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是一个有深邃思想的哲学家、思想家和心理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个精神病医生。他提出了很多艰深晦涩的心理学理论，很少有人能完全读懂荣格思想的真谛。但是，任何理论的提出都离不开实践。荣格的大多数理论都是从心理治疗实践中产生的。因此，心理治疗是荣格心理学理论藉以生长的沃土。
1.心理治疗的方法
荣格一直坚持个性化的人格理论，他始终强调自己并没有任何心理治疗的“方法”。因此他说：“治疗神经症的真正有效方法是个别治疗，由于这个原因，顽固坚持运用某一种理论或方法是根本错误的。”[1]显然，荣格的心理治疗方法是量体裁衣，其前提就是治疗的目的因人而异。分析者不是为病人治病的医生，而是一个“旅伴”。所以分析者在开始进行分析工作时，不要急于寻找某种方法，而是应该采取一种个体的方式，根据每位患者情况的不同甚至疗程的不同对治疗的方法进行随时修正。因此，荣格的心理治疗实际上是很灵活的。
荣格坚持心理治疗方法的灵活性，那么，他的后继者们又是怎样看待这条基本原则的呢？尽管在方法上有着微妙的分歧，但荣格学派的分析家们远不是目光短浅的人或在治疗中缩手缩脚的人。一项针对荣格学派分析学家所做的调查发现，在回答研究者对其心理治疗过程的问卷时，172名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分析家们表示，在对一半以上患者进行分析时，他们采用的程序是多种多样的。对答卷分析的结果表明，91%的分析者从事梦的分析，22%的人对患者进行自我剖析（如分析者自己的梦和情感），21%的人通过与病人建立相当密切的关系来提高疗效，15%的人分析日记及其他文字记录。读者不难看出，这些数字加起来远远超过100%，这是因为许多答卷者提到了不止一种方法。显然，荣格学派的分析学家们和荣格一样，基本上坚持了治疗方法的灵活性。
2.心理治疗的目标
荣格认为，神经症症状是患者的精神试图进行的一种自我调整，是患者在潜意识深处想要获得更完整人格的一种外部表现。当然，这种表现在常人看来是病态的。按照荣格的观点，它是以情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要是人格得到健康发展，就必须揭示情结的真实含义，使之与其人格的发展相一致。这样，荣格就为心理治疗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目标，这就是发展人格而不是治疗症状。因为症状的解除只是患者在整合情结、释放与更改心理能量时，人格得到发展的一种副产品。所以，分析心理学家应该帮助患者发展人格而不是治疗症状。正如荣格所说：“心理治疗的主要目的，不是使病人进入一种不可能的幸福状态，而是要帮助他面对苦难具有一种哲学式的耐心和坚定。”[2]心理疾病的症状之所以成为治疗的一部分，是因为它能揭示出一个更接近于健全的人格需要些什么。例如，症状可能指向情结，必须对这些情结加以整合以便使其得以发展。只要人格问题解决了，症状的消除也就随之出现。它常常发生在情结趋于整合，精神能量得以释放及重新调动的时候。
由此可见，荣格式心理治疗主要针对人的内心世界，但是，病人在客观世界中的生活却提供了治疗的环境。荣格说：“虽然我们集中一切力量来对付最具个人特点的个人问题，但我们治疗的成败取决于我们的病人来自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和他需要去适应一个什么样的环境。”[3]从这个意义来说，荣格的心理治疗又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个典范。
心理治疗的目的因人而异，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定义上讲，心理治疗的目的应该是治愈疾病。一些毫无荣格治疗经验的人批评说，这种治疗企图用领悟的方法来达到治愈的目的，而大量的临床的或定量的研究证据说明，领悟并非改变人格或行为的有效的方法。但实际上，这是对荣格心理治疗目的的一种误解。荣格式心理治疗并不依赖于领悟，而是充分利用患者有意识和潜意识的各种资源，以及分析者与患者的各种主客观心理因素，来实现患者在态度和情绪反应上的变化。
3.荣格心理治疗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的异同
荣格心理治疗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究竟有何异同，这是常常被人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先来说说他们的共同之处。其实，不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两者并无明显的区别。他们都赞成心理治疗应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和手段，不要拘泥于某一种具体的方法。他们都认为，不同的方法（如梦分析、情绪支持、对抗、行为改变计划）和内容（有意识与潜意识）在心理治疗的任何阶段都可以使用。许多荣格派人士认为，与心理治疗相比，分析更多地与潜意识材料打交道，特别是对梦和移情进行分析，这一点和弗洛伊德是一致的。
对某一具体患者究竟是采用治疗的方法还是分析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由患者自己决定。一些患者强烈反对把梦和其他潜意识内容作为分析材料。那么，进行分析的医生就必须承认这一现实，并设法使患者的自我得到加强，而不应通过整合潜意识内容来扩展患者的自我。另一些患者可能会清楚地表示愿意并一定会考虑潜意识能够向意识提供的东西：检查意识的态度，对它们进行修正或改动，直到人格发生转化和重新整合。因此，针对不同患者的不同要求，心理医生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分析患者的不同心理内容。
