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必然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必然要产生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人的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在荣格看来，潜意识内容（特别是阴影、阿妮玛和阿尼姆斯）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能发生投射，而要把这些潜意识内容整合在一起，就必须进行投射。也就是说，发现这些精神内容的实质，并且使它们之间和谐一致，对于一个人心理的成熟至关重要。
我们知道，荣格不赞成弗洛伊德把性爱看作人的心理活动的唯一动力。在人际关系理论中荣格坚持的同样是他独具特色的分析心理学观点。但是，由于对荣格思想的理解不深，经常有人把性爱的关系能力和情感的评价功能混为一谈，以至于对荣格的思想产生了一些误解。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把二者的异同加以澄清。我认为，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是尊重对方。所以，有区别的情感比其他功能对人际关系所起的作用都要大。但情感并非都是与性爱有关的，尊重与性爱关系并不是同义的。尊重是指一方对另一方而言，包含着神汉的精神内涵。而性爱则是赤裸裸的生物本能，尽管其中可能也有情感的成分。人际关系是由各种复杂的相互作用促成的，情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正如目前仍健在的第一代后荣格分析心理学家黑尔曼（J.Hillman）所解释的，情感既可包括积极的鉴赏，也可包括评价，而且评价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所以，情感可以使评价人脱离对方，因而可能无助于使双方结合的性爱。
人的心理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有前进也有后退。而人际关系就像是增速剂或延缓剂，对人的心理发展，尤其是对个性化的发展影响很大。尽管荣格承认人际关系（包括性关系）在个性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荣格对此所做的专题著述甚少。不过，从一些著作中仍然可以见到他的某些有关的零星论述。
1.童年经验的影响
荣格虽然不赞成弗洛伊德关于童年期性欲的观点，但他同样很重视童年生活对人的一生发展的影响。在荣格看来，成年人的人际关系基础是在童年时期奠基的。在儿童出生之初，婴儿最早的人际关系是对哺育者兼保护人（通常是母亲）的体验。除了饮食、冷暖和解除他的各种痛苦之外，婴儿还需要与他人有身体的接触并获得温情的体贴、情感上的融洽相处。无论饮食如何丰富和对儿童身体的照顾多么好，一个在情感上遭到冷落的儿童更有可能发生夭折或严重发育不良。当然，哺育儿童的人不可能完全满足孩子的一切需要，因而儿童觉察到的这种不满足感则有可能在未来生活中产生问题。当儿童长大成人后，他常常会把这些问题投射到朋友、爱人、情侣、孩子，甚至亲戚朋友和同事身上。这种投射可以表现为竭力从其他人身上索求“母爱”或向他们提供“母爱”（例如，有的人喜欢照料或支配别人，而有的人则喜欢处处受到别人的呵护或指使），甚至有人还试图从其后代身上得到母爱。这就是对儿童时期母亲照料自己的那种形式的投射。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父亲一直被视为家庭生活的支柱。童年时期与父亲的关系受挫会使一个人寻求做一位强者，或试图扮演类似自己父亲那样一位盛气凌人的长辈，以权威和强力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行为。
提供哺育作用的家长（母亲）和作为家庭生活支柱的家长（父亲），会在儿童的心目中永久地铭刻下荣格所谓“母亲原型”和“父亲原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儿童，在其潜意识深处都会有父母给他留下的某种消极或积极的影响。当儿童长大以后，遇到合适的情境，这些原始的动力就会被激活，从而使人的境况变得紧张起来。当然，这种加剧的紧张可以有积极和消极两种作用。当一个已成年的人能利用原型提供的内在力量时（例如，他的心灵深处的“内在母亲”找到满足自己需要的正确途径），这种紧张就是积极的。原型消极的表现是，一个人认为他人具有无上的权力，自己只能服从。这是童年时从父母行为中获得的印象。
大量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揭示了童年早期经验对后来人际关系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我们已经熟知，弗洛伊德认为男性儿童更容易被母亲所吸引，女性儿童则更容易被父亲所吸引，这是俄狄浦斯情结和伊莱克特拉情结的心理表现。而荣格则认为，无论哪种性别都可以有一个积极的或消极的父亲或母亲情结，关键要看哪一方对他的影响更大。
