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586年，万历十四年，袁了凡再次进京赶考的时候，朝廷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居正已死整整四年，冯保早就被赶出紫禁城，那些曾经被廷杖、遭流放的反张人士，死掉的平反，没死掉的拖着枯槁的身子，露出兴奋的眼神，陆续回到北京，并以道德高尚的名义身居要职，牢牢掌控六部。
朝廷就像一口烙饼的大锅，烙来烙去，翻来覆去。
以前是徐阶烙严嵩，翻过来是高拱烙徐阶，再翻过去，是张居正烙高拱，现在轮到张居正被烙了。
朱元璋时期，宰相是被宰的面相，现在的内阁首辅十有八九也不得好死，张居正虽然死时还好，死后却不得安宁——张家被抄，全家几十口子，饿死的饿死，上吊的上吊，流放的流放，张居正也差点被鞭尸，好不凄凉！
这时，皇帝朱翊钧二十四岁，已经亲自掌握皇权，他掌权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反张人士的簇拥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清算张居正的运动。
为什么要清算张居正呢？
因为朱翊钧想独立，想单飞。
他被张居正压制得太久。
张居正就像一张巨大的阴影笼罩住朱翊钧，不除掉这张阴影，他就看不见太阳，臣子臣民们就永远看不见皇帝威严的身姿。
任何独立运动都会爆发激烈的冲突，甚至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在家庭教育中也会有这样的独立运动，即儿女的叛逆。
实际上，儿女的独立是从反叛父母开始的，过去父母压制得越厉害，现在反叛的浪潮就越汹涌澎湃。
当然，也有不叛逆的，这是因为父母真正懂得爱的本质，在该给予关心的时候，没有不理不睬，及时给予关心；在该给予指导的时候，没有大喊大叫，棍棒伺候，及时给予指导；在该给予约束的时候，没有溺爱，及时进行了约束。
孩子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中长大，本身就拥有自我，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开始走向独立。
但是，这样的父母毕竟太少，所以，叛逆的孩子很多。
叛逆没有什么了不起，虽然孩子会高唱父母祸害论，那只不过是他们想独立的呼声。
最好的叛逆，是叛逆过后，走向独立。
最坏的叛逆，是叛逆过后，走向监狱。
那么，朱翊钧的叛逆是什么呢？
不好，也不坏，他走向了自闭。
为什么他会走向自闭呢？
因为朱翊钧这个名字有问题。
大家来看，“翊”是什么？左边是一个立起来的“立”，右边是一个羽毛的“羽”。意思是羽毛丰满，翅膀立起来，要展翅高飞。
这不是好事情吗？
怎么会有问题呢？
问题不在“翊”字上，在“钧”字上。
“钧”是什么？一种重量单位，比如千钧一发、雷霆万钧。
“翊钧”这个名字预示着，一只鸟儿刚要竖起翅膀飞翔，一个硕大的秤砣就拽住了它，这还能飞吗？
也许，人们会说一钧并不重，人无压力轻飘飘，电影《霍比特人》中的大鸟背上都能够驮人，咱堂堂大明帝国的皇帝连这点重量都承受不了吗?
你们错了。
第一个错误是，秤砣虽小压千斤。
一钧固然不重，但要看压在什么地方，压在背上当然没问题，压在羽毛上，压在翅膀上问题就大了。
这种情况就犹如一钧的力量压在蛇的七寸上，不死，也活得不好（要知道龙是蛇变的呀）。
第二个错误是，要看压力是在什么时候给予的。
在本来该给予关心和爱的时候，却给予压力，无疑会压断鸟儿的翅膀，让它变成残疾，以至于终身不能翱翔。
让我们来看一看，朱翊钧的秤砣是压在什么地方，又是何时压上去的吧。
朱翊钧十岁时，父亲就离他而去，按照礼仪，母亲没法随便亲近他。
最关键的是母亲宫女出身，本身文化程度不高，没学过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过去，她混在一群宫女中，经常听别的宫女说些教育孩子的秘诀，什么打是亲骂是爱，棍棒下面出孝子什么的，觉得很有道理。
也许，一天，朱翊钧的娘正在为如何教育孩子发愁。听见两个宫女窃窃私语，便厉声呵斥道：“你们在干什么？”
一个宫女回答：“启禀太后，奴婢们在说一个叫虎妈的人，这个女人的教育方法很威风，又打又骂，嘿，孩子最后都很有出息。”
另一个宫女说：“启禀太后，奴婢觉得还是鹰爸厉害，教育娃四岁就能在雪地上裸奔，还有狼爸……”
这说的是什么呀，动物世界吗？
但是，朱翊钧的娘却很感兴趣，她想试一试。 于是便与张居正达成默契，对朱翊钧形成内外夹击的严厉教育。
张居正对朱翊钧很厉害，也很凶。
仅仅从几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朱翊钧悲惨的童年。一次朱翊钧误把“勃”读成“背”，张居正居然两眼怒睁，大喊大叫道：“应该读‘勃’！”那声音犹如炸雷，横行霸道在紫禁城，吓得朱翊钧惊慌失措，在场的大臣们无不大惊失色。
估计他们心中一定会想，高拱只说了一句话，就被赶出内阁，你张居正在干什么？这难道不是欺负皇帝年幼无知吗？
不过，想一想也觉得挺有意思，一个湖北人，不远千里来到北京，操着浓浓的湖北口音，居然凶巴巴地纠正纯正的北京发音，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朱翊钧的娘不仅不生气，还积极配合，朱翊钧一不听话，她就拿张居正来吓唬他：“再不听话，我就告诉张先生！”（使张先生闻，奈何）
类似于农村妇女吓唬孩子：“不哭啊，再哭狼来了！”
上课时很悲惨，回家时更悲惨，朱翊钧的娘天天派冯保跟着，不许玩泥巴，不许扔沙包，不许掏鸟蛋，就像监狱中一名警察跟着一个小囚犯。
不仅如此，冯保还会随时向朱翊钧的娘汇报情况，稍微做错一点，娘就会大怒，惩罚朱翊钧下跪，有时一跪就长达几个小时。
这不是教育，是在发泄心中的怒气（没办法，年轻守寡也烦啊）。
这种做法虽然不像药家鑫的爹妈把孩子关在地下室逼他弹琴，并经常毒打他，但也够厉害的了。
这还是娘吗？怎么有点像狼！
外面有张居正这只狼，回家后有娘这只狼。
在朱翊钧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不仅没有得到，反而身边还出现两只狼，随时冲出来吓唬他，威胁他。
就这样，一个沉重的秤砣慢慢压残了朱翊钧稚嫩的翅膀。
二
张居正在儿童教育方面是失败的，他自己的几个儿子都没教育好，不然，也不会通过作弊的方式取得功名。
教育孩子最关键的有三步：一要培养出孩子的自我，二要培养孩子自尊，三要培养孩子自强。
自强建立在自尊的基础之上，一个没有自尊的孩子不可能自强。
自尊，就是自己尊重自己，自己珍惜自己，自己爱自己。
自尊是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之上。
孩子要自尊，首先就必须找到自己。没有自我的孩子，会陷入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不走出这种危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的感受、需求和价值，怎么尊重自己呢？
没有自我的孩子不会自尊，只会“他尊”——压抑自己，尊重别人，活给别人看。
心理学家说婴儿时期，父母应该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孩子把屎尿弄你一身，你要爱他。你累得要死，孩子半夜不依不饶又哭又闹，你依然要爱他、关心他。
当孩子一天天长大之后，父母要给予他无私的爱，要让他摸爬滚打，用自己的小手、眼睛、鼻子、舌头、屁股和脸蛋去感受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并通过认识世界逐渐认识自己。
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父母要鼓励他们自己动手去做一些事情，即使犯错，也不要压制他们，每个孩子都是在犯错中成长。不曾走过，怎会懂得。