但是，有时分析者必须决定是否迫使患者把注意力引向潜意识材料。后荣格学派的分析学家们提出了一种选择标准，即分析者对患者的“自我是否健全和是否有可以渗透的边缘”进行判断。也就是说，被分析者需要在情绪上有足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在进行这类评价时，可以不必把医生同患者的合作贴上进行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的标签。一些分析医生用分析治疗一词来表示其工作的全过程。我们在本书中所说的分析、分析者和被分析者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它既包括弗洛伊德学派，也包括荣格学派。
尽管分析者是荣格学派唯一正式承认的，但还有一些具有荣格倾向的进行私人开业的心理咨询者。这些咨询者一般须经过分析者所接受过的那种训练或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未能达到某一项或更多的基本要求。咨询者的工作与分析者的工作的不同之处，往往在于二者在治疗过程中对潜意识材料强调的程度不同。但是，一个曾求助于治疗者和咨询者的患者可能看不出他们的工作方式有何不同。荣格学派的咨询者与分析者的工作方式往往是相似的。对于那些本人接受过分析，并试图运用在分析过程中学到的方法和见解的咨询者来说更是如此，这种相似性同样适用于弗洛伊德学派。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荣格学派和弗洛伊德学派在治疗与分析方面的一些主要区别。相比较而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与荣格分析心理学方法在基本原则、方法和观点上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
第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强调还原（reductive），从字面意义上看，还原表示在分析治疗中追溯患者的症状或梦在童年时期的性起源，以及发现人性中的恶，传统的弗洛伊德式分析几乎全部是还原的。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则注重对患者的精神世界进行重建和对梦及症状进行解释。重建的方法使人格内部那些健康的和值得保存的东西得到加强。这种方法鼓励患者发展自己的心理能力，特别是那些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能力。荣格学派的分析有时也恰当地运用还原法来发现隐藏的动机，并将以前被排斥的人格中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但它却往往尽快地进入到重建方法的治愈过程中去，通过强调人格中健康的方面和值得保留的东西来进行心理建构。
第二，弗洛伊德式分析与荣格式之间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同是对咨询室的布置。荣格学派的分析者喜欢使用扶手椅和强调医患之间面对面的接触，而许多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者仍坚持弗洛伊德所使用的方法，要求病人躺在长沙发上，分析者则坐在病人看不到的扶手椅上。实际上，现在很多人认为，面对面相坐会造成一种平等的气氛，分析者也有积极参与的机会。被分析者可以看到分析者的姿态和面部表情。与此相反，躺在长沙发上会使病人产生一种类似婴儿的依赖感，分析者看上去缺乏人情味。当然，患者对荣格学派分析者在开始阶段也会有一些依赖，但与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相比，这种心理依赖的程度要低。一般来说，荣格学派的分析者也不缺乏人情味，像朋友式的交谈反而有助于患者加速治愈的过程。
第三，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主要方法是“自由联想”，这种方法要求病人说出他所意识到的一切东西，尤其是童年时期的一些内在体验。这种方法常常引发患者对婴儿期和幼年期的情感进行重新体验。弗洛伊德发现，用这种方法可以找到患者心理疾病的性起源。与此相反，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很少运用自由联想。他要求患者更集中精力对付目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运用“当时当地”（here and now）的疗法。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当回忆过去有助于理解现在的症状时，分析者才会帮助患者把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因此，荣格的分析治疗就是尽量帮助患者学会自我分析，它所要求的咨询次数比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要少。一般地说，荣格派分析者一般与患者一周会面一至二次，不像弗洛伊德学派那样每周四至五次。荣格式治疗还要探索患者原型的水平以测量心理疾病的深度。这一般是通过梦和梦的放大来完成的，而不是依赖咨询次数和对过去进行追根求源。
第四，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的根本原因是童年期的性创伤，因此，他把力比多看作一种本能的性动机力量，它决定着人的行为。而荣格则把力比多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生命力，性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力比多具有多种含义，有时表现为食欲、游戏，有时表现为性欲，有时则表现为情绪的欲望、生活的意志等。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实在的，也可以是潜在的。只要有适当的条件，这些能量就可以随时被激发出来。