那么，人们可能会问，弗洛伊德和荣格都是精神分析的大师，他们的观点究竟哪一个对呢？其实，真理很可能就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观点之间。荣格去世之后的近几十年来，很多心理学家一直在力图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证明他们的论点。在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心理学家埃龙及其同事们的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都趋向于和这样一些人结婚，他们感到与这些人的关系类似过去他们和自己母亲的关系，研究对象是一个随机选取的样本。“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研究人员与设在多伦多市政厅内的结婚登记处等候领取结婚证的伴侣们进行了接触。研究者要求每对夫妇的每一方独立填写一份一页纸的调查表，并要求他们填写完毕后立即交送研究者。拒绝合作者、文盲或不懂英语的人没有包括在内。”[1]被试包括46名男子和52名妇女，他们都与双亲生活到10岁以后。每一个被试都按要求在四点量表（从不、偶尔、经常、几乎总是）上选出一个最能反映他们与父亲、母亲及未来配偶关系的一点。例如，要求被试对“任何话题我们都谈得来”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选择性回答。研究者曾预料，男性被试与其母亲的关系和他们未来妻子的关系会很相似，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对弗洛伊德观点的支持。但研究结果表明这种相似性的可信度只有0.10显著性水平。就是说，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学说。对于女性被试来说，她与未来丈夫的关系及其与母亲的关系之间的可信度则达0.05的显著性水平（尽管事先未曾预料到这种相似性）。这表明女性在相当大可信程度上都与母亲保持重要的关系，母亲的影响无论对男孩还是对女孩都是很大的。
关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除人所共知的相互攻击之外，心理学家们（包括荣格学派和弗洛伊德学派）的实验研究很少。但是，根据大量的心理治疗观察，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似乎对成年人与伙伴们——配偶、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成年后的某些行为，如爱慕、果断、合作、竞争等的影响特别明显。
2.人际关系的形成
从童年时代起，儿童除了和父母建立亲情关系之外，还要逐渐和周围的其他人建立各种人际关系。走向社会之后，人与人之间更是存在着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知道，良好的人际关系一般开始于交往双方的互相吸引。用荣格的话来说，它表现为喜欢对方积极的心理“投射”。如果没有这样的投射，人们不会有足够的兴趣相聚在一起，更不愿意为貌合神离的相处，但又不得不共同解决在长期关系中都会存在的矛盾付出代价。显然，人际吸引是形成人际关系的前提条件。那么，是否能找出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吸引的原因呢？阿奈斯特曾试图用荣格的功能类型来回答这个问题。他所选取的被试是在西华盛顿州立学院修心理学概论课程的110名女生和98名男生。根据梅-布类型指标测验的结果，这些学生分别被确定为感觉-直觉型和思维-情感型。然后他又要求这些学生根据对下面四类情况的描述，说出他们对小说和新闻媒介报道中的男女英雄的喜爱程度。这四种情况基本反映了荣格提出的四种类型的结合：（1）求实-有逻辑性（感觉-思维型）；（2）爱交际-待人友好（感觉-情感型）；（3）智力发达（直觉-思维型）；（4）机智（直觉-情感型）。这些描述是从梅-布类型指标手册中提炼出来的。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都喜欢与自己相似的小说中的男女英雄。在三种情况下（男性对于女英雄，女性对于男英雄，及女性对于女英雄）显著性水平仅为0.10.这个研究有力地说明，人际吸引是与自己的心理喜爱程度相关的，性别差异和性爱并不是决定人际关系密切程度的因素。
这个实验研究阐述的男英雄和女英雄表达了在积极意义上的吸引。但是，荣格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吸引还可以建立在心理不完美（imperfection）的基础之上。他说：
“人际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分化与完善的基础之上，因为分化和完善只是强调了差别，或者唤起的却是相反的结果；相反，人际关系恰恰是建立在不完善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最孱弱无助和需要支持的东西之上——这是依赖性的根本基础和动机。心理完善者无须别人相助，而弱者则不同，因为他要寻求支持，而不愿意向他的伙伴提出挑战，迫使他处于劣势的境地。”[2]
除了最初的相互吸引之外，人际关系的发展还要求停止投射，也就是说，随着交往双方相互接触的增加，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意象会发生改变。这个过程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对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方面令他喜欢，而另一些方面则让人感到厌烦。如果那些使他讨厌的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人际关系就会发生夭折。相反，如果他喜欢的方面占主导地位，相互间的感情、爱慕和关心就会得到加强，在异性之间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有可能使人际关系升华到爱情关系。