在这个过程中，父母要满足他们各种各样的情感需求，自信的需求，渴望被关注的需求，幻想的需求，对安全感的需求，以及恋父恋母的需求，倘若这些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孩子的情感犹如饱满的风帆，在确定了自己的身份的基础上，便可以在人生的大海中扬帆起航了。
所以，不管大人怀着怎样崇高的理想，都不能用恐吓、威胁和羞辱的方式对待儿童，因为那会让他失去安全感，失去自我，陷入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还是那句话，一把锤子敲不开一朵莲花。
唯有爱的东风，才能够让百花盛开。
一位心理学家说：孩子不懂一加一等于几没有关系，不会影响他将来的人生，但如果孩子因不懂一加一等于几而受到惊吓和威胁，那么，这种惊恐的情绪却会一直留在他的心中，令他将来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奥运火炬可以传递，坏情绪同样可以传递。
一个人在公司受了老板的气，就有可能把这股气传递到老婆身上；老婆接过老公的气之后，又有可能把这股气传递给孩子；孩子受气之后，无法发泄，憋在心中，如果憋的气太多，心就变得畸形，早晚都会爆发出来。
所以，坏情绪的传递不仅越传递越多，还可以穿越，比如几年前遭受到的屈辱，穿越时空，今天才爆发；童年时受到的惊吓，穿越时空，中年时才爆发。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爆发不是过去受了多少，今天就爆发多少，很像高利贷，利滚利。
童年一盎司的恐吓，长大后将会爆发出一吨重的疯狂。
药家鑫之所以那么残忍，就是因为自己憋的气太多，最终在车祸上以最疯狂的方式爆发出来。
……
不可否认，张居正一心想把朱翊钧培养成千古明君，他严格按照《帝鉴图说》中的那一套来教育，不让朱翊钧有自己的感受、想法和自由，更不容许朱翊钧犯错误。张居正似乎不明白，明君也是人，不仅有七情六欲，还会犯错误。
实际上，犯错误的时候，恰恰是孩子成长的时候，如果这时能够给予孩子耐心的引导，而不是粗暴地大喊大叫，错误就是他成长的阶梯。
美国开国明君华盛顿小时候也曾犯过错误，用小斧头砍掉父亲心爱的樱桃树，但是父亲并没有对他大喊大叫，而是仔细倾听，并肯定他人性中最值得肯定的东西——诚实。
在朱翊钧的童年中，没有肯定，只有否定。
发音错了，否定的呵斥在他心中留下恐怖的阴影。
书法写得好，本该获得肯定，却被说成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还逼迫放弃。
试问，一个总是得不到肯定的孩子，自信从何而来？
如果问朱翊钧身上的秤砣压在了哪里？
回答是，正好压在了他的自信心上，即他的七寸上，令他动弹不得。
这种情形如同驯象。在大象还是小象的时候，驯象人会把它绑在一根很大的木桩上，好动的小象一开始想挣脱木桩，挣扎了许多次，结果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挣脱那根木桩。
这时候，驯象人再给小象换一根比较小的木桩，仍然是它无法挣脱的木桩。
再过一阵子，又给小象换一根更小的，依然是它无法挣脱的木桩。
久而久之，在小象的心中，就会形成这样的结论：凡是木桩形状的东西，都是我不能挣脱的。
当小象的结论根深蒂固之后，即使用一根最小的木桩系住它，小象也不会想逃走了。
当它长成大象，力量足以挣开木桩的束缚，但自由的企图已经失去了。这时候，即使形状像木桩的小木棒，也能使大象屈服。
这就是为什么马戏团的大象系在小木桩上，也不会挣脱逃走的原因。
……
朱翊钧不是一头象，是一只本来可以飞翔的鲲鹏，可怜从小这只鲲鹏的翅膀上，就压着一个沉重的秤砣。
这个秤砣就是张居正和朱翊钧的母亲，以及那一套腐朽落后的教育制度。
当然，也可以说朱翊钧原本是一条可以飞翔的真龙，不过，这条龙的七寸一直被张居正死死地掐住，失去了飞翔的勇气和力量。
当然，童年教育出了问题，在青春叛逆期还是有机会挽救的。
如果遇见好的老师，幻想一下，比如遇见海伦·凯勒的老师安妮·莎莉文，她从尊重朱翊钧的天性出发，引导他去开发自己的兴趣，喜欢书法就让他去学书法，以此培养他强大的自信心。当然，还要再取一个好名字，这样一来，完全可以相信，朱翊钧一定可以展翅高飞。
伊尹一个厨师都可以融会贯通，把做饭的道理运用于治国，难道朱翊钧还不能把书法的道理运用于治国吗？
何况古往今来杰出的政治家书法都很了得，敢保证他们治国的方略不是来源于书法的心得吗？
但是，朱翊钧的老师依然是张居正，兼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沉重地打击了朱翊钧。
那一年，朱翊钧已经十七岁，正好到了青春叛逆期。
青春叛逆期的孩子容易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毕竟压抑得太久，需要爆发一下。朱翊钧爆发的方式是与一群小太监们喝酒，与宫女们K歌，外带身穿一件紧身衣，腰挎宝刀一把，借着酒劲儿在紫禁城“西内”横冲直撞。
朱翊钧觉得这样酷，有个性，可以让身体中的荷尔蒙充分释放。
没学过心理学的人不明白，这哥们要干吗，怪吓人的？
学过心理学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孩子真可怜，陷入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之所以扮酷，是在寻找自己的内在身份，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
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朱翊钧在潜意识中想——
说自己是皇帝嘛，可一点皇帝的自由和威严都没有。
照理说，皇帝是天下的主人，天下人都归我管，包括内阁首辅，皇帝的上面不应该再有人，没有人能管皇帝。但我这个皇帝上面压着一堆人，张居正可以管我，冯保可以管我，连宫女也可以打小报告。我怎么觉得张居正没人敢管，他才像皇帝呢？张居正自己也说：“我不是宰相，是摄政！”（我非相，乃摄也）
可是，说自己不是皇帝嘛，又穿着皇帝的衣服。
每天太监宫女见到我时，都一口一个“皇上”叫着。
张居正也称自己是皇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
自己究竟是谁呢？
他困惑、迷茫，努力寻找答案。
他在酒中寻找，在歌声中寻找，还穿着紧身衣腰挎宝刀在紫禁城横冲直撞地寻找。
实际上，绝大多数年轻人或早或晚都会经历这么一段身份认同危机，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人会感到苦闷、伤感、孤独和迷茫。他们会通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举动来验证自己的身份。
如果想了解这些人是什么模样，可以逛一逛北京西单大悦城，那里面就有很多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人，他们/她们穿着奇怪的服装，不是裤子上故意露一个大洞，就是衣服上故意弄一个补丁，要不就染一头黄黄的长发，不是西方人，也不像中国人，抑或男扮女装，女扮男装，不知道究竟是男是女。
这身装扮，再配上动感十足的音乐，就是他们/她们。
千万不要被他们/她们那酷酷的外表所蒙蔽，他们的内心是躁动不安、孤独迷茫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内心渴望的是什么，真实的身份是什么。
他们跟朱翊钧一样，迫切希望通过做一些标新立异的事情来确认自己的内在身份。
终于，一个确认自己是不是皇帝的机会来了。
一天夜宴时，朱翊钧喝高了，醉醺醺地看着两个宫女：“你们给朕唱个新曲！”
两个宫女说：“启禀皇上，奴婢们不会！”
朱翊钧说：“什么？你们既然叫朕皇上，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抗旨，抗旨是要砍头的！”
朱翊钧龙颜大怒：“来人啊！把这两个宫女拖出去斩首！”
过去，不管是太监，还是宫女，从来没有把朱翊钧当回事情，没想到今天他居然来真的了。
而朱翊钧呢，一直为自己的身份究竟是不是皇帝而苦恼、困惑、迷茫，今天他想借机确认一下，预演一下。