第五，关于分析治疗过程中患者出现“抵抗”的问题。弗洛伊德认为，“抵抗”的出现是表示患者不愿意接受分析者对某一个梦或行为的解释，因此应努力排除抵抗。而荣格则坚持认为，每当患者运用潜意识材料时，就会出现遇到抵抗的问题，抵抗可以表达若干种意义中的一种。有时荣格认为抵抗是指患者不愿意谈论某个使其痛苦的话题，或者可能干脆否认这类事情的存在。荣格认为，对抵抗必须尊重而不能随便排除。尊重抵抗的理由至少有三条：（1）病人比分析者能更正确地判断自己情绪上可以承受多大压力；（2）抵抗可能是患者心理发展过程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3）抵抗可能是患者潜意识做出的对分析者不正确态度的纠正。因此，荣格的观点似乎更符合分析者不能为患者指出要达到的目标这一基本的分析治疗前提。
第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要求患者在治疗期间不要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例如，决定结婚或改换工作等），因为这样会干扰分析的进行。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则没有这种限制，患者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进行治疗效果才最好。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荣格的心理治疗和分析方法是比较灵活的，因此，追随荣格的观点进行心理咨询治疗的分析者在方法上也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尝试。杰哈德·埃德勒（Gerhard Ederle）根据自己对不同流派分析者的了解，区分出三种主要的荣格式治疗方法。
第一种是所谓“正统”的荣格式分析方法，它侧重于原型解释，也更注重梦的分析，但不太重视移情。使用这种方法的分析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梦和症状的建设性意义上，而不是集中在病理学因素上。
第二种被称为“后荣格学派”的分析方法，它采用了精神分析的概念，特别是英国的克莱因学派的观点及其对婴儿期经验的强调，这种方法对荣格的概念做了修正。它侧重于对梦和症状进行还原解释，也就是说它的侧重点是病理学因素。
第三种方法则采取中间道路。这类分析者一直运用荣格提出的概念，但也借助于自己对患者的体验来修正这些概念。这种方法大体采取量体裁衣的方式，以便适应每个被分析者的具体情况，他们既采用还原的方法也采用重建的态度和解释。
4.分析者与被分析者的关系
由于被分析者（患者）与分析者之间的关系对治疗过程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因此，对分析者进行选择和培养，对什么样的人能得益于分析，什么样的因素影响患者选择分析者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加以探讨，是荣格分析心理学中十分重要的环节。
（1）对分析者的要求
为什么要做一名分析者呢？很多人的回答可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能是相同的，即在学习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学习者要对自己进行分析，很多人认为，荣格的方法是最行之有效的，而其他的方法则不甚令人满意。很多人并非一开始就想做心理治疗医生，但在对自己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对把荣格的概念应用于他人感兴趣，到后来就想把它作为自己的职业了。在荣格学派的分析者中，特别是那些35岁以后参加训练的人，这种情况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由此可见，即将从事分析的人必须进行彻底的自我分析，这一观点是荣格最早提出的，弗洛伊德随后也提出了这一主张。荣格还坚持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分析者通过梦和其他潜意识材料随时求助于从事分析的同事，对自己进行分析。这些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分析者和患者一样，在相互接触中会受到相互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咨询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是分析者的心理而不是方法。因此分析者必须了解自己在观察上的误差，并且产生与潜意识接触的体验，以此作为陪伴他人进行类似接触的准备。
除对自己要进行大量的分析之外，即将从事分析的人还必须具有研究生学历并取得学位，对学位的要求因学校而异。此外，这些人还必须经过一个严格的筛选过程。除了深入学习荣格心理学的许多方面之外，对分析的训练还包括在与荣格心理学有关的领域进行实践，如学会分析原型材料、探讨神话学、宗教及原始习俗等。另外，一个学习分析的人还应了解心理病理学和非荣格派的人格理论及心理治疗。最后还应有大量的临床心理治疗和分析实践，包括“控制式”的工作，即有指导地为患者提供咨询。