投射的停止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心理发展状况。佩里曾对此做过恰当的评论：“只有一个人的自我意象发展到足够的水平，他才能真正像别人对自己的感受那样，来客观地感知他人的自我。”这就是说，在儿童时期，人际关系的发展主要以心理投射为基础，父母和家庭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最大。随着儿童身心的发展和交往范围的扩大，人际关系的形成也会有许多新的方式，其中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往往成为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是，人际关系的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相互吸引和投射的停止。有时候一方或双方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只是部分投射，这同样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因为在荣格看来，这种意识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使两人都表现得谦卑一些，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之间的接触更具有情绪色彩，因而也更容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积极投射看来能有利于关系的建立，而消极投射则可能成为建立关系的一种障碍。的确，荣格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基本趋势，即某种态度类型的人可能会藐视相反态度类型的人。但是，这毕竟只是荣格自己的假设，或者充其量是根据他自己的体验或对他人的观察而得出的一种未经检验的看法。后来，泰勒（Tay-lor）的一项研究对荣格的这种假设进行了反驳。泰勒用梅-布类型指标和经过修改的拉恩斯（Ryans）的《课堂教学观察记录量表》对在六个班选修人类发展课程的156名大学三年级学生进行了测验。六个班的任课教师只接受了梅-布类型指标测验。对每个教师和学生所做的梅-布类型指标测验都用四项指标计分：外倾-内倾，感觉-直觉，思维-情感及判断-知觉。课堂观察记录表得出的分值表明了学生心目中的理想教师与实际任课教师的差别，此量表的信度系数约为0.91（根据霍伊特信度估计方法）。当对学生心理类型与教师心理类型之间的差异与课堂观察记录量表进行相关性检验时，二者之间并未发现显著联系。这表明，和那些与教师不属同一类型的学生相比，与教师属同一类型的学生并不对教师持更积极或更消极的态度。
前面所用的人际关系一词是指两个人之间自愿建立的任何密切关系，是一种比较广义笼统的人际关系。但是，荣格对人际关系做了区分，他把主要建立在投射基础上的关系称为“情绪联系”，而把他认为是真正的关系的人际关系称为“心理关系”。在他看来，心理关系是一种“有意识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投射已部分停止，双方互相欣赏、理解和适应，他们依据的相互之间的心理现实，而又不会失去自己的个性化。由此可见，荣格虽然非常重视潜意识的作用，但在人际关系问题上他也同样强调高度的意识对每个人都是必要的。他说：
“如果两个人都处在潜意识状态，那种称为心理关系的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他们之间并无任何关系可言，而从任何其他观点来看，例如从生理学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关系看作心理关系。必须承认，尽管我假设的某种完全的潜意识不会发生，然而部分潜意识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存在的。所以潜意识存在的程度限制着心理关系存在的程度。”[3]在这里又一次显示了荣格关于意识和潜意识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心理发展的倾向。或许这就是很多人既认为荣格神秘莫测，又觉得他说的话确有一定道理，因而抱着既敬畏又好奇的心情对他的观点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时人际关系会因具体的心理问题而出现推迟或受到阻碍。冯·弗兰兹的研究发现：那种依恋型的男性很难与女人建立某种关系，这是因为他过于依恋自己的母亲。他企图从每一位女性身上找到自己母亲的意象。这是一个完美女性的意象，她没有任何缺点，她会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每当他被一位女性迷住时，他不久就会发现，和他所依恋的母亲的意象相比，这位女性是平淡无奇的，于是关系破裂，两人不欢而散。他只好如此循环下去，把自己母亲的意象投射到一个又一个的女性身上，但总是无功而返，长此以往，焉有不得神经症的道理。
3.友谊关系的发展