说明白一点，就是彩排，并不是真的要斩首，只割去了宫女的长发。
这次彩排还挺像样，当时还有随从即兴发挥，劝朱翊钧：“皇上，不要啊……”话还没说完，就被拖出去责打一顿。
谁知这次彩排很快就通过冯保汇报给了慈圣皇太后。
慈圣皇太后的反应让朱翊钧大吃一惊。
这回娘没有责罚他，而是责罚自己。也没有让他下跪，而是让自己下跪。
朱翊钧的娘披头散发，跪进祖庙，悲痛万分，她责备自己对朱翊钧的管教不严，让他失去了德行，并准备废掉朱翊钧，以弟弟潞王代替。
朱翊钧酒醒之后，看见娘这身打扮比自己还酷，吓得半死，慌忙下跪，恳请娘开恩：“娘，您老就原谅儿子这一回吧，儿子以后再也不敢了！”
儿子进入青春期。
娘却进入更年期。
这样的遭遇无异于火星撞地球，很快玩儿完。
朱翊钧在潜意识中蓄谋已久的独立运动一夜之间彻底被粉碎。
最后的结果是留职察看，以观后效，暂时保住皇帝的外在身份，但内在身份究竟是什么，他已经无暇顾及了。
当然，那些忠于朱翊钧的太监和宫女必须替换，如同替换一批看守的警卫，还得加强警力，另派四名翰林跟着皇上，给他讲一些高雅的段子，诸如孔融让梨、柳下惠坐怀不乱什么的，很是无趣。
还有就是必须写一份检讨，名叫“罪己诏”，将自己的过错一一列举，深刻反思。
这份“罪己诏”还必须上当时的新闻头条，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够丢人的，这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
我曾想如果朱翊钧、朱翊钧的娘还有张居正能够穿越到今天，看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那个年龄也曾陷入身份认同危机，不仅吹牛说他的父亲是非洲王子，还整天与街上的混混裹在一起，甚至吸毒；抑或知道前总统小布什看见女同学走过来，吹着口哨，流里流气地说：“小妞，真漂亮，跟我走吧！”
……
真不知朱翊钧会不会立马气得流鼻血？
朱翊钧的娘会不会自责自己在家庭教育中只有打压，没有引导？
张居正会不会反思，早知如此，自己何必去装假正经？
三
1582年，张居正死了。
张居正死的不甘心，因为他一心想整理全国的赋税，丈量全国的耕地，推行一条鞭法，但耕地还没丈量完，统计数字还没出来，自己却先死了，抱恨终天。（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张居正赔光了）
一条鞭法的核心之一，就是改变过去的实物交税，把一切苛捐杂税统一折合成银两，按亩折算缴纳。不仅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统一了税率，也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
实行这种办法，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土地的农民可以一门心思当粮食专业户，有利于发展农业。
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可以离开土地，进城当农民工，或者摆个煎饼摊，或者卖肉夹馍，弄好了再开几家连锁店，把肉夹馍折腾成麦当劳也未可知，毕竟产品都大同小异。
如果照着这条思路发展下去，商业发展了，没准儿资本主义真能在明朝发芽。
十四世纪西欧各国就是按照这条路在行走。
后来日本的德川幕府也是这样。
张居正落在了西欧的后面，却走在了日本的前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幻想一下，如果张居正不死那么早，如果他不仅仅以伦理道德来教育朱翊钧（这些伦理道德，他自己都做不到，最终只能变得虚伪），而是从小就用王阳明的思想启蒙朱翊钧；长大之后，再耐心地把国家的实际情况说给皇上听，争取皇上的支持，让皇上真正参与进自己的改革中来，那么，即使张居正死后，朱翊钧也有可能继续将改革推行下去。
这样明朝就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的中心。
……
醒醒吧！
别做梦了！
一个声音响起，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都必须先有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铺垫，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后来的社会变革，即使张居正再活几十年，也不可能踏上后来日本所走的路，因为他是一个反对思想解放的人，是一个镇压思想启蒙人士的人。
一方面张居正锐意改革，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离经叛道，比如不丁忧，不守制，这种做法在舆论上肯定得不到大多数文官的支持，注定在道德上矮人一截，同时，他的改革也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传统的四书五经无法支撑他的新政，如此一来，他的胆识就变成了一种专横，他的行动就变成了一种僭越。
对此，张居正深有体会，他说自己就像坐在一个火炉上，整天被人烧烤。
另一方面由于他不承认自己有私心，极力把自己的私心伪装上各种道德的外衣，这就促使他走向不诚实和虚伪，不得不去压制少数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打压王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
实际上，这些人原本可以支持他，给他提供思想武器，就如同王阳明的心学后来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理论基础一样，但遗憾的是，他却视之为洪水猛兽。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1579年，张居正甚至还杀害了泰州学派的核心人物何心隐。
何心隐在监狱中被湖广巡抚王之垣下令用乱棍打死。
临死前，何心隐对王之垣说：“你怎么敢杀我？你又怎么能杀我？杀我的人是你背后的那个伪君子，张居正！”
最早翻译过《资本论》的著名学者侯外庐说，何心隐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战士。
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则说，何心隐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
但是，就是这样的人却被张居正杀害了。
不仅如此，张居正还下诏毁掉全国六十四处书院。
这说明张居正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不可能让他带领庞大的帝国走向新路，只能继续走回专制，走回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忍。
这时名义上的皇帝是朱翊钧，却是一个被“双规”的人。
真正的皇帝是张居正，是他在执政。他把内朝皇帝的决策权与外朝内阁六部的行政权集于一身，还牢牢地控制着朝廷内外的监督权，其权力之大古今罕见，想抓谁就抓谁，想让谁三更死，他就活不到五更。
权力一旦失去监控，就像硫酸流出容器，流到哪里，腐蚀到哪里。
柏杨曾感叹：当明朝发明了诏狱和廷杖时，英国却早在明朝建立一百多年前就颁布了《大宪章》，限制王权，保障人权。
在《大宪章》中明确规定：除非经过由普通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是根据法律行事，否则任何自由的人，不应被拘留或囚禁，被夺去财产、被放逐或被杀害。
这意味着再牛×的国王若要审判一个人，也只能依据法律，而不能以自己的私人喜好来进行。
但张居正却以道德伦理为借口，任意打压自己不喜欢的人，提拔自己喜欢的人。作为一个经济上的改革家，却是政治文化和思想领域的专制者，这样的改革能成功吗？
何心隐死了，后来李贽也死了。