对有志于成为荣格式分析者的人加以挑选的基础是自选，即了解申请人成为分析者的专业意识。有两项研究发现，在荣格分析者当中，这种自我选择使内倾型和直觉型分析者占了绝大多数。最近，有人对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成员及其在高级培训班接受训练的成员进行了调查。研究对象的总体大约为378人，采用自我确定心理类型的方法，研究发现答卷人中72%的人认为自己是内倾型，81%的人认为直觉是自己的第一或第二功能。在较早时期，布莱德威和威尔赖特同时采用自我确定类型的方法和格-威测验对出席一个国际分析者大会的人员进行了调查，172人回答了调查。由于量表和测验是用英、德两种语言编制和进行的，因此，来自其他国家的分析者人数受到限制。研究结果发现，大多数回答者属内倾型（其中自我定型法有70%，格-威测验有83%）和直觉型（自我定型有76%，格-威测验有70%）。在这两项研究中，情感和思维是第一或第二功能者分别占60%和40%。在人类总人口中，45%的人为内倾型，55%的人为外倾型，29%的人为直觉型，51%的人为感觉型。显然，荣格学派分析者中内倾型和直觉型所占比例明显要高得多。或许这和荣格本人是内倾直觉型的人有很大关系。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对上述结论提出了质疑。有人研究了22名来自瑞士和德国的分析者，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想法说出自己所属的类型，4个月后又接受了格-威测验。结果只有6名分析者的测验结果与自己以前填写的类型一致。研究者认为：“我们可能面对一种不平衡，它存在于个体分析者实际属于哪种类型（格-威量表）和他自己愿意归属的类型之间。”但是，由于这项研究没有给出两次调查中答卷者自填类型的具体人数，其结果还不能用来直接与前面提到的研究进行比较。
还有人把荣格学派分析者与其他学派的心理治疗医生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120名俄勒冈州公共心理保健诊所的职业工作人员中，58%的人为外倾型，44%为直觉型。如果这个群体能代表全部心理治疗医生的话，那么，显然非荣格学派治疗医生与荣格学派治疗医生是有差异的，前者的外倾型比例更高。虽然荣格学派与非荣格学派治疗医生都是直觉型者较多，但荣格学派比例更高些。
（2）被分析者的选择和确定
生活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上，人们总会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患上心理疾病。从原则上说，一切困扰人的心理问题，包括身体疾病中的情绪因素，都可以是接受荣格式分析的理由。但是，根据近年来所做的一些研究，不同态度和功能类型的人，往往由于不同原因而接受分析治疗。例如，对外倾型者来说，表现为由于难以适应内心世界而产生疾病，而内倾型者则因难以适应外部世界而感到自己被冷落。所以，对被分析者的人格类型情况进行分析是荣格学派心理治疗的一个前提条件。
一些非荣格学派心理治疗医生认为，对生命的意义问题极为关注的所谓“哲学神经症”并不是心理治疗的焦点。但是，按照荣格关于宗教问题在神经症中重要性的论述，特别是对于年龄超过35岁的中年人，许多荣格学派的分析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生命意义和忍受痛苦的意义上。可以说，生命意义的思考对心理疾病的治愈来说常常是荣格学派分析心理治疗的一个基本问题。
当然，分析心理治疗并没有规定出可接受分析的最高年龄。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后半生对个性化过程做一些必要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对许多患者来说这一过程才是分析的最终目的。荣格也没有规定出接受分析的最低年龄，这一般由具体分析者来决定。例如，有人认为应以被分析者能否自立为界限。一个经济上仍然依赖他人的人，不可能像经济上完全独立的人那样自由地确立人生的目标和做出选择。但也有些荣格派分析者找到了为青少年和儿童提供服务的方法。毫无疑问，治疗方法因患者的年龄而异。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还没有人被明显地排除在分析治疗的范围之外，但某些人格类型的被分析者可能比另一些类型的人更容易取得疗效。例如，迪克斯-梅隆的一项调查发现，内倾型者比外倾型者更适合做被分析者。她得出结论说：
“外倾者和内倾者……对类似的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在分析中每一个小组的行为可能是不同的……
“例如，如果一个人假设，学习是在分析中发生的（这里的学习指的是最广泛意义的学习，意为对一定的刺激做出的新调整），并且必须有一定量的动机……那么，当焦虑在一定程度上被用作分析的一种驱力时，内倾者会比外倾者更快地接受（或学习）一种解释，焦虑的程度也要低一些。不仅如此，内倾者对这种解释保持的时间更长。”[4]
但是，这项研究只是说明了不同类型的被分析者在症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了解被分析者的人格类型，其意义在于对两种不同的人格要使用不同的技术。
（3）患者与分析者之间的关系除了分析者要选择和确定被分析者的人格类型，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分类和做一些准备工作之外，患者对分析者的选择也是相当重要的，对此有多种因素必须加以考虑。例如，分析者的性别、态度类型和功能类型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患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心理问题往往和他的性别及人格类型有关。更重要的是分析者与患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潜在性质的关系。某一位分析者可能对某个患者很适宜，而对另一个患者则不一定适合。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分析者的工作对所有患者都能奏效。所以，按照荣格学派分析心理治疗的要求，医患之间真正的治疗关系首先要有适当的“优化组合”，包括互相尊敬和喜欢。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形成一种坚强的心理上的联系，才能应付分析过程中出现的困难。