荣格对人际关系的理解遵循的是他的分析心理学理论。按照荣格的人格类型理论，外倾型的人特别喜欢社交。在其生活中注意的中心常常是外部客体，因此，外倾型的人容易与人保持友谊关系。为了验证荣格的这一假设的正确性，学者们对于人们愿与自己属同一类型者交朋友的倾向进行了研究，但是，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相似的但并非最终的结论。例如，根据格雷和威尔赖特的心理治疗临床观察，朋友之间属于同一心理类型者居多。奥斯古德（Osgood）为了按照荣格的人格类型理论检验朋友之间的关系，征集了71名志愿被试（46名男性和25名女性），他们的年龄全都超过了24岁，并且在当地居住过两年以上。被试从事不同职业，研究者要求每个被试填写两份自陈式量表：梅-布类型指标和奥斯古德自己编制的《友谊联系识别表》。后者曾做过四次修改，是专为这项研究而制定的，它是一种自察、自陈式量表。这个量表给被试提供了一个评价友谊的标准以及判断何种友谊最有意义的度量工具。量表要求被试根据标准列出自己的朋友，然后对这些朋友进行评价并分辨出每一种友谊的类型。共列出三种友谊联系：全方位友谊联系、特殊的友谊联系和潜在的友谊联系。在全方位友谊联系中，让每个被试把关系最密切的两位朋友排列在前面，对他们又进行了梅-布类型指标测验，从随机选出的每一对被试的梅-布类型指标的原始分数中，计算出一个相似指数序列表。研究结果表明，两组之间差别很小，而且在统计学上差别不显著，被试与朋友组成的一组在心理类型方面相似性较高，而不论他们是内倾者还是外倾者。换句话说，内倾型的人和外倾型的人一样，也喜欢保持友谊。尽管内倾型的人比较内秀，不善言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友谊，或者友谊不深厚。这样，格雷和威尔赖特从临床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并未得到证实。
按照荣格的人格类型理论，外倾者可能会更重视维持友谊。奥斯古德还是用上述研究中的71名初试对这一假设做了检验。每个被试在奥斯古德友诊联系表上列出其友谊联系的总数，然后分别计算出各种联系出现的频数以考察这些联系之间的差别。结果发现，两种不同类型之间并未显示出任何显著的统计差异。也就是说，内倾者与外倾者在发展和维持友谊方面表现相似。因此，如果内倾者像平时人们认为的那样拙于交际的话，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朋友数量及密友的数量少于外倾性格者。
荣格还曾假设，某一种态度类型的人通常不喜欢具有相反态度类型的人。但是，泰勒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同一态度类型和不同态度类型的人之间同样可以建立友谊关系，两者之间并未表现出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显然，这些研究都对荣格的假设提出了挑战。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支持荣格这类假设的研究要远远少于批评他的研究。尽管如此，我们目前仍然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认为这些研究的结果就是最终的结论。因为荣格的观点也是在他的心理治疗实践中得出的，也具有实践的依据。要想证明或推翻他的论点，恐怕还需要做大量的调查和实验研究。
4.婚姻关系的确立和发展
婚姻关系通常是异性之间友谊关系发展的产物，随着友谊的进一步深入，后来发展成为相互忠诚的人际关系，按照荣格的观点，婚姻关系的确立通常开始于相互之间的阿尼姆斯——阿妮玛投射。但是，婚姻关系要想得到健康发展，仅仅依靠投射显然是不行的。实事求是地看待和评价对方，而不是把对方看作他或她的阿尼姆斯或阿妮玛的化身，才能使婚姻关系稳步健康地发展。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独特而完整的发展过程。随着一个人的逐渐成熟，他或她开始意识到对对方提出的要求可能非常不现实，或者缺乏一贯性，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注意在自己身上培养有益的气质。所以，他们可能放弃过去向对方提出的一些要求。根据威尔赖特的研究，在人的后半生，也就是当孩子们长大成人离开家庭以后，夫妻独立相处时，投射的停止尤为重要。如果这时候仍然把自己对父母的依恋投射到对方身上，那么，婚姻的破裂将是迟早的事。
荣格关于婚姻的论述散见于不同的地方，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婚姻的文章，名为《作为心理关系的婚姻》。在这篇文章中他的假设是，婚姻者双方早期的经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对后来的婚姻关系都有影响：
“在大多数情况下，婚姻一方要比另一方能更快地适应婚姻生活。曾与父母有积极关系的一方会感到适应困难较少，或者根本就没有适应困难，而另一方则可能被深深地埋藏在潜意识深处的与父母关系的纽带所困扰。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才能完全适应对方，正因为这种适应来之不易，它甚至能够更稳定持久。”[4]
在荣格看来，顺利的婚姻可以建立在双方在人格方面的差异上。这些差异可能在生活的不同方面对另一方有利。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互补型的夫妻，一方的不足被另一方的人格类型特点所补足，可以使婚姻关系牢固持久。按照荣格的解释，就是把一方“包容”在另一方之中。他说：“现在可以利用的经验是如此之多，使较单纯的人格被这种经验包围着，甚至有可能被吞噬掉。他被较复杂的另一方吞没，如堕烟海，找不到出路。几乎称得上司空见惯的情况是，妻子在精神上完全被丈夫所包容，而丈夫则在情绪方面完全被妻子所包容。这可以描述为‘被容纳物’与‘容器’之间的矛盾。”[5]
