记住，在我们社会的当前情况下，病人是正确的，而你是错的。”精神分析学家莱恩极富辩才地强烈抨击道：在热核战争爆发之前，我们早已摧毁了自己的神智。我们先拿孩子开刀，及时地抓住他们是势在必行的。要不是对他们进行最彻底、最快速的洗脑，他们肮脏的小脑袋就会看穿我们邪恶的伎俩，但孩子可不是傻瓜，所以我们要将他们变成像我们一样的蠢货。如果可能的话，还是IQ很高的那一种。
当石器时代的婴儿遭遇到20世纪的妈妈，那么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这些粗暴的侵害，但妈妈却打着爱的旗号，就像他的爸爸妈妈及其父母及祖祖辈辈所经历的一样。这些力量主要集中于破坏孩子的大部分潜力，从整体而言，这项事业是很成功的。等这个新人类长到15岁左右时，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类，一个与疯狂的世界相得益彰的半疯狂的生物。这就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常态……
要想成为一个标准的人，就必须接受异化、沉睡、无意识、远离心灵的条件。
社会对标准的人极其重视。社会教导孩子丧失自我，进而变得荒唐，最终成为标准的人。
标准人在过去的50年里残杀了大约1亿名自己的同胞！当然，标准的人对自己的行为也有充足的理由，并且始终都是不错的理由。我们要么只采取现实的途径，要么就是挤作一团以使自己放心。关于这一点也许唯一可行的答案就是薛定谔的话：“真实？一种离奇的真实。某些东西已经缺失了。”
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着“失常的”个体作为标准人招摇过市。相反，此阶层的问题是，生物社会带关注的不是个体的自我，而是位于所有自我之下的社会机构。正如帕特尼在关于该主题的著作的前言部分表述道：“这不是一本关于他们（我们可以超然地看待他们的小毛病，甚至可将其视做某种消遣）的书，它是一本关于我们的书，即被社会调整过的标准人。它主要关注已经变得标准的某些精神病……”简而言之，我们自我的四壁之墙上的砖块已与疯狂的灰浆结合在一起，我们必须检视的不是具体的墙壁，而是普遍存在的灰浆。
让我们就规则自相矛盾的社会普世游戏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在生命体和环境之间做出一个快速的硬性分别，即我们的社会明白无误所做的分别，这将产生某种规则，导致一个人在追求个人成功的过程中可能会忽视了外界环境。这就是发号施令者玩的游戏的基础所在，无止境地试图成为山之王者，凌驾于所有其他生命体之上；自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这种游戏就被教导给他们。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朱尔斯·亨利（Jules Henry）明确地描述过这种文化游戏中存在的数不清的自相矛盾，他从小学教育中摘取了一个例子恰当地说明了该问题：鲍里斯算不好12/16的最简约分，他只能算到6/8。老师平静地问他，是不是他只能算到这一步。她建议他“想一想”。其他孩子都纷纷举手，挥舞着手臂，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发疯一般的要纠正他。鲍里斯非常难过，他认为自己也许已经在智力上瘫痪了。老师宁静而又耐心，她无视其他人，而是将目光和话语都聚焦于鲍里斯。过了一两分钟，她转向全班说：“好了，谁能告诉鲍里斯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多少？”顿时，一大片密密麻麻举起的手，老师让佩吉回答。佩吉说可以用4去除分子和分母。亨利用冷酷而坦诚的话语评论道：鲍里斯的失败促成了佩吉的成功，他的痛苦换来了她的欣喜。这就是当代美国小学的标准条件。佩吉的表现真是难以置信地残酷，为了竞争，从其他人的失败中攫取成功，这对于非竞争的文化来讲真是陌生的扭曲形式。这种游戏的某些自相矛盾现在变得十分明显：从鲍里斯的角度来看，黑板上的噩梦也许给他上了要学会控制自我的一课，这样他就不会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下尖叫着跑出教室。此类的体验迫使我们的文化孕育的每一个人在每次晚上梦到的都不是成功，而是失败，甚至在他们处于成功的顶峰时也是如此。在学校里，外部的噩梦被内化为一生的梦魇。鲍里斯不仅仅是在学算术，他所学的本质上就是噩梦。在我们的文化中，为了成功，一个人必须学会做噩梦……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对基本文化商品的竞争成为行动的支点，那么这个社会就就无法教人们去爱彼此。因此学校就有必要教孩子如何去恨，而表面上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因为我们的文化不能容忍让孩子彼此相恨的观念。学校是如何做到蒙混过关的呢？蒙混过关是正确的！这正是天大的自相矛盾，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没有什么像成功那样失败。试图胜环境一筹最终演变为要努力超越自我，因为自我和环境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而且那就像抓住自己的脚踝，要把自己从地上拉起来一样不可能。我们玩这种游戏真是被愚弄了，没有人告诉我们永远也赢不了。所以如果我们参与游戏，我们注定失败；如果我们停止游戏，我们同样失败。不管做还是不做都一样，这就是双重束缚，即规则自相矛盾的游戏。