医患之间不同的人格类型能够对二者的关系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方式却没有一定之规。二者之间类型的相似常常会促进相互了解和关系融洽，但这样的组合在心理上一般没有大的刺激作用。相反，不同的类型会刺激对方，使对方产生好奇心，但是，在自己薄弱的地方患者有时会过于依赖分析者。根据很多分析心理学家多年来的实践，医患之间最佳的人格类型组合可能是双方有一种主要的功能相同，而其他功能则是不同的。在态度类型方面，双方态度的一致和相反所产生的结果更难预料，一般地说，患者在进行分析之前，必须把他们的判断建立在自己与分析者最初接触时的自发反应之上。虽然这种判断带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性质，但实践证明这是比较有效的。
5.心理治疗的分析过程
分析过程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一直是荣格学派，特别是分析者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其实质究竟是医学的、宗教的、教育的、综合的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这场争论的部分原因是，荣格自己就是一个从事心理治疗的医生，尽管他在讨论诊断是否有作用这类问题时，向医学模式提出过挑战，但他长期以来一直继续使用医学专业术语来描述分析工作，例如医生、心理治疗和治愈等。荣格去世之后，当代荣格学派的分析学家们竭力设法在医学用语之外建立一个分析者的工作模式。于是他们便使用医务工作者、个人指导、灵魂引导等诸如此类的术语。但是，心理治疗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使用什么术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明确的分析过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荣格式的分析主要有四个阶段，这些阶段并不一定按照我所描述的这种顺序出现，也可能在每一个问题的范围内重复出现。这些阶段包括：
（1）倾诉表白法（或精神宣泄法，这是在一切心理治疗中普遍采用的分析过程）。它要求患者坦率地承认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心理烦恼或秘密，从而“诚心诚意地将受压抑的情绪真正解放”[5]出来，使自己受压抑的心灵得到安慰。
（2）说明或解释法（这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主要阶段）。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有时会对医生产生某种依恋关系，或者和自己的潜意识产生某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移情现象”。荣格认为，这是由于在人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一些幻念，由于它的作用，使患者把医生看作自己的父亲、母亲或依恋对象。只有通过说明和解释，把患者心中的这种乱伦关系解释给他听，把潜藏在他的心灵深处的那些阴暗的东西揭发出来，使病人意识到这种移情关系是不合理的，最终达到使患者幡然悔悟，摆脱潜意识诱惑，回到现实社会中来的目的。
（3）教育法。就是适应社会的要求和需要，对那些缺乏道德价值观念和对解释法持怀疑态度的人进行适当的教育。通过反复开导和练习，使之适应社会的道德要求，建立一种符合社会标准的新习惯，成为与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健康人（这一阶段大体和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心理治疗方法相同，即把社会兴趣和进行再教育作为心理治疗的一种手段）。
（4）相互转变法（或个性化方法）。在这一阶段，通过医生和患者的长期相互沟通和影响，在医生的积极引导下，医患双方共同了解患者的内心世界，被分析者发现并发展起他的独特的个人生活模式，这一阶段最具有荣格特征。与此同时，医生还能由此而洞察到自己的内在人格，进而“从教育他人入手步向自我教育”，结果医生的心理也得到了发展。这种方法对心理治疗医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荣格指出：“如果他自己没受过教育，怎有办法来教育他人？如果自己仍然在黑暗中摸索，怎有办法去开导他人？要是自己本身不清洁，怎有可能去净化他人？”[6]显然，从这个意义来说，荣格的分析心理治疗已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而是一种包括自我心灵探索在内的精神追求。
另外，荣格认为，前三个阶段大体上适用于年龄在前半生的患者的心理治疗，因为在这一时期患者仍然致力于对环境的适应，原型材料在治疗中尚不能发挥很大作用。当青年时期和成年前期的任务完成后，人们常常感到人生失去了意义，生活也变得十分乏味，这时他们要么开始寻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要么看破红尘，对人生采取悲观绝望的态度。来找荣格进行心理治疗的很多患者都是中年期之后出现这种情况的人。对此，荣格式的分析治疗往往愈来愈把注意力集中于原型意象和探求生活的意义，超验功能也由此得以激活。患者逐渐学会把心理活动的倾向性由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重新审视人生的价值，确立新的价值观。