在这里，荣格所谓“包容”似乎是指为生活中某一领域确定基调，甚至是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荣格所说的“在精神上的包容”指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指逻各斯，也就是生活的结构、意义和理念世界。这种关于男女关系的观点反映的是20世纪前25年间欧洲人对婚姻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当时占压倒的多数。荣格和他的妻子埃玛·荣格很可能在婚姻初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后来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以至于二人有了共同的事业方面的兴趣。所以，荣格对婚姻关系的这种看法仍然是和他对自己的体验，以及他对生活的观察密不可分的。
那么，心理学家们对荣格的这种观点又是怎样研究和评价的呢？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目前至少有三项研究试图回答“在一般情况下”丈夫与妻子之间倾向于相类似还是倾向于有差别的问题。最早的研究是格雷在20世纪40年代末做的。他运用格-威量表对271对已婚夫妇测验的结果表明：15%的夫妇在态度（内倾型或外倾型）及两种主要功能（思维或情感，感觉或直觉）方面相似；另外有38%的夫妇在以上三个方面中的两个方面相似（如二者都是内倾型或直觉型），但在另一个方面则不同（如一方是思维型，而另一方是情感型）。这样，两者数量大致相等：53%的夫妇相似之处多于不同之处，42%的夫妇不同之处多于相似之处。不过，当时格雷的研究没有给出统计的显著程度，所以无法进行统计学上的分析和解释。
20世纪70年代，威廉姆斯（Williams）把梅-布类型指标用于同一目的。她的测量包括四个维度：格-威量表的三个维度加上判断-直觉维度。研究者把在梅-布类型指标中做出同样两项或三项选择的夫妇的比例与单凭机遇形成的比例做了比较。检验的统计结果显示，有一项共同选择的夫妇的比例比预期的比例显著降低（18%而不是25%），有四项共同选择的夫妇的比例则显著地高于预期的比例（24%而不是7%），这样一来，58%的夫妇有两项或三项共同的选择。
第三项研究是路易斯（Louis）做的，他选用的方法是赫兹曼墨迹测验法，并根据荣格的类型特征来计分。路易斯发现，夫妇趋向于同属内倾型或外倾型人格，然而，其中一方可能常常在思维功能方面占优势，另一方则在情感功能方面占优势。在知觉功能方面，他没有发现夫妇之间有任何固定的模式。所有这些实证研究都部分地支持了荣格的观点，但同时也说明，在某些方面荣格的假设并不完全正确。
上述三项研究表明，人们在选择配偶时，往往有一种倾向于在人格类型方面相似和差异互相平衡的趋势。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发现，相似和差异在夫妻双方的关系中是并存的，共同的方面使双方的相互交流成为可能，相异的方面则可能激发热情与兴趣，并且提供可以用来交流的东西。因此，绝对的类型相似和相反的夫妻恐怕也是难以持久的。威廉姆斯曾试图对这个假设进行实际的检验，她所使用的方法是调查相似类型与不同类型夫妇的婚姻适应程度。她在一家刊物上刊登了一个“对丰富婚姻生活方面的信息感兴趣的婚姻幸福夫妇们”的广告，取得了一个由200对已婚夫妇组成的样本，用《洛克-华莱士短期婚姻适应量表》对他们进行测验。双方选择的相同类型的数量与短期婚姻适应测验的得分之间并未发现统计上有显著的联系，但大体的趋势与假设比较一致。与分布在两个极端的类型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的夫妇相比，有一项、两项或三项共同爱好的夫妇趋向于能更好地适应婚姻生活。这项研究是由200对夫妇组成的样本，研究者又把被试细分为若干类。如果能够用一个较大的样本进行研究或许会取得更完整的结果。
另一种衡量婚姻适应状况的方法是看婚姻得以持续还是中途离婚，研究结果并未发现类型相似和不同的夫妇在这方面有差别。换句话说，现代社会中离婚率增高并不是由于类型相似或相异，而是存在着其他的原因。布莱德威（Bradway）和戴特洛夫（Dayl off）运用格-威测验量表对28对离婚的夫妇和72对婚姻仍在持续的夫妇进行了测验。研究者试图弄清楚夫妻双方在态度类型及两种功能维度方面（思维-情感和感觉-直觉）一致还是不同。结果发现，无论是对每个维度进行单独考察还是把三项综合起来考察，他们都没有发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
那么，现代社会中婚姻问题不断，离婚率逐年升高，其原因究竟何在呢？在我看来，婚姻中许多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有的是夫妻双方气质、性格、爱好、习惯等人格因素，有的是双方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因素，还有的是由于家庭的影响和身世的不同等。荣格从心理类型学的角度发现，婚姻双方在人格类型方面太相似还会产生另外一些问题。他说：“有一次，一对看来是‘天生一对’的夫妇来向我咨询，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端详着这两个人时，我暗自揣摩他们来我这里的原因。他们好像在每一方面都非常般配，我很快又了解到，在物质生活方面他们也是应有尽有。后来我终于认识到，问题恰恰在于他们二人太相配了，这使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中没有一点紧张空气。他们的步调如此一致，使人什么也感觉不到——这种处境与另一种极端情况的双方完全不相容是同样荒谬的。”[6]在现代社会中，一些年轻的夫妇或初涉爱河的情侣们有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所谓没有激情，没有“触电”的感觉或许就是指这种过分平静的婚姻关系。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婚姻也是需要进行调整的。热爱生活的夫妻应该学会经常给生活增加调味品，使生活常变常新。但是，这种观点也并非适合于所有的夫妻，家庭生活也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请你耐心地读下去。或许荣格的观点能给你的读书生活带来某种启示。