泰州学派的两面大旗被相继砍倒，犹如生机盎然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必将导致水土流失，洪水泛滥，灾祸不断。
在这样恶劣的生态环境下，不可能长出新生命，社会也不会有成功的变革！
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时候，没有任何动物可以幸免于难，包括人。
同样，在一个限制个性自由的社会中，很少有人有好命运。
憨山德清没有好命运，紫柏真可没有好命运，冯梦祯没有好命运，张居正自己也没有好命运。
那么，作为皇帝，朱翊钧会不会有好命运呢？
四
张居正不死，朱翊钧没有好命运。
张居正死了，朱翊钧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好命运，但是他却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过去的命运真惨啊！
张居正尸骨未寒，潜伏已久的官员们便蠢蠢欲动，开始揭发张居正的行径，说他的生活是如何腐败奢侈，人品是多么的差，一个阴险狡猾、虚伪跋扈的形象逐渐出现在朱翊钧的面前。
皇帝朱翊钧惊讶万分，接着是怒不可遏。
原来张老师一直劝他要节约，零花钱少得可怜。
作为皇帝，朱翊钧当然需要时常给服务好的太监和宫女发点小费，可是张居正管得严，朱翊钧很穷，口袋里没钱，怎么办？
打白条！
也许，中国最早打白条的不是粮食局打给农民兄弟，或者包工头打给农民工的，是皇帝朱翊钧打给太监和宫女的。
太监和宫女拿着一大堆白条，见不到现钱，自然出工不出力了。
没准儿，那两个宫女不唱新曲，就是因为拿不到现钱。
这还不算，皇帝想起十五岁时，他曾向张居正申请一笔伙食费，以改善伙食，毕竟是长身体的年龄，得多需要一点儿油水，可是张居正居然不批。
不批也就算了，还找出一大堆理由，说什么户部已经入不敷出，万一地方上有水灾旱灾，边境上有烽火的时候，怎么办？
说完这些不说，还劝朱翊钧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
最后的结果是，皇帝不仅没要着钱，还取消了宫中的许多消费，比如元宵节的灯火，宫殿的装修，太后的化妆品和服装等，尤其夸张的是，为了节约灯油钱，还将皇帝晚上的课改在白天，累死人不偿命。
当时朱翊钧想，谁让咱们穷呢，无法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皇帝比，他们富得流油，能由着性子花，没办法，只能将就过日子。
……
可是，今天他才知道，好啊，你个张居正，你让我过紧日子，你却紧着过好日子。仅装修北京的房子你就花了一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更令人惊讶的是，北京的房子刚完工，老家立即出现一座一模一样的房子，负责的还是锦衣卫，买单的自然是国家。
好啊，你个张老师，平日里你满口仁义道德，要我成为尧舜之君，洁身自好，可是你背地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妻妾一大群，你知道你是怎么死的吗？是纵欲过度，没扛住。
尤其可恨的是民族英雄戚继光给你送银子送小妾，你居然也敢收。
张老师啊，张老师，你想成为伊尹那样的名相良臣，辅佐完成汤夺天下，又辅佐他的孙子太甲治天下，可是人家人品好，是真辅佐，你呢，是假辅佐，真虚伪，道貌岸然。
你过去教朕的那些伦理道德你自己能做到吗？你说闻过则喜，可别人一批评你，你就恼羞成怒，以朕的名义廷杖人家。
还有，国家明文规定，你最多只能坐八人抬的大轿，皇帝才能坐十六人抬的大轿，而你呢，回一趟老家竟然要坐三十二人抬的巨轿，轿子内的使用面积足足有五十平方米，不仅有寝室和会客室，还有厕所，以及观风景的走廊，两个服务员白天黑夜都在巨轿中服侍你。
巨轿外面更有戚继光给你派的一队鸟铳手，那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啊，没有用来保卫边疆，却成了你的仪仗队。
一路上，不仅地方官员迎于郊外，连朕的那些兄弟叔伯藩王们也要打破规矩，出府迎接……
你劝朕低调，你却高调得很呀。
……
我们可以猜想一下，那时坐在巨轿中的张居正会有怎样的感受，除了舒服、惬意和威风之外，还会不会想到有个人正在盯着他呢？
这个人是谁呢？
天上的神，举头三尺有神明。
也许张居正感觉到了这个神锐利的目光，却以更威严的目光注视着他：“么事？你别吓人，你是神，老子也是神，偏不信你这个邪！”
现在，真神终于发威了。
神一样存在的张居正轰然倒下，被埋在了坍塌神坛的碎砖破瓦中。
有时，皇帝朱翊钧冷静下来也会想，连张老师这样的人都虚伪，道貌岸然，一面阴，一面阳，具有两面性，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没有两面性呢？
看来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不正经的人，一种是假正经的人。
张居正就是假正经的人，现在他已经死了，怎么处置他呢？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抄家！
一抄，抄出十万两银子。
有点嫌少。
抄家的官员交头接耳，与最初估计的出入有点大，如何交代？
追赃，严刑拷打大儿子张敬修。
张敬修不经打，供出还有三十万两白银藏在别处。
正当抄家的官员弹冠相庆的时候，当晚张敬修上吊自杀，最后赃款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为什么这些抄家的官员嫌十万两银子太少呢？因为他们先前抄过冯保的家。
冯保的两名下属看准一个机会，向皇帝检举揭发冯保，说冯保投机倒把，偷偷卖了很多紧俏物资。
皇帝心想冯保是一个太监，哪里有什么紧俏物资呢？
他不信！
两名太监神秘地说，嗨，皇上！不是那种物资，奴才们说的是官位。
皇帝明白了，以前是张居正和冯保在拿主意，每次官员升迁的时候，他们都事先把想提升之人的名字放在前面，让自己用红笔画一个圈，后面那些名字只是装样子的。每次我都圈第一个名字，如果冯保说，还差一个，我就圈第二个名字！
朱翊钧觉得自己被他们耍了，心中很是气愤。
转念一想，这能倒腾多少钱？
老鼻子了，一名太监说。
到底多少，估计以亿万计。
结果一抄，抄出不少，虽然没有估计的那么多，但也着实让皇帝大吃一惊。不过，很快皇帝又心中大喜，因为弟弟潞王马上要结婚了，自己正愁没有礼物。继而又觉得这些年真可怜，一个太监居然有这么多财宝，可见天子的大权旁落到何种地步！
赶走了冯保和张居正的势力，皇帝朱翊钧长长舒了一口气，现在他要以极大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去飞翔了。
那么，朱翊钧能飞起来吗？
五
朱翊钧想飞翔，却不知道如何飞翔。
以前张居正教他的那些东西都是虚伪的、空洞的，没有半点用处，如同今天在大学里学的很多东西，一进入社会全部作废，我们不可能用微积分去买菜，用牛顿力学去扫地洗衣服，用哲学谈恋爱……
怎么办？
自学！
朱翊钧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
他让宦官在北京城内的西单和王府井书店买来大量新出版的书籍，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有诗歌、医学、军事、小说、戏剧，没准儿还混杂有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李贽的《焚书》。
不仅如此，他还仔细研读本朝的秘密档案（实录），看祖宗朱元璋是如何飞翔的，看朱棣是如何鹰击长空的，看正德皇帝是如何腾云驾雾的。
朱翊钧非常聪明，很快就弄明白了张居正教他的那些仁义道德全是瞎掰，兵权才是最主要的。没有兵权，自己什么都不是。
朱翊钧日夜梦想着练兵。
但是，练兵是要有名目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言官们骂自己就名正言顺了，他们振振有词，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自己稍不留心，就会被他们塑造成暴君，就像爷爷嘉靖皇帝那样。