心理治疗的分析过程还强调，为了提出治疗的方案并加以实施，进行正确的诊断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医学模式。我们知道，荣格对把神经症进行分类的重要性表示怀疑。但是，他也告诫分析者们，要努力区分患者是有精神病（不是神经症）还是有患精神病的危险。因为仅有这种危险是不可能激发潜意识的，相应地，在治疗上也要有所区别。
由于分析过程中的诊断是一种医学模式的常用术语，因此很多荣格分析心理学家更喜欢使用评价这个概念。但是，对这个概念，一些荣格派人士也表示不满，认为它好像意味着人们必须从外部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观察。但另外一些荣格派人士认为这一概念是可用的，理由是评价乃是一个信息来源。从目前他们所经常使用的评价工具来看，只有交谈、类型测验、格-威测验和梅-布类型指标。即使这些测验手段，荣格学派的分析者在实践中也不经常使用。卜劳特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73名荣格学派的分析者，发现其中28人使用格-威测验，5人使用梅-布类型指标，另有7人使用罗夏量表，统计显示答卷者共使用了14种不同的测量工具。
6.心理治疗的技术
我们在前面说过，无论是荣格本人，还是其他荣格学派的心理治疗学家，都不太重视具体的治疗方法。但是，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他们毕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心理治疗技术。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看一看荣格及其追随者是怎样探索和运用这些技术的。
（1）移情和反移情。早在弗洛伊德的心理治疗中，就已经发现有移情现象的存在。从字面上看，移情（transference）是指患者把自己在早期与某人（特别是父母）的交往中产生的情感迁移到分析者身上。一般认为移情是心理投射的一种形式，但一些切实可行学派的分析者反对这种说法。例如，鲍包森曾说，移情“不仅仅是投射，不只是具有原型、潜意识及隐喻的特点”，换句话说，移情产生于原型内容，也产生于实际经验。例如，一个把分析者看成母亲式人物的患者，把自己母亲不曾有的但属于母亲原型的品质转移到分析者身上。在他的幻觉中，分析者就成了他心目中的母亲。可以说，荣格在移情方面的主要研究全部是关于原型的。
那么，移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移情的根源是患者被压抑的“婴儿期愿望”，尤其是性的愿望；但在荣格看来，它也可以是尚未被认识到的心理潜能，这些潜能植根于集体潜意识之中。因此，荣格反对把这些迁移的情感降低为仅仅是儿童消极的性愿望。荣格认为，一个有时羸弱苛求的儿童在另一些时候则可能颇具好奇心和天真烂漫，在他的心灵深处存在着成长的潜能。成年人也有相似的潜能，它是治愈心理疾病的基础。再者，随着心理治疗的进展，荣格发现，移情会逐渐被分析者与患者之间的合作所替代。这样，患者就可以在趋向真实人物的情感与投射之间做出区别，并使患者把那些被迁移的东西整合起来。
除了那些受克莱因学派和其他新弗洛伊德学派影响的分析者之外，荣格学派的心理学家们对移情问题的谈论并不多。尽管如此，它在大多数心理治疗中仍然起着关键作用。根据很多研究的发现，某些心理治疗学家认为移情可以避免的观点实际上只是幻想而已。分析者必须时刻注意患者积极的或消极的情感迁移的性质与强烈程度。
另外，荣格还认为，患者对分析者的情感并不是全部从其他关系迁移而来，有的移情只不过是人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分析者与患者协力合作，辨别清楚情感的类型是至关重要的。
有移情就应该有反移情。患者对分析者的投射（移情）有自己的对立面，这就是分析者对患者的心理投射（反移情）。反移情与分析者对患者持有的基本好感不同于他对患者有发展潜能的看法。这些好感和看法对于心理疾病的治愈是必要的，但却不是投射。相反，反移情是分析者自身的情结对患者进行投射。例如，一位分析者有一个做艺术家的理想遭到挫折的情结，这可能会使分析者被患者的艺术成就所迷住，这样，分析过程就可能因此受挫。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者有责任向同事们求助。若事情发展到相当糟糕的地步，分析者就应向患者坦诚地承认这种麻烦，并把患者介绍给另一位分析者。
和移情一样，反移情也可以是消极的。例如，经过长期的治疗，患者仍然没有多大变化，这可能会激怒分析者，他可能会把这种变化的缓慢看作患者对分析者或分析过程的抵抗。由于反移情的情感起源于分析者的情结，因此必须在同事的帮助下对它们进行调查。
由此可见，不论医患之间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反应，为了使分析工作有效地进行，必须承认这些移情和反移情的存在。另外，分析者对自己的梦和情绪也要加以注意，意识到自己对患者心理“气候”的影响，也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分析者必须坚持让患者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2）积极想象。在寻找患者心理疾病的根源时，荣格发现积极想象（active imagination）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技术手段。我们知道，荣格进行心理治疗，就是为了发现患者的潜意识心理活动，而发现潜意识材料的一条重要渠道就是幻想。荣格认为，幻想表达潜意识的方法与梦相似。而且，由于幻想的作用，使患者针对他人的行为也反映了情结及其心理投射，所以表达的也是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另外，由此而引发的情绪反应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被投射情结的本质的线索。所有这些事件都是患者潜意识内容的反映，都可以通过分析过程中的积极想象来获得。