根据荣格的观点，婚姻的问题常常是由于妻子的阿尼姆斯的消极作用。当丈夫的阿妮玛造成一种不愉快的生活气氛，而妻子试图适应这种无法适应的情形时，稍稍有误就会遭到丈夫责难。这是一些渊源已久的关于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是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父权制观念发展的产物。这种传统观念认为，女人应对婚姻关系的健康负主要责任。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以来，这些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正为一种新的意识所代替，即家庭的气氛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形成的。在迅速迈向现代化生活的我国，尤其是在一些大中城市中，甚至开始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妻子成为家庭生活的主宰，而丈夫则听命于妻子。在社会转型时期，很多传统的观念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发挥作用，而新的价值观可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婚姻问题也会由于种种的不适应而频繁发生。
另外，投射现象不仅对婚姻的持续很重要，对分居和离婚也同样重要。一个人曾对对方有过相当多的投射，但是，当他不再与对方共同生活时，这些投射仍会继续存在，不会因对方现在的情况而受到威胁。因此从心理发展的角度考虑，在做出离婚的决定之前，尽可能深入彻底地探讨所做投射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有些夫妻离婚之后又再次结婚，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反而觉得新婚的丈夫或妻子还不如原来的配偶。于是，新的婚姻问题再次出现，这实际上就是投射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有些婚姻发生问题的夫妻发现，他们之间的问题在于双方看待世界的方法不同，究其根源，实际上仍然可以归咎于他们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功能类型。一些研究发现，用某一种荣格类型测验配合以婚姻咨询，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因观念不同而造成误解的原因。有时可以通过读一本有关的书或者做一项有关的测验，使一对夫妇懂得他们二人属于不同的心理类型，从而帮助他们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心理咨询和治疗中，荣格的很多成功案例就是这样获得的。
现在，我们翻开市场上出版的大部分关于婚姻的论著，就会发现人们似乎认为婚姻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幸福。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狭隘的婚姻观。谷金布尔（Gu Kimble）和克莱格（Bleger）根据荣格的思想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个性化才是婚姻的目的。在家庭生活中，一个人不应该要求自己的配偶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样，竭力改造对方，让对方适应自己。恰恰相反，夫妻双方都应该致力于在自己身上培养那些他或她期望对方具有的素质，如理解、豁达、有力量、提供保护、稳健、具有冒险精神等。如果我们的这本书在这一方面能够给当代的夫妻们一点有益的启示，我想，困惑现代人的家庭生活危机和问题也许会得到部分的解决。显然，幸福和美满不能再作为婚姻的基础，通过一些别的方法能够更好地获得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谷金布尔和克莱格的这些观点是应该加以考虑的，而且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婚姻成为一个人实现个性化的途径，那么，在享受实现个性化这个伟大而甜蜜的果实以前，他肯定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5.群体关系及其冲突
前面说过，荣格本人对人际关系的论述较少，他主要是在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发现了一些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案例，然后根据他的理论假设进行了经验的论述。现在，崇尚实验研究的心理学家们试图用实验研究来证实或推翻荣格的假设。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用于检验荣格关于人际关系设想的研究比较少。就是这些少量的研究也几乎都是探讨家庭内部关系或家庭外的一对一的关系。当然，基尔曼（Kilman）和泰勒的研究是一个例外，这是对荣格关于群体人际关系理论的一种实验验证。他们根据梅-布类型指标划分了不同态度和功能类型的人，研究他们对某种群体环境——一个群体训练“实验室”——的反应。被试是企业管理专业的92名研究生（男85名，女7名），他们分别在一个长达12星期的学期中参加了群体小组的活动，每个小组由6~8人组成。小组的训练旨在帮助成员互相熟悉，练习相互提供反馈，以及培养相互协作和信任。研究者事先的假设是，那些外倾性格、情感型和直觉型的人会更容易适应实验室的活动，而那些内倾型性格、思维型和感觉型的人则容易对实验室的活动反感。这两项假设在实验室中都得到了证实，显著性水平为0.001.这说明，至少在这样的环境中，情感和直觉占优势的外倾型的人看来对群体的人际关系更容易适应。