朱翊钧深知这帮文官不是那么好惹的，他们都被四书五经洗过脑，一个个道貌岸然，假正经，骨子里不是图利，就是图名。要真干起事情来，不可能指望他们。他们这个拿孔子的话说事，那个拿孟子的话说理，就是不说实际的事情，议论来，议论去，吵来吵去，于事无补，烦死人。
可是，这些文官们干事不行，控制起皇上来却很行。
一旦他们的意见达成一致，就会像一大群马蜂向你蜂拥而来，不管你用廷杖，还是酷刑，他们都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用自己的死换来名垂青史。
朱翊钧想练兵，却又不想被那些嗡嗡的马蜂蜇。
他在仔细寻找机会。
所谓机会，说穿了，就是漏洞。在不是法治而是人治的制度里，漏洞到处都是。很快朱翊钧就发现，有一支御林军是可以被自己训练的。这支御林军是张居正死前头一年建立的，驻扎在北京的东北角，归御马太监管。不知道当时张居正是如何想的，居然留下这么大一个空子可以钻。
御马太监不是孙悟空在天庭中当的弼马温，只是喂马，御马太监的权力很大，与兵部及督抚共掌兵权。
但是这支御林军却鬼使神差地既不归兵部管，也不归督抚管，只归御马太监管，也就是归他朱翊钧一个人管。
发现这个漏洞，朱翊钧乐疯了，因为太监的任免都是皇帝一人说了算，不需要听文官们的唠叨，何况这支部队是张居正建立的，要找你们找他去。
朱翊钧把御马太监叫来：“去，把你的部队集合好，朕要检阅！”
御马太监屁颠屁颠，一溜烟去办了。
皇帝亲自在紫禁城内训练他们，看到这些身穿铠甲威风凛凛的御林军操练，喊立正、稍息、齐步走，朱翊钧异常兴奋，尤其是射箭比赛，更是让他激动不已。
夏天，北京的桑拿天，开着空调都难受，可是朱翊钧在太阳底下，既不涂抹防晒油，也不打伞，从早上一直操练到晚上，一点疲倦的感觉都没有，依然精神抖擞。跟随他的太监却惨了，在酷暑中昏倒了一大片。
朱翊钧从这里找到了最珍贵的东西——自信。
这支御林军的建制很快被扩编，由一个连扩编成一个营，由一个营扩编成一个团，最后由一个团扩编成一个师……每天黎明即起，不是洒扫庭除，是训练。
马队的铁蹄踏着北京城的石板，发出嘀嗒嘀嗒清脆的声音，惊醒了居民的好梦，一听是皇帝的御林军在操练，睡回笼觉的时候，心里就更踏实了。
但有的人踏实，有的人却不踏实。
不踏实的是文官，他们清楚朱元璋时代，杀官一杀就是上万人，多则十万。
现在全国的文官两万，北京的文官也就两千，如果朱翊钧变成了朱元璋，一扇动翅膀，文官立马死一大片。
文官们都是读四书五经的，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说，能吹，能跪，能死谏——谏死了，名垂青史；谏不死，就升官。
这些文官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能文不能武，动嘴可以，动手可不行。为了掩盖自己的弱点，他们异口同声高喊着口号：君子动口不动手！
伪君子毕竟也是君子嘛！
零容忍毕竟也是容忍嘛！
不管是君子，还是伪君子，反正这时文官们看见皇帝这样练兵，内心都很惶恐不安，他们担心自己的脑袋早晚要搬家。
长期以来，官僚集团已经形成强大的力量，可以强迫皇帝放弃自己的意愿。虽然皇帝高高在上，坐在龙椅中，接受百官们磕头，但这只是一种形式，并不意味着他们真心听皇上的，尤其是那些往死里磕头的人，他们的磕头哪里是心悦诚服，整个就是在逼迫威胁皇上。就像一些妻子威胁丈夫，你敢不听我的，我就跳河，死给你看。当然，明朝一些文官不是说说就算，有些还真当真。
正德皇帝拿他们没有办法，嘉靖皇帝拿他们没有办法，隆庆皇帝拿他们没有办法，万历皇帝拿他们有办法吗？
这支御林军能起到作用吗？
六
现在，皇帝朱翊钧的手中有御林军。
官僚集团中的手中有什么呢？
有伦理道德。
伦理道德是虚的，有什么用？
不要忘了，明朝是以道德代替法律，那时没有宪法，伦理道德就是法律，四书五经就是宪法。
道德是什么？
道德是泥巴，说它硬，可以烧成砖，砸死人。首先挨砸的便是弱势群体，比如寡妇，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想入非非的寡妇就活不成了。《白鹿原》中守活寡的田小娥没有饿死，最后也会被杀死。
说它软，它就是一摊扶不上墙的烂泥。
对于朱元璋和朱棣这些皇帝来说，道德就是一摊烂泥，你给老子讲道德，老子先把你杀了，看你还讲不讲，朱元璋一次可以杀几万人。
嘴巴毕竟厉害不过刀子。
而朱棣呢，从北京带着一帮穷凶极恶的彪形大汉，抢了侄子的皇位，袁了凡的祖上想跟他讲道德，结果被满门抄斩。
在朱棣看来，道德算个屁，有枪才是硬道理。
所以，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不！
兵，永远不会给秀才说理的时间和机会。
但是朱翊钧究竟是秀才呢，还是兵呢？
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
如果是秀才，他就不应该练兵；如果是兵呢，他又缺少一点杀人不眨眼的狠劲儿，俗话说慈不带兵。
忘了说，有些人一辈子都会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朱翊钧就是这样的人。
朱翊钧从小被张居正用道德洗脑，所以，虽然他手中拿着刀，但口中念叨的却是仁义礼智信。这些在朱元璋眼中的一摊烂泥，在他这里却变成一块块硬砖，砌起一座厚厚的围城，死死地封住了他。他不敢突围，害怕成为庸君、昏君和暴君。
这时的朱翊钧就像哈姆雷特那样，高高地举起大刀，犹豫，再犹豫，是砍下去呢，还是不砍下去？
朱翊钧的御林军还没采取动作，文官们便开始了进攻。
他们纷纷上书，奏章像砖头一样砸向朱翊钧，用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请求皇帝不要练兵。
这很符合心理学的原理，一个内心恐惧的人，会先采取行动。
这些行动再一次暴露了这个群体的虚伪和道貌岸然，明明是自己害怕掉脑袋，最后的说辞却变成了害怕皇帝掉脑袋。
他们对皇帝说，兵者，凶器也。
皇帝呀，您整天舞枪弄刀的，我们知道您是皇帝，可是刀枪不长眼，它们不知道您是皇帝，万一伤着您怎么办？
这种情形就如同很多父母明明是为自己打算，却对儿女说：“我都是为你好！”
可是，很多儿女居然还相信。（没办法，长期的驯养，脑子生锈了）
朱翊钧也是这样，居然相信了这套说辞。
当然，这要归功于能说会道的首辅。
当时的首辅是申时行。
“申时行”这个名字很值得分析一下，人家都是改名，他则是改姓。他本来叫“徐时行”，最后改名叫“申时行”。
为什么要改姓呢？
因为自己的出生有问题。
他的亲生父亲是一位姓申的富商，估计是个富二代，有钱又有闲，还很风流。但美中不足的是，富商的妻子是一只母老虎，不解风情，所以，他一直想在外面找一个温柔的小三，于是便烟花三月下苏州。
为什么要选在春天呢？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男女情意绵绵的时节。这时女生容易春心萌动，那些潜伏的欲望如春天的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
……
别人找小三，都爱找个唱歌跳舞的，或者模特什么的，这位富二代的品味却很独特，找了个尼姑庵中的尼姑。看来人性的确如李贽所说，即使是尼姑也无法抵御春的诱惑，也会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
春天里，这位尼姑与富二代一见钟情，最后怀孕了。
这可如何是好？
富二代都很浪漫，很风流，但不一定都有责任感，也不一定能扛住事。一看情况不好，弄出了生命，扔下几锭银子，撒丫子就跑。
他跑到哪里去了呢？
跑到阴曹地府里面，永远躲藏了起来。
尼姑心怀慈悲，这毕竟是一条生命呀，总不能弄死吧！
在万般无奈之下，她生下孩子，写下一封血书放在襁褓中，便把这个私生子送给了别人。
这个私生子就是申时行。
命运往往就是这样，令人捉摸不定，被遗弃的申时行说什么都不应该拥有幸福的童年，而紫禁城中的朱翊钧说什么童年都应该幸福，但命运正好相反。
收养申时行的是一位退休知府，名叫徐尚珍，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徐时行。