所谓“积极想象”，是荣格1935年描述的睁着眼睛做梦的一个过程，后来成为许多荣格学派的心理学家们用来探索潜意识材料的一种特殊方法。从一开始，个体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定的观点、情绪、图画或事件上，随后便产生一系列的幻想，个体本人也在幻想当中扮演某一个角色。这样一来，想象的东西仿佛有了生命力，以前无关的心理内容现在变得清晰多了，而且语言表达、情感活动和意识的自我都变得活跃起来，心理成熟的速度似乎也加快了。
积极想象的内容虽然出自潜意识，但这种方法并不是白日梦之类的消极幻想。它与消极幻想不同的地方在于，运用这种方法时，自我往往启动想象的过程，包括唤起一个曾经在梦中出现，或上一次咨询时在积极想象中出现的意象。这时自我并不限于观察这种意象或仅仅接受其思想，而是开始和来自潜意识的意象对话。
积极想象的主要意图是使情结及其相伴随的情绪具体化，并为自我和来自潜意识的内容进行对话提供有效的途径。尽管荣格把心理治疗视为个性化过程的媒介，但他认为积极想象对实现个性化更为有效。当然，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环节，对许多人来说，只有经过若干个月的分析治疗后才有可能进行积极想象。积极想象除了在治疗的最后几个阶段中发挥作用外，咨询停止后被分析者自己仍然可以继续进行积极想象。
从形式上看，积极想象既可以是言语性的，也可以是非言语性的，或者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荣格认为，传统的非言语形式的积极想象包括音乐、描图、绘画、雕刻和跳舞等，但舞蹈的方法使用不多，可能是因为它不能提供可供分析者用的记录和恢复被分析者的记忆。
另一种进行积极想象的非言语形式是沙盘游戏。患者用一个沙箱（约19英寸×28英寸×3英寸）和一些微型的人物造型、动物、景物及其他东西的塑像，来制作立体图景。这种图景常被拍摄下来以供将来讨论用。分析者通过对记录进行分析，来了解患者的心理障碍，患者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了解自己的潜意识，从而减轻自己的心理紊乱。
采用言语形式进行积极想象时，患者常常自言自语地和来自潜意识的人或别的什么东西进行一种想象性的对话。在正常人看来，这是神经症的变态行为，但在患者看来，这就是一种真实的对话，患者可能会询问一个使他气愤的阴影人物，或给人教诲的伟大母亲或智慧老人。在荣格看来，这些潜意识的人物都是集体潜意识的原型。
当被分析者的积极想象是从梦中出现的意象或自发的幻想开始，并且他一直注视着它的发展直至最后与之混为一体时，非言语形式和言语的形式就可以混合使用，然后将其经过用文字记录下来。
不论患者采用哪一种积极想象的形式，大多数荣格学派分析者都建议使用某种媒介形式。患者必须未受过这种形式的训练，以便使有关活动成为自发的行为，避免由于训练而造成的束缚。例如，一个作家应该采用非言语形式，一个画家应采用与绘画无关的形式。这种媒介形式的选择是防止一些患者过于追求意象美感的一个措施。因为过多地强调意象的美感，会损害其意义的实现，因此应该加以避免。另外一种危险是急于通过积极想象找到意义，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社会生活中通过经验来解决的。当患者学会把这两种倾向和谐地结合起来时，努力把意识和潜意识结合起来的超验功能最能发挥作用。
荣格提倡使用积极想象，但他也指出了积极想象的不足之处：“由于积极想象很容易走到弗洛伊德所谓‘自由联想’中去，使病人在自己的情结中毫无意义地绕圈子，因此这个过程可能不会产生积极的结果。”[7]另外，病人也可能只去体验其意象的美感，而不能将它们整合起来。更危险的是，潜意识材料的大量涌现会占据意识心灵，人就完全受潜意识指挥了。但对大多数被分析者来说，只要不滥用，这种方法就不会有危险。在进行更多的积极想象，即唤起更多的意象之前，分析者可在意象出现时通过帮助患者寻求意象的意义，以防止滥用积极想象。
还有些学者对存在的另一种危险提出了警告，即分析者只注意患者的意象，而忽视了心理的其他表达方式。例如，分析者对于用视觉形象来表达情感生活得心应手，但他可能会低估通过其他渠道表达的情感生活。因此，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应慎重使用这种方法。
7.几种具体的治疗方法
（1）对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治疗
关于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区别，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在这里我只把荣格所阐发的一些具体观点做一点说明。首先，荣格认为，如果神经症是意识和潜意识的分离，那么分析治疗的作用就在于促使二者产生相互作用。意识态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但它是不完整的，因此必须得到补偿，也就是用潜意识内容进行补偿和整合。
意识与潜意识的相互作用是以较强的意识自我为前提的。然而，许多人在治疗时表现出自我非常孱弱，结果使自己的消极情感占据上风。在对这样的人大量使用潜意识材料前应提供必要的帮助，以便使他的意识自我得到加强。
其次，荣格认为，自我的极端羸弱是精神病或有精神病危险的特征。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分析者需避免使用潜意识材料。荣格建议，遇到类似情况时，应尽量向患者讲授心理学知识。