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无论是一对一的关系还是在家庭和其他群体中的关系，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冲突及其解决方式。基尔曼和托马斯（Thomas）参照荣格的类型分类，对冲突在人的功能发挥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他们对86名研修管理行为科学课程的男研究生进行了梅-布类型指标测验。之后不久，这些学生又接受了一系列其他测验，他们用于调查冲突处理方式的量表有三种（《霍尔处置冲突调查表》、《劳伦斯和洛奇谚语集》、《托马斯-基尔曼方式量表》）。研究的结果表明，感觉型与直觉型之间没有发现显著差异。但是，思维-情感型的人却显示出有差异。情感分值较高者倾向（在三种检验中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1、0.01和0.05）贡献多于索取。同时还发现，情感型的人较少武断，更乐于与别人合作（信度的显著性水平为0.05）。在这一方面，最一致也最有意义的结果是情感型的人比思维型的人更具有宽容精神。
在外倾-内倾维度方面最强烈、最一致的相关研究发现，外倾者更倾向于努力寻求完全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外倾与武断及合作二者之间的相关并不太密切。
6.人际关系与性爱
由于弗洛伊德对性爱谈论很多，荣格可能认为熟知弗洛伊德的读者们对此已相当熟悉，因而较少从性爱的角度讨论人际关系。但是，《大学生的爱情问题》一文则是一个例外，在这篇文章中，荣格论述了当婚姻必须推迟时两性之间发生的性爱的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这类情况在欧洲青年中是比较多见的，甚至包括许多经济上尚未独立的学生。在这篇文章和散见于其他论著中的有关论述中，荣格认为性爱是人的一种本能，所以是极为重要的。但他认为性爱的意义不仅是生理要求，他还把它看成是心理的，甚至是创造性的。荣格把性爱描述为：“一种寻求表现的力量，因此对性爱不可轻视，也不可强行使它遵从我们的那些出自善良意愿的道德规范。性爱不仅仅是一种本能，它还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创造性力量。这种创造性力量不只是我们个人生活的一个基本动因，而且也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7]
尽管荣格从未提出把他的人格理论与性行为联系起来的假设，但艾森克却就内外倾性格与性行为的关系提出了一些设想，他援引了两位德国学者汉斯·吉斯（Hans Keith）和冈特·斯密特（Gunter Schmidt）的研究，并报告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德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外倾者性生活更为频繁，不同的性伙伴也较多，而女性外倾者较容易达到性高潮。艾森克的研究划分了“正统宽容者”与“正统基督徒”。结果表明，外倾者爱抚和性交的次数都比内倾者多。因此，他得出结论认为：
“两种非病理意义上的性调节方式，即外倾的与内倾的方式，往往以某种非常有意义的方式互相对立。外倾者对性生活采取正统宽容，不刻意选择的态度，他们经常更换性伙伴，并能在频繁的性生活中保持健康的情欲；而内倾者则采取正统基督徒的态度，他们强调节操和忠贞，贬低生理因素的意义。
“发展到极端，这两种方式就分别变成了情欲狂和清教徒。但是，如果这两种方式都不过激，那么，它们都可能成为有效的调节方式。”[8]
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其研究结果也不是最终的结论。只有在经历了实践的考验，获得充分的科学证据之后，我们才能说，荣格的这种假设是有道理的。
另外，性爱通常是在异性之间发生的，但是，同性恋则是在同性别的人们之间出现的一种不被社会所认可的异常心理现象。“同性恋”（homosexuality）一词是德国医生本克特（Benkert）于1869年创造的。这个词描述的意思是，对异性人士不能做出性反应，却被与自己同性别的人所吸引。在今天的医学上，同性恋、异性恋和双性恋，被认为是不同类型的性倾向，其定义是：“持久地对某一特定性别的成员在性爱、感情或幻觉上的吸引。因此，同性恋指的是对与自己同性别成员基本的或绝对的吸引。”荣格对同性恋所谈甚少。但他曾推测，在男同性恋者身上异性爱的力比多往往与母亲交织在一起，使其不能与女性进行性生活。在他们身上，男子汉气质未得以充分发展，就是说，他们部分地意识到自己是男子汉，但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却潜藏着自己是异性的观念，因而他们倾向于进行心理投射，而投射的对象也是男子。凯特纳（Ketner）的研究发现，同性恋者对生殖器有超乎寻常的兴趣，这个发现支持了荣格关于同性恋者与母亲密切联系的理论。因为对生殖器的兴趣也是对古代关于伟大母亲原始崇拜的一种表现，谷金布尔-克莱格指出，对于某些同性恋者来说，同性恋实际上是自恋的一种表达方式。