徐时行的养父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不仅让孩子从小衣食无忧，更重要的是还给予了他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是什么？就是在孩子羽翼丰满之前，给予他耐心与呵护，教给他智慧和能力；在他羽翼丰满之后，放开手，让他享受自己的世界。
尤其是在放手让孩子独立去走自己的路时，父亲的心中一定是依依不舍，十分难受的。因为这时的父亲年迈体弱，儿子的离开，意味着父亲将成为空巢老人，孤独而寂寞，空虚而郁闷。
但是，真正的爱并不是紧紧把孩子抓住不放，让他永远依附于自己，而是要鼓励他成长、独立，哪怕是自己默默忍受那些孤苦。
这就是爱，厚重如山的父爱。
当徐时行去北京考进士的时候，养父不仅鼓励他去走自己的路，还把身世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
对于一位父亲来说，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
但是，这恰恰说明养父对徐时行充满了爱。爱可以给人勇气和力量，也可以让人变得无私，真正替对方考虑。与此同时，爱可以让人接受真相，而不是让人生活在谎言里。
徐尚珍不想让儿子生活在谎言里，不想让他像朱翊钧一样陷入身份认同危机。所以，他勇敢地把真相告诉了儿子。
可以想象，当时的徐时行心中该是何等的震惊，何等的感动呀。
他震惊亲生父母无情的遗弃，感动养父无私的爱。
正是在这种爱的滋润下，他的心理才如此健康，才可以承受如此残酷的事实，最后也才能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不贪图权力和钱财，寿终正寝，善始善终。
在明朝的首辅中，得善终的没有几个，申时行就是其中之一。
仔细分析那些贪权贪财的人，大多是源于心理不健康，他们从小缺乏爱，缺乏安全感，只有从权力和金钱中，才能感到安全。
……
徐时行怀揣着真相进京考试，终于不愧养父的培养，考上状元。
状元徐时行衣锦还乡，正式向养父提出：虽然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但是我依然要认你是我唯一的父亲。
养父再一次做出了令人惊叹的决定：他希望儿子回归本家，认祖归宗，由徐时行改名申时行。
虽然养父没学过心理学，但是他的心中充满了爱，他希望养子的心中不要存在丝毫的恨，包括对父母遗弃的怨恨。
如果徐时行不认祖归宗，意味着他的心中还有心结，这种心结早晚会影响他的人生。
认祖归宗虽然是一种形式，却是内心的一次宽恕，一次超越，既是对抛弃自己的父母的宽恕，也是对自己心灵的解放和升华。不然，他一辈子都会被怨恨所桎梏，成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如同乔布斯那样。
养父用自己的言行再一次给他上了最生动的一课——做人，要宽恕！
可以说，这一课影响了申时行一辈子。
申时行，这个名字改得好，说得很明白，这个人每逢申时，必定行。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打麻将的时候，打了一天都不行，一把牌都和不了，净点炮。可是到了下午三点到五点的时候，突然时来运转，想幺鸡来幺鸡，想白板来白板，想做清一色，就能清一色。什么原因呢？因为申时到了，你就能行。
申，是地支的第九位，属猴。
“申时行”，还意味着到了申猴年的时候，他就要走红运。
1582年张居正死了，这一年是马年，张四维接了张居正的班，申时行当时还不行，在内阁中的位置比较靠后。
马年过后是羊年，羊年过后就是猴年了。
申时行心里琢磨，张四维这家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不会这么快就死的，申猴年指定是没戏了。还得再等上十二年。
但是，申时行哪里知道张四维的身体好，并不代表他老爸的身体就好。
1583年秋天，张四维的爹死了。
张居正不丁忧在朝廷引发轩然大波，让官僚集团分裂成两派，张四维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不丁忧了。
就这样，申猴年快到的时候，申时行果然就行了，他稳稳地坐上了内阁第一把交椅的位置。
张四维虽然是张居正提拔上来的，但是他当首辅的时候，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极力反对张居正的政策，打压张居正的人，搞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很紧张。
申时行上来之后，采取的方针就两个字——宽恕！得饶人处且饶人。
他请求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老母额外开恩，万历皇帝狠狠地批评了他，却还是批准了他的请求，给了张居正的老母一套房子、一千亩地，作为赡养费。
同时，他还劝阻那些整张居正的人，人都死了，就算了吧。
那些被张居正提拔起来的人，认过错，也就过关。
懂得宽恕的人很能理解别人的苦衷，申时行对万历皇帝的苦衷深表同情，他清楚小时候张居正不让万历练书法，对万历的童年是多么大的压制，一点都不像自己的养父。现在皇帝想练兵，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旺盛的生命力，不用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一定会被憋死。
可是，文官不同意，他们一方面把矛头指向皇帝，一方面也把矛头指向申时行。
申时行夹在皇帝和官僚集团中间，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不过，申时行有养父教他的秘诀——宽恕，并将其发挥到极致，成为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泥瓦匠——和稀泥大师。
七
明朝的官僚集团很厉害，他们中间有一批专门与皇帝作对的人。
邹元标就是其中之一。
张居正死后，邹元标没死，万历皇帝给他平反昭雪，召回北京，提拔为给事中。
按照人之常情，张居正打你、贬你，万历皇帝提拔你、重用你，这番知遇之恩比海深，知恩就要图报。
可是，这个家伙不仅不知恩图报，还偏要跟皇帝作对。他手中拿着一杆标尺，专门度量皇帝，一门心思找茬儿。
上任不久，他就上书直接批评皇帝不能清心寡欲。
皇帝心里纳闷，自己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呀，这哥们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要我戒酒戒肉呢，还是戒色出家？
朱翊钧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不过，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用红笔批了三个字——知道了！不仅给足了这个哥们面子，还没有追究他冒犯的罪责。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有这么不知趣、不识抬举的人。没过多久，邹元标又上了一道奏章，语气更加激烈，毫不顾忌皇帝的情面，说万历皇帝口是心非，知错不改，装腔作势，当皇帝没有一个当皇帝的样子。甚至还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好像他邹元标在宫中潜伏有狗仔队，已经掌握了皇帝乱搞男女关系的证据。有没有搞错，那时的游戏规则是：宫中的女人都是皇帝的女人呀！
这回万历皇帝算是看明白了，这哥们什么证据都没有，是故意找茬儿，其目的是想通过批评皇帝来吸引大家的眼球，以便贩卖他的商品。
当然，他卖的不是锤子手机，是自己。
用今天的话说，是自我炒作——通过批评皇帝来标榜自己多么正直、多么牛（看，我居然敢与至高无上的皇帝叫板）。
