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布兰迪斯大学还经历了强烈的政治觉醒，事实上，正式上课前我的政治觉悟就被唤醒了。新生报到周的某天晚上，我与指导我们的学长斯蒂夫在宿舍休息厅有过一次长谈，话题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讨论很快就变得热烈起来。在里维尔，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麦卡锡是一位英雄。我上高三那年，他到处演说，从共和党妇女团体讲到参议院，宣称共产党员已经混入国务院并位居要职。他总是郑重其事地举起一页纸，宣布道：“我手上就有一份国务院里的共产党员名单！”对于国务院居然允许这些危险分子参与制定外交政策，他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高中老师们也在说共产党员已经混进国务院的事，我感到十分焦虑，同时非常崇拜麦卡锡。我一直认为苏联是邪恶和残暴的化身，因此也觉得美国共产党员都是潜伏的间谍，理应被揪出来接受惩罚，而麦卡锡正是这么做的。我身边其他人都这么想，历史老师还曾援引前美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的评价，称麦卡锡既是战斗英雄，又是和平英雄。在里维尔，我和父母、朋友只看赫斯特集团（Hearst）旗下的小报《波士顿每日纪事报》（Boston Daily Record）。该报大肆渲染共产党员的恐怖行径，称赞麦卡锡是民主的救世主。结论显而易见：我们若想自保，就得铲除共产党员。正好麦卡锡手上有这些人的名单，问题解决了。
然而在布兰迪斯大学，我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摆满镜子的大厅。令我震惊的是，斯蒂夫和宿舍里大多数新生居然认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他们认定麦卡锡的声明是轻率而不负责任的，实际上他本人对民主的危害远大于国务院里任何人。大家指出，麦卡锡手上黑名单所列的共产党员人数根本不可信。他一会儿说国务院里有205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一会儿又说有87人抑或79人。而在参议院，麦卡锡则说有57人。
“请注意，”斯蒂夫向我喊道，“他其实从未说出任何一个黑名单上的名字！”我强词夺理地争辩道：“即使提一个人的名字也显得多余。”斯蒂夫反驳道：“泰丁斯委员会（Tydings Committee）已认定，麦卡锡手上所谓的黑名单就是一场骗局，国务院里根本没有间谍。”
我听得目瞪口呆。头一回，我自认为绝对正确的观念受到猛烈冲击，还遭到嘲笑。这个泰丁斯委员会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会有人认为麦卡锡是危险分子？他不是爱国主义者吗？说不定斯蒂夫和其他一些同学本身就是共产党员。但我很快意识到，这种争论不仅仅是看法和喜好的问题，比如你是否对某部电影情有独钟，或者你认为乔·迪马乔和泰德·威廉斯哪一位是更出色的全能型棒球选手。我们争论的是冰冷的事实，关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麦卡锡手上是否有一份共产党员黑名单。我突然明白了，得靠自己设法求证。无论是里维尔高中老师和同学的观点，还是布兰迪斯大学思想活跃的同学的主张，我都不能不加鉴别地接受。
和斯蒂夫争论时，他大声地向我提了一个建议：“你为什么不去读读《纽约时报》？别再看他妈的《每日纪事报》了。”这条建议本身令我汗颜，因为它暗示出我有多幼稚。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要读《纽约时报》？我是波士顿人，又不是纽约人。”但私下里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第二天我就去图书馆翻阅《纽约时报》上有关麦卡锡的报道。读罢我不得不承认斯蒂夫是对的，《波士顿每日纪事报》失实之处颇多。
之后的几个月我了解到，泰丁斯委员会是参议院下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负责对麦卡锡的指控进行调查，最终结论是国务院里根本没有共产党员，而且国务院一直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不久，我这个大学新生的天真心灵遭受了更大的冲击：泰丁斯的报告提交到整个参议院，大家开始讨论是否接受调查结论，投票结果居然与党派的划分完全一致。也许这只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就像红袜队的粉丝偏爱泰德·威廉斯，扬基队的粉丝偏爱乔·迪马乔一样，共和党参议员一致接受麦卡锡对国务院的指控，民主党参议员则一致否认。