荣格对女性同性恋所谈更少，但他的基本看法是，许多女性同性恋者企图在伙伴身上寻找母亲。但实际上，这个假设和荣格对男性同性恋者的推测一样，似乎只适用于部分人，而不适用于所有的女性同性恋者。
由于荣格学派的分析心理学家们对于同性恋没有进行经验研究的兴趣，因此我们必须察看其他人目前进行的研究。对荣格的这些理论观点，谷金布尔-克莱格已开始加以修正。他向同性恋是一种异端行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任何有助于密切人际关系的理论和行为都是有益的。但这种观点目前还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对于我们了解性生活而言，荣格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对性爱所表现的象征角色的认识。性交是一种具体经验，可以作为一个最高层次的异性结合的象征。性交引发的受精亦会达成双方在情感上和理智上的进一步结合，其特点是建立了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
7.人际关系与个性化
我们花费了这么多的篇幅来论述荣格的人际关系理论，以及一些对此感兴趣的心理学家所做的实证研究，最终的目的是想说明，人际关系发生在不同的场所，每个场所中的人际关系都会对人的心理发展提供众多的机会或带来一定的问题。其中，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促进个性化进程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社会实践所证明。按照荣格的观点，个性化是心理健康者的标准，是人的自我价值的最高实现，尽管人们很难做到完全个性化。但是，要使这一种可能性部分地变成现实性，人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建立一种真正的心理关系。我们知道，个性化过程是贯穿人的一生的发展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婚姻和家庭生活占据了绝大部分。因此，个性化过程中任何人际关系所扮演的角色，都与婚姻情境有相似之处。而非婚姻关系一般缺乏婚姻关系的深度和性爱的成分。另外，非婚姻关系也容易中断。因此，这些人际关系中个性化的动机通常也弱一些。
除此以外，人际关系并不总是能够促进个性化。如果一个依赖性很强的人长期依赖对方来弥补自己的缺陷，就是说，他总是利用童年时期的心理投射。那么，无论是他自己的个性化，还是对方的个性化都会受到阻碍。这种建立在投射基础上的依赖是与个性化相悖的，因而使人际关系中一方或双方的薄弱环节得不到充分发展。
总之，荣格关于人际关系的理论最初是建立在心理投射基础上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心的发展，投射应该部分地或完全停止，从逻辑上讲，最终的结果就是使人格获得彻底的独立，及由此而产生的消除人的互相依赖，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发展，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因此，荣格写道：
“即使……从其根源上来分析（作为替代真正心理关系的）投射——所有的投射也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消解或处理——病人对人际关系的要求依然存在，而且对这一要求应该予以满足，因为如果没有某种人际关系的话，他就会陷入空虚寂寞的痛苦之中。”[9]
显然，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应该是一个具有良好人际关系的人，而且，通过良好的人际关系，还可以促进人的自我发展，实现人的个性化。荣格正是通过他对这些看似普通而常见的心理现象所做的深邃而有洞见的探索，提出了不同于常识意义上的心理学思想，给后人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注释】
[1] A.Aron等，《与异性父母的关系和同伴选择》，载M.A.Mattoon,Jungian Psychology in Perspectiv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p.211.
[2] A.Aron等，《与异性父母的关系和同伴选择》，载M.A.Mattoon,Jungian Psychology in Perspectiv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p.211.
[3]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7卷，第325页。
[4]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7卷，第331页。
[5]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7卷，第331页。
[6] W.Mc Guire,R.F.C.Hull,《荣格言论集》，1977年英文版，第247页。
[7]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107页。
[8] 艾森克，《内外倾者与性爱》，载《今日心理学》，1971,4(8)，第51页。
[9]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6卷，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