明朝的商业不发达，但在出卖肉体、出卖灵魂、出卖人格的领域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批发市场，比今天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大得多。
在这个超大的批发市场中，有一种商品叫正直。
正直就像空气，是生命存在的先决条件，是上天慷慨赠送的，不需要买卖，也不能买卖。如果空气都需要用钱去购买，生命很快就会消失。但是偏偏就有这样的人把正直作为商品来卖，不是为了获得银子，而是为了获得名声。
在这桩买卖中，最理想的买家自然是皇帝。
对于这种买卖，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讪君卖直”。
朱翊钧对这种人深恶痛绝，本来嘛，你不想买，他偏要硬塞给你，能不让人生气吗？
对于邹元标的行为，朱翊钧勃然大怒，心想你个龟儿子，真后悔张居正当年没打死你，今天老子要重开廷杖，看是你的屁股厉害，还是锦衣卫的板子厉害。
今天，打人是要犯法的，那时，皇帝打人也是要冒风险的，这个风险就是会被别人说成暴君。
邹元标贩卖正直，皇帝打他，就表明皇帝买了他的正直。
一大群贩卖正直的人正愁找不到买家，看见皇帝在疯狂收购，他们就会蜂拥而上，兜售自己的正直，就如同你刚到一风景名胜区，脚还没站稳，一群小商小贩就围了上来。
明朝中后期，文官批评嘲笑皇帝变成了一件时髦的事情，讪君卖直的人比贴小广告的都多。
这样一来，皇帝不仅很烦，还成了受气包——不廷杖吧，他们就像邹元标一样没事找茬儿；廷杖吧，又如同捅了马蜂窝，一大群马蜂嗡嗡地追逐着你。
朱翊钧无法像他的祖宗一样，在这些道德洁癖者的家中安装一两个窃听器（东厂特务），随时握住这些家伙的把柄，时不时威胁他们一下：“邹爱卿，昨天夜里到你房间的那个美女是谁呀？”
邹元标一听吓得两腿发软，心跳加速。
皇帝得意地看着他那副熊样，你丫就别跟我装了，还不赶紧把那个狗屁奏章收回去。
所以，如果是朱元璋，或者朱棣，他们对人性的了解入木三分，官僚集团的人不敢装，整天诚惶诚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当皇帝自然很开心。
但是，到了后来，皇帝这个职业就不好干了。
由于从小死读书，读死书，朱翊钧已经失去了生命中的那股野性和固有的活力，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兔子。当这只兔子急了想咬人的时候，申时行悄悄来到身边，轻声细语说：“皇上，您就别生气了，为这种人生气不值得。您要是廷杖，不正中他的诡计，买了他的产品？还是饶了他吧。”
申行时以自己的看家本领——宽恕，终于让邹元标避免了屁股的疼痛，仅仅丢了官职，身体毫发未伤。而邹元标呢，不仅成功地卖掉了自己的正直，还狠狠地大赚了一笔，获取了大把大把的名声。
有了名声，官帽自然会有的，后来，这家伙又回到官场，还升了官。
也许很多人都以为邹元标正直，其实这哥们是个投机分子，他之所以敢冲撞皇上，是因为他看见这时官僚集团占上风，自己是有惊无险，后来当宦官占上风的时候，他就再也不敢放肆了，回到家中，乖乖把屁股藏起来，他心里很清楚此时此刻不是在卖正直，是玩命。
他不想卖命，只想与皇上做点小生意。
……
毫无疑问，限制皇权是必须的，西方在限制皇权的过程中，制定了一套符合人性的游戏规则，彼此都获得了生存的空间，各自都拥有独立的人格，虽然关系密切，但谁也不能随便控制谁，谁也不能随便依附于谁。
这时明朝也在限制皇权，具体来说，就是穿锦袍的官僚集团要限制穿龙袍的皇帝的权力。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种限制是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架中进行的，怎么看，怎么别扭。
中国传统的国家架构，是父亲主宰儿子，儿子依附于父母；丈夫主宰妻子，妻子依附于丈夫。以此类推，县长是父母官，皇帝是君父。
儿子没有自己的意愿，儿子的事情，任凭父亲做主。
百姓没有自己的主张，百姓的事情，任凭父母官做主，天下的纠纷，任凭圣旨裁决。
所以，明朝从上到下都靠这种控制和依附的关系来维护社会的平衡和帝国的稳定，皇帝与官僚集团的关系就像老子与儿子的关系一样。
不过，凡是控制和依附的关系都很容易变换位置，也就是说，控制者很容易变成依附者，因为控制者没有了依附者，就像明星没有了粉丝，内心空虚得要命，没着没落的，所以，控制者对依附者有严重的依赖心理。
同样，依附者就像一块狗皮膏药紧紧贴在控制者的身上，让他没有行动的自由，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所以，依附者常常可以转换为控制者。
那么，万历时期，官僚集团是如何由依附者转换为控制者的呢？
为了方便理解，可以先来看一个场景——
一个幼小的孩子，泣不成声，无力地瘫倒在地上，父亲站在旁边，万般无奈地看着儿子。
什么情况？
儿子想吃糖，父亲不想买。
作为依附者的儿子与作为控制者的老子之间发生了冲突。
一大群人围了上来，里三层外三层，这个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问要不要打120，结果一听，是孩子想吃糖。大家都开始劝老子，看孩子哭得多可怜，就给孩子买了算了。
如果老子坚持不买，一些人就会猜测他是不是兜里没钱，抑或是不是后爹。如果老子给孩子买了，孩子就成功地由依附者转变成了控制者，他控制老子的方法就是哀求、哭泣和撒泼打滚。
朱元璋和朱棣是厉害的爹，如果儿子胆敢用哀求、哭泣和撒泼打滚来要挟，不仅得不到糖，还会挨打。而朱翊钧是一个懦弱的爹，偏偏遇到一帮撒泼打滚的儿子，整天在他身边又哭又闹，不是想吃糖，而是想要天上的月亮。
这些儿子（官僚集团）用道德作为武器来要求皇上，用滚到地上又哭又闹的方式（死谏、挨打、遭贬）强迫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
尧舜是想象出来的，集合了无数人的理想，就像天上的月亮，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摘下来的。
李世民是不是尧舜？肯定不是，因为他杀兄囚父。
朱元璋是不是尧舜？肯定不是，丫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
朱棣是不是尧舜？肯定不是，他不就是一个乱臣贼子吗？
连这些雄才大略的皇帝都成不了尧舜，何况朱翊钧呢？
所以，不管是张居正、申时行，还是邹元标，他们对朱翊钧的限制都是不符合人性的，是彻彻底底的控制。
限制皇权，是为了得到人权。
但是，在控制和依附的关系中，由于双方都没有完整的人格，所以这种限制最后不是这一方窒息死那一方，就是那一方控制死这一方。
万历时期，官僚集团由依附者转换成控制者，他们控制皇帝，压缩皇帝的生存空间，让皇帝动辄得咎，失去生命的活力。
后来的皇帝可不像朱翊钧那样懦弱，他会一举扭转局面，夺回控制权，动用手中的宦官和锦衣卫，压缩官僚集团的生存空间，让文官的生命朝不保夕。
东风吹，战鼓擂，明朝究竟谁怕谁，不是文官怕宦官，就是宦官怕文官。
但在这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折腾中，双方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彼此都焕发不出生命的活力，伴随着文官无聊的争吵和宦官怪异的眼神，以及后来锦衣卫的刀剑声，大明王朝迅速地走向了腐朽和衰败。
当然，文官怕宦官这是后话。
在万历朝，是宦官怕文官，受气的是皇帝。
不信，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看万历皇帝是如何受气的。
袁了凡的铁哥们李世达养好身体后，官帽又追了上来，这回他戴上了刑部尚书的帽子。
当时北京的大兴发生了一起打人事件，牵涉到宫中。
具体案情是大兴的县长为了一件小事情，用鞭子抽打了几名舞蹈演员。虽然这几个舞蹈演员只是伴舞的，级别却不低，是专门在祭祀时给神跳舞的，归太常寺管。
既然案件牵涉到宫里，万历皇帝完全可以把案子接过来，由东厂审问。
东厂审问，吃亏的自然是那个县长了。
不打死他，算他命大。
