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此时此刻，马斯洛送给我的最好的一份礼物还没出现。大四那年他雇用我和另一名学生当他的助理，给他打杂。对方是一名出众的女生，名叫薇拉·瑞宾柯。她是马斯洛的得意门生，马斯洛将她视为已经沿着自我实现道路走了很远的人。而且马斯洛正在当红娘。当时有两名心理学系一年级研究生正热情地追求薇拉，但马斯洛觉得两人跟薇拉都不般配，认为也许我能赶走他们。
薇拉在匈牙利长大，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17岁时移民美国。她聪慧美丽，周身闪耀着一种静谧的气质。在布兰迪斯大学的前三年，我只能在远处默默地欣赏她，两人并不相识。薇拉的学识素养远胜于我，她和她的朋友都具有学者风范，似乎和我的社交圈没有什么交集。
我一直以为我和薇拉通往布兰迪斯的求学之路没有太大差别。几个月后，薇拉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薇拉生于1930年，有个幸福的童年。她家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经常去近在咫尺的歌剧院观看演出。然而到了40年代，匈牙利本土纳粹组织箭十字党与极权政府合谋屠杀了一批犹太人，并将其他犹太人驱逐出境。薇拉的哥哥乔治被抓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薇拉死里逃生。最后苏联军队终于打败德军，将德国人赶出了匈牙利。1947年薇拉来到美国，被巴尔的摩的一个家庭收养。因为听不懂英语，进高中的前几周她一直哭哭啼啼。但她学东西很快，三年后便以班级第五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布兰迪斯大学提供的连续四年的奖学金。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悲惨经历留下的心理阴影，令很多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多年后依然深陷愤世、狂躁和悲痛的情绪中无法自拔，这些情绪的发泄对象包括纳粹分子、普通德国民众，甚至整个人类。但包括薇拉在内的一些人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们决定捕捉生活赋予的每一份美好。
我们一起散步时，薇拉常常停下来看孩子们玩耍。在我眼里那不过是一群小孩子，但薇拉总能引导我发现这幅画面中的美妙与神奇。薇拉的眼中仿佛没有平凡的事物，甚至每一次日落都是一份礼物。她还培养了我对高雅艺术的欣赏品位，教我欣赏舒伯特的三重奏、莫扎特的歌剧和梵·高的绘画作品。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启蒙课程，在毫无艺术气息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严重缺乏审美情趣。不久，多年前提醒我离开芭芭拉的直觉，如今召唤我向薇拉靠近。那个小小的声音在说，有过世间最惨痛的经历后，她依然能在身边的点滴小事中感受快乐和美好，如果能和这样的女人共度一生，该有多么美好啊！
与芭芭拉以及其他几位我交往过的女孩不同，薇拉是个直性子。她在恋爱中从不受限于普通的游戏规则，而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她如果说“不”，决不是在掩耳盗铃，不会表示“无论一小时、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时间，只要我假装不知道的事情，你就得认为我真的不知道”。而当她说“是”，就真的表示她十分清楚如此回答的原因，以及这对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爱上了她，她也不可思议地爱上了我。
10年后我才得知，不仅马斯洛在“谁将掳获薇拉芳心”的打赌中押我赢，其他心理学教授也是。我跟薇拉第一次约会时，里卡多·莫兰特还只是新来的助理教授。他后来告诉我，每一次心理学教授们开会时，都会讨论谁会赢得薇拉的芳心。莫兰特还笑嘻嘻地提醒我，薇拉在他的实验心理学课上拿了A，而我只拿了B+。
我和薇拉打算结婚，但我们面前还存在一道障碍。我早已下定决心，没有明确人生目标之前绝不结婚。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我越发感觉前途一片迷茫。马斯洛一直想让我从事跟临床心理学相关的职业。我听从他的建议申请了几个研究生专业，被顺利录取了。
为了积累临床经验，也为了维持生计，每逢暑假和周末我都在布莱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精神病房当护理人员。其中一项工作是协助医生为病人实施电休克疗法。我得按住病人的肩膀和臀部，以免治疗中病人的身体因抽搐而移位。慢慢地，我与几位病人建立了友谊，他们病愈出院时我由衷地为他们开心。令人沮丧的是，几个月后他们又回来了。我发现那时的治疗手段，比如精神分析、电击疗法和大剂量镇静药，最多只能暂时缓解病情，对重度抑郁症和精神分裂这类严重的精神疾病几乎没什么疗效。医院如同一扇旋转门，重复着不变的步骤：病人入院—接受治疗—病情好转—出院回家—再次复发—再度入院。在医院的所见所闻动摇了我想成为优秀临床心理学家的理想。由于没找到其他中意的专业，我放弃了去那几所学校读研究生的机会。