置身于这种情景中，我们很自然会蒙受欺骗，因为我们会认为错误一定在于自己的能力不够。我们一次次纠结于同一个问题，却看不到成功的影子，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太愚蠢而得不到成功的答案，而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答案。正如维根斯坦所说，这个问题是荒谬的，为了找寻不存在的答案，我们迫使自己深陷于神经症和偶发的精神病。
不意识到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但现在我们已烂醉如泥，我们中的一个人正从钟情的酒吧朝家走去，却一头撞到了路灯柱上。他踉踉跄跄地退后几步，四下看一看，试着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却又一次扎向了那根路灯柱子，这次的力量太大了，他一下子瘫坐在地。他果断地挣扎着起来，继续前进，结果还是一次次重复着撞击。他心灰意冷，大喊道：“啊，这没有用，我被困住了。”对于我们的问题，并不存在物质上的障碍，也没有实际的基础，难就难在我们思想的困惑，而非实际。
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及叔叔阿姨们没有使这些规则变得公开透明，相反，他们一直在隐藏规则，使其变得含糊、无意识，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被欺骗的。结果，除了有用的和无用的规则之外，生物社会带的“内化社会”还包含了许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隐藏规则、信息和元信息。也可以说，它们就是构建起生物社会带结构的数不尽的双重束缚，它们可以产生程度不同的精神错乱、神经症和精神病，而且这些症状几乎普遍存在。
请记住，这些双重束缚只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中的成员就加之于我们身上。它们密切地派生我们的语言、法律、逻辑和伦理的形态学和句法，比如，将自然分割成名词与动词以及主语与宾语的语法惯例；拒绝放弃排中律并因此拒绝看到对立的统一体的常识性逻辑；“要始终行善、避免作恶”的伦理道德观念。它们塑造了我们的角色、地位、价值体系及流行的人生哲理范例：为了不存在的未来而生活，就是为了永远无法享受到的明天而生活；认同纯粹抽象而肤浅的角色，所以我们“认同”得越多，我们实际上越感到自己迷失。因害怕失败而去追求成功，所以我们得到的成功越多，我们害怕的失败也越多。简而言之，所有的游戏都是这样，如果它们发挥作用，它们就会失灵；如果我们胜了，其实我们就输掉了游戏。
关键在于，不但是自我阶层中个体之间的社会交流包含双重束缚，而且交流的规则本身通常也是矛盾的、似是而非的，因而也制造了双重束缚。所以我们可以说，造成自我阶层的尖锐问题和投射的特定双重束缚不过是受干扰的生物社会带的节点，在这一带中自相矛盾的现象最为突出。一般来说，社会强加的双重束缚被特定的双重束缚大大地加重或增强了，那么此处就会产生激烈的情绪干扰。不管怎样，生物社会带本身的自我产生了众多的情绪智能困难、“标准的神经症”以及集体的精神错乱。沟通精神病学家、家庭治疗医生、社会现象学家及此类的其他专家所针对的都是这个阶层。
这个阶层必定要涉及具有自相矛盾规则的游戏，但其带来的困难却实际上超过了游戏和规则本身，所以就像我们已经建议的那样，自相矛盾的规则反过来会依赖对不恰当的分别的划分。我们通过语言、逻辑和符号性映射实现的对真相约定俗成的分别和分割不会向我们揭露真相，它们在对其进行编辑，这就是最棘手的问题。
让我们举个例子，既然我们的行动是宇宙的行动，那么对宇宙施加作用就是无意义的。因为我们没有置身于其外，所以无法做出该举动。但当我们通过将自己的行为与环境的行为割裂开来以编辑真相时，我们就得到了一种方便的错觉，即我们可以脱离于周遭的环境而行动。这种不恰当的分别导致了发号施令者自相矛盾的游戏规则及其各种衍生规则。
我们之所以对这种荒唐事信以为真，是因为我们已被自己的符号性知识催眠了。我们可以说一颗流星撞到了月球，但也可以说是月球撞上了流星；或者我们可以说火车在地上行走，但也可以说大地在火车下移动。但此处只有一个动作，如果我们试图对其做出单一的表述，那么该表述就可能显得有些自相矛盾，因为我们企图同时包含两个对立的观点，而这是我们的语言和逻辑无法做到的。