县长打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可是，李世达找出各种理由，说这个小案件就不用东厂出面了，公检法（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一定会秉公审理。
朱翊钧一想，也就不再坚持了，但是派两个锦衣卫去旁听总是可以的。
谁知，李世达居然不同意，找不出正当的理由，就推说人犯不齐，自己身体不适什么的，故意拖延，好不容易等到开庭审问那天，维持秩序的文官竟然把皇帝派去的两名锦衣卫校尉挡在外面，不让他们旁听。
看到没有，万历年间的锦衣卫就是这样被官僚集团欺负的，并不像后来的锦衣卫那样生猛。
欺负锦衣卫就是欺负皇帝。
很多历史书中都说后来的魏忠贤控制皇上，以至于朝廷“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后来的皇帝觉得万历太窝囊了，他再也不想那样活，再也不想那样过，所以才让魏忠贤那样去干。
皇帝心想，官僚集团中的文人不是会讲道理嘛，老子讲不过你们，也不跟你们讲，要讲你们跟魏忠贤讲去。
这样一来，皇帝既可以出气，又不用背骂名。
……
此时的朱翊钧听见锦衣卫回来报告后，龙颜大怒，他对什么鸟案件并不感兴趣，他愤怒的是官僚集团竟然如此藐视自己，他不能再忍气吞声了，一面下圣旨质问内阁，一面声称要把这个案件接过来，由东厂审问。
眼看朝廷一场风波不可避免，和稀泥的泥瓦匠申时行又出现了。
他很可能是在下午申时求见皇上，继续用一颗宽恕的心，发挥自己和稀泥的本领，他一方面让李世达向皇帝赔礼道歉，一方面又站在皇帝的立场理解他的苦衷。
这样一来，皇帝的面子保住了，气也就消了。
朝廷的风波也就避免了。
同样，在朱翊钧训练御林军的这件事情上，申时行也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方法。
他先找到御马太监：“兄弟，最近辛苦呀！”十分客气。
御马太监受宠若惊：“申阁老辛苦！”
申时行说：“兄弟，我觉得你人不错，给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你这几千人的御林军中，如果混进几个心怀叵测的人想暗杀皇上，你知道后果会怎样吗？最近天下不太平啊！”
仅仅几句话，说得御马太监心惊肉跳：“多谢申阁老提醒，多谢申阁老提醒！”
从此之后，御马太监再也不像之前那么卖力配合皇上了，还一个劲儿劝说皇上放弃操练。
估计劝说御马太监，申时行也是在下午申时进行的，申时行在申时干任何棘手的事情都行！
八
张居正不让朱翊钧练书法，他忍了。
申时行不想让朱翊钧练兵，他也忍了。
为什么朱翊钧如此能忍呢？
因为他从小就习惯了。
忍是很憋屈，很难受的。
忍就如同挤牙膏，你不让牙膏从正常的出口出来，牙膏就会被挤爆，从非正常的地方冒出来，弄脏你的手。
对于朱翊钧来说，这个非正常的出口，就是身体疾病。
根据中医的说法，忍会让人肝气不舒，患上各种疑难杂症。
朱翊钧把该忍的忍了，把不该忍的也忍了，在强大的压力下，不仅心苦，身体也苦。
这种苦楚在《神宗实录》中有很多记载。
一天，大年初一，申时行带领内阁成员给朱翊钧拜年。
一个个穿着新锦袍，新年新气象，而皇帝朱翊钧呢，面黄肌瘦，病怏怏地躺在床上，很是可怜。
为什么朱翊钧会这样呢？
被那些文官用道德的砖头砸的。
朱翊钧可怜兮兮地对来到床前的大臣们说：“朕去年一直头晕目眩，肚胀气闷，很是难受，这个病呀，一天比一天厉害！”
稍微懂一点中医的人一望便知，这是肝气不舒，积郁成疾，病在心肝二经。
申时行看着病床上的皇帝，安慰道：“皇上春秋鼎盛，只要稍加调养，很快就会康复。”
朱翊钧有气无力地说：“你们看见了吧，朕都病成这样了，居然还有一些人说朕是在装病，说朕是饮酒过度，贪图女色，舞枪弄棍造成的。甚至还说朕接受宦官的贿赂，随便任免宦官。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何须去贪宦官的财呢？”
估计这时朱翊钧一定想骂，靠，你们这帮王八蛋个个不是假正经，就是不正经，哪个不喝酒，哪个不好色呢？
孔子说，他一辈子也没见到一个不好色只好德的人，何况你们？
但是毕竟是新年第一天，朱翊钧又忍了，他说：“人臣事君，应该懂道理，知道礼数。现在，这些文官没有上下级观念，眼中没有朕，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拿朕开涮，拿朕取笑，你们内阁不惩罚这些人，他们就得寸进尺，越诽谤越起劲儿，你们让朕如何承受？”
说罢，眼睛就湿润了，这还是皇上吗？
整个一受气包，被那些文官用道德的砖砸得遍体鳞伤。
……
在朝廷中，朱翊钧是个孤独的人，一没有心腹，二没有胆量。
有心腹，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心腹给自己出谋划策。说不定，还能制定出一套游戏规则，搞一个法律，定一条诽谤罪，这样一来，恐怕很多人就不敢胡说八道了。
虽然申时行心怀恕道，能够理解他，但毕竟只是个和稀泥的，不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
有胆量，他就敢调动锦衣卫用武力维护自己的权威。
但是，由于从小的驯化，朱翊钧已经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大象，不敢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主张，总是藏着掖着，却又无法彻底压制内心的渴望。
就这样，朱翊钧变成了一个纠结的人，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一个被官僚集团欺负的人。
当然，孤独的人一定会去寻找懂自己的那个人，一旦找到，他们就会成为最好的朋友，如果这个朋友是男性，就会成为生死之交，如果是女性，就会成为红颜知己，永不分离。
朱翊钧找到这个懂他的人是一个女人，姓郑，后来被封为皇贵妃。
朱翊钧有三个最重要的妃子，第一个是母亲找的，属于包办婚姻，即后来的皇后。这个女人笑不露齿，穿不露胸，是大家闺秀，很懂礼数，但是朱翊钧不喜欢，觉得太装，不自然，很拘束。
第二个是自己一时没忍住，与一位宫女发生了关系。
与宫女发生了关系也没关系，过了就算了，可是偏偏这个宫女的生育能力超强，一次就怀上了，还生了一个皇子，取名常洛，是朱翊钧的长子。
第三个女人是小家碧玉，没有那么多拘束，清新自然，朱翊钧很喜欢，一辈子不离不弃，终身不渝。
为什么朱翊钧会喜欢这样一个女人呢？
因为这个女人不把朱翊钧当皇帝，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人把朱翊钧当人，他一直过着非正常人的生活。
前面我们说过，朱翊钧从小便失去了爱，不能亲近自己的母亲，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渴望有人能抚摸他，温柔地对待他。
用心理医生的话说，他的心中有一个受伤的小孩。
而这位郑贵妃恰恰是一剂药，可以抚慰他受伤的心灵。
据记载，皇贵妃经常没大没小地抚摸朱翊钧的头，还开玩笑说，皇上你怎么像一个老太太。这些举动是别的妃子说什么也不敢做不会做的，偏偏这位女人却敢做，而且朱翊钧还喜欢。因为很久很久以前，当朱翊钧才十岁，跪在地上向母亲请安的时候，他就渴望母亲能抚摸自己的头，但是由于朝廷的礼节，他没有得到，但这种渴望却一直深埋在心中。十几年后，这个抚摸终于来到了，不过，不是从母亲那里，而是从自己的妻子那里。
许多没有获得父爱的女生在找对象时，总希望找个如父如兄的男人。同样，缺少母爱和父爱的朱翊钧也想找个如母如姐的女人，郑贵妃就是这样的女人。
不仅如此，郑贵妃还常常倾听朱翊钧内心的苦衷，并鼓励他，给他信心，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他们不仅是夫妻，更是精神交流的对象，是难觅的知音，灵魂的伴侣。
朱翊钧在事业上无能为力，但在爱情上却很成功，不像《甄嬛传》中的那位皇帝最后事业爱情都落空。
尤其成功的是，他们的爱情还有了结晶，生下一个皇子，取名叫常洵。
很多时候，事业的成功会影响爱情，而爱情的成功也会影响事业。
朱翊钧与郑贵妃的爱情又将如何影响他作为皇帝的事业呢？