我始终坚持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依次明白两件事情：第一，我将何去何从？第二，我将与谁同行？那时正值大四的春季学期，一个月后就要毕业了，我已经知道我将与谁同行，却不知道何去何从。
幸运之神意外降临。距离毕业只剩三周时，马斯洛突然收到卫斯理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戴维·麦克莱兰的一封来信。为了给本科课程配备助教，麦克莱兰开设了一个小规模硕士专业，但当年居然没人申请这个专业。焦急万分的麦克莱兰写信给马斯洛，问他那里是否有聪明好学、目前又尚无深造计划的心理学专业学生。马斯洛把这封信钉在他办公室外的公告栏上，立刻被薇拉注意到了。她一反平日的淑女风范，一把从公告栏上撕下信飞奔着找到我，把信递给我说：“亚伯拉罕就是想让你去！这个研究生名额简直就是为你而设的！”我想了想回答道：“也许真是这样。我不想当心理咨询师了，如果去卫斯理，我也许能学到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大学老师。”
我立刻给麦克莱兰打电话。几天后我和薇拉借了一辆车开到卫斯理，和他谈了一个下午。我们相谈甚欢，他不仅当场给了我一个兼职的助教职位，还答应让薇拉在他的实验室里专职做研究。我们顿时有了经济保障，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结婚了——除了弗雷德舅舅。
母亲虽然喜欢薇拉，但她更看重长期的经济保障。薇拉不像芭芭拉那样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因此母亲对这桩婚姻有些担心。她向姨妈们吐露了心事，于是范戈尔德家族决定再次召开家庭会议。会议仍由弗雷德舅舅主持，他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后对我说：“我认为你犯了大错。出生背景相同的男女结婚，彼此都很辛苦。而且薇拉出生在国外，她是匈牙利人！谁知道她父母是什么人呀？而且他们都不住在美国。她没钱，也不可能继承任何遗产，你也一样。”
自从我离开家去念大学并有了不错的发展后，就不常跟舅舅和姨妈们碰面了。弗雷德舅舅的潜台词是，在他们眼里我依然是那个无能的小男孩，永远不会变成神奇小队长。
弗雷德舅舅再次给了我错误的建议，娶薇拉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但如果麦克莱兰的信没有及时到来，我猜自己可能会去当兵，一边打发日子，一边思考自己的未来。没有明确自己的职业方向之前，我不会娶薇拉，至少在那个时候不会，也许我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职业道路。借用莱奥·齐拉特的故事，我可能会错过成功逃亡的列车。
毕业那年夏天，我和薇拉把俩人微薄的积蓄凑起来买了第一辆车。以前在里维尔一起打棒球的一位发小如今当了汽车修理工。他给我们找了一辆破旧的纳什车，售价仅140美元。他说汽车的内部性能良好，就是变速器坏了。他自告奋勇到附近所有废弃汽车场搜寻，看能否找到一个性能良好的变速器。几天后他赶过来，举着一个油乎乎的东西大喊道：“找到了！35美元！”随即他熟练地帮我们安装好。从那以后，薇拉就把那个变速器称做她的订婚戒指。
婚礼十分愉快，但没有按照常规仪式举办。按范戈尔德家族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场很糟糕的结婚仪式。他们喜欢奢华的结婚典礼，男式晚礼服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女式晚礼服、众多女傧相、6道菜的宴席和5人乐队，一样都不能少，即使新娘父母没有能力支付宴席和乐队费用也要勉力为之。平心而论，范戈尔德家族对结婚仪式的看法在当时相当普遍，但我和薇拉选择一切从简。我们并不是故意跟家里作对，也不是故意逆潮流而行，只是坚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完全摒弃了奢侈的念头。我们只想结为夫妻，仪式和婚宴并不重要。最后双方各让一步，我们在母亲家客厅举办了一场招待会。舅舅、姨妈和朋友们齐聚一堂，喝点杂牌酒，吃点熏鲑鱼、面包圈和海绵蛋糕。亲戚们早早地就离开了，朋友们却待了很长时间。
但最重要的还是结婚典礼，庄重的典礼中竟意外出现了诙谐的小插曲。外公本·范戈尔德坚持结婚典礼要由正统的犹太拉比主持。这虽不是我们的首选，但我们也不想跟家里人把关系弄得太僵，因此欣然接受了。外公出于对我们“新式婚礼”的迁就，特意找了一位年轻的拉比。他说：“我想你们不会愿意让一位弯腰驼背、白胡子一直拖到膝盖的老叫花子来主持婚礼。”外公选的教士果然年轻，我们的婚礼是他的处女秀。只见他战战兢兢的，话说得结结巴巴，还不时停下来慌慌张张地把手伸进口袋里掏讲稿。我斜着眼看了一眼贾森，这位伴郎此刻紧咬下唇，脸憋得通红，差点忍不住笑出来。贾森的古怪模样把我逗乐了，结果引发了连锁反应，薇拉忍不住哈哈大笑，握着婚礼遮蓬杆的朋友们也跟着笑起来，遮蓬被弄得东倒西歪，只有弗雷德舅舅一直保持着严肃的表情。
秋季学期即将开学，我和薇拉没时间度蜜月，结婚第三天就赶往卫斯理大学。我们驾驶着那辆纳什老爷车，从里维尔一路开到米德尔敦。老爷车虽然卖相不佳，却把我们顺利带到了目的地。棒球队的发小没说大话，在米德尔敦的日子里，它一直出色地为我们效劳。
[1] 约琴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极端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