哇，我想这就是大学，能学有所获的地方并不限于课堂。这件事给我的启迪是：事实可以被意识形态歪曲，在里维尔形成的盲目的爱国主义，令我们对一些领导人的非道德行为视而不见。我发誓从此以后要以开放的心态亲自了解事实真相。过去我一直视苏联为民主制度的严重威胁，如今才头一回得知，出于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等目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加入了共产党，而我却如此轻率地把他们通通划为间谍或卖国贼。
大学里的第一个月，我异常矛盾。一方面，我希望自己的国家安全，可整个20世纪50年代核武器战争的威胁都显而易见。另一方面，我开始明白公民自由的重要性。高中老师在历史课和公民学课上讲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如果这个伟大的国家剥夺了守法公民的言论自由、保留自己政治观点以及工作不被干涉的权利，那这些对祖国的赞美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观点对1965年以后成年的人来说很容易接受，但在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5年的1950年，人们对“爱国”这个词的理解和战时仍然没什么差别。我对麦卡锡的计谋了解得越多，越觉得他如同一个无法无天的校园小混混，粗暴地践踏着人民的名誉。他的调查是一种蓄意盘查，目的就是恐吓和羞辱那些受害者。
1951年夏天我回到里维尔，空闲时跟棒球队的一些发小在鲍勃杂货店闲逛。我们主要讨论足球和性，当谈到共产主义话题时，我立马说出自己对麦卡锡和他的猎巫运动的反对意见。说话间，我的眼角瞟到比利·麦克唐纳正向阿尔·罗斯使眼色，就问：“怎么啦？”
比利大笑着说：“大学里教的吧？”我忙争辩说：“任何在报纸上关注这个话题的人都会知道……”讲到这里，我稍作停顿，话锋一转：“是的，你说的没错。”我意识到比利说对了一半。这些观点不是大学课堂教给我的，但我确实是在大学里学到的。如果还待在里维尔，我对麦卡锡的看法肯定不会改变。
那年夏天，我再次和比利抡起铁锹，挥起铲子，在高速公路建设工地干活挣钱。与此同时，我收到两封学校教务长的来信。第一封信是六月下旬收到的，祝贺我在第一学年取得了优异成绩。一周后，我收到第二封来信，通知我因学校经费紧张，不能再向我提供学费资助了。满心的希望破灭，我心酸地猜测，教务长可能把有限的奖学金留给了新生，也许他觉得我已经是上钩的鱼了。确实如此，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学习，谁都无法阻止我重返布兰迪斯校园。
暑假里我挣够了学费，却无力支付住宿费。学校离里维尔太远，没法走读。我曾在贾森宿舍的地板上睡过几夜，但清洁工发现后把我告了。我被叫到教务长办公室，教务长警告我，宿舍管理条例十分严格，如果再因留宿被抓，我就会被学校开除。
于是大二第一学期我四处找地方睡觉。晴天我就睡在校园周围的树林里，雨天就设法找没上锁的车，钻到车后座睡觉。一天晚上我从酣睡中惊醒，发现车子竟然在移动。司机是个叫哈维的小伙子，正和女朋友驶往一个有名的约会地点，叫做“鸭子喂养和集散地”（Duck Feeding and Parking Area），学生们暗地里称那里为“鸭子撒尿和骂娘地”（Duck Peeding and Farking Area）。毫无疑问，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睡在后座。怎么办？我决定还是沉默为妙。但20分钟后，我听到拉链拉开的声音，决定还是现身。我轻轻地清了清喉咙，他们惊得跳起来，仿佛听到了警笛。哈维回头认出是我，忙对女友说：“亲爱的，没事，那是埃利奥特。”显然同学们都知道我居无定所，他们好心地把我送回学校，让我再找其他车子睡觉。
我就这样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稍不留意就会失去求学的机会。白天，校园自助餐厅是唯一能吃饭的地方，但得签一份订餐合同才能就餐。我只能在餐厅经理“严厉先生”（我断定那是他的真名）警觉的目光下，偷偷从朋友手上讨得午饭。“严厉先生”跟宿舍清洁工一样，总是对不速之客保持高度警惕。他一转身，我朋友就偷偷把盘子推到我那边，让我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这样的就餐方式毫无优雅可言，却能填饱我的肚子。晚上运气好时，我能在打工的快餐厅狼吞虎咽自己私藏的汉堡。
这段历史听起来像是出自狄更斯的小说，更像祖父以前常挂在嘴边的那段被美化得十分浪漫的故事：沙俄时期他常常赤足穿越暴风雪，步行去上学。我的经历毫无浪漫可言，但我甘愿承受这些小小的艰难困苦。教授讲课再枯燥我也从不跷课。我想，自己若是逃课，就如同拼命挣钱买了戏票却没去看一样愚蠢。那个学期我靠打工攒够了钱，在校外租了房子。马萨诸塞州的严冬到来时，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栖息地。
冬季学期开始时，按学校规定我要申报主修专业。我很想报自己感兴趣的文学或者哲学专业，却突然记起经济大萧条时期父亲那绝望的表情，保不准下一个经济危机说来就来。所以我想，学点毕业后能糊口的实用知识和技能也许是更明智的选择。于是我不太情愿地申报了经济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