一些后荣格学派的分析学家创造了一种用于精神病最初治疗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治疗年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不使用药物和电休克的情况下，在一个受到保护的住所，分析者先设法陪伴患者几个疗程，帮助他们正面接触吸收和创造性地运用那些困扰他们生活的原型内容。
（2）对儿童的心理治疗
荣格在儿童心理治疗方面的主要发现是，由于儿童的一切困难几乎都起因于父母的问题，因而必须通过治疗其父母来治疗儿童。他在几份相关的报告中曾详尽阐述了儿童的梦，但这些梦要么是由孩子的父母代为叙述的，要么是成年人对自己儿时的梦的回忆。荣格认为，教育过程就是向儿童提供直接的帮助。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荣格学派的分析者在儿童治疗时经常需要有一个治疗儿童双亲的同事予以配合。
在儿童心理治疗中，荣格学派可能对综合与建构过程的强调胜过对病因的探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对成人的治疗。同其他心理治疗学派一样，荣格学派的分析者在儿童治疗中也采用游戏技术。有些为儿童治疗的分析者常常把儿童安排在以家庭为单位的治疗小组里。
（3）对群体和家庭的心理治疗
荣格虽然曾对酗酒者群体做过心理治疗，但是，一般地说，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对个体的心理治疗方面，他对群体治疗及其效果表示了相当程度的怀疑。受荣格的影响，大多数荣格学派的分析者遵循了荣格的做法，在群体心理治疗方面的研究和实践都很少。有人认为，这或许和大多数荣格学派的分析者属于内倾型性格有关。
除了很少进行群体心理治疗之外，荣格及其后继者们也很少进行家庭或夫妻治疗，但一些受荣格理论启发的咨询者曾在家庭治疗中使用过类型测验（格-威测验和梅-布类型指标），以帮助夫妇认识到，他们之间在家庭生活中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某人看上去很固执和有敌意，可能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心理类型的差别，他们观察和看待世界的方法也不同。有人在结合心理类型来讨论分析过程的各种情形时，把婚姻治疗也包括在内，认为婚姻治疗能使我们对心理类型进行直接观察。在这里，医生的心理类型对治疗进程有直接影响，起着一种使夫妻双方的心理类型发生中和的作用。因此，在家庭或夫妻心理治疗时，运用心理类型的分析能帮助夫妇之间更好地理解对方。但是，在分析治疗时也要防止发生另一种危险，当被分析的夫妻属于不同的心理类型时，分析者和与其同样类型的一方，可能会以某种微妙的或潜意识的方式产生密切的关系。有些心理学家已经提出了这种警告。
荣格学派的分析者不愿意从事夫妻和家庭心理治疗，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他们不熟悉有关的方法，而且他们发现这很难促进患者的个性化进程。不过，也有一些分析者尝试过这种治疗，例如，豪高尔（G.H.Hogle）曾谈到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他说：“如果我能从头做起的话，我将一开始就对1/5接受我治疗的病人提出建议，要他们同时接受夫妻或家庭治疗。”[8]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越来越多的荣格分析学家开始接受豪高尔的意见，认为分析者应对群体和家庭治疗持开放态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荣格学派的分析者在进行个别心理治疗的同时，也把夫妻和家庭推荐给那些有专门技术的治疗者，这样做显然比完全拒之门外要明智得多。
总之，荣格学派的分析者尽管对群体和家庭治疗的论述较少，但他们还是在进行这方面的治疗，或向病人推荐这种治疗。在布莱德威和威尔赖特（1978）的一项研究中，回答调查的172名分析者中有66%的人表示他们曾使用过或曾向不止一位患者推荐过群体治疗，73%的人曾使用过或向不止一位患者推荐过家庭治疗。研究者发现，外倾型和直觉型者比内倾型和感觉型者更多地运用这些治疗方法。这又一次证明，在心理治疗方法的具体选择上，分析者本人的人格类型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注释】
[1]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7卷，第203页。
[2]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6卷，第81页。
[3] 同上书，第212页。
[4] M.J.Dicks-Mireaux,《实验心理学中的外倾-内倾：实验证据的案例和理论内涵》，载《分析心理学杂志》，1964,9(2)，第124页。
[5] 荣格著，黄奇铭译，《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6] 荣格著，黄奇铭译，《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7]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8卷，第68页。
[8] 豪高尔，《家庭治疗：当分析失败时》，载M.A.Mattoon,Jungian Psychology in Perspectiv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p.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