真实是非对立的，可以看做对立的一种巧合。那么我们所做的不恰当分别和二元对立势必会产生某些规则，而这些规则会引发具有矛盾结果的行动，因为被放逐的对立方一定会自相矛盾地返回。例如，我们将生与死分割开，这种不恰当的分别会导致自相矛盾的规则，即我们必须一直活下去，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根除死亡。因为生与死实际是一个整体，赢得了比赛就等于失去了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赢了，实际上却输了。这就像一道门口，它可以同时充当入口和出口，所以当我们挡住出口时，我们也挡住了入口。我们在逃离死亡的途中却被死亡杀死。
因此，这就是此类不恰当的分别，它们不但可以引发许多社会机构制定的自相矛盾的规则和事与愿违的游戏，而且反过来也为我们的集体精神错乱煽风点火。通过一段文字，我们已指出四种不恰当分别及多种必然的结果，但必须再一次强调的是，不恰当分别就是我们最终认为是真实的任何分别。进行分别、对立和分割本没什么错，但前提是我们要能认识并感受到所分割的真相。问题是，我们做不到，结果我们的分别变成不恰当的，最终导致双重束缚及其涉及的一切：玛雅变成了疯狂。
很显然，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做这些分别的其实是我们自己，那么我们都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分别当成真实。此处指的分别是对时空的不恰当分别。苏利文因此说道：“自然看起来对我们在时空之间所做的分别一无所知，我们所做的分别最终成为我们心理上的特质。”我们想接着补充说：“自然不清楚我们所做的任何分别，结果，这种分别以我们也含糊不清的方式对自然进行了筛选和掩盖。”也就是说，分别也好，最初的映射也好，它们通常是不明确的、不被注意的、隐藏的和无意识的，我们只能说许多的映射并没有被看做映射，所以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所处的是真实国度本身。因为这些原始的映射以及分别是无意识的，所以我们一直在犯错而置主体的谬误所不知。简单地说，我们意识不到真相，因为我们意识不到自己掩盖真相的方式。我们对真相进行分割，然后忘了我们所做的分割，最后忘掉了我们已将其遗忘。
总之，在建立意义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映射对存在进行了二分，并对觉知进行了筛选或过滤，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导致了此阶层上的生物社会无意识。而且，因为这些对立映射所代表的领域实际上是非对立的，所以很多情况下所谓的“意义”是毫无意义的，或是自相矛盾、似是而非，而试图在这种影响下行动就是双重束缚。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映射本身也是无意识的，因为一旦我们知道它们不过是映射而已，我们将自动去追寻真实的国度，但这已经被精确地判为非法了。于是，甚至会有否认其他映射存在的映射，或者是阻止人们了解特定禁忌的禁忌，阻止人们了解特定法律的法律。用莱恩的话讲，存在着阻止我们看到规则的规则，甚至还有针对该规则的另一重规则，因为“承认规则就等于承认规则和运作正试图提供并不存在的东西”。那样就太可怕了，毕竟，我们也可能醒来。
家庭治疗、沟通精神病学、语义治疗法、某些非常基础的人际关系治疗法、社会现象学及类似的学说，它们都在以各自的方法努力使无意识映射变成有意识，这样即使它们继续掩盖事实，我们至少也可以意识到真相正在被掩盖，这便是洞见的开始。庄子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一旦明白我们的映射就是映射，我们就将最终超越它们，到达本然的国度，抛开之前抓得牢牢的、社会强加给我们的梦想，洞穿“所谓真实的这些社会共有幻觉所具有的组织机构”。如果我们不成功，那么那些社会幻觉就会被以假当真，那样“我们周遭都是虚假的事件，我们要用错误的意识与之适应以便把假的当成真的，甚至是美好的”。结果就是某位心理分析学家所说的“每个人都同时做制度化的恶魔”，而导致这一幕的原因只是因为“每个人都相信别人是相信他们的”。
因此大多数的治疗都是针对生物社会带的。虽然这一带不是分别和二元对立的唯一制造者，但它却是最普遍的，而且它是我们对立语言和逻辑的大本营。这种巨大的分别母体一旦被当做真实，那么它不但会筛选觉知，而且会导致自相矛盾的规则、适得其反的游戏以及神经症和精神病。其对于行为的重要性是无法忽视的。
当一个人分割真相时，他确实在如是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